"小心啊！你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或者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准备的。一个人，这就是我的全部，是别人可能获得、我可以奉献的全部。在需要的时候我不会犹豫，不会含糊的。
如果有什么可以留恋，那就是生命带来的奇迹，这个奇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人人平等的游戏，还有随之而来的幻想和自由。来自任何权利、任何 方式的威胁，我都视作是对人的尊严、理性的威胁，是对生的可能性的威胁。我要学会面对。放心，我学得很快，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在不久前失去生的权利的那些 孩子，他们的群体死亡，帮助我理解了个体生命和社会的含义。
拒绝犬儒，拒绝合作，拒绝恐吓，拒绝喝茶，在这些问题上是没有可以商量的。还是那句话，不要再来找我，我不会合作，如果非要来，就带上你们的刑具吧。
大概是什么日子要到了，这两天有点忙。尽把自己人往公安局里送，又误会了。
前天两次打110报警，把没有带警证的国保警官送进了公安局。
今天，又三次打110报警，把跟踪我的两个便衣警察送进了公安局。
总结一下，一是上述所涉及的国保也好，公安也好，便衣也好，110出警也好，局里的干警也好，我的行为不是针对你们个人的，就像你们的行为也不是针对我一样，如果我的过失伤害了你们的自尊，我诚挚向你们道歉，误会了。
你们只是执行公务，不管是何种公务，只要是为了生存，就多少可以理解。
要说明的是，我作为一个人，必须维护我的权利，谁也不要逼我。
删博客我忍了，窃听电话我忍了，监视住址我忍了。
可是你们闯到家里来，当着76岁的老妈想威胁我，我没法忍。便衣秘密尾随跟踪，威胁我的生命安全，我没法忍。你们不懂人权，多少也知道宪法吧？
你们要听清楚的是：
一、天下是你们的，做事要光明正大。
二、执法一定要守法，要带警证，两天中有五位警员不带警证，两位冒充“公民”。尊重你的职业，在你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职业之前。
三、公民不都是软柿子，今天好惹明天不一定好惹。不要吃着拿着还翻脸不认人。
四、不要找我谈话。找别人谈话的经验用在我这不合适，要注意多学习，多上网。
五、程序要清晰，避免被动。以往的经验不好使，要充分吸取上海闸北分局的深刻教训。
六、110出警及时，接话生口齿清晰，有教养，在此表扬，我都爱上你们了。你们留有我的电话，可以私下接触。
七、女警都比男警好，不会是我的弱点又犯了吧。我的世界是倾斜的。
八、还是那句话，这只是你的工作，不要做不该做的事，因为执法不当，丢了工作是小事，损害了党的形象，国家的品质就不好了。
九、再，不要对我有幻想。
十、待续。。。
出处：http://www.hanyusuo.com/w_view.asp?id=3208
日期：2008-05-18
作者：余世存
一．
对当代大陆中国的成年公民来说，他们几乎都处在丑陋、罪错、虚伪的状态中而少有自觉，他们生活在暧昧、羞辱、污染和匮乏的状态中而少有应对。他们几乎很少能想到来自己孩童时代的梦想、青年少年的高洁善念，很少能想到天地自然的美丽和人心的深情。那些少年时代的梦想是一个作家或物理学家，梦想做画家或民主斗士、做良医良相或总统的中国人，他们在当代中国转型的悲喜剧里成功转型，发了横财或成为成功人士的人，应该承认自己无能面对人性的阳光。
所有当代中国的成年公民们，我们这些类人孩们，扪心自问，我们不能说我们是绝对正直的人，是清白无辜的，是所有人也即人性的榜样。我们要承认中国的污染和匮乏，承认中国人的黑暗、肮脏和残忍，首先应该承认自身的卑怯和罪错。任何一个在中国繁荣或中国崛起神话里活着的成年公民，或任何一个在中国转型里建功立业的人，都不能说我们是所有人也即人性的裁判，都不能说我们活出了德性和正义，我们得承认我们跟这个表面经济繁荣的国家一起，毛孔里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对祖先、文明、人性和我们的孩子来说，我们都有一些难以启齿的言行、心理和思维。
遗憾的是，这一切并不妨碍我们对自然怀抱简单的拥有感，如今我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瞎球传了，太空的旅行也已经踏空了一步；我们尽管不自知，却在自然的怀抱里一时轻松起来：这是我们外出的最大的收获。同样，我们的状态也不妨碍他们对老人和孩子怀抱简单的拥有感，我们祭祀先人以明自己的成功，我们养活孩子以表自己的福气。我们很少跟祖先和孩子进行彻底的交流，以传承中国人源远流长的伦理文化。
是的，无论拥有自然风景还是拥有血缘家族，对当代中国人来说，他缺乏我们人类文明演进到今天最为彻底的真实：他自身的状态、位置和品质。一句话，他没有生活在真实之中。他无法向祖先和孩子们说：他是混到今天的，而且混得还不错。他无法向祖先和孩子们说：他经历了侮辱和损害，他也侮辱和伤害过别人。他无法向祖先和孩子们说：他是一个胆怯的人，是一个势利者，一个虚荣分子，一个媚俗媚雅媚官媚商的无操行无德性者，一个吞吞吐吐之人。这些文明真实，他难以启齿，避之唯恐不及。久而久之，他已经说不出来，他表达不了自己。
一个年满十八岁的现代成年公民所具有的品质：同情、自由、独立、平等、责任、自省、博爱，等等，很少在我们中国人身上体现出来。相反，我们绝大部分生活在乡愿、犬儒、合群而大的势利怯懦之中。因为缺乏一个文明个体所应有的品质，使得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型，一百多年，步履蹒跚，以至于全体大陆中国人不得不、甚至主动地把一种专制生活及其制度形式带入了新的千年世纪。大陆中国不适宜人居不说，就是居住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也在侮辱、损害和压迫中彼此仇恨，相互折腾了生生世世。
无论我们中国人如何夸耀今天的成就，对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海外仍是他的安全目标，是他儿孙的落脚之地。由于缺乏对自身的认知，他们到了海外，也仍会低头做人、横着走路：势利、丑陋。我在《惜语》中曾痛惜那些移居海外的中国人：自明清“猪仔”求生以来，“逝将去汝，适彼乐土”，逃离流亡已成为我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青年、民工、女人、老者、学子纷纷移居异域，至美西、日本、澳洲、俄罗斯、马达加斯加。至于今日，全球华裔已数千万之众，约我大陆二十分之一。试问他族，有此惊人现象吗？语言专制之力使我流民再不思精进坚定，直认他乡作故乡。活力不及黑人民族，思力不及犹太民族，大创造不及白人民族。遗民黄祸劣等不可理喻之形象，日渐深入人心。
而在大陆留居的中国人，则继续生活在无明之中。这种生存的无明，久而久之，甚至让中国人骄傲起来。即使那些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也骄傲于自己一生“庶几无愧”。有些在官民两界均讨巧的二丑人物，则有着观看自身声名的幸福感、悲壮感，他们回首过去，会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满意。那些被制度、社会、群众压制得不幸的人，反而声称自己生活得最快乐；似乎国民不幸他幸运，他的快乐建立在专制生活之上。
这样同义反复的申说，并不表明中国人不自知。对那些有着移民冲动、流亡逃离意识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其实都知道大陆中国是什么东西，都知道生活在大陆中国要付出什么代价。当然，最悲惨最彻底的思想在普通人心上生长，它们往往最真实。如同王康的父亲临死前的善言：人是最不好的动物，最不好的动物也比人好。又说，生为一个中国人，实在太惨了。如同太湖边七岁的中国男孩刘辉看着自己的妹妹落水死亡所说的：“活着那么苦，拉她干什么？”如同野夫笔下的朋友李斯：“于是他掩面痛哭，他摇着我的肩膀哭喊着质问――这就是我们留给孩子们的一个国家吗？”
二．
这种生存的无明状态，在最彻底的意义上是一种缺乏肝胆心灵魂魄的亡命无命状态，就是说，它不是当代中国特有的生命状态，而是生命自身罪恶的表现使然。我们中国人的圣人早就明白这一点，故绞尽脑汁“为生命立命”，以神道设教而服天下，以华夷之辩来度化万民。故在中国人的成长里，有家教、族教、国教一类的教化辅助其完善生命，使其在人生的危险之旅中不至于过分堕落。君子以恐惧修省，君子有终身之忧，圣人甚至不厌其烦地示范并规定了每天的省思瞬间：一日要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这种形式主义也符合生命自身的祷告本性。这种祷告既是无告的，又是告示一切的，既是反思的，又是正定正念正精进的。
不独东方圣人如此明哲，西方圣人更是将生命的罪性推到原罪的程度，并以极端的形式主义要求人的赎罪。这种赎罪的精神核心在于人的懊悔，如同一次疾病的治愈是重生的过程，精神灵魂的重生是借助懊悔来实现的。人类靠懊悔来解救自己的灵魂，表现出生命的德性。如同东方的省思是人体验天人之境的伦理活动一样，懊悔是西方文化体验世界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伦理心理实验行为。懊悔使世界有善的火光，人不会因积压的罪过而丧失生命，人可以也只能在沉郁而痛苦的懊悔之路上赢得生命，西方文化因此把懊悔当作德性世界强大的自我再生能力。
东西方的救命之路异曲同工，只是历史的发展并不同调。借助于基督教文化强悍而执着的精神教义，西方人活得阳光而积极，代表了文明在近代以来的最高成就，并以物质的名义求解了精神，以科学的名义测试了伦理，以人类的名义征服又回馈了自然。而中国人却一直在失命复立命、失教复设教的轮回里。甚至有了西方的参照系的重新评测，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在近代以来确实是在一种德性的陷落过程中，它的智力和道义水准不再上乘，它既非优秀又非高尚。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弱者、愚笨者的繁殖都是最快的，它们合群称大，以量的优势取代品质，个体的存在在种群的存在面前忽略不计。中国人口这么多，像棉田里的蚜虫，像垃圾堆上的苍蝇，像污水坑中的蚊子，是最小最没有抵抗力的、也是繁殖最快的种群。在数千年的历史里，它不断地繁衍，遭受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人口的毁灭，仍自立于世。
尽管今天生物学意义的优劣原则已非“知识正确”，各国国情的特殊性宣示也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世主义代替，但被扬弃了的“国民劣根性”――经梁启超、鲁迅、柏杨等人阐发的国民性批判仍有其正当和文明意义。鲁迅终其一生批判国民劣根性，因为他深知中国人的下陷堕落的程度，故无论黑格尔主义或杜威的实用主义如何跟中国人的势利结合，无论中国人如何学会了理性、渐进、科学、现实的合理性等一类的名词，鲁迅仍执着地呼唤现代中国人的心灵、魂魄，呼唤中国人心中的生命情怀或品性，他的言行可比传统文化的圣贤“为生民立命”，故他死后被称为“民族魂”。
不经过思考、反省、懊悔的人生不值得过，但失魂落魄的中国人仍得过且过了。由环境带来的生存压力使得个体总是难以自立，他们在脱离父母、人群之后无能自立，而主动被动地寻求依靠。他们要么跟随圣贤、大师，要么迷信或不得不认同生存第一的“吃饭史观”：粗口即是“有奶便是娘”，雅言则为“服从者即得食”。因为中国人的圣贤生产机制的落后、圣贤认定标准的严苛、圣贤产生的稀少，使得这些类人孩经常世世代代不曾得见圣贤那样的仁者、爱者，不曾得见人类个体的精神高度、密度、广度和热度。这些失去依侍的人如同失怙的孩子，既无法无天，又屈从进而信服暴力。他们匍匐地崇拜了暴力，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就是我命名的次法西斯主义的表现。
中国人的次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本土的生存本能，比较而言，人性深处的那种独立不依的个人主义意志、那种不可撼动的个性自尊自立本能，似乎罕有萌芽。中国人的“威武不能屈”、“富贵如浮云”一类的个性张扬说辞总是有条件的，无条件的只是次法西斯式的合群生存。这种生存本能，大概从其上层合谋杀害吴起、商鞅之时就开始了，今天的上层仍合谋封杀过武训、胡适之、鲁迅、晏阳初、陶行知、赵紫阳、刘宾雁、李慎之等近代以来的中国圣贤。这种上层的次法西斯精神是平民大众的教师，因此，这个民族的先知、大臣、良相良将如王安石、岳飞、袁崇焕、谭嗣同等人，都曾在都市街头遭到千百万人的唾弃、食其肉而寝其皮。直到今天，中国的仁人志士如高耀洁、陈子明、刘晓波、高智晟、郭飞熊、胡佳等人在被封杀之后，同样为其邻居、朋友、同胞们如避瘟神一样避之唯恐不及，或如算账一样小心计算利害地选择对他们的态度。
三．
如此充满罪错的中国国民不曾省思，少有懊悔；他们生活在类人孩的状态中，虚假、伪善、傻美。他们很少也很难进行创造性的发明发现，因为他们生存的主要精力在于不劳而获，少劳多获；他们很少参与生产生活资料的增长性努力，而是注重存量或增量的分享。这种分享如前说又是简单占有、肆意践踏的。
这种如蚁民、如蜂群一样的种族生存，其后果显然是不可知的恶性循环，是持续的危难。最为悲惨的，它的上层建筑甚至丧失了维持现状的意志和能力，而是反动到只愿尽一切努力维持它自己的威福，稳定压倒一切。因此，任何天灾人祸、内辱外侮，它都掩饰、逃避、拖延，甚至自污以应对，由此导致它的平民大众、下层社会主动被动、被迫或被引导地行动起来。这一子民肝脑涂地的牺牲行为，在传统中国有两个或美好或惊天动地的名目，一对中国政治的悖论：勤王和造反。岳飞、辛弃疾和方腊，袁崇焕、郑成功和李自成，曾国藩、左宗棠和洪秀全，等等，就分别为传统中国政治做了最好的注脚。
但这种中国政治发展到后来，准确地说，到了近代，越来越失去了它的健旺的生命力，即失去了传统文化的王道、天道、天命等文明至上目的的支撑，反而多跟名教、财宝等相勾连。圣人设教跟深厚高远的天道站在一起，但后来这些神道天教被各种各样的国教僭越取代了，汉代崇信黄老，唐代尊奉道教，宋明验以理学，还有儒法斗法，佛教治国，等等，每一次形而下的洗脑，都使子民们变本加厉地强化了环境生存的本能。这个不断沦陷的过程，使得类人孩们的心智越来越封闭，情感越来越简单，意志越来越粗鄙。
于是，近代以来的中国群众运动：地区造反、扶清灭洋、劳工神圣，等等，如同死水里的沉渣不断泛起。这些现象如此惨不忍睹，令文明文化蒙羞，如同一个沉睡得过久的畸形巨人，一个蒙昧蛮硬得过久的僵尸，一个失去活气的木乃伊。
太平天国、义和团就是这一意义上的子民造反或勤王（又称奉旨造反），中共的农民革命也是这一意义上的子民造反。遗憾的是，中国人自己对这些影响深远的历史运动仍多停留在一知半解之中。中国人依照国教或历史教科书的定义，将其认定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努力。以义和团为例，如历史学家张鸣先生明见的：我们的历史学家每每热衷于引用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那句说瓜分中国实属下策的“名言”，来说明义和团运动的巨大功业，其实，在那个时候，西方人对中国人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其中最多的其实是悲怜中国人的愚昧，从那以后，一些传教士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在中国兴办教育的热潮，其痕迹现在依然能够看得见。
另一方面，类人孩们自以为独立思考地走向了另一极端，即他们完全失去了对历史了解之同情，而对这些显得愚昧的下层运动破口大骂。他们恐惧、敌视、妖魔化群众运动，他们认为太平天国是名教罪人，义和团是拳匪，中共的农民革命是一场共产共妻的泥腿子闹事。由这样的认知出发，他们甚至仇恨起历史和当下的社会青年、学生们的街头运动，他们认为那都是激进的、非理性的，是身体的青春本能，是阻挡社会进步甚至倒退的历史现象。这些类人孩们似乎忘了，正是因为他们的不作为甚至主动作恶，中国作为现代种群的共同体才自处难和、跟他人相处难调，中国的这种反文明反社会，因缘巧合之下，青年学生们的身体本能做出了反应，最正常不过的了。一国的类人孩们听任巴黎和会签下丧权辱国的协议，真正的孩子们本能地或不得不上街呐喊，开启了一个时代，这能完全怪罪孩子们吗？一国的类人孩们听任毛泽东一人实验，真正的孩子们被他叫出来造反，罪孽确实深重，这能怪罪孩子们多少呢？
那些乡愿、犬儒的类人孩认知，妖魔化他者、自污自大的认知，经过改革开放的扭曲，更为严重。当代汉语知识大概是其文明以来最为混乱的；作为世界知识下的地方知识，中国知识也是最为错乱，充满罪性，人类知识含量最为低下。经过了当代中国生存的原始积累和现代积累，绝大多数中国成年公民都犯有这样那样的罪错，但他们不经修省、懊悔，反而主动被动地做了专制大家长怀抱里的类人孩，求取或暂时分享了中国发展和全球化经济的红利，变本加厉地加入了中国繁荣或崛起一类的合唱。他们在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学生、新新人类面前很少成为生命的榜样，很少具有人生的可示范性。由此导致大陆中国上干天和，下遭人谴，生态、世态、心态污染而匮乏，使得真正的孩子们，那些有机会蒙面的网民或实名的青年学生，发出了青春本能即注定多为狼狗们的声音。
由此可知，当代中国的类人孩较之传统中国的子民们，罪孽更为深重。由当代类人孩们合群生活的“中国劫”如此惨烈，以至于每到劫难来临，他们只能以次法西斯式的狼狗横暴应对。威福是他们的，小康是他们的，和谐是他们的，科学也是他们的；甚至灾难也是他们的。中国人的苦难成为他们抒写次法西斯式悲情的口实，天崩地解的断垣残壁成为他们粉墨登场的化妆间。传统中国统治集团及其合伙人们尚且有自知之明，有自责精神，有“罪己诏”一类的悔过行为，有大赦天下的意志；今天的中国统治集团及其类人孩合伙者，玩弄天下、自然、民众、青年于掌上。今天的中国统治带来的罪恶、灾难和危机，使得勤王和造反都有了新的表现，但无论与统治集团分享艰难、共赴国难，还是反对、维权或沉默，类人孩们都表现了一种次法西斯式的美学：规模、合群，沉默中的集体爆发，唯漂亮、煽情、伪崇高，一种集体迷狂。
四．
这个属于人类庞大基因种群中的成年个体，至今仍无自己的权利宣示，无自己的合众为一的原则，无自己的自处、相处的外交哲学，更不用说，无自己对混到今天的实录和懊悔。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在他们那里是缺失的，文明的至上目的因此与他们无缘。胡适之、黄仁宇曾以为抗日战争这样洪荒未有的抵御外侮事件，才使得中国人组成了一个现代国家。但中国之组成仍只是一个国难修复的自然过程，而缺少全体成员及其代表辩难、和解、背书的再造过程。是以今日中国及其国民尚非文明俱乐部中一员。
中国国民仍为国教或国教下的各种名教、族教支配，马克思主义、中特主义、经济发展主义、儒教立国主义、基督教救国主义、阿訇、活佛、喇嘛、道长、大师、巨富、主席、总理，等等，都仍在分别给予十数亿国民以异质同构或异名异质的信服感、幸福感。由此可知中国国民对现代人类的权利和义务的无知和淡漠到了何种程度。
那些从孩子长成为成年国民的中国类人孩，不仅丧失了天真，而且充满了罪错。这种罪错对其身心的反动、报复是惊心动魄的，以至于中国国民终其一生多做了沉默的大多数，因为他们只有以沉默来保持最后的自尊。他们既无能揭示中国的真相，又担当不起修省自己的明德，因此，他们只能沉默，在沉默中咀嚼更深的耻辱和罪过。这种罪错对那些无自尊廉耻的国民的报复也是惊心动魄的，他们在人生的收获期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既不受命，又不能令，是绝物也。
但无论他们如何匍匐在罪苦的泥潭里无能自拔，人性仍会在黑暗的某个时刻闪出一线微光，使他们明白自己人生的污染和匮乏，明白自己的人生难以说出来。即使他们教育自己将入社会的孩子要认清险恶，弱肉强食的社会只能做狼做狗，但他们面对纯真的孩子时仍难以启齿：他们自己做过哪些恶，犯过哪些错。这并非说他们不知道是非对错、善恶美丑，而是说他们无意也羞于追究终极。他们的人生难以说出来，他们难以跟孩子们说，他们的生命是一种人生的自我规定和自我实现，也是一种人生示范。
这大概是占人类五分之一强的国民合众、至今不得不也主动过着专制生活的原因。这个人类最庞大的基因种群，彼此厌恶又不得不彼此依存，彼此制约又不得不合群傲世。如前说，他们的心智尽管封闭，但他们完全明白人生世界的是非对错，在打开他们的心智时，他们绝大部分投票说，如果有来世，那么下一辈子他们是不愿做中国人的。尽管几个世纪以来至今的流亡，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移居异域，直认他乡为故乡。但仍有十数亿人聚众成国，原因有很多，比如仍有希望，比如被集体绑票，比如好死不如赖活或一动不如一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国民少有生存于文明世界的能力，他们缺乏通往文明世界的盘缠、他们无能获得通往文明世界的通行证。如果有柏林墙那样方便的国界线，中国人奔向自由文明世界的也许更多，香港的几次移民潮即是明证。令中国人悲哀的是，东土大陆是一个几乎封闭的大陆，他们只能在其中实现自己的类人孩人生。
我曾经谈到何家栋先生：在何家栋先生那里，陈独秀先生那样激越的爱忧“此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已经失去，更多的是一种思想无法通过的苍凉困惑，我们的老祖宗究竟为什么走到一起来？何家栋先生怀疑他们走出来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不在山上当猴子算了？走到一起为什么没有一点人的感觉？俄罗斯至少在前一个世纪里，有高尔基说过做一个人多骄傲。中国人有这种感受吗？做一个人多么骄傲，中国人的感觉是有钱多骄傲，有名多骄傲，有权多骄傲，有多少身外之物多骄傲，而且都那么忙着包装自己，好进入历史。俄罗斯人的感觉，高尔基是通过底层的流浪汉说出来的，确实反映了当时俄罗斯人的精神。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始终不曾有这种做人的感觉呢？我们都是影子，忽聚忽散，忽隐忽现，影子在黑暗中是不存在的，在光明中更是不存在的。
事实上，老祖宗为何走到一起是学者、历史学家们的任务，当代中国人如何自处、相处和他处却涉及到他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全体同胞的福祉。更何况，祖先们对人性、人生的思考构成了我们文明最可宝贵的遗产，这些思考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制度化、习俗化，制度习俗的变迁是否保证了人性，对人性的思考是否符合人性，这是对我们当代人的挑战。
五．
跟西方圣人们的应对有所不同，中国圣人在面对人性的沦落时，除了分辨君子小人之别，除了称道君子恐惧修省外，也提供了生命对外行为上的思考。即圣贤们公认的，君子成人之美，小人成人之恶。这一说辞与其说是思考，不如说是对人性的总结：圣贤承认人群中的关系，并把某一关系提撕出来，作为人生自我完善的典范。
人群中的这种关系、行为，作为一种观察对象时，君子成全他人的成人行为就具有了一种人性之美，是以中国人又明白，君子有成人之美。而大众在圣贤总结表彰的基础上，将这种人群关系制度化习俗化。中国人以为，成人是值得恭喜的，值得期待的。在中国人看来，成人甚至不是因为成全了他人的一次偶然事件而闪耀出一次美丽、德行，而是一种人生到底的承诺，一种持久的义务、责任，一种应享也分享的权利、自由。成人是人生的重大事实，它需要形式化进行确认。及冠礼以及各个民族、地区形式多样的成年礼都表明了对成人的看重，而中国人认定成年则还有一个简洁的办法，那就是，中国民众定义一个人告别孩童、青春少年的成人界限，把它划定在跟异性缔结婚姻家庭之时。熟悉的孩子结婚了，最好的赞辞莫过于“恭喜成人”。
成人的美至今少为人论述。成人确实失去了孩子的很多品性，那些孩童不意拥有的纯真，自然而美好，是成年人在孤独中极羡慕，甚至费尽一切辛劳去寻求也不能求得的。诗人甚至愿意生活在童话里：他知道成人世界的寂寞，更喜欢梦中道路的迷离幻觉。但对孩子来说，成人是美好的，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希望自己快快长大，快快成人，以参与这个世界。对文明社会来说，成人是文明社会赖以保证并发展的基石，成人是其原因，又是其结果。故成人之美决定了文明社会的成就。
成人的美一言难尽，中国文化甚至有着人物品评的传统。中国人认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豪爽、容止、自新、伤逝、栖逸等等都是成人之美的范围。现代文明则更科学地明确，成人之美在于他代表了生存、安全、责任和爱，代表了生命经验的真实。在这些成人之美中，财富是没有余地的，权势是无缘的。因为财富和权势只是个体自身的状态，远非他跟外界的关系及其品性。人的关系是如此丰富，内心的情怀和外在的信念是如此多样，因此，中国文化的成人之美是那样美不胜收。那以法施民的德行之美是属于尧舜的，那舞干戚不止的意志之美是属于刑天的，那三过家门不入、以劳定国的政事之美是属于大禹的，那非攻兼爱、摩顶放踵的方正之美是属于墨家钜子的，那哭尸于市、重义轻生的人性之美是属于女子聂荣的，那上下求索、九死未悔的文学人格之美是属于屈原的，那不食周粟宁愿饿死的栖逸义美是属于伯夷、叔齐的。中国文化提供了极为灿烂的成人之美，千里托孤、百里受命、毁家纾难、舍生取义、一诺千金、鞠躬尽瘁，等等，所有这些成人之美，都构筑了其中人物与世界的关系，他们成全了世界，成全了文明。
成人的美因此对孩子构成了持久的挑战，孩子们面对成人的美，羡慕，崇拜，他们不可思议的心智甚至以为是成人创造了文明世界，成人是文明世界无所不能的巨人。“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不仅如此，成人一身多能多任，他能够歌咏，可观天象，多识花鸟虫鱼，可以设计并自己盖房，他是歌唱家、建筑学家、生物学家、园艺学家、骑师、车手，等等。这些成人之美不仅是三代以上的历史，也是分工社会中现代公民的事实。孩子向成人学习可以如饥似渴一语形容，成人向孩子讲述的一切，孩子们都用心听了，孩子不认为有的成人是好的，有的孩子是干涉，是灌输。文明教育的一个方式就是成人向孩子的传承，每一个成人都可以向孩子谈论世界，每一个成人都向孩子示范了他所代表的文明。借用毛泽东的话，传播文明的一个方式就是成人多谈谈他自己，每一个与孩子接触的成人都可以谈谈他的人生理想，每一个与孩子接触的成人都是文明的活广告，他向孩子揭示了文明的进程、文明遭遇的危难和机缘。
以中国文化的这一理解，成人之美即是社会成员关系之善的表现。的确，个体、机构、乃至人类，都借助于关系来实现自身，但关系有恶，有丑陋，有罪行。人们总结出这种恶有简傲、轻诋、悭吝、谗险、仇隙、汰侈等等，这种恶行恶言使得人不再具有君子成人之美，而是小人，是蚁民，是奴仆，是我说的类人孩。
由于有这样的人间罪恶，一种文化仅展示个体个别的成人之美是不够的，只有少数英雄圣贤是不够的。它必须使其全体国民都具有成人之美，才算进入了现代制度文明之中，它才能进入持续不断的创造发展之中。就是说，社会关系之善必须进展到制度之善。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尚不具有这种制度保证的善意。传统中国制度是以儒法之恶来搭架的，当代中国社会也以经济理性简傲于世，它同样非制度之善，它的劣胜优汰举世皆知。今天的中国社会仍为专制文化最肮脏的“潜规则”污染和毒害着，中国社会少有成人之美，而多类人孩之罪错、丑陋和苦难。
六．
类人孩创造不了文明，他也示范不了文明。这也就是为什么传统中国圣贤强调夷夏之辩，因为他们深知，人类个体有堕落的本性和力量。淮南为橘者，淮北为枳。一个华夏共同体里的子民，一旦移居化外，往往成为伤风败俗的样板，而非华夏文明的广告或典型。圣贤们的思考无可指责，令人伤感的是，他们的解救之道少有落实为制度之善。
缺乏制度的保证，以及制度带来的人性骄傲和自信，使得华夏共同体只能在自己的地盘上化育他人，使得华夏子民离开本土后就成为无教的野人，再也参与不了人类文明的演进队列。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们有一个不曾说出来的事实是，华夏子民在内部争斗中，被赶到山中去的汉人子民，在自保自处中，成为现代中国不少少数民族的祖先。这一畸形的返祖现象是惊人的，无论是军功之臣、流放之士，还是失败之民，他们一旦到了边缘疆外，总是无力发展文明，反而多跟当地融合，与文明隔绝无缘，成为生存的仆人，成为有待先进文明救济的穷困之民。我们祖先那种以个体的力量，展现“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伟大文明创造力，似乎只是一种神话，在后代子民那里再也没有出现过。
即使几个世纪以来的移民潮，华夏子民主动移居化外，但除了建立起“唐人街”、“中国城”这样封闭的社区，一种文明眼里不可思议的生存景观，一种类似博物馆式供人参观唏嘘的历史活物，就很少有其他高尚、优秀的作为了。即使今天读解人类诸种文明有着上百年的经验，但我们的类人孩移居海外仍自闭于人，他们的势利甚至可以做到搭文明的便车而献媚于中国的专制政府。一些华人甚至远走高飞，寻找其他大陆中更偏僻更蛮荒的地方居住，他们宁愿如此自绝于文明自绝于人，老此残生，也不愿坦然、勤恳、忠实地发明发现自身的文明原创力量。
而留在大陆中国的类人孩们，同样多地表现了文明的反动。那些暴富者、权势者、成功人士，他们生活在大众中的方式就是主动隔绝，他们用钢窗、铁门、狼狗使自己跟同胞拉开距离。我们传统社里的缙绅阶层，那些以一人一家之力，维系并发展当地文明道德的现象，似乎已经隔世。我们权势者的政事策略，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而后带动大家共富的权宜，今天看来已经是一个历史的笑话。大陆中国的类人孩们无意无能表现他们的成人之美，不曾反省自己是否尽力，相反，他们今天看到民粹主义、青年激进主义要么痛心疾首，要么泼口大骂，似乎唯有他们是理性的、进步的，是悲壮的，是伟光正的。
关于类人孩的论述远远不够，因为类人孩有着自己的适用范围。随着生存和认知边界的拓展，个体、机构和国家在更高一层的文明单位中仍只是类人孩式的生存，它们的品质和生存意义在于，它们在自身的范围如何自觉和超越。是的，尼采说得好，人要有所超越，人也可以成为超人。孩子的自觉会获得成人的心智，孩子的超越会具有成人之美。而人类个体和其他文明单位的自觉会获得文明的创造力量，会超越它们的当下身份而成为地球、宇宙、历史的一分工子，它们对自身的超越会获得文明的创造之美。
对类人孩和成人之美的思考使我们可以获得认知当代文明的一个角度。类人孩跟自身的关系陷入了一种无可救药的认知障碍中，他做了罪错的奴仆而无力自拔，他无法获其放心，收其成心。类人孩跟他人的关系也陷入了一种无能成全的沟通障碍中，他人即地狱式的存在主义使他无意设身处地。类人孩跟自然、世界的关系也陷入了一种无意虔敬的占有障碍中，他占用、糟蹋自然环境而无意回馈造化的神奇美丽。那些一脸正经、独占共同体的全部媒体资源或宣传机器，不给异端留下余地的类人孩政治家是无成人之美的。那些通吃市场、以温情掩饰血腥地征服，强行改变当地人的生活，将人们纳入其秩序的机构是无成人之美的。那些动辄教训、叫骂他国，在宇宙自然面前作威作福的国家是无成人之美的。
无论传统的圣贤明哲，还是今天的环保主义者、动物保护主义者，等等，都明白人类是自然之子，机构是一个栖身假借地盘，国家是人类世界的一个文明单位，人类和其他文明单位没有任何理由高高在上。重要的是，各个文明单位要在关系中进化到制度保证的行为边界和善意，显明自身的明德，成全他者。因此，无论人、机构还是国家，都应该学习恐惧修省，学会懊悔，而不是指东打西、横冲直撞，唯我独尊。
七．
但对当代文明来说，严重的问题仍在于东土中国及其人民。伊斯兰世界已经有上百年政治现代化的经验，印度也在一条坑坑洼洼的民主道路上走下去了，非洲大陆虽然不无绝望，但它已经觉醒，并以现实的黑白共存经验给世界提供了它古老又新鲜的哲学。这些悠久的文明已转型到现代国家的道路上，虽多蹒跚，但努力分享现代文明并可望早日回报文明，以重现本土文明的辉煌。
只有中国及其人民仍在罪与苦的泥潭里，其他国家或者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似乎只有中国在声称开放有三十年的经验中仍是封闭的、自绝的，只有中国在国际社会自得于它的“光荣孤立”，并不时叫嚣要跟西方文明一较高低，只有中国是类人孩、次法西斯主义和中国劫的三位一体。这种三位一体甚至决定了它自身的不均衡发展，确实，中国是一小片欧洲和一大片非洲的混合，中国是一小块福利都市和一大片绝望大陆的混合，中国是一小块富人区和一大片贫民窟的混合。
从儒教徒的观点看，大陆中国虽称盛世，盛世、繁荣、崛起、和谐一类的“仁义充塞”，其实率兽食人。从佛教徒的角度看，大陆中国已经是一个法灭时代。从基督徒的角度看，大陆中国已经到了末世。在今天，从媒体、网络缝隙里漏网而出的个体遭遇，其中涉及商贾、官吏、学者、法官、记者、律师、医生、教师的黑幕及其罪恶行径，无不令人发指，令人绝望。而那些无望的人民，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在中国生活的深层沉默地生活着，那无数沉痛而微弱的呼吸，像大海的潮汐，涨落于现代前夜的广阔空间，为中上层的类人孩们忽略、歧视和拒绝。
三位一体的中国如此自卑又如此争强好胜，在一百多年的现代转型中，面对西方文明的参照，它时时有赶超之心，有较量之意，有教训、讥骂之言行。一个有数千年文明的种群，在近代以来沦为畜群，沦为病夫弱民，沦为流氓无赖，这还不是最悲惨的。最悲惨的，在于它无力正当地分享文明，无意服务于国际社会，而以自身内部的整肃、杀戮、剥削、压榨、污染为生存手段，如此酿成的中国劫使得其中的每一个中国人在劫难逃。今天，在自然环境的崩溃性灾难中，中国人又在收获更大更长远的劫数报复。这一中国劫甚至跟次法西斯主义的卑怯一起，污染了文明和国际社会。
20世纪50年代，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的毛泽东在世界面前数落中国：“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据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今天，起毛泽东于地下，不知他看了自己的雄心壮志会作何感想？愿他能反省自己的恶行，愿他的鬼魂能够懊悔，愿他的灵安息。
逝者已矣，生者的努力在第一要义上是为自己负责。当代中国人能否获得做人的自由、骄傲，获得成人之美，能否组成一个文明国家，这是需要每一个人来做出回答的。在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对美战争、对苏战争、十年内乱等种种天灾人祸的国难面前，中国自然而然地获得了现代国家的外壳，这一大于个人的国难赴急、救亡、修复、重建带来的国家机器也远远大于个人。由此，中国劫包含的动乱、乱动至今不断，虽有大的稳定，但地区之间、中央政府与诸侯之间、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社会阶层之间、城乡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东方西方之间等等的分歧、对立、敌意至今不断。中国国民的修省、自我反思、懊悔必须建立在这些劫数之上，国民的幸福才是真实的，国民的成全他者才是美好的，国民的自新完善才是牢固的，国民才有力量参与现代国家的建立。中国才有可能获得现代国家的文明品性。
在这一当代中国国民的政治任务面前，任一国民都不可能置身事外，也不应该置身事外。现代文明从制度上强制人不能自绝于外，从制度上保证人不会孤立无援。现代文明的成就、休戚与共决定了人不再自然法意义上的人，人也不只是上帝、佛祖、真主、太上老君怀里的人，现代人通过政治实现自己，这种政治乃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立身处世的经验和表达，一种生命完善的权利和义务。正是在这一人类文明收获面前，一国国民可以较其国家更早地获得现代性，而也只有生活在现代性的真实中，对国家的参与才可能有效；一国国民教训起自己的国家才真实有力。
人确实不能自绝于外，人也不能孤立无援，故人类自然诞生之日起就在创造部落、种族、家庭、国家等文明单位，以求得依附和保证。人不单需要心灵的皈依，人也需要建设身体的归宿。这一种人类处境，耶稣早在两千年前认识到了，他说，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这一种人类处境，使得人类在告别传统文明之后甚至建造了民族国家：这一现代个体的人生认同和保险形式。现代民族国家也经历了变迁，其主权边界今天仍处于动态之中。但大致说来，比较传统国家的血缘、地域等自然成型，现代民族国家更涉及正当合理性，更涉及每一个体成员的参与，如前说，它需要个体成员的辩难、和解、背书；甚至不仅如此，现代国家及政府不是一牢永逸的，它需要全体成员定期不定期的集会、游行、示威、选举，以使全体成员骄傲于它的自由民主。即使如此，自由民主国家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生活在其中的个体感到不满甚至绝望，永不满足的现代人哀叹自由民主对“历史的终结”。他们因此敢于做孤胆英雄、做国家公敌，一人单枪匹马地挑战权势、机构和国家，甚至以生命为代价向自然宇宙深处探险。
对专制国家的子民来说，他可以用脚投票，去到另外一个国家举手宣誓效忠；但他付出的代价是惨烈的。尽管如此，他的“改祖认宗”仍显得容易，跟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一样，更大的挑战留给了不得不生活在专制国家的子民。对三位一体的中国生活来说，挑战尤其重大。中国人民能否消解彼此的冲突、对立，首先消解自身的人格分裂，能否驯化自己的统治者，能否跟自然和谐相处，从而建立起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这就是前说的当代中国人的政治任务。
冷战以来的国际政治没有给予中国人以正面参照。确实，对专制生活中的子民来说，成全他者、有成人之美是困难的，至少是想象中代价极高的挑战；而分裂、划界、移民、自闭倒相对容易、阵线简单分明一些。因此，冷战的结束，带来了民族主义的兴起，许多单一民族宣布独立，成立国家，而从原来的多民族国家中分裂出来了，思维的简单对等导致文明单位互不成全，分裂因此诉诸流血。诸如此类的分裂活动，如宗教的、地区的，其思维和行动确实简单，但代价同样高昂，这种独立的代价至今为人类全体承受。
中国在迈向现代国家的进程中也面临这种分裂的挑战，这也是对中国国民的考验。它考验国民是否仍是国家层面上的孩子，因为只有假借国家的现代国民，才可能明白一个地区大国、一个大陆是不应该以分裂为荣的。统一不仅是中国人的历史逻辑，也是现代国家的联邦形式。在这方面，比较教主、天父、高僧、道长、喇嘛、阿訇，乃至种族、地区、阶层认同等等，国家确实显得至上。也因此，在现代国家的早期确立阶段，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们把国家认同看作一个至上目标，林肯在南北战争打响后如此写道：“这场战斗中，我的最高目标既非挽救奴隶制度，亦非摧毁奴隶制度，而是拯救联邦。如果无需解放一个奴隶就能拯救联邦，我将不会解放一个奴隶。如果必得解放所有的奴隶方能拯救联邦，我将会解放所有的奴隶。”而自由主义大师洛克则更明确宣称：任何罗马天主教徒不得在新兴的英格兰国家享有任何政治权力，因为他们的最高忠诚属于了罗马教皇，而不是英格兰国王，这个英格兰民族国家的化身。
因此，中国国民只有抛弃当下的三位一体，以成人之美（现代国民精神）、人类情怀和中国联邦的新三位一体，才有可能合众成一现代文明国家，才有可能服务于国际社会和人类文明。
八．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
中国文化称道成人之美，厌憎小人之恶，类人孩之丑陋；同时又深思童心、童真状态，并对孩童境界赋予了极高的意义。从老子、庄子开始，中国的圣贤不断地论述孩童状态的可贵，孔子也对“小子”“童子”的咏归情景心向往之，以至于中国文化衰败之际，李卓吾这样的思辩天才找到童心来挽救危亡。今天的中国国民，面对佛祖、圣人、上帝等等仍然依然故我，他们大概也只有在面对自己的孩童状态时才能反思、修省。
中国文化称赞个体生命的返老还童、返璞归真，但中国人对专气致柔的婴儿态多误解为一种养生手段，一种修性方法。事实上，孩童状态只是个体生命的临终合题，在生命的展开阶段，人仍要承担起成人的使命，仍要在成人之美、小人之恶即类人孩之乡愿丑陋和罪苦中做出选择。人的生命在成年期仍有无限丰富性有待展开，在传统专制和现代异化的双重压力下，人类的精神、气魄、欲望、理性等等呈现极不均衡的发展，成人之美的使命就在于维系并激活生命的精气神，维系并创造精神、欲望和理性之间的动态平衡。
孩童的前途是成人，成人的归宿是超越了的孩童。成人走遍了世界，创造了文明，获得了自我、爱和美，他最终要踏上返乡之路。因为不回乡，他跟世界就永远处于二元状态，他就永远在流浪途中。这一回乡不是他儿时的家园，而是他的孩童状态。他将面对自己的孩童状态，这比他面对祖先、自然和自己的孩子还要纯粹，他生活在自己的孩童状态里而与世界合一。
但当代中国人绝大多数仍在流浪之中，他们几乎都是亡命之徒。他们不曾获得成人之美，更不用说回乡，去面对孩童并表达自己的人生经验。
他们知道痛苦与快活，但他们知道罪错吗，知道亏欠吗？他们知道懊悔与成全吗？
这似乎是一个谜，但确实，中国的三位一体是一个难题。
2008年5月11日动笔，5月18日写毕于国难期间
出处：http://indymediacn.blogspot.com/2007/05/blog-post_9553.html
日期：2007-01-31
作者：傅国涌
一、当下中国处于"衰世"
身处不同社会阶层持不同观点的人们，都不会否认当下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时代，是一个"前途光明还看不见，道路曲折不知几时走得完"的时代，很多人想为这个时代找一个恰当的命名，什么"后极权主义时代"、"新极权主义时代"、"次法西斯主义时代"等，我自己也曾为这个时代找到一个词"本能时代"。其实龚自珍在190年前提出的说法仍然能精辟地解读这个时代，他把"三世"重新分为"治世"、"乱世"和"衰世"。在他看来，所谓"衰世"就是"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色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也就是说放眼望去，举世都是平庸窝囊之辈，浑浑噩噩，�知道吃喝玩乐。表面上看起来典章制度俨然，等级秩序严密，礼仪规范分明，一切都像模像样，十字街头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官方的统计数字处处让人感到繁荣昌盛，似乎前程一片大好。看上去一切都像是"盛世"，然而人的廉耻心、上进心、作为心都被束缚、剥夺殆尽，整个社会在骨子里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剩下按本能行事，一片"万马齐喑"的局面。朝廷没有像样的宰相，军队没有像样的将军，学校没有像样的读书人，田野没有像样的种田人，工场没有像样的工匠，街市没有像样的商人，就连像样的小偷、强盗也都没有。不要说找不到真君子，连真小人也变得稀罕。这就是他概括的"衰世"现象。今天读来依然惊心动魄，有着强烈的现实感。这个社会所有的强大都是表皮的，内囊已被蛀空，"盛世"�是虚幻的画面，是官方通过电视、报纸排演出来的。
想想以下三个层面的变化就足以令我们触目惊心，这些变化日复一日，正在我们的身边悄无声息地发生着：一是意识形态几乎失效。没有一个成年人会把那些玩意儿当真，哪怕是弱智，也知道那是哄小孩的把戏。权势集团轻易不敢挥舞意识形态的大棒，批判他们的思想异端，因为被批者一夜之间可能就会成为道德英雄、时代骄子。官方已失去道义的合法性，不再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而�能模模糊糊、得过且过混日子，在精神上拿不出一套有效的说辞，除非转换意识形态，重新给自己定位。二是社会结构重新洗牌。以往作为立国基础的所谓"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早就成了黄花，现在新兴的暴富阶层掌握了大量的财富，与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的权贵阶层暂时分享最大多数的利益。依附于权贵阶层的知识阶层分得一杯羹，其中不少人脑满肠肥，成了食利阶层。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工人、农民、农民工完全被边缘化，在不公正的市场化改革中急速被抛弃，所有政策几乎都是按强势阶层的意志出台的。中产白领、自由职业阶层在新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出现，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他们带有更大的独立性，有追求自由、幸福的内在动力，是不容易约束的力量。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很可能会在新时代前夜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这也是权势集团先前没有想到的。三是道德信仰全线崩塌。现在这个社会赖以正常运转的就是利益，不同的人追逐大大小小的利益，按趋利的本能而活着死去。道德的沦丧有目共睹，信仰的真空众所周知，现在家庭教会大兴，官方教会也是信众云集，各种寺院、庙宇、道观、庵堂无不香火旺盛。据说不少权贵求神问道，祈求官运亨通、财源广进。这当然是一种畸形的、扭曲的贪婪、愚昧和迷信。在这样的时代，无论官方提出的口号多么美妙，构想的理论说教多么漂亮，再也不可能成为全民的一种信仰。
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问题不仅是腐败的大肆蔓延，制度的根本缺陷，而且是道德的衰亡，信仰的崩溃，人心的离散，整个社会在人的意义上不断下滑。以往我们总是习惯于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极权专制。这样做当然最简单，也最容易自我安慰。专制强权诚然是导致社会大面积糜烂、人心溃败的重要乃至是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但并不是全部根源，所有人、包括打着动人旗号的人在内都负有或多或少的责任。换言之，这个社会之所以进入"衰世"，不光是强者、富豪、小人、恶徒要为此负责，弱者、穷人、好人、善良之辈也同样要为此负责。长期以来，正是不同的人们以种种藉口、理由为自己卸责，才导致我们的社会沦陷在小人、恶人、无耻者手中不能自拔。要想在人心的废墟上重建社会，确实步履艰难。如果因为艰难而止步不前，那么我们注定了走不出"衰世"的迷局，继续在虚假的瞒和骗中苟且下去。这个社会也完全可能在灰色专制强权的手中拖下去，至于拖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没有人能预知，《推背图》也好，唐德刚的"二百年峡谷说"也罢，都不能为我们指点迷津。归根结底，重建社会的前提是从每个人自己开始。世上本无救世主，我们不能期待毛泽东式的救世主来拯救我们。变化时刻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如果要加快变化的进程，�有靠我们自己。
二、告别"衰世"中国，自己解放自己
有朋友看了上面这段之后，婉转地对我说："你这篇文章是不是有点灰暗？"我解释说："其实，我想就这个题目写一系列文章，这�是个开头，还没有展开。我心目中现实图景也并不都是灰暗一团。"在我的这个题目中，最核心的关键词其实不是"衰世"，而是"变化"。因为"变化"，这个长期以来似乎命定的铁板般硬化的社会开始松动了，旗帜鲜明的专制变成了含糊其辞、潜规则的专制，社会统治方式也正在悄无声息地转换，原来那种血淋淋的方式虽然没有彻底退场，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更有弹性、更技术化、更摆不到台面上的随时可以变通的手段。统治方式的变化在骨子里不是自愿的、主动的，而是被迫的、被动的，是因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一夜蜕变，而是在数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在世界大势面前渐渐地发生变化的。虽然迄今为止变化的还不是大部分普通人，但毫无疑问已有一部分人摆脱了蒙昧状态和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感，像一个人那样独立地思考问题，独立地看世界，独立地面对现实。"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口号背后，实际上就隐含着另一个往往被忽略的非口号："让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这个进程早已启动，到今天愈来愈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我并不悲观。
有好几件事连日来在我的脑子里萦回，年年春运要涨价的火车票，今年出人意料地不涨价了。骄横不可一世的"铁老大"终于在民意面前，在长期的舆论批评面前作出了一次正面回应。汽油价下调了，尽管幅度太小，民间和媒体对此继续保持着高度的不满，但总算也是喜讯。接着，中国移动发布了8项服务承诺。这些掌握着国家资源的垄断部门、垄断行业，多少年来它们飞扬跋扈，什么时候都不顾民意、民心，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即使怨声载道、时刻面对仇视的目光也无所忌讳，因为它们都是国家机器上的一个个齿轮，没有人奈何得了它们。它们今天的举动或许也�是装样子，做门面，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面对的是当下正在变化中的社会，沸腾的民怨借助互联网不断表达出来，如果不能及时疏导，民怨最终将累积成不可抗拒的洪水，吞没一切。这将是一个玉石俱焚的结果，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在这个变化的"衰世"里，那些貌似强大的东西之所以显得强大，乃是因为没有人去戳一下，有时你�要对着庞然大物轻轻一戳，就是一个窟窿。神圣的油彩剥落了，虚幻的光环褪去了，剩下的不过是一具丑陋的空架子。这就是"衰世"。
"衰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腐败的无孔不入，腐败的大面积扩散，腐败主导一切，连反腐败本身也成了腐败的主要方式之一。这样的"衰世"表面上看去就像"盛世"，而且也确乎有它畸形繁荣的一面。"衰世"之所以要鼓励全民娱乐，就是希望借娱乐转移全民的注意力，让人们把生物属性发挥到极至，耗尽有限的精力，顾不上去戳一下纸糊的巨人。但也�是暂时的瞒和骗，至多是糊弄人罢了。如果一个人想在娱乐之外确立自己的生活方式，寻找一条新的道路，完全是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进行的。尽管强权依然能独家通吃，依然很强大，但头上已没有光环，身上缠着MM，脚下绑上了沉重的黄金。"衰世"毕竟是衰世，人们轻易就能看到强权的光屁股，看到强权的无能、贪婪和口水横流的谗相，看到强权子子孙孙、七姨八姑、鸡犬升天的图画，以往在暗夜里扭扭捏捏上演的那些戏如今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招摇过市。换言之，强权的神秘性没了，欺骗性没了，强权再也洗不干净了。从一部分人开始，在心底里蔑视一切强权和强权逻辑，不认同强权、强势、强者，不相信强权宣传的一切，强权就会渐渐驯服。在这样一个色彩渐渐模糊的灰色时代，不愿继续跪在强权脚下的普通人，完全可以有足够的自信把自己这个独一无二的个体生命看得是至高无上的，在这一意义上，每个人都是一个政府，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政府。
《大国崛起》这个电视纪录片之所以得到强权的认可，首先是"大国"神话满足了"衰世"时代迫切需要的虚荣感，其次是它所宣传的强烈的国家本位导向。这种国家本位意识正是与作为现代文明社会基础的个体本位意识相对立的。离开了个体本位，既没有"大国"，也不会有"大国崛起"。西方主要国家近代以来的历史最好地证明了一点，英、美等国的制度就是充分保障个体权利的制度，正是这种制度使这些国家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这是本，其他的一切是末。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90年前的陈独秀就已悟透了，他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指出："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人民为什么要爱国？"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吾人幸福之团体也。"所以他才会说"恶国家甚于无国家"，"自觉心"要先于"爱国心"。在《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一文中他说得更清楚："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大国崛起》的"国"显然还�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尽管这个纪录片也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大国崛起》选择航海，从西班牙、葡萄牙开始，而回避了意大利，我不知道这是有意还是无意。实际上，近代文明是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起步的，文艺复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题目。最近，国内的报纸网络都在讨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中也有不同观点的讨论和争辩。"文艺复兴"的主题就是人的解放，就是个体本位、个人价值、尊严的确立。今天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确实就是如何从根本意义上将个体本位建起来，这是破解千年不动的国家本位（本质上就是帝王本位、权力本位）的关键。毛泽东在57年前大言不惭地宣称"解放"了中国，实际上�是解放了他自己，今天我们说"文艺复兴"也好，说个人维权也好，"抱团维权"也好，都是指向个人解放，这个解放不是指望某个包打天下的救世主，不是要披上宗教的外衣，而是我们自己救自己。国家的根本在于人，在于每个具体的个人，任何时候，个人都比国家重要，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国家首先是文化认同意义上的，然后是政治认同，以强凌弱，不经我们的同意，不尊重我们自主的意愿，以国家机器强迫我们接受某种统治，这样的"国家"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强权的"国家"与我们的国家不是同一的。亚里士多德早就断言："国家起源于生活，它为美好生活而存在下去。"科学巨人爱因斯坦也无比清晰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在本民族的知识分子中，陈独秀也早已作出过透彻而明白的阐述。即使在当代中国，肖雪慧、崔卫平等一流的学者，对此都有过精彩的论证。�有认清了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在个人本位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迎来真正的自我解放。告别"衰世"中国，�有自己解放自己。
三、笑傲强权：如何解放自己
我们如何解放自己？网上也有很多朋友提出相似的问题。一天我突然想到一个题目"以生活的姿态笑傲强权"――解放自己不就是要把我们从形形色色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把我们头上强权的枷锁砸得粉碎吗？那�有回到生活中，回到最初的起点上，而不是指望一种新的强权替代旧的强权。在这里，我们是谁？我们首先不是群体，而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是我，是你，是他，不仅包括像我这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包括所有受到不公正对待而且求告无门的人，包括千千万万边缘生存者，也同样包括在主流社会呼风唤雨、体面光鲜的人，甚至包括掌握着公共资源的人，�要他们愿意，他们也一样可以参与这一潜移默化、无时不在前行中的自我解放进程。我们必须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创造都来自独一无二的个人，所有善、爱和美也都源于个人。我们这个民族自古重视群体、集体、组织（比如家、家族、姓氏、党派、单位、国家等等），总是害怕单个人面对世界，也很少有人记得夜晚独自抬起头看看星空，有的�是对人际关系的在意、琢磨和深究，把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消耗在各种各样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为什么几千年来每一次改朝换代、翻江倒海之后，我们都得回到原来的秩序当中？为什么一个打天下集团一旦成功总是会出现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一世的绝对君王？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个人永远不被发现，�有依附于某个外在的强势集团，依附于某个神化的领袖，依附于一套等级森严、无视人性和道义的规则和潜规则，一句话，依附于一切外在的权威，惟独没有自己。从古代文明向近代文明转型，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每个人公民身份的获得和确认。然而公民身份不是天下掉下来的，是要靠千辛万苦甚至流血流汗才能争取来的，绝不是某个人、某个党、某个政权可以简单地恩赐给我们的，他既然可以恩赐给你，也可以照样收回去。 不久前，我在一个朋友的博客上看到巴西教育家保罗・弗雷勒的一段十分精辟的话："公民身份――尤其是在我们这样有着专制与种族、性别与阶级歧视传统的社会里――真是一种发明！在这个意义上，遭受某种歧视或所有歧视的人并不喜欢把公民权当成和平权，以及公认的权利来行使。相反，它是一种目标的权利，其实现能够使民主极大地发展。公民意味着自由――工作、吃饭、穿衣、穿鞋、在住所里睡觉、支持在自己及自己的家庭、爱、生气、哭喊、抗议、支持、走动、持有这样那样的信仰、参加各种政党、教育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在本国的任意海域中游泳的自由。公民身份不是偶然获得的，它是一个要求我们为之而战的没有终点的历程。"我们在当下中国的生活，我们的公民身份是残缺的，因为我们�拥有不完全的一些权利，大部分重要权利，不仅缺乏制度保障，而且完全被漠视、践踏、剥夺，我们许多人也许已经有满足生存需要的部分自由，工作、吃饭、穿衣、穿鞋、在住所里睡觉、支持在自己及自己的家庭、爱、生气、哭喊……但是我们没有合法的信仰、思想、言论、迁徙、出国、抗议、自愿结社等自由。我们有部分物质层面上的自由，精神层面的自由是被压制和反对的。因此，伸张真实的公民身份、要求完整的公民权利就是通向自我解放的一个起点。这个起点最终将导向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我们每个人的职业角色可能不同，我们赖以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方式可能不同，但我们共同拥有一个社会角色，那就是我们现在还写在纸上的公民身份。公民，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个具体的天然拥有各种权利（不限于本国宪法确认和列举的那些）的个人。有这样的清晰认知，我们就有底气，即使在我们的大部分权利被架空、无法落实的情况下，我们也完全可以以公民的身份、公民的心态、公民的语言，像一个真正的公民那样说话、行事、生活。当我们在生活中受到具体和抽象侵害时，我们都可以起身捍卫。生活，在我的心目中，不是什么深奥的哲学意义上的概念，生活就是最基本、最朴素、最实在的日常生活，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就我本人而言，因为不可抗拒的原因，这个特定时代所限定的条件，注定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所有前行的、上升的通路都被堵死了，做教师不能，考公务员、考律师资格没门，甚至连开报刊亭的资格都没有。但我并不抱怨，并不怨天尤人，我坚持以自己可能的方式谋取生存，在经过无数的曲折和艰难困苦之后，我终于得到了青菜、豆腐、萝卜条的生活。我喜欢乃至热爱这样的生活，这本来就是我所追求的生活，并将继续这样生活下去。我读书、写作、爬山、走路，脚踏实地地过我的每一天，不虚度，不浪费，不存侥幸之心，不求天降馅饼，平静安详地面对日起日落，季节轮替。在凌驾在我们头上的无所不在的强权面前，我生活并批判着。总之，我反对世上一切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强权。自我解放的最大敌人就是形形色色的强权和准强权、潜在的强权、强权心态。
有鉴于此，千万不能相信什么英雄、伟人、救世主和政治明星，无论他们打的是什么旗号，政治的、宗教的或者文化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什么本民族在面对强权时，总是屡战屡败，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找到一个可靠有力的支点。今天我要对自己说，这个支点已经找到了，那就是生活。�有生活本身才有可能最终消解强权的戾气和毒素，将所有不同包装的强权送进历史的垃圾堆。如果我们能在观念、意识层面抛弃改朝换代、取而代之，抛弃"打江山，坐江山"、成王败寇，抛弃权力崇拜、权威崇拜、明星崇拜，我们就完全可以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我的价值和尊严，找到未来社会的崭新方向。你当然可以卑怯地说，强权如此强大，不可战胜，个体势单力薄，形同蚂蚁，根本无力反抗，强权的任意一个齿轮随时都可以将你碾成齑粉。但是你忘记了，世上最弱小的也就是最有力量的，以水之柔弱尚可滴穿石头，淹没一切，何况人乎？悠悠万事，贵在认知，贵在坚持，两者合一，无坚不摧。�是需要时间。没有耐心的人自然不屑于作出这样的选择，因为他们�争朝夕，朝夕中有现世的权位、利益和荣耀，朝夕中有鲜花、掌声和喝彩。他们因此会轻蔑地转过头去，他们需要的是复制强权的方式获得另一种强权，即使是采用不同的意识形态，高举不同的旗帜，强权的本质不会根本变化，我们的公民身份可能还是写在纸上。
作为一个不愿继续做奴隶的个体生命，至少可以在三个层面直面强权，一是在心理层面藐视一切强权，不相信强权以任何花言巧语编织的花环，不畏惧强权放出的各种恫吓和威胁信号，不迎合强权施展的种种手段。二是在言论层面，孤岛作家柏杨在封笔之前有两句话："不为君王唱赞歌，�为苍生说人话。"说得非常漂亮。我们至少可以做到无论在私下还是公开场合都不为强权说一句好话。进一步，我们可以保持对强权的批评、监督和公开的轻蔑。英国物理化学家、哲学家波兰尼说过一句话："公众监督力量实际上是社会里个体首创精神的守护神，它也是防止个体堕落的粘合剂，就像防止来自国家集体主义趋向的压迫一样。"三是在行为方式上，坚定地与一切强权、准强权保持距离，不帮凶、不帮忙、不帮闲，走自己的路，吃自己的饭，靠劳动的双手立足，不吃嗟来之食，不幻想天上的馅饼落在自己碗里，不奢望天降大任于自身，做普通人，过平常生活。这比什么都重要。上述三个层面提供的其实�是底线意义上的抵抗，但能做到这几点，已经足够了，因为这是以生活的姿态笑傲不同的强权，是获得自我解放的可靠保障。
老实说，在几千年皇权崇拜、权势崇拜、以官为本的土壤上，在这三个层面当中，最难的恐怕还是第一个层面，就是对强权、权势和人间权力真正保持一种藐视、蔑视、轻视的心理。任何生杀予夺和分配资源的权力常常都是由官员承载的，官不论大小，都是主宰者。几千年来这已经成了民族生活中挥之不去的鬼魅。说到底，今天弥漫全社会的道德败坏、羞耻丧尽，即便不是全部由权力专横和官员腐败造成的，现存权力体制和这个体制赖以转动的官员都要负绝大部分责任。通向解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就是必须逐渐造成一种新的风气，就是对官的蔑视、轻视、藐视，使官本位渐渐让位于人本位，使长期以来的反仆为主的公仆回到应有的位置上。要真正形成这样的观念，各级官员无论是官多大，权有多重，都不过是为我们普通公民服务的公仆，仆人而已，公民才是真正的主人。官员一旦离开公职，就是与其他公民平等，作为一个人，他也和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但作为官员，他就是一个服务者，天然地处于公众的监视、监督之下。民至上，官至下。正是中国数千年来官权太重，民权缺位，不砸碎官本位，中国就永远走不出古代。自我解放进程的第一步，就是要在观念上把世世代代重官转为轻官。
同时我们要知道，在朝的强权固然可恶、可憎，在野的潜在强权、强权心态一样可怕，笑傲强权，要面对的不仅是在朝的强权，否则我们即使赶走了在朝的强权，迎来还将是另一种形式的强权，�要心中的强权崇拜情结没有根除，这是难以避免的。因此，�有把抵抗强权的支点定位在生活中，才有可能找到历史的方向。不要指望某个旧强权的倒台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翻天覆地，不要幻想旧强权完蛋之后自己一步登天，改变普通人的生活。�要恪守这样的基本心态，也就是平常心，明天早晨，无论是风雨还是阳光，我们都将一如既往地生活。我们就有足够的底气批判一切强权，笑傲一切强权，我们要给强权上笼头，我们要在强权的牙齿上戴护套。换言之，做一个普通人，一个真正拥有公民身份的人，过平常的生活，这比什么都重要。
这毕竟是一个变化了时代，一个不过是貌似"盛世"的"衰世"，在底线意义的三个层面上抵抗强权，是所有具有公民身份的人都可以做，并有可能做到的。千千万万普通人的认识、醒悟是开始和完成社会重建的根本前提。有人认为中国没有宗教，在政治上一定没办法搞民主。去年夏天，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一位孤岛出生的香港人，我们为此辩论了两天，谁也没有说服谁。其实，说民主社会也好，说公民社会也好，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就是生活，普普通通的生活，一个在家里、在街上免于恐惧的社会，一个可以充分表达自己见解、可以批评政府和各级官员的社会，一个人人享有尊严的社会，这样的生活才是普通的日常生活。
我想起歌德说的"生活之树常青"，想起哈维尔说的"信仰生活"，从少年时代起，我用了几近20年的时间，经过无数的痛苦、磨难和曲折，才渐渐明白了生活的道理，彻底告别了那些继续在我们这个时代滋生繁殖的传统观念中的毒素，回到了最简单的生活。我，我们要做的，不过是沿着生活的道路往前走，――祛魅，祛除形形色色的魅而已。
四、以头立地的博客时代
博客最初就是网络日志，现在当然已超出这种功能。中文网络从"论坛时代"进入"博客时代"是一种必然趋势（接下来也许还会有什么"播客时代"和其他的时代）。如果少一点商业侵染，少一点权力干预，如此发展下去，通过网络的公民表达很可能会在虚拟空间出现公民自治雏形。每个博客都是一个独立的主体，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面孔、言说和姿态，娱乐也好，学术也好，草根也好，在这里众生平等，完全是一派千姿万态、万花齐放、千家争鸣的局面。博客与博客之间没有高低上下尊卑之分。虽然有些门户网站基于商业目的炒作个别明星和名人博客，吸引了不少盲从的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网众。但是，真正有头脑的人会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选择。随着时光流走，网络也一样大浪淘沙，该淘汰自然会淘汰，该沉淀下来的还是会沉淀下来。
据我所知，真正高端的、原创的有思想、情感和文采的往往不是名人博客，而是那些普通人的博客，他们真正把博客当成自己的精神家园，每天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经历写下来任何力量都遮掩不住人类表达自己意愿，求真求美的内在冲动。外在的锁链终究是要脱落的，就像最美丽娇艳的花朵也免不了要雕谢一样。这是个个体的时代，千万个体以头立地的时代。"以头立地"，意味着我们用理性思考，按理性行事，我们不再盲从，我们不再愚忠，我们不再乖顺，我们要伸张自己的愿望，我们要用自己的尺度衡量眼前的世界，我们要用自己的标准重建生活，不仅是私人的生活，也包括我们从来匮乏的公共生活。我们要把一切权威、明星、大人物、豪门大款毫不留情地踩在脚下。博客时代的开始就是一个小小的信号。一个个体尊严的时代将从博客开始，从现在起，以博客为证，我们从容淡定地过自己的生活，记录自己的生活，发出自己的声音，从现在起，众声喧哗，而不是众神喧哗。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一个政府，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尺度，每个人都可以发出独立的声音。国家起源于生活，任何国家都建立在个人信从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反之。那些异化的"利维坦"貌似庞然大物，骄横地凌驾在每个人头上，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是时候了"，50年前，北大学生沈泽宜以澎湃的激情写下了这一诗句。50年后，我们能做什么？最重要的就是要打造出千万条绳索，去缚住桀骜的"利维坦"怪兽，去驯服从来不受约束的苍龙。第一步，就是不相信一切怪兽、一切不受束缚的苍龙，笑话它，藐视它，不理会它。第二步是在内心深处、在价值层面建立起个体本位，义无返顾地告别国家本位。我们要的是能够保障每个人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权利的国家观。第三步是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当下做起，在日常生活做起，开始为新社会的出现准备条件，那就是在行为方式上以做公民为荣，做一个普通人、一个平常的劳动者、过寻常生活为荣。也许我们每个人势单力薄，影响不了这个世界，但我们至少可以要求自己，生活就是从自己开始的。千千万万小小的支流最终将汇成茫茫江河，归入浩渺的海洋。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最初的起点，也是最后的保证。
权力本是人类自身的产物，而从它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一个不断被异化的过程。人类进入近代文明以来全部的努力不过是要把异化的权力驯服，将它安置在有程序可循、可以监督约束的正常轨道上。在许许多多国家包括亚洲在内，这一努力早已成为现实。我们也会有这一天，用千万个体的打造的绳索、用制度的链条将权力从头到脚捆缚起来。历史不会有例外。所有过去和现在的努力不会白废。今天的网络和大地一样，至少表面上还是娱乐的天下。总有一天，大地之上也和互联网一样，娱乐的归娱乐，严肃的归严肃。人需要一点茶余饭后的娱乐，更多的时候我们要严肃地面对生活，这是一个老大民族避免在"尖脚猫"游戏中沉沦、毁灭的唯一出路。泛娱乐化事实上就是以生殖器立地，本能至上，将灵魂掏空，将感官快乐当作人生全部目的。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在捞得脑满肠肥的同时，总是在情妇、二奶那里消耗生命，贪官总是与色情丑闻联系在一起。在当代中国，官已经沦为邪恶的化身、糜烂的化身、无道德的化身。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这个产生过林昭、顾准的民族早晚会告别"尖脚猫"游戏，从头再来。我有时候会想，最难的其实不是结束这样的时代，而是重建一个以基本人性为底线的新社会。虽然我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也并不完全悲观，毕竟一部分人已经站起来，不仅包括迟暮之年不断呼吁民主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如科学史家许良英、医生蒋彦永，律师张思之，作家章诒和、沙叶新，"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代表丁子霖夫妇，党内民主派的代表李锐、胡绩伟、朱厚泽、鲍彤、李普等人。即使在中青年中也已产生了教授贺卫方、艾晓明、肖雪慧、崔卫平、秦辉、徐友渔等，作家胡发云，人大代表姚立法，民间记录片制片人胡杰，电影导演贾樟柯，报人程益中、卢跃刚、李大同，油画家陈丹青等。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中实际上都已经产生了认同普世价值，并且为推动中国的转型努力着的人，这在以往都是很难想像的。更重要的是，在太石村，在许多因环境污染、土地征用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我们都已看到普通民众正逐渐学会用理性、合法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哪怕在现实中屡遭失败，他们也将赢得尊严和荣耀。前些日子，温州龙湾区的养殖户在两起"民告官"的行政诉讼中，告赢了国家环保总局。在杭州，一个普通的退休教师刘进成首创了以宪法盾牌抵制强行拆迁的模式，被北京、河南等地的老百姓所效仿，对于抵制野蛮的拆迁产生了很有力的示范效应。这都是民间社会以头立地的一个个标志性例子。在网上，比那些个案维权更值得关注的无疑是成千上万普通人的博客，有根底、有底气的博客，一个个有思想能力、健全心智的个体正在挺起来，即使在网络的寒冬中，他们也显示出了足够的智慧、勇气和见识。
这一切日复一日告诉我们，随着一个以头立地的博客时代的到来，新的生活已离我们不太遥远。但这种生活不会主动地自天而降，而要靠我们自己创造，有待于我们对一种惯常的异化生活进行坚韧持续的抵抗。基于生活的抵抗，就是底线意义上的，也就是退到�角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抵抗。不问成败，�问生活。这样的抵抗在意的不是成败，而是尊严；在意的不是功利，而是人性。生活，合乎人性本来面目的生活，是抵抗的出发点和终点站。
（2007年1月31日完稿）
首发北京之春２００７年５月号
出处：http://www.bullog.cn/blogs/cuiweiping/archives/243072.aspx
日期：2008-12-14
作者：崔卫平
这或许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因为那看起来是一个愚蠢的举动。我为什么要在宪章上面签名？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但是请求你，我的朋友、同胞、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请允许我将这其中的道理慢慢说来。我就不相信这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世界。如果是那样，这个世界是可耻的；而如果自己愿意接受一个不讲道理的世界，也是令人羞愧的。
这份宪章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完美，包括宪章的签署者，也有人对于其中某些条款持有保留态度，这并不奇怪。在不能够公开讨论的情况下，不可能每一个签署者都能够对此充分发表意见；某位签署者所提出的修改意见，也不能够马上征得其他人的同意，直接变成宪章的一部分。而明明知道这是一份并不十分完美的文本，为什么还要签上自己的名字？
从签署者的角度来说，当这份文本出现在自己面前时，首先想到的是需要与我们的朋友休戚与共，需要与我们的朋友站在一起，需要那种团结一致的感觉。尽管我们作为个人，都会认同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认同我们的民族早晚会走上这条道路（这条道路其实一直在走）；尽管多年来我们在自己不同的岗位上、运用不同的方式，为这样的事业添砖加瓦，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朋友之间手拉手、肩并肩的感觉，需要与朋友一道分享我们的思想，分享我们的风险，分享我们的责任和命运。
五月散人（姚博）先生在他的博客中提到他本人的两次签名（另一次是声援刘晓波），都是在没有见到文本的情况下，就表示同意。这样的坦白令人拊掌大笑，世界上竟有这样的"糊涂虫"！一道签名的人们当中，竟有此等不动脑筋的人！但是想想，其实自己的心态也与这位哥们差不多：都是出于对于朋友的信任和支持，是对于站在朋友身后的思想和信念的认同。
很长时间没有这样的感觉了。因为种种原因，我们不得不生活在某种分离和孤独状态，我们不善于与周围的同胞表达自己的切身感受，不善于与同事、朋友吐露我们心里最想说的。其实一个人藏到最后的，不一定是最坏的东西，而可能是这个人最好的东西，他的理想、他的向往，他对于生活有着怎样的期待，对于他人有多么需要，对于我们的祖国有多么热爱。
大多数我们身上美好的思想感情，都被我们自己轻轻地压下去了，让它们像冻伤的手指一样，被牢牢地藏在身后。剩下来只见到我们东拉西扯、不着边际、胡吹海夸，云山雾罩，不管是对待别人还是对待自己，都采取一种"打游击"的态度："诱敌深入"、"声东击西"，绕来绕去，反正要把内心里"那点感觉"全部埋葬掉。有的时候，那点"感觉"，无非也就是热爱朋友了，想念朋友了，我们连这个都不好意思说出。
那是因为我们压抑下去的事情太多了。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一个人能够将一件事情压抑下去，那么他就能够将另外一件事情也压抑下去，接着将更多的事情压抑下去。这种自我压抑与他人压抑一样，也是一种现成的机制。在今天，我们压抑得最多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联系，这种建立在共同的思想与理想基础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依靠。
也许有人认为，切断普通人们之间的联系，将人们互相分离，是一种最为可靠的治理途径。但其实这样做危险性最大，最终造成的社会危害也越大。一个在思想上孤独隔绝的人，一个头脑密封、心灵关闭的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他会丧失对于事情的基本判断，丧失对于好与坏、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的基本评价。我们每一个人处于世界的某个位置上，自然会产生对于某些事情的看法，但是往往拿不准，不知道自己的看法是否恰当、中肯，因此需要向别人求证。如果别人肯定了我们的看法，自己便会觉得有某种成就感。哪怕不被肯定，但是有人耐心听了自己的表达，也会觉得自己这个人不是那么遭人嫌弃，而是可以接受、得到接纳的。
然而假如他只能做到将自己的想法埋藏在心底，始终不能讲它们说出来，那么时间长了，他就会产生一种感觉，觉得自己的看法是不重要，是无所谓的，属于"无可无不可的"的，不会有人注意也不会有人听见，因而从根本上说是无效的、无用的，慢慢地，他就会变得越来越迟钝，越来越模棱两可：此也一是非、彼也一是非，连几岁小孩子都能够辨认的基本常识，也会令他感到无所适从。
一个丧失了常识的人，不是更加危险吗？一个不准备与他人分享这个世界的人，那么他就不受任何限制，做什么也就可以了。在丧失常识感的同时，这个人还失去了自己是有意义的那种感觉，觉得自己是被遗弃的、无足轻重的，无家可归的，因而他做事情便会有那么一种随意、任意乃至任性，这样的人下一步作出什么事情来，是无法估计、无法预测的，这样脱离了社会脉络的个人，不是更加危险吗？
所谓公民，最低限度来说，就是与他人一道生活、互相投以关注、互相倾听的人们。他不是被迫远离人群的孤独者，而是在一个共同体当中，在身边周围人当中，在亮起来的公开场合，他的行为被人们所看见，他的声音被人们所听见，他的意见能够得到他人评判，反之亦然――他对于别人的所作作为，也不会置若罔闻；对于别人的意见看法，也不会置之不理，他不想遭受轻蔑侮辱，因此也不想蔑视侮辱他人。在他看来，轻蔑、侮辱和践踏他人，是一件最为丑陋的事情。
行文至此，有兴趣来回答网上看到的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马丁・路德・金与他的黑人在一起，甘地与他的贱民在一起，你们这些人与谁在一起呢？
首先要说，我们这些在签章上签名的人，不是每一个人正好想当马丁・路德・金或者甘地的，我们并不构成与任何他人之间的这种类比关系。更有可能的是，我们恰恰就是"黑人"（借用你的语言来说）中的一员，就是"贱民"中的一员，我们与周围的"黑人"之间、"贱民"之间并无本质的差别。尤其是当我们拒绝人云亦云、发出不同声音时，就从任何接受"庇护"的位置上跌落下来。这种跌落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第二，放眼望去，实际上也不存在任何一个"人民群众的整体"，不存在某个工人的或者农民的整体，现成地存在于某处，让某些个人正好与他们在一起。当我们每个人不得不忍受孤独、因为孤独而感受自身的无效、无意义的时候，工人、农民们同样如此，只有更甚。所谓恢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存依靠，其意义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因此，我们虽然只是少数人，但是并非远离人群――而当我们互相团结依靠时，也是呼吁更多人们之间产生这种团结依靠；当我们互相在一起时，也更加感觉到自己与整个社会的联系。从根本上说，难道不是为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我们这些人才走到一起的吗？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之间的互相结合，而是与更大的整体相结合，难道我们不是这样做的吗？签名的事情发生之后，我的手机上有一些不留姓名的人们来短信，表达他（她）们的支持，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去年这个时候，我正因为批评电影《《集结号》而饱受网友们的密集炮轰。
而在这个意义上，我倒是愿意强调我们是少数人的立场――即我们也是可能犯错误的，也有可能在这件事情并非完全恰当，所发表的看法、宪章中的表述也许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因此，我们是愿意随时倾听批评的，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包括来自官方的，来自我们社会方方面面的，所有不同意见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从而可以调整自己的立场，知错就改。对于将自己所做的事情说成多么了不起，想法设法为自己唱赞歌，那样一种做法人们并不陌生，也不是我们所认可的。
但是要讲道理，一定要讲道理，只能讲道理！
我们都是一些讲道理的人――我们当老师，是要与学生讲道理的；我们当作者，是要与读者讲道理的；在家里我们作为家长，是要与孩子讲道理的，作为公民，我们也是一直与政府讲道理的。
也就是说，即使遇见了不讲道理的人，我也要上去与他讲道理。
出处：http://zhiai118.blog.163.com/blog/static/4485139120094475215663/
日期：2009-05-04
作者：曹建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十九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四十五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的规定，本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本人也是年满四十五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因此本人决定竞选第十二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上井岗山，成功的"革命"有二十八次，不成功的"革命"不计其数。但是每一次成功的或者不成功的"革命"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在这些灾难中，死难的不论是敌人还是战友，不论是官兵还是百姓，都是我们的炎黄子孙。任何一次暴力的、枪杆子式的"革命"都是抢富人的财，夺穷人的命。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深究"革命"的原因，无一例外的是当权者不受约束，当权者违法再违法，老百姓忍受再忍受。最后当权者过分违法，老百姓忍无可忍，暴发"革命"。如此循环往复。
要从根本上避免此类循环的发生，就是要约束当权者，让当权者不便于违法、不敢违法、不违法。就是要在当权者过分违法时，有公平、公正、公开、合法、和平的途径更换当权者。就是要让人民有效地监督当权者，就是要让人民有效地约束当权者。
实际上，对于用暴力的手段、用枪杆子夺取的政权，人民很难真正有效地监督当权者，人民也很难真正有效地约束当权者。比如有人就说"我们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我们不搞三权分立"，你能怎么办？只有真正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举，赢得的政权，才有可能真正地接受人民的监督，才有可能真正地为人民服务，才有可能避免循环往复的"革命"。
我们生活在一个颠倒和错乱的时代，勤奋的劳动者，整天为住房问题忧虑，而游手好闲、肆意散播可耻谎言者，却享受荣华富贵，被人们像明星一般的吹捧。本来应该是培育我们祖国花朵的园丁，结果成了嫖宿、强奸幼女的罪犯。本来应该是打击黑社会、保护人民群众的卫士，结果成了坑害人民群众的帮凶、黑社会的保护伞。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说假话的人升官，违反法律、搞欺骗的人发财；说真话的人倒霉，遵纪守法、干实事的人吃亏。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是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社会，是一个能够让好人也很容易变坏的社会。这个社会到了需要立即改变的时候了。
我为了我自己，为了我们中华民族，更为了我们自己的子孙后代不再遭受暴力的、枪杆子式的"革命"的苦难，为了约束当权者，为了让当权者不便于违法、不敢违法、不违法，为了寻找和平、合法地更换当权者的途径，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十九条竞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那么，我有没有当选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可能呢？
一方面我的竞选对手有三个优势，而我有三个劣势。
我的竞选对手一是有权势，全中国的地方政府、军队、警察都归他们管，各项法律法规也都由他们制定，而我没有权势。我的竞选对手二是有钱财，全中国的纳税人的税收都归他们管，国有的土地都由他们卖，税收不够时还可以发国债，而我也没有钱财。我的竞选对手三是有名气，他们几乎每天都可以在CCTV的黄金时间段露面，到处视察、讲话，而我也没有名气，我在博客上发的文章都可能被删除，甚至连这篇宣言都无法发表。这样看来，我连0.01%的当选可能都没有。
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有三个优势，而我的竞选对手也有三个劣势。
我的第一个优势是我遵守法律，而我的竞选对手违法犯法，他们知法犯法、执法犯法，甚至在制定法律时就违法。我的第二个优势是我讲真话，而我的竞选对手说谎话，嘴上说一心为公、全心为民，实际上贪污腐化。我的第三个优势是我持之以恒，我当选不了，还有子孙后代，总有一天会有人能够当选上。而我的竞选对手只顾眼前利益，他们一方面把自己的子女、老婆送到"水深火热"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去，自己在"阳光灿烂"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里当"裸官"， 另一方面他们准备好护照，随时准备开溜。如此看来，我不仅有可能当选上，而且有99.99%的可能当选上。
那么，我怎样才能当选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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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
只要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超过半数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支持我，我就能够当选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要有超过半数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支持我，我必须在全国半数以上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选举中获胜，即也要获得这些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超过半数以上的人民代表的支持。
要获得这些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超过半数以上的人民代表的支持，我必须在这些地区的半数以上的县、区的直接选举中获胜。
也就是说，至少在理论上，我只要在全国半数以上的县、区的直接选举中获胜，就可以当选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我的竞选对手能够养活13亿人。如果您选择了我的竞选对手，您就不用为生活发愁了，因为有人能够养活您。但是您在被养活的同时，也要对他们感恩戴德，也要对他们敬如再生父母，更不能对他们横加指责，即便他们违法腐败，也不能加以监督和阻止。
而我不能养活13亿人。如果您选择了我，您只能自己养活自己，还要附带着养活我。我只能提供公平公正宽松的生活、生产、经营环境；我只能阻止政府官员与您争利；我只能约束政府官员，让政府官员不便于违法、不敢违法、不违法。
我的竞选对手有7千多万人的组织的支持，而我只有我1个人，怎么可能选得上呢？
因此我只有依靠这个组织之外的12亿3千多万人的支持。
如果您是富有的人，而您又不愿意让自己的财富遭受抢夺、瓜分，那么，就请您支持我。
如果您是贫穷的人，而您又不愿意让自己的生命遭受屠杀、凌辱，那么，就请您支持我。
如果您不愿意遭受暴力的、枪杆子式的"革命"的苦难，又没有能力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自己又没有外逃的出路，那么，就请您支持我，和我一起来改变这个社会，和我一起来寻找和平、合法地更换当权者的途径。
即便是组织上的7千多万人当中，我相信其中的绝大多数人也不愿意遭受暴力的、枪杆子式的"革命"的苦难，也不愿意违反法律，也不愿意说谎话。这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根本也没有资格去贪污腐败。只不过是因为身在组织之中，因为有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的内部纪律，在某些场合不得不说谎话，不得不违反法律。在这7千多万人当中，真正有资格去贪污腐败的，仍然只是极少数。仅仅是这些有资格去贪污腐败的极少数人为了保住贪污腐败的资格，才极力阻挠我们中国的体制改革，才极力阻挠我们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即便是受过打人不见血的"执法秘籍"式的《城管执法操作实务》培训的城管队员、强拆队员也不会自动攻击街头小贩和"钉子户"，他们也不过是为了微薄的工资或者微薄的出场费、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为了执行上级指示而奔波。
无论是城管队员还是街头小贩，也无论是武警战士还是工人学生，都是人民的一分子，都是无辜者。
真正出错的是这个让无辜者互相残害对方的体制，这样的体制到了应该改变的时候了。
如果您愿意支持我，应该怎么办呢？
最好的支持是自己去竞选人大代表，只有人大代表才有资格掌握决定领导人的权力；其次是选举遵守法律、敢讲真话的人当人大代表，只有讲真话的人才有可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还有就是告诉大家，《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只有每个公民都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竞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会有什么结果呢？
如果只有亿分之一的人支持我，也就是12人支持我，就有可能实现当权者不便于违法。
如果只有万分之一的人支持我，也就是12万多人支持我，就能够实现当权者不太敢违法。
最好的结果是12亿3千多万人支持我，就肯定能当选，就能够实现当权者不违法，就实现了合法、和平地更换当权者的目标，就可以从根本上避免遭受暴力的、枪杆子式的"革命"的苦难。
我相信总会有十几个人支持我，让当权者不便于违法的最低的目标肯定能达到。
至于我个人的结局，失业、下岗之类肯定是最轻的，被关进精神病院、坐牢、失踪也不是没有可能（虽然我一直坚持遵守法律）。更大的可能或许是遭遇车祸、食物中毒、心肌梗死、意外身亡、做梦而亡等等，唯一不可能的是自杀身亡（因为我绝不自杀）。
我不希望当权者把和平、合法地更换当权者的途径全部堵死。我希望当权者能给遵守法律的人一条活路、一线希望。我更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用理智、和平、合法的方式，坚持不懈地行使自己的权利。
我个人选得上或者选不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合法就可以参加竞选。有些人坚持"决不搞"，现在《宪法》上明文规定"可以搞"，那么我就"立即搞"。
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极其微不足道的，靠我一个人也根本改变不了我们现在的体制。要改变现在不合理的体制，要靠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坚持不懈的努力。
如果说我们现在的体制是一堵坚硬无比的高墙的话，我愿意做一只撞向高墙的蛋。我相信无论多么坚硬的高墙也经不起12亿3千多万只蛋的撞击。
历史的方向盘正掌握在您的手中，历史的方向将因您的抉择而改变！
2009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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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专用资金帐号：中国银行4458797 0188 050516 5 曹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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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 收入：3050元 支出：800元（纸质广告费）、1600元（电子广告费） 结余：650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