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度各国人权报告》──中国部分(包括西藏、香港和澳门)摘译

出处： http://usinfo.state.gov/xarchives/display.html?p=washfile-chinese&y=2008&m=March&x=20080314152711akgnoh0.1007501

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发布

2008年3月1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警察和军队最高层的几乎所有职务都由共产党员担任。最高权力属于由25名委员组成的政治局及其由9名委员组成的常务委员会。胡锦涛身兼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三个最有权势的职务。党的权威主要依赖于政府维持社会稳定的能力、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党对人事、新闻媒体和安全机器的控制以及不断提高中国13亿人口中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文官政府总体上对安全力量保持有效的控制。

中国政府的人权纪录仍然不良，对某些领域的控制更加严厉，例如对藏族地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宗教自由；言论和媒体自由，包括互联网在内；以及对待北京上访人员的方式。与过去一样，公民没有更换政府的权利。中国政府更严厉地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特别是在敏感活动的前夕及过程当中，包括对互联网实行更严格的控制和审查。国内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继续受到严格的审查和限制。中国政府继续对少数民族施行严厉的文化和宗教压制，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管制有所加强，对藏族地区的宗教压制程度加剧。中国政府加紧了将申诉各种冤情的上访人员清除出北京的行动。其他严重践踏人权的行为包括法外杀人、对囚犯施酷刑和刑讯逼供、以及强迫劳动，包括使用监狱劳工。中国政府继续监视、骚扰、关押、逮捕和监禁新闻工作者、作家、维权人士和辩护律师以及他们的家属，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不过是寻求依法行使权利。中国党政机关对法院和法官实行严格的政治控制，并实行不公开审判和行政拘留。罪犯往往在被判刑的当天或在上诉被驳回后立即遭到处决。缺乏合法程序以及对律师施加的限制进一步禁锢了向法治的发展。个人和团体，特别是中国政府认为具有政治敏感性的个人和团体，其集会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旅行自由继续受到严厉限制。中国政府继续推行强制性的限制生育政策，在某些情况下导致强迫堕胎和绝育。

政府未能充分保护难民，强制性地遣返北韩人仍是一个严重问题。影响人权的严重社会问题包括腐败猖獗，人口贩运，歧视妇女、少数民族和残疾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受到分裂指控的维吾尔族人继续受到审判。

政府推行了某些重要的刑法和司法改革。1月份，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恢复了对由省级法庭作出的立即执行死刑判决的审核权，该权力曾于1980年下放到省高级法院。1月份，政府还实行了针对外国记者的临时规定，取消了外国记者在采访前须获得当局批准的要求。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报道说，虽然这些管理条例改善了外国记者的整体采访环境，但在实施条例上出现的问题依然存在，据报发生了180多起干扰事件，其中一些涉及便衣歹徒对外国记者进行威胁或人身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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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美国承认西藏自治区以及其他省份的藏族自治州和自治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西藏自治区内的藏族人口大约为280万，自治区以外的自治州县的藏族人口约为290万。政府严格控制有关西藏自治区的信息并严格限制进藏，西藏以外的藏族地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难以准确判断人权受到侵犯的程度。

中国政府在中国藏族地区的人权纪录仍然不良，宗教自由受到进一步压制。政府继续严重侵犯人权，包括酷刑、任意逮捕关押、对异议人士进行软禁和监视。政府限制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和迁移自由。政府通过新的条例和其他措施控制藏传佛教的宗教活动，包括在确认所有转世喇嘛时须获得政府批准。保存和发展藏族地区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传统以及保护西藏人民的其他基本人权仍是令人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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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人口约为700万。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简称《基本法》)──明文规定，香港除防务和外交事务外享有高度自治。去年3月，选举委员会再次选举曾荫权为行政长官。文官当局总体上对安全部队保持有效的控制。

香港政府总体上尊重民众的人权，但一些核心问题依然存在。民众更换政府的能力受到限制。但在去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了关于香港可在2017年开始向普选产生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过渡的时间表。民主活动人士抗议这项决定，要求在2012年实行普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曾在2004年自行提出对《基本法》的解释，拒绝以普选方式进行2007年行政长官选举和2008年立法院选举。立法院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受到限制。有关新闻自我审查的指称继续存在，对妇女施暴也是仍然存在的问题。劳工集体谈判的权利未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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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

澳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人口约为52.6万。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宪法及《基本法》，澳门除防务和外交事务外享有高度自治。澳门政府由一名行政长官领导。行政长官由300名成员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选举委员会则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的60名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和40名内地代表组成的筹备委员会选举产生。2004年，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再次当选，连任5年。2005年，选民通过分区直选选出了29人立法会中的12名议员。功能利益组别选出了10名议员，另外7名议员由行政长官任命。文官当局总体上对安全部队保持有效的控制。

澳门政府总体上尊重民众的人权；但一些问题继续存在， 最明显的是民众更换政府的能力受到限制、贩运人口及报道中的官员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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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韩钢：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16-20）

十六、"第一号号令"问题

关于"第一号号令"，"九一三事件"后，在中共中央下发的有关《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上是这样说的："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乘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

事情的经过是，一九六九年，中苏军队在黑龙江珍宝岛地区接连发生武装冲突，此后中苏边界局势日趋紧张。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九月，中苏两国政府首脑商定于十月二十日在北京举行边界问题谈判。中共中央根据当时苏联方面的动向和一些情报，怀疑苏方将以谈判为烟幕，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因此决定在此前将在京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疏散到外地。周恩来留守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黄永胜指示负责作战的副总参谋长阎仲川组织一个前方指挥班子，进入指定位置。黄则带领军委办事组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刘贤权、温玉成等随同进驻。十月十五日，毛泽东离京去武汉。十七日，林彪去苏州。十八日，林彪做出几条指示，大意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十月二十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重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讯联络要保持畅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也要做好发射准备等等。接着，由林彪秘书向在北京的总参谋长黄永胜作了传达。黄永胜向阎仲川传达林的指示。当天晚上，将"第一号号令"依次下达各大军区和海军、空军、北京卫戍区。

近些年，有关"第一号号令"，当事人和研究者都还有不同说法和看法，争论最大的仍在事实方面。争论的焦点在于，"第一号号令"事先是否报告了毛泽东。

当时随同毛泽东在武汉的汪东兴回忆，林采用电话记录的方式，于十月十九日用急件传阅给毛泽东，先交周恩来，由周转毛阅。汪将传阅件送毛，毛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说"烧掉"，自己拿起火柴点着了传阅件。当天晚上，周恩来打电话给汪，问毛看过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汪告毛已经烧掉，周惊诧未语。

林的秘书张云生则另有说法。张回忆，到苏州的第二天下午，林向张口述了六条指示（即上述介绍的内容）。张做了记录。当时，林让张赶快用电话传达给黄永胜。张问林是不是压一下再发出，林同意并让张给叶群（"林办"主任）看看。据张说，他向叶群提了两条建议，第一，像这样的重大问题，最好请示一下毛主席；第二，第六条讲二炮要做好准备，二炮是管按电钮的，一旦不慎，一次发射可能引起世界大战，因此对这一条应该加上一些限制词。两条建议叶都同意，而且向林彪作了报告。林同意，并说照叶说的办。叶向张云生布置，向毛报告由她负责，传给黄永胜由张负责。晚上七点钟，张将林口述的六点指示电话传给了黄。按张的说法，林是同意报告毛的，而且由叶报告。

据一个材料介绍，在北京的阎仲川是当晚八点钟左右接到黄的秘书电话，赶到黄处，听了黄的传达的。黄传达时讲得不够连贯、缺乏条理，有些地方黄还作些解释和补充。传达之后，阎仲川问黄如何向下传达，黄说用电话跟他们说说就行了。阎仲川考虑到必须确保首长指示传达准确无误，就要参谋按照他的口授，整理出一份电话传达稿，又加了个编号，吩咐下面把它作为"前指"开设以后的第一份首长指示，就从一号编起，叫"一号号令"。阎仲川要参谋将稿子送呈黄，但黄的秘书说黄已经服用安眠药睡下。阎仲川考虑距苏联代表团入境只剩十几个小时，所以一刻也不能耽误，便决定传给有关单位。时间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二十一时半。阎同时指示值班人员上报"林办"，时间是二十一时四十四分。

上述不同说法，引起研究者注意。有人对汪东兴的说法提出疑问：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称林彪是以电话直接向毛报告的，汪的回忆却成了经周转报；毛、林、周各在武汉、苏州、北京，如果林先打电话给周，周再形成"传阅件"，很难当天送到远在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毛，况且，没有任何一份官方文件说过林给周打电话的事情。若毛真的"烧掉"林的电话记录稿，他并没有说明烧掉的原因，为什么就认定是毛对林的"一号号令"不满？即使真如汪所说，当时在场的只有汪，那么将此事告诉林（还有黄等人）的也只有汪，而毛对此事并无指示。叶群十月二十日在京西宾馆已经讲到此事，很可能是十九日得知的。那么，汪为什么如此急切地将这个引起林等人恐慌的消息泄露出去？汪是对谁讲的？怎么讲的？汪回忆称，林、黄等人知道毛的态度后，赶紧下令撤消了"一号号令"。此事纯属子虚乌有。"一号号令"发出以后，全军各部队一直在认真执行，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不断有报告给中央军委，直到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部队疏散的指示》，这一行动才告结束。既然毛反感此事，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听之任之，始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有研究者注意到，当年参与审理"林彪集团案件"的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图们与作家肖思科合著的《超级审判》一书，谈到一个情况："两案"的决策者原曾想把"一号号令"问题作为林彪罪状写进起诉书，但感到证据不足。于是，调集十四名军队干部查阅档案，寻找证据。查寻结果，该书未做交代，但是却说到，决策者们一致认为包括"一号号令"在内的几个问题"定罪理由不充分"，因此决定"不列入起诉书内容"。后来，参与查阅档案者有人甚至曾向阎仲川透露，查到了林彪向毛报告的记载。

关于此事，八十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增订版有一个引人注意的修改。这本书一九八一年版本的叙述是："同日（即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引者注），林彪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被毛泽东发现后制止。"修订后的叙述是："同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做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十八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这个'紧急指示'，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震动。"修订后的叙述同原来版本有明显区别，首先交代了这个号令的由来，同时交代了号令的基本内容和下达的程序，特别是删去了原来"借口"、"擅自"等带有价值判断色彩的说法，而做了一种中性的事实陈述。

二○○三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也肯定"第一个号令"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国际形势的估计、针对苏军有可能入侵的估计做出的。毛传也没有用"借口"、"擅自"的说法，但是却强调林彪此举事先没有得到毛的批准，"自行"做出指示。毛传的根据，就是汪东兴的回忆。

顺便介绍一下，"文革"结束后，"一号号令"还被作为"迫害老一辈革命家和高级领导干部"的一个阴谋。许多出版物和文章都把当年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老干部疏散外地，受到迫害，同这个号令联系起来。八十年代末，有研究者根据史料澄清了事实：疏散中央领导人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主持安排并经中央讨论决定的。至于广大知识分子、干部和文教单位下放，是根据毛泽东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指示进行的，在"一号号令"之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先后发出过相关文件或指示；况且"一号号令"只限于军队，根本谈不上是干部下放的"最后通牒"。

十七、设国家主席和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问题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设国家主席被认定为林彪集团的"反党政治纲领"。按照当时中共中央文件的说法，林彪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急于当国家主席，抢班夺权。八十年代以来，在林彪事件的研究中，对这一问题存在很大争议。这些争议既牵涉价值判断，更牵涉事实判断。

有专家认为，设国家主席是中共执政以来的定制。一九五四年当代中国第一部宪法，即规定设置国家主席。毛泽东被选为第一届国家主席，一九五九年开始刘少奇连任两届国家主席。"文革"中刘被打倒后，某些需要国家主席的场合由董必武以"代主席"身份出面。中共九大后，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提上日程。选举新一届国家主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毛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则是不合情理的。

更大的争议还在当年设国家主席一事的史实方面。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一些文献档案的公布和著述的发表或出版，人们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从提出到终止大约经过了半年时间，其间曲折反复，直至九届二中全会酿成风波。有关史实的争议和疑问在于：

第一，设国家主席是不是林彪一个人的意见？

一九七○年三月初，在武汉的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信和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周信谈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这个情况，是汪东兴在新版回忆录（即《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提供的。不管作哪种理解，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一开始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的。三月七日，毛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并要汪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第二天，汪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到会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的意见。林在苏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周委托参加会议的叶群转告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三月九日，林彪让叶群转告在京的黄永胜、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三月十六日，政治局通过《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报告》等文件，报送毛泽东，毛在批示中再次表示不设。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大多数与会者同意毛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既然是"大多数"，说明还有少数人并不是这种意见。会议期间，林彪让秘书给毛的秘书打电话："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让秘书回话："问候林彪同志好！"回话没有明确表示否定林的建议。四月十一日，林在苏州通过秘书向政治局转达三条意见：一、林仍然建议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二、关于副主席，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三、林认为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职务。第二天，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林的意见。会上，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由毛担任国家主席。到这时，设国家主席一事经历了第一次反复。

有研究者认为，按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毛应该服从多数的意见。但是毛否定了集体意见。会后，周将这次会议情况报告毛，毛当天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周恩来传》说这是"文革"以来毛与林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各执己见。其实，这不是毛与林一人各执己见，而是毛与政治局多数成员（既有周恩来，也有江青集团的一些成员在内）意见相左。四月下旬，毛和林差不多同时回京。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并当着林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七月中旬，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会上再次出现要求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听说后表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周提出：可以考虑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这是此事的第二次反复：毛的意见占了上风。

当年八月下旬，在庐山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二十二日下午，毛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会期和日程。几名常委表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毛听了不满意，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康生在这天全会开幕会上讲话中说，在群众讨论中，在要毛当国家主席、林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康在这天还说过："因为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起草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的意见。所以，一直处在这样一种矛盾当中。"这是此事的第三次反复。

有研究者认为，从上述史实看，设国家主席和要毛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既不是林彪一个人提出来的，也不是林一个人始终坚持的，而是当时中共全党的意愿，是中央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意见。

第二，林彪是不是想当国家主席？

这个说法出自毛泽东。一九七一年毛南巡讲话说："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西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有研究者认为，对这一说法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是林想当国家主席算不算个问题？二是说他想当国家主席有没有根据？

林的法定"接班人"地位，是毛亲自挑选并亲自"大树特树"起来的。这样的"接班人"、副统帅，想当一个按毛的说法是个"形式"的国家主席，又有什么了不得？说是为了"篡党夺权"、"抢班夺权"，既不合逻辑，又不合中国国情和历史事实。毛早在十多年前已经让出国家主席位置，自"文革"以后这个位置更无实际权力。而且，"党是领导一切的"，要篡权，应该是篡夺党的领袖的位置才对。这是中国普通老百姓都明白的常识。

那么，说林想当国家主席有根据吗？有研究者认为，迄今为止，谈及这个问题的文字只举出了吴法宪在"九一三事件"后的一个交代。吴说，叶群对他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这个材料只能算是孤证。其一，叶群的讲话不一定能够代表林彪的意见。其二，吴法宪"交代"的叶群这句话是否真实？至少它不是叶群的原话。其三，如果林有此意，会跟几员心腹大将都打招呼，绝不会只跟吴法宪一个人讲。但是，其他人都没有这个交代。其四，在"无法无天"的年代按照最高领袖的意旨突击审讯，这样交代出来的结果是否可信？其五，即使这个交代是真实的，也是在"九一三事件"以后，而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毛不可能知道，自然也就不可能据此判断林想当国家主席。

第三，九届二中全会是因为设国家主席一事而起风波的吗？

已经公开的文献和各种口述材料表明不是。八月二十二日，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晚上，陈伯达同吴法宪商量，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材料，第二天分送给了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二十四日，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分别在华北、西南、中南、西北组同时发言，宣讲"天才"语录，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其中以华北组最为激烈。陈伯达在该组发言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二十五日，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第六号简报发到各组，各组的发言都集中到要"查明"、"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的问题上。从徐景贤的回忆录看，连华东组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有人甚至领头呼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野心家！打倒阴谋家！"张春桥尽管强装镇静，脸色却非常难看。会议气氛紧张起来。

这件事情有前因。此前在陈伯达、吴法宪与张春桥之间发生过两场"文字"之争。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准备发表的纪念建军节社论稿时，陈伯达主张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句，删去"毛主席和"几个字。张春桥坚持不改。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向毛请示，毛表示，这类应景文章，既然已经政治局讨论，他就不看了；至于提法问题，这无关紧要。据汪东兴回忆，毛当时还表示，两种意见，他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后来，汪还是按毛的意见删去了"毛主席和"几个字。八月十三日，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开会，讨论宪法草案稿。吴法宪与张春桥就宪法草案稿的一些提法发生争论。张以毛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谈到"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马列主义是讽刺"为依据，提议删去稿子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提法。吴法宪反驳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会后，吴法宪将情况告诉了陈伯达。九届二中全会上，陈、吴等人旧事重提，向张春桥等发难。

有研究者认为，毛并不是因为设国家主席一事而发怒的，而是因为看到江青集团受到了攻击。所以，毛说反张春桥就是实际上反对他。但是从汪东兴的回忆看，毛在事情起来之后却多次点到设国家主席问题。看来，关于此事仍存争议。

十八、"九一三事件"问题

迄今为止，关于"九一三事件"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广义上的研究，即把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作为问题的核心，由此来梳理线索和脉络。这种研究大多是从"文革"的源头开始追溯，有的甚至追溯得更早。还有一种是狭义上的研究，即围绕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发生的林彪座机出逃和坠毁的事件来考订和分析。这里介绍的是后一种研究的情况。

"文革"历史的研究，最为复杂、最多争议也最为困难的问题，就是"九一三事件"了。有关"九一三事件"的文献档案披露极少。尽管如此，研究者还是根据有限的史料做了不少研究。除了国内公开出版的专业人员的著述外，海外相关著述也很多，去年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的《重审林彪罪案》一书，搜罗境内外研究者的文章，是近年来关于"九一三事件"的研究最为集中的一部学术著作，引起研究者注意。

研究者所据的史料，除了有限公布的文献外，大体还有三类非原始文献的材料：一类是审理"林彪集团案件"时的供词和证词；二类是相关当事人的口述回忆，这里说的相关当事人身份各不相同，有前中共高层官员如汪东兴、吴德、李德生，有毛、林、周身边工作人员如李志绥、李文普、张云生、官伟勋、高振普，有中央警卫部队和空军的干部如张耀祠、陈长江、康庭梓、时念堂，有林彪家人如林立衡、张宁，有中国外交官员符浩、许文益，还有"两案"审理人员（算是间接当事人）如图们、高德明，作为当事人，他们的口述回忆有价值，但又有程度不同的局限性，而且相互抵牾，使用时须格外慎重；三类是有关机构编写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传记、年谱，其中也有一些相关材料的片段。还有一类，是一些非历史专业人员写作的文章或图书，有的称纪实，有的干脆叫文学，不能作为史料看待，但是有的也夹杂一些对当事人的采访，只是更需要进行仔细考辨。这里仅举几例，简单介绍当事人和研究者对史实争议和疑问的部分观点。

第一，林彪是不是自愿出逃苏联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关于"九一三事件"最具爆炸性的说法，就是当年林彪出逃并不是自愿而是被林立果及叶群等人挟持的。这个说法最早出自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在自述中也支持林立衡的说法。判定林彪要出逃苏联的重要证据，是林的卫士长李文普当年的交代，即李在汽车上听到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张宁举出一条相反的材料，说当天晚上一位内勤曾听林彪说过"我至死是民族主义者"。张还暗示李文普有某种特殊背景，所以在林立衡多次提醒李阻止林立果等人挟持林彪后，李没有采取措施；并说李被枪击中是自伤。有研究者赞同此说，至少对林彪自己要叛逃的说法表示质疑。林彪开始是要飞往广州，因燃油不够才飞向蒙古，此事应由林立果负责。李文普则发表文章，反驳林立衡、张宁，坚持当年他在受审查期间交代的说法。也有"两案"审理人员发表文章，反驳林、张。

第二，林彪出逃前，毛泽东、周恩来是如何应对的？

这件事的当事人说法不一，研究者也有很大分歧。关于毛泽东，一种说法是毛通过各种线索（有人暗示包括特殊途径）对林的活动不是不了解，但是除了密切注视林的动向外，毛并不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其目的就是让林彪自己现出原形相反的一种说法是毛对林的动向所知有限，并不十分清楚；还有的当事人说毛根本不清楚林的动向，只是林的座机起飞后毛才知道。关于周恩来，最早得知北戴河情况的是周，一种说法周虽然多少知道一些北戴河的情况，但是一时难以作出判断（因为周了解林家内部的矛盾，他无法确认是林立衡同叶群又发生了冲突，还是真如林立衡所说林彪要被"挟持"），所以颇费踌躇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周并不是不想采取措施，但他很快了解并且只能贯彻毛的意图，因此周是根据毛的想法来处理事情的。比如周曾经打算直飞北戴河见林彪，同林面谈。有人介绍，据汪东兴说，事后周的确曾告诉他，当时打算去北戴河，并且已经让杨德中（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准备飞机了。为什么后来没有去？有人说是毛没有批准，但是此说没有有力证明。不过，有研究者推论，在这样敏感的问题上，行事谨慎的周事先一定会向毛报告的。

第三，林彪座机是怎么坠毁的？

九十年代以来，在林彪座机坠毁问题的相关研究中，有三篇文章引起研究者普遍注意，一篇是澳大利亚记者彼得·汉纳姆写的《揭开林彪死亡之迷》。一九九三年，汉纳姆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资助下，先后访问蒙古、苏联、中国、美国和台湾、香港等六个国家和地区，采访了众多人士，写出了这篇调查报告。一篇是当年未登机的"２５６号"飞机机组成员康庭梓写的《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后》（此前康在一九九九年发表了《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前》一文）。还有一篇也是康庭梓写的，《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三篇文章提供了三幅林彪座机航线图，不同的是，前一篇是"２５６号"飞机航迹全程图，后两篇除了航迹全程图外，还有起飞后十四分钟内的航迹图。前一图引人关注的是，飞机航线的最北端不是温都尔汗，而是苏蒙边界的达达勒（距苏联仅五十公里），令人费解的是，飞机不再继续往北飞行，而是在达达勒转了一个大弯，由北改为向南飞行，飞到温都尔汗坠毁。后一图引人关注的是，飞机起飞后，没有转弯向北飞行，而是沿着起飞航向向西南飞行，十四分钟后才转向西北方向，并消失在雷达以外。三篇文章提供的信息，引起研究者颇多猜测和推断，目前仍在争论。

关于林彪座机如何坠毁的，说法五花八门。最离奇的说法是，林彪所乘汽车在北京玉泉山附近被早已埋伏好的部队用火箭筒击毁。有专家在官方结论之外，概括了以下几种说法：一是"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飞行员潘景寅等空勤人员，在飞机上反劫机，导致飞机迫降坠毁；二是飞机被驻蒙古的苏军导弹击中，飞机受伤后，进行带火迫降时又发生事故，最后迫降失败；三是飞机被中国导弹击落；四是人为破坏。所谓"人为破坏"，有专家以蒙古国目击者的口述（先看见空中火光，再看见空中物体坠落）为依据，对照中国空军当事人提供的有关"２５６号"飞机油料、航线图等材料，结合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和飞行技术常识进行分析，否定了"油料耗尽说"，认为"２５６号"飞机是先起火后迫降的。至于起火原因，有一种可能性是该机在起飞前安放了爆炸物，造成飞机在空中起火。

上面所说，只是有关"九一三事件"研究的几个争议的问题，而且也没有展开介绍各自观点的具体内容。实际上，讨论和争议的问题远不止这些。

十九、粉碎"四人帮"问题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问题，《历史问题决议》有一个结论：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八十年代，关于事情的经过，直接当事人（主要是决策层当事人）的披露并不多，而公开文献更是缺乏。倒是一些研究者或非历史专业人员写了不少有关文章或图书，而其中的叙述出入很大。至于坊间流传的一些出版物，要么是虚构，要么是夸张，很难令人相信。九十年代以来，有的当事人开始披露一些情况，有些研究者经过查阅史料也发表了一些著述，澄清了一些不实的说法。其中，有三个材料最值得注意：一个是吴德的文章《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一个是张根生的文章《我所了解的华国锋》；一个是"《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李先念与粉碎"四人帮"》。就描述粉碎"四人帮"的决策过程来说，这三篇的研究价值比较高。

第一，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

有一种说法，最早是叶剑英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前述三篇文章表明，这个说法不确。张根生在一九九九年三月九日，亲自询问华国锋当年粉碎"四人帮"的过程。华详细介绍了事情的经过。这是到目前为止，华国锋作为当事人唯一的公开口述。张根生七十年代后期先后任广东省委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吉林省委书记、省长等职。由于工作关系，张同华有过较多的接触，对华的评价比较公允客观。华所谈的情况，尽管是转述，但是可信度很高。华是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即毛泽东逝世第二天提出这个问题的。那天，他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华特请李亲自赴西山找叶剑英交流看法，沟通思想。十三日，李去西山叶剑英住处，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正式转达了华的意见，两人都表示了一致的看法和态度。吴德的文章也说了华国锋到李先念家密谈的事情，而且叙述比华自己所谈更具体，只是时间有点出入。"《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同样证实了华的叙述，同样比华的叙述更加具体，也是时间有点出入。这篇文章所依据的材料，是李先念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可以视作李本人的口述。华、吴、李三人的口述是一致的，可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就是华国锋。以华当时的政治地位，他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比较合理，令人信服。

第二，华国锋、叶剑英的作用如何？

有研究者写文章，认为叶剑英是当时历史舞台的中心人物，说叶站在了斗争的最前列，叶进行秘密串连，团结和争取政治局成员的多数站到了自己一边，并耐心地做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工作，是叶经过充分酝酿、反复磋商，作出重大决策，选定时机，精心部署，坐镇指挥。

也有研究者另有看法，认为是华亲自出面寻找政治局层面的同盟者，敲定粉碎"四人帮"的最后方案，并且主抓方案的落实和具体措施。没有华国锋的首倡，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不会来得这么快；没有华的参与，既会增加解决的难度，还会使这个行动缺乏权力秩序的合法性。华的地位和身份，保证了采取这种特殊手段的合法性，也方便了对后人、对历史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叶也是关键人物之一，既是后盾，又是高参。叶在军队德高望重，为粉碎"四人帮"提供了良好的周边环境，又同党内军内一大批老干部有广泛深入的联系，对稳定整个大局起着关键作用。但是，叶不可能像华那样与吴德、汪东兴、李先念经常见面或几乎天天碰头，商议方案细节。尽管如此，叶还是出过一些好主意。

张根生的文章也有一段这样的评价：粉碎"四人帮"，叶的确是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和许多中央老同志做了大量酝酿准备工作，可以说华国锋与叶剑英一同起了决定作用。

从已经披露的材料看，从当时中国高层的政治格局看，应该充分估计和肯定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中的地位和作用，否则，就是不客观也不公道的。

第三，汪东兴的作用如何评价？

在以往有关粉碎"四人帮"事件的著述中，对汪东兴在整个事件中的行动轻描淡写，没有明确肯定汪在事件中的关键作用。吴德的文章就说："我认为汪东兴同志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不在李先念同志之下，他组织了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的五十多个人，这些同志做了贡献。"

其实，汪东兴起的作用，远不止是组织人去逮捕"四人帮"这个具体行动。众所周知，汪当时是政治局委员、中办主任、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掌管着中央机关特别是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其作用远不是一般的政治局成员能够比拟的；而且汪是毛泽东信赖的人，在中央领导层地位相当高。粉碎"四人帮"这样的重大政治行动，倘若没有汪的赞成和支持，几乎不能成功。从已经披露的史实看，华国锋九月十一日就找汪东兴商谈此事，汪东兴态度很明确，表示坚决支持。此后，汪多次应华的邀集，同华、叶秘密商量方案。据吴德回忆，当时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由李鑫负责；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这个班子的人员是由汪东兴亲自挑选并个别谈话后组织起来的。十月四日下午，华召集汪东兴、吴德作行动前的最后一次汇报，由汪东兴汇报具体行动方案。此后，汪东兴负责具体实施。

可以说，从一开始酝酿直到正式采取行动，汪东兴参与了事情的全过程，而且是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近年来，有的文章开始明确肯定汪东兴是出过大力的关键人物之一。这是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第四，李先念知道不知道粉碎"四人帮"的设想？

尽管官方一再肯定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坊间还是曾经流传一种说法：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并不知晓这个行动。吴德的文章、张根生的文章和"《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提供了相反的史实，澄清了不实的说法。

１、一九七六年上半年，李先念本来要去外地休养。华国锋去看李先念，说现在同"四人帮"斗争这样尖锐和复杂，是不是不离开北京，有什么事也好商量。李听了之后，决定不去外地了。２、九月十日或十一日，华国锋最早同李先念谈了解决"四人帮"问题，并请他同叶剑英沟通。李先念受华委托去西山同叶交谈，取得一致看法。３、九月十六日，华国锋在国务院召集会议，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参加。华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４、九月二十六日或二十七日，华国锋约李先念、吴德谈话，对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意见。据华说，这次商谈后，他下了把"四人帮"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此后，李经常打电话给华，互相通报情况。５、九月三十日，华国锋、李先念、吴德商谈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

当事人披露的这些史实，说明前述流传的说法没有根据。当然，李先念主要参与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前期工作，具体行动的组织部署他没有参加。对此，吴德的文章和"《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也做了说明。

二十、中苏关系问题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共历史的研究中，中苏关系的研究是一个相当令人注目的领域，成果也非常多。从研究中共历史的视角看，比较值得注意的著作有：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沈志华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苏联专家在中国》、《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章百家、牛军主编的《冷战与中国》（论文集），沈志华、牛大勇主编的《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论文集）。二○○三年，沈志华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三十六卷本、一千八百万字）出版。原稿本来四十卷，出版前被要求撤去最为国内研究者关注的"中苏关系"和"朝鲜战争"各两卷，遗憾之至。好在不久以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了《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浩浩三大卷，算是弥补了部分遗憾。而中苏关系部分的档案，迄今仍被尘封。

关于中苏关系的研究，这里只简单介绍研究一九四九年以后历史的几个问题，全面和详细地介绍只好俟诸来日、另作文章。

一是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和签订。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研究者在俄国的解密档案中发现了一批关于一九五○年中苏条约谈判的文献档案，尽管还不是有关文献的全部，但结合中国发表的有关文献和回忆录，已经可以对这个条约谈判的主要内容及其过程做出比较清楚的描述，并厘清过去一些不实甚至大相径庭的说法。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或者说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共同愿望和利益冲突所在，关于中苏结盟的问题上双方的不同设想，关于条约谈判过程中双方的分歧、争执和各自妥协，关于条约文本的提出和多次修改，研究者都根据文献和相关回忆作了细致考证，得出一些新的结论。

二是关于赫鲁晓夫对华政策的转变。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以后，即开始着手调整苏联的对华政策，而其对华政策基础的根本性转变，对此期中苏"蜜月"型关系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一九五四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开始苏方准备派一个外交部部长或者副部长到中国来参加国庆五周年庆典，赫鲁晓夫提出来要自己去，这也是苏联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华。实际上是要向中共示好，改变斯大林的对华不平等政策。这次访华，赫鲁晓夫主动表示将以往苏联在双边关系中非正常占有的一些权利归还给中国。中苏双方签署了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移交中国政府、将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的协定；为中国提供五亿两千万（旧）卢布的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十五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一百四十一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等七个文件。苏联代表团在华期间还赠给中国两项"礼品"：一是提供组建拥有两万公顷播种面积的国营谷物农场所必需的机器和设备，并派专家来华帮助建设这个农场；一是将正在中国展览的八十三件机床和农业机器无偿赠给中国。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也确使毛泽东感受到了与苏联交往中前所未有的平等气氛。过去斯大林在世时，对待中国的态度是不平等的，而赫鲁晓夫对中国所作的许多实质性让步，使斯大林时期遗留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毛泽东得以一吐怨气，在对苏交往中真正挺起了腰板。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一点时曾说："第一次与赫鲁晓夫同志见面，就很谈得来"，他取消了有损中国主权的"合作社"，"建立了信任"。对于赫鲁晓夫的平等合作精神及扩大对华援助的做法，毛泽东深表感谢，一九五六年他跟南斯拉夫代表团谈话时还曾经称赞"赫鲁晓夫是个好人"。从一九五四年一直到一九五八年，应该说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

三是关于苏联对华的核援助。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访苏时，就曾经试探了解苏联的核秘密，斯大林根本就不和他谈这件事。一九五四年赫鲁晓夫访华以前，国内已经有人给毛汇报过关于核技术的问题。所以，这次访华令赫鲁晓夫意外的是，毛泽东跟他提出了苏联帮助中国制造核武器的问题。赫鲁晓夫当时表示，苏联现在已经拥有核武器了，可以给华约国家包括中国提供核保护，所以中国没有必要再制造核武器。实际上，赫鲁晓夫有一个不便明说的原因，就是在他访华前，苏联刚刚跟美国在谈核不扩散的问题。但是，赫鲁晓夫还是答应了，表示可以帮助中国和平利用核技术。一九五四年十月，中苏双方在签署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基础上，又签订了苏联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给中国以帮助的协定，促成中国建立起第一个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帮助中国培训核技术方面的科研人员，为中国原子能工业基础的建立提供了条件。所以，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布：中国也开始要进入钻研原子能的历史新时期了。一九五七年十月，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开始帮助中国从军事方面来研究原子能的问题，而且有了实质性的步骤。

四是关于中苏关系的破裂。人们一直认为，中苏分歧的起因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几乎所有的中共历史著述以及有关中苏关系历史的著述，都是这么说的。但是，有研究者近些年来认为，毛泽东对赫氏秘密报告的反应其实是喜多于忧。毛早就不满斯大林了，所以他说秘密报告的最大意义在于揭开了盖子，连斯大林这样神秘的人物现在也已经不神秘了。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去世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阵营中，毛泽东完全可以同赫鲁晓夫平等对话，甚至赫鲁晓夫也不在话下。因此，一九五六年出现的中苏之间的分歧，只是某种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看法，还远远没有影响到中苏关系，甚至应该说两党两国的关系在继续共度"蜜月期"。

中苏开始出现比较重大的分歧，是一九五八年七月。主要是几件大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问题，还有炮击金门的问题。

有研究者根据文献史料认为，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本来是中苏共同的意愿。一九五七年底，苏联核潜艇研制成功，舰队远航能力大大加强，但是那时候没有卫星，舰队在远航过程当中的联系靠现有的电台达不到，所以苏联希望在中国或者印度建立大功率的长波电台。赫鲁晓夫不同意在印度建，怕刚刚修复的苏印关系受到损害，但是他觉得在中国建立不会有什么问题，跟中方是同志加兄弟。其实当时苏联的军方曾经有过担心，说跟中国提出来会不会引起中国人的不满？赫鲁晓夫拍着胸脯打保票说没有问题。因为一九五七年十月份刚刚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表明中苏在军事方面的合作达到了一个高峰。恰在此时，中方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早在一九五四年中国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建立时，中国就开始着手长波电台的建设了。在苏联的帮助下，进口的三套"突浪型"长波电台设备于一九五七年分别安装在青岛、宁波、湛江地区。但这些都是中小功率的长波电台，随着潜艇部队的发展和远航训练任务的增多，迫切需要建设大功率的长波电台。鉴于中国难以承担这样的工程，中国海军方面便与苏联有关方面联系、商洽，希望他们能给予帮助。虽然双方都有需求，但是赫鲁晓夫万万没想到毛泽东为此发火。问题是由投资比例引起的。整个电台（一千千瓦）大概要投资一点一亿卢布，苏联提出它出七千万，中国出四千万，毛不干，跟彭德怀说投资由中国全出。毛是考虑到所有权的归属，其实苏方根本没有提到所有权，甚至连指挥权都没提到，只是提到双方共同使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毛对长波电台的事情发火的时候，苏联大使尤金又向中方转达了苏联关于中苏建立联合舰队的建议。其实这件事情也有前因。一九五七年，肖劲光作为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成员，向苏联海军提出了援助中国建造核潜艇和导弹潜艇的问题。苏方表示，中国不必建造这些潜艇，苏联现在尚未研制成功，将来苏联有了，可以提供给中国。中国海军领导人经过认真研究和仔细论证，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尽快获得新技术对于海军建设来说已是极为重要的问题，苏联现已改进了某些舰艇的动力和结构，且试制成功几种用于潜艇和鱼雷艇的导弹，而中国海军目前仍然按照苏联一五计划期间的五种旧舰艇图纸进行生产。因此，海军急需获得建造新舰艇的设计图纸及其他资料，并建议以政府名义向苏联提出请求。一九五八年六月，周恩来致信赫鲁晓夫，希望苏联政府对中国海军给予新技术援助，在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提供建造新型战斗舰艇的设计图纸和资料。苏联正好也有这个意图，表示双方可以建立一个联合舰队。结果，长波电台的事还未了，又出来一个联合舰队的事，毛就恼火之至。

与此同时，在炮击金门的问题上赫鲁晓夫也开始对中国不满。首先是中国炮击金门没跟苏方通气，赫鲁晓夫非常不满意。在赫氏看来，既然中苏是军事同盟关系，中方采取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应该与苏联通气。毛后来说告诉过赫氏，赫氏反问"什么时候告诉过"。据《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披露的材料，中方确实没有事前通报苏联。其次是在炮击金门时，台湾向大陆发射了当时最先进的美制响尾蛇导弹，其中有一枚落到大陆以后没爆炸，中方捡到了。苏方希望中方把这个响尾蛇导弹提供给他们。中方开始是拖着不办，后来虽然提供给苏方，但是拆除了最核心的红外线制导装置。苏方非常恼火，认为核技术都提供给中方了，而中方却连完整的响尾蛇导弹都不提供。

中苏双方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后，才导致双方关系出现明显的裂痕，这个裂痕比一九五六年秘密报告的裂痕要深得多。一九五九年的戴维营精神，使中苏双方在意识形态上进一步产生分歧，更为重要的是导致两国关系的逐步恶化。先是苏共中央单方面撕毁中苏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一年以后，苏联又采取了撤走技术专家、撕毁经济合同等更为极端的措施。此后，中苏边境纠纷随之肇始。所谓中苏同盟已经名存实亡。所以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春天，是中苏关系明显出现裂痕的时期。

一九六○年以后，中苏分歧逐渐开始公开化。传统的说法，是赫鲁晓夫在一九六○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突然对中共进行攻击，公开了中苏两党的分歧。近些年，有研究者根据文献档案说明，事情最早起因于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前的北京世界工联第四次理事会议。这次会议除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工会代表团，还有不少西方国家和其他非东欧国家的工会代表团出席，中方在这些代表团之间散发了中苏两党争论的材料，苏联代表团离席，表示抗议。布加勒斯特会议则是苏方和赫鲁晓夫对中共的报复。到一九六三年，中苏的分歧更加加深，发生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中苏关系最终走向了破裂。

关于中苏关系由"蜜月"走向破裂的原因，研究者有许多解读，比如国家利益冲突、意识形态分歧、领袖个性矛盾等等。最近这些年，有研究者提出一种新的诠释，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阵营领导范式的错位。这种诠释认为，中苏关系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出来的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关系通行的政治准则，即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范式。既然各国共产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也就在实际上放弃了各自的独立性。于是，在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在国家关系混同于党际关系的状态下，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主权的完整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在的不稳定因素。平时大家以兄弟相称，言谈举止无所顾忌，淡漠了正常的国家关系，一旦政治关系发生变化，或领导者地位和权威受到挑战，或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受到怀疑，那种笼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阴影就会立即显露出来，侵犯国家主权就会成为指责同盟"为首"者的最常见的罪名，而这种同盟关系也就随之遭到破坏。因此可以认为，中苏在一九五○年代中期以后未能在军事合作方面取得进展，反而导致双边关系恶化，究其根源，恐怕就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本身的政治特征。中苏关系最终破裂的根本原因也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范式和准则中的某种结构性失衡，而不应仅仅去追究哪一方的责任。

-完-

韩钢：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10-15）

十、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问题

这个问题现在研究得比较清楚了。

李锐先生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他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大跃进"亲历记》，一本是《庐山会议实录》。《"大跃进"亲历记》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只出了一个上卷；一个是海南南方出版社的，上、下两卷，但是这个书排版、校对一蹋糊涂，质量很差，几乎每一页都有错误。《庐山会议实录》有三个版本，一个是一九八九年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内部发行；一个是一九九四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还有一个一九九九年也是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两部书绝不是简单只是他凭记忆写出来的，里面有大量的原始文献材料。《"大跃进"亲历记》差不多把毛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历次中央会议和某些小范围内的讲话、谈话、插话都披露出来了，相当完整。《庐山会议实录》就更不用说了，用了大量的个人笔记和文献。所以，庐山会议其实是比较清楚了。

庐山会议的历史有一个争论的问题，就是毛为什么突然要批彭？有人说是因为彭德怀没有保护好毛岸英，毛迁怒于彭。这个说法恐怕站不住脚，也缺乏有力的材料证明。

有研究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毛泽东当时纠"左"有一个根本的底线，就是"三面红旗"绝不动摇。从一九五八年秋天开始，他虽然纠"左"，但是始终肯定和维护"三面红旗"，多次说过对于那些"动摇分子"要警惕。一九五八年的武昌会议，一九五九年一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上海会议，一直在讲。所以，毛的纠"左"绝对是有限度的。其实，毛上庐山开会之前，会议期间，已经看到很多材料批评和指责"大跃进"，比如江西中级党校的材料、广州军区四十二军的材料、中央国家机关讨论人民公社决议的材料，那里面有章伯均、罗隆基、龙云的言论摘录，龙云说得很厉害，说"天安门工程就是秦始皇修长城"。毛对这些材料实际上早已不满。

还有研究者认为，苏联和赫鲁晓夫的态度，对毛有很大负面影响。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七月在波兰波拉采夫农业合作社发表演说，他说：把个体经济改造成为集体经济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指农民觉悟）。结果是大家生活都想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劳动，正所谓"尽可能干，按需要拿"。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赫鲁晓夫的演说，讲的是苏联的历史，实际上批评的是中国的人民公社。敏感的美国《纽约时报》驻华沙记者马上报道了，这个记者好象就叫索尔兹伯里。毛对苏联的看法是特别关注，从斯大林去世以后，毛要创造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的典范，就是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阵营中扛大旗。他希望中国走出一条跟苏联完全不一样的路，树立社会主义的正统旗帜。有研究者注意到，苏联官方报纸一九五八年一年没有一篇关于"大跃进"的文章，只有《共青团真理报》有一个报道，对于人民公社则一篇报道都没有。这个时候出来彭德怀的意见书，毛当然很恼火。他认为国内有一批人跟苏联人呼应，跟美国人呼应，跟党外的这些人呼应，一齐向他示威。这是毛要批彭的一个更根本的原因。你踩了我的"线"，攻击我的"大跃进"，攻击我的"三面红旗"了，我当然要反击。

十一、七千人大会问题

这个事现在公布的材料不多。七千人大会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历史事件。可以认为，这是毛发动"文革"意图的肇始。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原因讲，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直接原因，即毛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是深层原因，即毛何以能够发动起"文化大革命"。关于"文革"的起因，研究者有很多种分析，有人概括了十种说法。但是，这些分析和观察大都把两个层次的原因混为一谈了。我以为，就直接原因而言，恐怕还是"大跃进"失败以后中共中央高层的分歧，而这个分歧隐伏的起点就是七千人大会。有人认为，七千人大会毛同刘没有什么分歧。这恐怕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不仅有分歧，而且毛对这个分歧看得很重，一九六六年毛写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提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我理解是包括七千人大会的。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作了一个书面报告、一个大会讲话。书面报告在谈到工农业生产减产、下降和目前的许多困难时，说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上和作风上的错误引起的。大会讲话说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缺点和错误与成绩，全国总起来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讲话特别举了他到湖南农村调查听到的农民的说法："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提到了"三面红旗"，他说，三面红旗现在都不取消，继续保持；又说，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再来总结经验，那时侯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刘的话说的比较委婉含蓄，但听话听音，实际上可以听出某种程度上批评的意味，

刘的书面报告，按程序是应该经过政治局讨论以后再下发的，可这次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报到毛那以后，毛决定直接印发发会议讨论。据参加报告起草的《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张沛回忆，当时他就觉得这件事非常蹊跷：为什么政治局不讨论就发下去了？发下去以后就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报告对过去几年的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而关于后面十年的国民经济发展指标提得太低了。华东的柯庆施对报告关于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任务表示不满，说"越看越没劲"。报告起草委员会讨论中，彭真发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第二天，陈伯达发言直指彭真：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彭不得不作辩解。后来，这就成了彭真的一个罪状。林彪的大会讲话，更是袒护毛的错误，说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

毛对于林彪的讲话相当欣赏。林一讲完话，毛就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会后不久，毛审阅林的讲话整理稿后批示说，林的讲话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毛还有一段看起来挺蹊跷的批语："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发给那些人看或者读给另一些人听。这个问题向党内中级干部保守秘密，不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质准备，是极为有害的。"话里有话，"那些人"是些什么人？什么人认为要"保守秘密"？目前不得而知。据说，毛问罗瑞卿：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回答，我作不出来。

对比刘少奇和林彪的讲话，两人的基调大不一样。而毛显然是相当欣赏林的讲话的。这不能不说是毛对刘不满的开始。

七千人大会后，毛去外地，刘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是中央高层的分歧凸显出来的半年。在对经济形势的分析上、对国民经济的调整措施上，毛泽东不满中央一线。联系到当时的国际共运大论战，毛对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统战部也不满。当时，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在对外关系上有一个长篇的意见书，主张在对外关系、对外斗争方面要讲究策略，后被批判为"三和一少"。中央统战部在一九六二年四月份和八月份开了两次会议，调整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关系，调整知识分子政策，被指责为"三降一灭"。这样，在毛看来，"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三降一灭"，整个党完了，大势已去。不仅仅是刘的问题，而是整个党的问题。他当时跟外国党代表团多次谈话，都讲到了这个意思，说"三和一少"是修正主义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修正主义国内纲领，这些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也就是他后来说的，一大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混进了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一九六七年二月，毛会见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时说得更清楚：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讲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说的"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形式、方式，显然就是"文化大革命"。

十二、"高饶事件"问题

"高饶事件"是中共执政以后党内高层第一次政治斗争，在当时和后来都发生过很大影响。中共中央对此事最早的定性是"高饶反党联盟"，"文革"中毛将这次事件作为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之一。八十年代作的《历史问题决议》，"联盟"和"路线斗争"的定性都改了。邓小平也明确说过，高岗没有拿出一条什么路线，确实没有什么路线。但是，反高饶斗争仍然是被肯定的。《历史问题决议》对高饶的定性是"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实际上回到了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结论。

迄今为止，相关文献的公布非常有限（《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有零星披露）。九十年代以来，有关机构编写出版的毛传、刘传、周传以及薄一波写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对此事都有篇幅不小的叙述。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高饶事件"的当事人或知情者一些口述史料，披露了一些过去人们不大了解甚至未曾听说的情况，如张秀山的《我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张明远的《我的回忆》，赵家梁的《高岗第一次自杀经过》、《高岗之死》。"二张"当年被列为高的"五虎上将"（张秀山、张明远、马洪、赵德尊、郭峰）成员，赵是高岗当年的秘书。另外，前几年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也披露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细节，史料价值较高。

学术界对"高饶事件"一直很关注，不时有著述发表或出版，坊间也有出版物流传，其中，前国防大学教授林蕴晖先生的著述很值得注意。近些年来一个较大的突破，就是不单把"高饶事件"视作一场政治权力斗争，而把它置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下观照，即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前面说过，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在是否继续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否开始搞农业合作化等问题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发生了分歧，毛对刘、周不满。对刘的不满，主要是山西省委报告批语的事情，对周不满主要是新税制和一九五三年周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的报告草稿。一九五二年底，政务院提出了一个新税制方案，是中财委的薄一波主持的。当时在税制上出现一些问题，一个是加工定货和经销、代销使得买卖关系减少了，政府的税收收不上来，还有就是私营企业的纳税税率过重，私营企业主有意见。中财委提出的方案把原来流通领域的税加到了工厂，还提出"公私纳税一律平等"。这个税制方案没有经过毛，就在一九五三年年初的《人民日报》公布了。新税制一出台，引起一些地方意见，在具体的税制环节上也有些混乱。毛对此很恼火，认为这件事没经过他，说他知道这件事还是通过报纸。毛一方面严厉批评薄一波，一方面对中央政府机构的领导体制作了重大更动。原来中央人民政府设立党组干事会，周是党组干事会书记，政务院各部、委、署设立分党组干事会，中共中央对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通过党组干事会、党组干事会再通过分党组干事会实施。"新税制"事件，是在政务院也就是周恩来分管的工作范围里发生的，因此，事情牵连到周。毛决定立即撤消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要求政务院各部、委、署的党组分别直接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工作。并且重新分工，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由高岗分管，政法工作由彭真和董必武分管，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分管，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分管，农林、水利由邓子恢分管，文教工作由习仲勋分管，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只管外交工作（包括外贸）。这次体制变更和重新分工，其实是上收权力。恰好在这个时候，周恩来主持起草政协一届四次会议的政治报告，稿子在叙述建国以来的成就之后，写到："以上这些成就，说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工人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已经加强"。毛删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的说法，几个月后又明确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

毛一方面批刘、周，另一方面对紧跟他的新思路的高岗大加赞赏、重用。据张明远回忆，一九五一年十月，高岗写了东北农业互助合作的报告，毛"非常赞赏"，以后又不止一次批转东北局和高岗的报告，对东北的经验加以宣传。一九五二年年中调高到京，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当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指五个大区中央局主要负责人调北京工作，高的任职最为重要）。一九五三年中央重新分工，高分管计划工作，在政务院二十个经济部门中管了八个部（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一时有"经济内阁"之称。一批一褒，一轻一重，研究者认为，反映出来的是毛不再打算实行他本人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而要否定刘、周等人继续实施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主张，将国家发展的轨道扳到他的新思路上来。高岗不过是明显看出了毛的意图才向刘、周发难的，他只是整个"棋局"上的一颗"棋子"。

除了对事件背景的重新审视外，史实方面最令人关注的，就是一些当事人或知情者的回忆使一些事实真相浮出水面。一个是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以后召开的东北高干会的情况，那次会议使得批判高岗的政治斗争在东北局无限上纲，抓"高岗亲信"和"以高岗为首的东北小集团"，招致同高有正常工作关系的东北局一些干部无端受到批判和处分；一个是张秀山在第二次全国组工会议的发言的情况，张本来是不参加这个会议的，也没有准备发言，只是写了书面意见。是毛泽东听说后，支持张去组工会议上发言，刘少奇事先也建议张发言，此事与高岗无关。至于发言本身，既符合组织程序，也没有攻击刘少奇的意思；还有一个是高岗自杀前后的情况。关于高岗之死，过去多有不实传言。高的秘书赵家梁对事情经过作了详尽回忆，文章刊发于《百年潮》二〇〇三年第七期和二〇〇四年第十一期。

"高饶事件"仍有许多史实不清而令人生疑，比如：

毛泽东既然支持、欣赏高岗，为何后来又要反高？有人说，主要是高同苏联的非正常关系引起毛的警觉。这种说法一来尚无文献档案证实；二来斯大林早在毛第一次访苏时，就告知了毛有关高向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散布中共高层有一个刘少奇为首的"亲美派"一事，如果真有警觉，毛为什么还在此后重用高？

高散布刘少奇已不为毛泽东所重视，毛打算让刘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等言论，是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因为毛让高搞政治局虽无从查考，然而刘少奇和周恩来后来的任职，却印证了高的说法）？

财经会议上高发难，毛泽东既未作制止，更无任何谴责。财经会议后，刘少奇约陈云一起到高岗处做自我批评，而高竟未表示任何意见。若无一定的政治压力，刘没必要登门检讨；高岗若不摸底数，又岂敢对刘如此无理。这些与毛当时的政治态度是不是毫无关系？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毛为什么不出席？有研究者认为，本来，毛泽东提出搞一个增强党的团结的文件时，并未建议召开中央全会。后来毛建议开一次中央全会，又明确交待不要对任何人开展批评。这说明，毛对高的基本意图是"保"高过关。同时，毛又要刘也在全会上作检讨，以求得全局上的政治平衡。高攻刘、周，在政治上与毛一致，毛是否要"倒"刘、周，不便妄加猜测，但进行"敲打"则完全是事实。高的行动虽难说有毛直接授意，但是否一点瓜葛也没有？杨尚昆的日记透露，毛在与杨谈话前曾对高岗一事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对某同志若干个别错误的谈论曾发生错觉？在中共党内的最高层，由谁与高岗"谈论"过"某同志若干个别错误"，能使高岗"发生错觉"，因而引发出一场拱倒刘、周的非常行动呢？

由刘少奇主持的七届四中全会的进程，总体上是按毛泽东事先的指示进行的。稍有不同的是：会议开了五天（毛最初指示两天，后改为三四天）；发言者有４４人（毛原意"说话人不要太多"）；对高岗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毛原意不开展批评）。与毛原来指示翻了个儿的是，在四中全会结束后，中央书记处决定立即分别召开高岗、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对证有关反对刘、周的活动事实，改变了毛泽东原来不让搞对质，不加深究的指示。如此重大的改变，若不是毛泽东本人的意见，刘少奇和周恩来是绝然不会擅自作主的。那末，是什么缘故促使毛泽东改变初衷了呢？

这些（其实还不止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考证的历史之谜。

十三、"四清"运动问题

关于"四清"运动，学术界有不少研究，除了文章，国防大学丛进教授的著作《曲折发展的岁月》、萧冬连先生的著作《求索中国》，都有相当篇幅叙述"四清"运动的历史。今年，中共中央党校的郭德宏教授和他的博士生还写了一部专著《四清运动实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及毛传、刘传、周传也有一些文献披露和史实叙述。

"四清"运动的过程，相关著述的描述还是大体清楚的。一个比较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是，在"四清"运动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到底有什么样的分歧？

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毛与刘之间有两条路线。从一九四九年的天津讲话开始一直到六十年代，刘少奇一直有一个跟毛不同的路线，就是沿着原来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延续下来，跟毛是对立的。到"四清"运动时，这种对立终以正面冲突形式表露。

这种解释并不令人信服。不少研究者认为，刘没有一条自己的路线。如果说五十年代初期，刘还是延续新民主主义那一套思路的话，一九五三年以后，刘也改变了，跟上了毛的思路。在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上，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认识都是一致的。后来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庐山会议、"反右倾"运动，刘同毛至少是基本一致的，没有什么分歧。

那么，刘是不是在这个时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路线呢？六十年代，刘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对经济调整所应采取的措施以及某些社会关系方面调整的政策，毛的确不满意。但是在"四清"的问题上，在对政治形势的判断上，在"四清"运动斗争的手段、政策上，刘并不比毛温和。史料显示，"四清"最早是毛提出的，而刘的态度也是非常积极的，后来中共中央成立"四清"、"五反"运动指挥部，刘还受命挂帅。刘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比毛还严重，毛判断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手里，刘认为还不止三分之一。而且，在手段上，刘还采取了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撇开基层党政干部，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等类似对敌斗争的做法。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刘少奇的主张明显彼此抵牾，相互错位，这怎么形成一条价值取向相同的路线呢？在大的战略上，当时的中央并没有一个什么刘少奇的战略、路线，中共领导人从根本上说都是按照斯大林那一套模式来搞社会主义的。针对"文革"中批判"刘少奇路线" 的说法，胡绩伟先生八十年代感叹"可惜没有一条刘少奇路线"。

然而，正是在"四清"运动中，毛与刘的分歧越来越发展，以致在中央高层显露出来。有研究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四清"运动的指向，刘与毛不同。在刘看来，国内问题主要出在地方特别是基层干部，刘说过要"追根子"，但也只追到地委一级。那些斗争手段，也是对着地方和基层干部来的。毛则认为，问题出在上面，"中央要出修正主义"。一九六三、一九**年，毛同外宾谈话，多次说中国党内有修正主义，还说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另外，关于矛盾的性质，刘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叉；毛则认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毛、刘的矛盾在一九**年底一九六五年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国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名称很特别，在中共历史上独此一次）上终于引发了正面冲突。毛捅开了和刘分歧的"窗户纸"，说出了自己的打算：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次会议，毛下了打倒刘少奇的决心。五年后，斯诺问毛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必须把刘"从政治上搞掉"，毛说：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

十四、"文革"发生的原因问题

"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是"文革"历史研究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一九八一年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和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文革"发生的原因作了解释：毛做为执政党领袖，极为关注党和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是他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形成了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毛将中共党内的不同意见视为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在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的努力中受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严重阻碍，党内形成了独立王国或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此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海内外研究者的分析则各不相同。有专家概括了十余种观点，包括"阶级斗争必然说"、"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封建遗毒说"、"毛泽东帝王思想说"、"奸臣祸国说"、"乌托邦碰壁说"、"群众反官僚主义说"、"中西文化冲突说"、"人性兽化说"、"'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等等。此外，还有人从中国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国际共运的视角分析"文革"发生的背景。不同的诠释，既有官方公布文献档案十分有限而难以还原真相的原因，更有研究者出于相异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学术背景、知识结构乃至生活阅历而各自解读的原因。

国内著名"文革"史专家、《大动乱的年代》作者、国防大学教授王年一认为，毛发动"文革"，是要惊天动地、改天换地。因为中共八大以后，特别是六十年代前期，毛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对中央一线的工作越来越不满意。他认为中央一线搞了"修正主义"，他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异常激烈的手段、途径来实现自己的主张。

《"文化大革命"简史》作者席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和金春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认为，"文革"是在"三个交互作用"下发生的，即"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这三个交互作用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实生活中紧密结合，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形成一股难以抗拒的巨大潮流。毛既是这个潮流的带动者，又受着这股潮流的推动，不断走向极端。

从已经发表的著述看，国内多数研究者的分析同上述观点大同小异。而这些看法，差不多是《历史问题决议》结论的延伸和扩展。

国内也有另外的观点。已故王若水先生就不赞同《历史问题决议》的解释，他以为那种解释只是批评毛在认识上陷入了一系列"误区"，而"文革"不是普通的错误，它错得那样荒唐，那样离谱，使人难以理解。绝不能说这样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王若水先生说这不是"判断失误"。他认为，从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开始，毛想当世界共运的领袖。斯大林逝世后，活着的共产党领袖中，没有一个人的威望能与毛比。毛具备充当国际共运领袖的条件，只有一点不够：苏联是超级大国，而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无法与苏联相比。因此下了决心，向苏联挑战。但是，"大跃进"失败了，从此毛有块心病——"赫鲁晓夫的阴影"。闯了这样一场大祸，将来会不会有人要来算这一笔账？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斯大林从神坛跌落下来，同样的命运会不会轮到自己头上呢？中国党内会不会有人学着赫鲁晓夫的榜样？这样的人可能是谁呢？六十年代他看出了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是有不同意见的，从这时起，毛开始想到用林彪换掉刘。所以，支配毛发动"文革"的主要是他的"赫鲁晓夫情结"。

许多人觉得，毛泽东那样好斗，表现了他非常自信，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王认为不完全这样。毛是看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结果是很糟的，正因为这样，他才那样害怕批评，那样害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的固执并不是没有看到自己的错误，而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是"左"的错误，为了证明这些没有错，他发动了"反右倾"；为了坚持"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都是正确的，他发动了"文革"；为了防止有人翻"文革"的案，他又发动了"批林批孔"、批《水浒》以及批邓小平。这就是说，为了证明第一个错误不是错误，就去犯第二个错误，又为了证明第二个错误不是错误，而去犯第三个错误。这样，越"左"越反右，越反右就越"左"，恶性循环，越搞越乱，终于无法收拾。

现居美国的高文谦先生的看法与王若水先生不谋而合。高认为，斯大林死后，毛泽东终于"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触发了他充当社会主义阵营新霸主的欲望，与苏联一争高低。毛这种急于事功的乌托邦狂想和闯下大祸后，担心中共党内出现赫鲁晓夫式人物追究清算他的猜疑妄想，把中国一步步推向通往"文革"的灾难之路。

就海外的研究看，不少人把"文革"动因归于权力之争，是围绕毛泽东处理继承人（即接班人）问题而发生和展开的。有的研究者还分析了一九四九年以来毛泽东权威的变化，认为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毛的合法性权威得到完全巩固，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五年毛的行为在中共高层引起保留意见，但是没有遇到严重挑战，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毛在高级干部中引起重大怀疑，毛的权威真正遇到有限挑战是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

近些年来，海外出现了另外的解说，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两个"文革"的说法。所谓两个"文革"，一个是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另一个是底层民众的斗争。前一个"文革"起源于中共高层的权力角逐，主要是毛泽东要利用人民夺回最高权力；后一个"文革"起源于民众同官僚的矛盾，主要是民众利用前一个"文革"来反官僚、反特权，争取自己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罗德里克·麦克法考尔教授的观点。麦氏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目标是要解决毛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有一个说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规划中国未来的一种尝试"。毛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虽然贫穷但却保持社会主义纯洁性的，更加平均的、更少特权、更加集体主义、更少官僚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主要的是因为内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指引着他们奔向真正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所有人像一个人那样工作着。如何实现这个规划呢？麦氏认为，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毛首先要解决谁来接班的问题。在毛看来，假如那些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如国家主席刘少奇）接了班，那么中国就会"改变颜色"。因此，毛不得不清洗中共最高领导层，安排一个他能够绝对信任、会坚持他的路线并继承下去的新的接班人，这个过程，就是"文化大革命"。

我以为，"文革"发生原因的问题，应该从两个层面来梳理。"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因此，直接动因要从毛本身寻找，毛的思想、心态、部署、动作，是打开这把"锁"的钥匙，这是一个层面，它回答的是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问题；至于社会的、制度的、历史的、文化的、人性的、意识形态的那些因素，都是透过毛这个因素发生作用的，这是另一个层面，它回答的是毛何以能够发动起来"文革"，这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等如何容忍甚至孕育、催生了"文革"这个"怪胎"的问题。

十五、中共九大报告起草之争问题

近些年来，关于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争论，逐渐为研究者注意，因为这牵涉到林彪同毛泽东的关系。有人甚至认为，这是林同毛在政治上分歧的开始。

事情大致经过是：毛最初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起草九大报告，林彪挂帅。陈伯达甩开了张、姚，单枪匹马自己干。后来，陈没有按照毛要求的时间交稿，毛一怒之下，要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外起草，但是也没有叫陈停下来。用毛的话说，"两家各搞各"。结果，张、姚同陈发生冲突，张、姚指责陈稿是鼓吹"唯生产力论"，陈则认为张、姚稿是"伯恩斯坦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毛肯定了张、姚稿（毛自己也做了不少修改），否定了陈稿。而林则从一开始直到上九大主席台作报告，看都未看一遍张、姚稿。

有研究者指出，两个九大报告稿子的起草以及毛、林的不同态度，反映出毛、林对于"文革"运动的不同想法。在林看来，"文革"运动过去之后，还是要讲国家的经济建设，要搞国富民强，主张九大报告可以从人民、国家的角度去讲。陈伯达是根据林的这个想法去写报告的，所以拟定的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据陈当时的两位秘书回忆，陈曾经对他们谈过起草报告的主题设想：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陈还嘱咐秘书帮助他搜集这方面的资料，要各方面有关经济建设、生产方面搞得好的典型资料。毛对陈交出的稿子很不满意，认为没有把文化大革命的作用突出出来，对经济方面讲得太多，本末倒置，在政治上的分量不够。这种判断，从中共十大报告对林彪、陈伯达的批判可以得到某种反证。中共十大报告说，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林、陈的报告被中央否定了，而对毛主持起草的报告，林暗地支持陈公开反对，被挫败后才勉强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十大报告透露出三个信息：首先，九大有两个报告稿子，一个是林、陈稿，一个是毛稿（实际上是张、姚稿）；其次，林、陈稿主张九大以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第三，林支持陈反对毛稿，结果林、陈稿最终被否定。

对于上述事实以及判断，当事人或知情者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

首先，林彪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尚无公开的文献能够证明。最具体的口述材料，是林当时的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张回忆，林接受毛要他挂帅搞九大报告的任务后，一方面要陈、张、姚起草准备正式发表的稿子，另一方面找秘书们准备一个口头讲话（林的说法叫"拉条子"）。林说他这次口头讲话，还是用八届十二中全会讲的六个题目（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后怎么做）。据张回忆，后来林在全会上的讲话，把秘书们按照他的想法准备的"条子"上的大部分内容都用上了。从这个情况，人们还很难看出林关于九大的讲话一定是讲发展生产。

其次，陈伯达起草报告是否与林交换过意见，有两种说法。吴法宪说，陈伯达写报告时天天跑到林彪家，商量怎么写，林讲了个大概。毛否定陈的稿子后，林很不高兴，因为陈稿是林、陈商量的。林的秘书回忆，林在最初曾经将陈、张、姚找到家里，谈话不到一小时，他们三人出来后，张、姚对陈说由他动手，需要他们可随时找。后来陈找没找过林，张云生没有提及。陈的两位秘书也谈到林约陈、张、姚商谈一事，而且透露林这次还表示委托他们三人代劳，报告内容由陈考虑，他自己就不多过问了。此后，陈还带着提纲找林商量过一次。至于陈花近一个月时间起草的稿子，则没有一个领导人看过。陈的儿子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依据陈的两位秘书回忆，并援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的材料（毛在中央会议上质问陈伯达："你究竟什么人在搞（指写九大报告——笔者注）？"陈答："我自己一个人在搞。"），断然否定了吴法宪的说法。因此，陈是否根据林的意图起草报告，也还存疑。

第三，周恩来是否支持陈起草的稿子。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提供了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情况：林认为，"文革"运动过去之后，今后还是要讲国家的经济建设，要搞国富民强，主张九大报告可以从人民、国家的角度去讲。陈伯达为此曾经私下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表示支持。这样一来，林更加受到鼓舞，因为他知道抓经济工作还要靠周。但是，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同样依据陈的两位秘书的说法（即陈稿在交毛之前"没有一个领导人看过"），认为高的说法没有根据。

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共九大报告起草的争论，尽管史实还有待进一步澄清，但是多少已经折射出林同毛的不和。吴法宪回忆，九大报告由张春桥等人"另起炉灶"后，林说过：写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九大报告，是林在会上照着稿子念的。张云生回忆，张、姚的三次稿子送给林，林一次也不看，一字也未改，顶多只让秘书讲讲毛对稿子修改的地方。有的研究者认为，林的不满显然不只是对张、姚，还包括对毛。这是后来毛林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征兆。

-完-

韩钢：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1-9）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共历史的研究大大地拓展了，很多问题的研究比过去要深入得多。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就是中共历史研究的民间化，从主流意识形态剥离出一个民间研究的学派，它的话语、结论和判断与主流不一样，更为史学界注意，国外反响大的也是这一块。主流这一块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进展。

一、陈独秀问题

一九四九年以后，官方对陈独秀是基本上否定的。除了给他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以外，对他在新文化运动当中的作用都从来不提，从来不讲他一九一五年创办《青年杂志》（后来改为《新青年》），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从来不反映。只讲李大钊、毛泽东，李大钊的作用当然重要。最早提出陈独秀问题是在一九七九年。一九七九年、一九八〇年发了一些文章，重新肯定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当中的作用。

陈独秀一共有五顶帽子——叛徒、汉奸、托派、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八十年代中期，首先摘掉的是"汉奸"的帽子。"汉奸"的帽子最早见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份的《救国时报》，有人说"中国的托派是拿着日本人津贴的汉奸"（但是没点陈独秀的名字）。十月份，伍平在《救国时报》发表文章，说"陈独秀就是拿着日本津贴的汉奸"（伍平是谁？我不清楚）。《解放》周刊、《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也发表了一些文章。最厉害的是康生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份的《解放》周刊发表的文章《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斯基匪徒》，这篇文章有两万多字，是针对陈独秀写的。该文实际上是根据苏联的肃托精神来的，因为当时苏联正在公审托洛斯基分子拉迪克。文章前一部分讲苏联的托洛斯基分子，后一部分讲中国的托洛斯基分子。康生文章的依据就是一九三六年伍平的文章。开始陈独秀没说话，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等八人联名质问《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说你们有什么根据说"陈独秀是拿着日本人津贴的汉奸"？这个事闹得中共很被动。《新华日报》还不认错，发了一篇短评，毫不讲道理地说陈独秀就是汉奸。后来陈独秀自己要诉诸法律了，周恩来委托徐特立去做陈独秀的工作，才平息了这件事情。研究者根据文献材料，把陈独秀"汉奸"的帽子给摘掉了。事实上，不仅说陈"汉奸"毫无根据、子虚乌有，而且相反的，陈独秀发表了许多关于抗日的言论和主张。《毛选》原来的版本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有一个注释，原来的注释说托陈取消派是说托洛斯基分子、汉奸，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那个注释改了，就是原来托陈取消派是日本汉奸，是根据苏联审判托洛斯基分子的错误结论得出来的，等于就给翻过来了，这顶帽子就给摘掉了。

紧接着就是"叛徒"的帽子，更是子虚乌有。所谓"叛徒"，一个是抽象地说他在大革命时期，把领导权拱手让给了国民党新右派，出卖了革命；还有就是说他一九三二年被捕，被关到国民政府监狱，做了叛徒。他一共被关了五年，一九三七年出来的，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因为陈独秀的被捕而使中共首脑机关或其他机关遭破坏的事情。相反倒是出狱以后，蒋介石一度邀请他出任教育部次长，被他拒绝。所以，这顶帽子在八十年代初期也摘掉了。

"托派"这顶帽子没法摘，因为他确实当过一年多中国托派的领袖。关于"托派"的帽子，从苏联解密的文件来看，托洛茨基都要平反。如果不带价值判断的话，陈独秀肯定是托派领袖，他确实当过几年托派领导人，后来因为托派内部矛盾，也被开除了。

最后剩下的两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这两顶帽子摘得非常艰难，从八十年代中期一直摘到现在，笔墨官司打得非常多，为此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陈独秀研究会影响很大，自动参会的人每年都在增加，这个研究会包括相当一批研究党史的人，大家纷纷为摘掉陈独秀最后两顶帽子打笔墨官司。陈独秀研究会还办了一个内部的刊物，前年被取缔了。

最近几年，学术界关于陈独秀的研究突破更多，这是由于苏联的档案大量被解密，国际共运的档案大量被披露。过去给陈独秀扣帽子的时候，说陈实行"右倾投降主义"，向国民党新右派让步，比方说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这叫三大让步。其实这些事件的经过非常复杂，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联共中央及其顾问在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有研究者统计，从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开始），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仅联共中央发布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定、指示就有一百二十二个，联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七百三十八次，这还不包括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文件和会议。这表明，原来加在陈独秀头上的所谓向国民党新右派退让的政策和主张，其实来自共产国际、联共中央、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而不是陈独秀自己的主张，相反，陈独秀跟共产国际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一些研究者认为给陈独秀扣上这两顶帽子毫无道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二〇〇一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给陈独秀摘掉了一顶帽子——右倾投降主义，保留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但仍有研究者强烈批评这部《简史》：为什么还给陈独秀戴"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二〇〇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修订本，还是保留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但是有些研究者已经把它摘掉了，在他们编写的中共历史著作中，已经不再说陈独秀是"右倾投降主义"，连"右倾机会主义"都不提了。这个笔墨官司没完，现在还在打。

陈独秀研究步履艰难，一波三折，恐怕跟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以及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有关。八十年代出了《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下两卷），一九八三年《中共党史资料》第一期发表了陈独秀《金粉泪》五十六首（在南京监狱写的诗）。有关领导人就警告说"对陈独秀的宣传不要过分"，一九八三年"清污"时，党史界的精神污染列为第一号的就是这两件事，说为陈独秀评功、摆好、翻案。

陈独秀研究会除了研究陈独秀问题外，对当代中国历史包括现实政治和社会有很多尖锐的议论。它有个内部刊物，很多人在公开的媒体发表不了的，都在那里发，针砭时弊的言论很多，后来还上了网。这就触怒了某些人，这恐怕是这个研究会被撤消的关键原因。

陈独秀演研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的研究。陈独秀晚年对斯大林模式的反思，非常深刻。

陈独秀到现在为止不能平反，有人说是中共历史上第一大冤案、最大的冤案。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陈铁键先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说北京东黄城根的五四纪念浮雕，是贻害子孙、误人子弟的一个东西，在那里面居然没有五四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两个最大的头像是李大钊和毛泽东，连陆宗舆、章宗祥都有一个小头，居然没有陈独秀！这是反历史的。但实际上学者的研究已经大大地突破了官方的界限。到现在为止这是一个难点，也是一个热点，还在不断的有文章，主要就是争取最后摘掉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彻底平反。

二、富田事变和苏区肃反问题

富田事件。一九三〇年九月红一方面军打吉安，破获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一部分材料，其中一部分是AB团档案，牵扯到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当时在苏区已经有一些反特、肃托的呼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派政治保卫处的处长李韶九带了一个连的人，到当时江西省行委的所在地富田抓人，让他们交待谁是AB团，手段非常残酷。严刑之下，交待出来一二百人。接着继续抓人，事态越来越扩大，导致红二十军哗变，喊出口号："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他们认为主要就是毛泽东干的，毛是许克祥第二。宣布脱离一方面军。这就是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发生后，事变领导人认为他们的这些做法有些过分，所以派段良弼去上海向临时中央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汇报，一方面检讨自己，一方面说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事情的处理上有问题。因为他们已经不相信红一方面军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认为他们是反革命暴动。苏区中央局的看法和红一方面军不一样， 项英认为这件事情两方面都有错，主张按照党内矛盾处理。段良弼到了上海以后发现有问题，从此消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一个中央代表团去处理这个事情，他们撤消了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直接处理富田事变。首先把事变的领导人都逮捕，第一个枪毙的就是刘敌，紧接着就把其余二十多个人都枪毙了。然后把红二十军从前方调到后方，包围了全部排以上的干部七八百人，包括军长全部杀害（只有两个人逃脱。一个是172团副官叫谢象晃，后来当了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八十年代当过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还有一个是排长叫刘守英，后来当过八路军团长，在百团大战中牺牲了）。红二十军番号从此取消。此后就开始在各根据地大规模肃反，结果杀了"AB团"七万多人、"社会民主党"六千二百人、"改组派"两万多人。

最早关注这个历史问题的是江西省委党校教员戴向青教授。"文革"前他在赣南老区搞调查，发现老区人没有不知道AB团的。从一九七九年底开始，他和同事一起到赣南收集材料，走访调查，发现这是一个冤案、错案，并且发表了文章，引起很大反响。此后，关于富田事变的争论得非常激烈，一种观点是维持原案，认定事变是反革命事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完全是个冤案。

八十年代初，戴向青被选为全国党史研究会理事，有机会接近研究会顾问萧克，将自己的文章送给萧克指正。萧克赞同戴向青的看法，他当年就在中央苏区，亲身经历过历史，非常清楚这个事情。他认为江西富田事件和苏区肃反的问题必须要澄清。事情终于引起中央最高层的注意，胡耀邦明确说，这个问题该解决了。一九八六年六月，中央责成当时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和副主任马石江，到湖南、江西调查，专门调查"富田事件"问题。这个工作做了大概有好几个月，整理出AB团和富田事变两个材料，上报中央领导人。一九八七年，中共中央召开中央组织部、公安部、民政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会，同意上报材料的观点，认为这桩延误多年的大案应该澄清，并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起草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

一九八八年，中央组织部组织了一个富田事变复核小组，以原中组部部长陈野苹为首，又查阅大量材料，把当年段良弼给临时中央的报告都找出来了。这个报告非常关键，叙述了整个"富田事件"的来龙去脉，也证明段良弼和刘敌等根本不是"AB团"。一九八九年春夏，复核小组将平反文件上报中央。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结果。

一九九一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有一个新说法：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各个根据地的肃反，都程度不同地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这算是某种程度的平反。但是学术界对此并不满足，因为任何一个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都应该有中央的正式文件，而这样的文件因为某些人的干预迄今没有。

三、长征中"武力解决"的密电问题

一九三五年，红一、四方面军长征在懋功会师以后，对两军战略方向出现分歧。张国焘主张向西退却到新疆、青海、西康等地，周恩来、毛泽东主张北上。随后召开的两河口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向北进攻，张国焘勉强同意。八月，红军总部决定将一、四方面军进行混合编队，分成左右两路军。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左路军行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晚上（实际是十日凌晨两点），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件，就是右路军中一方面军的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突然转移，先行北上，脱开了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右路军的四方面军领导人是陈昌浩和徐向前）。一、四方面军还差点交火，后来徐向前说了一句"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才没有打起来。

原因是什么？长期以来的说法是：这天晚上，右路军的作战科长吴黎平，接到了来自张国焘的一封密电，密电劝右路军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南下，"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吴黎平拿到这个电报以后，就给了叶剑英。叶剑英把它抄在了一个烟盒上，然后向毛报告。毛泽东等决定晚上迅速开拔。几十年来都是这个说法。代表性的文章有1979年5月1日吴黎平发表的回忆文章《严峻的时刻》。

国防大学教员王年一教授在研究红四方面军战史的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档案，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在革命博物馆的《党史研究资料》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这个长期流行的说法第一次提出质疑。他的理由是：第一，至今没有找不到"武力解决"的密电原文。第二，中央批评张国焘的一系列相关文献中，均无此记载。第三，如果有这样的电文，了解情况的人当会述及，但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刘伯承的《回顾长征》这类著述都没有提到此事。

王年一的文章一发表，引起研究者注意，也引来当事人批评。吴黎平发表文章，仍旧坚持原来的说法。王年一在一九八二年六月的《党史研究资料》再次发表文章，重申自己的质疑。除了原来的理由外，文章还增加了几点理由：一是原红军总部三局局长兼左路军电台台长宋侃夫、原右路军电台台长王子纲均回忆，凡是张国焘发出的电报或收到的电报，无论指定人译成或亲译的，都要经过他们，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所谓"武力解决"的电报。二是毛泽东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是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幕时讲的。毛泽东原话是这样说的：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接着毛对叶剑英说，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里毛讲的是叶剑英写了一部著作，与密电问题无关。什么著作呢？后来，国防大学教员朱玉教授、王年一教授发表文章说清楚了。一九五九年中央军委扩大会批判彭德怀，这部著作其实是根据会议精神写的一篇文章，发给高级干部阅读。但是，长期以来以讹传讹。

这个笔墨官司从此打了多年。一九八六年十月，纪念红军长征五十周年，范硕（军科院研究员）发表了文章又谈密电问题。文章发表后，引起一些四方面军老人不满。李先念去见邓小平，谈及此事。邓听说后很不高兴，嘱咐秘书查这是谁写的文章。并说，几十年前的事，公开争论干什么？当时，这个事算是平息了，但是事情并没有完。

二〇〇三年第十一期、第十二期和二〇〇四年第一期《中华儿女》，连载范硕的长篇文章《红军长征中的"密电事件"揭密》，论证有"武力解决"的电报，引用了大量的回忆录。而且指责说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为张国焘翻案。

朱玉、王年一在今年第六期的《西北大学学报》发长篇文章《也谈红军长征中的"密电"问题》，反驳范硕。朱玉、王年一认为指责别人想"翻案"，总得有"案"；如果确有其"案"，肯定会记载在有关的决议或历史文件里。但是，第一，反复查阅中央档案馆、军委档案馆的有关历史档案，始终找不到载有"武力解决"中央字样的电文。第二，从一系列文献中，同样可以断定没有这样的电文。认为有"武力解决"密电的研究者，主要依据是个人回忆，朱、王的文章对这些回忆，特别是对同这个电报直接接触的六人（张国焘、陈昌浩、朱德、徐向前、叶剑英、毛泽东）的回忆，逐一做了分析。比如毛泽东的回忆有两处，一处是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清算"国焘路线"时毛泽东的发言，毛说叶剑英将密电偷来给他们看，电文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还有一处是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沙同韦国清、丁盛、刘兴元等人的谈话，说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坚决南下，否则彻底解决。前一个发言说张国焘电文"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意思是张叫部队南下，南下后再"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而不是就地"武力解决"。"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与"反右"、"反倾向"、"开展路线斗争"一类的话。都是当时流行的党内斗争的布尔什维克语言，与"肃反"、"武力解决"不是一码事。后一个谈话说"坚决南下，否则彻底解决"，性质就变了，变成中央如不同意南下，徐、陈和四方面军就要当地"解决"中央，"俘虏"中央，即是要动武。事实上并非如此，徐、陈既没有动武的任何军事部署，且在中央率军北上出走后，又严令禁止部队追击。可见，后面的谈话，与前者的发言出入甚大，与事实也相去甚远。

所谓"武力解决"的密电问题，迄今仍争论不休，成为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共历史和军史研究的一个难点。

四、西路军问题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以后，中央军委有一个《十月份作战纲领》，提出了宁夏战役计划。这里面有一个背景，三个方面军会师以后，有一个总的行动方向，就是按照联共中央的意思打通国际路线，让红军到外蒙和新疆建立根据地，毗邻苏联，在西北造成一个抗日局面。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无暇东顾。斯大林的意愿是，苏联远东地区不受到日本人的威胁，希望中国的红军牵制日本从东方进攻苏联，而中国红军也可以通过这条途径，从苏联取得物资援助。为什么要北上？就是这个意图。要打通国际路线，当时的说法就是要"打通远方"。宁夏战役计划实际上就是要实现这个意图，所以，当时的方向是宁夏不是陕北，准备到宁夏去，就是准备过河。但是，这个时候蒋介石也在调动军队，想在黄河以东把红军全部解决了。

十月份，红四方面军的红九军、红三十军再加上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连同四方面军军部，先过了黄河。国民党调集兵力赶往堵截，原准备渡河的红三十一军南下阻击，终因敌众我寡，被敌军切断黄河，未能渡过黄河。过了黄河的三个军一共二万一千八百人，成了孤军。开始还让他们继续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西北是马家军的天下，马家军有正规军三万，民团八万，一共是十一万，敌我力量悬殊，根本没法完成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份，中央军委就提出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组成西路军，让他们西征，以一年为期，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这才是西征的开始。最后整个西路军全部失败。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七年四月，陈云和滕代远到星星峡去接西路军的时候，二万一千八百多人只剩下四百多人。事情的经过大致就是这样，但是西路军浴血征战、兵败河西，长期以来却被作为张国焘逃跑主义路线破产的一个标志。《毛泽东选集》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及其注释就是这么说的，各种中共历史教科书当然也是这样说的。

八十年代，研究者对这一历史结论提出疑问，国防大学教员朱玉教授、丛进教授最早写了文章。长期以来，把"打通国际路线"作为张国焘"逃跑主义"的产物，认为这个口号 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背道而驰，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大量文献档案表明，"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整个战略部署的主要环节之一，而不能与张国焘"逃跑主义"路线划等号。因此，河西部队从北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到改为西进执行打通新疆的任务，完全是执行中共中央战略计划的结果，是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方针、部署、指示，而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西进计划"。毛泽东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这时西路军还没有失败，中共中央也没有清算张国焘路线，怎么会有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内容呢？显然，这是后来对稿子整理补充时所加。

至于西路军的失败，也谈不上是张国焘"逃跑主义"路线的结果，原因非常复杂。徐向前在回忆中作了多方面分析：一是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大大超出应有限度，这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原因；二是敌强我弱，西路军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军腹地，且旷日持久，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左右回旋不好回旋，企图援应没有援应，丧失了作战主动权；三是战场指挥缺乏机断专行，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没有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中央军委要求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而在河西走廊建根据地缺乏起码的客观条件，河西走廊这个地方一无好的地形，二无群众基础，更谈不上武器弹药的接济，一个狭长的地带，四周是荒漠，根本无法建立根据地；西路军最高领导人陈昌浩不能灵活执行军委指示，从长征中违背中央决定、极力主张南下的一个极端，跳到机械执行中央指示、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另一个极端。举一个倪家营子战斗的例子，是一个最惨的例子：西路军在倪家营子同马家军血战二十多天，终于突围出来了，但是陈昌浩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因为这是中央的指示。徐向前同陈昌浩激烈争论，最后不得不服从陈的命令。结果部队又回到了倪家营子，再度被马家军包围，待第二次突围出来时，西路军就剩下三千多人了。

一九八〇年，朱玉将文章《"西路军"疑》报送邓小平，邓小平批转李先念研究。一九八三年二月，李先念写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的报告，给了陈云。陈云同意李先念的说明，让他把这个说明送中央党史研究室，并送中央档案馆存档，请邓小平批转中央常委，邓小平批了两句话："赞同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

关于西路军的问题，党史界争论很大。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三年第九期发表了朱玉、丛进的一组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文章，引起高层指责，有关部门下令收回这一期刊物。有一种观点仍然认为，西路军和西征就是张国焘"逃跑主义"的产物。一九九一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有人写西路军是"奉命过河"。李先念看到后给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写信，质问"奉命，奉命，奉谁的命？"几万册全部印好的书将那一页全部撕去，改成"根据中革军委命令"， 重新排印。

二〇〇四年，中央电视台播映电视文献片《李先念》，其中第二集《血染祁连》，把西路军的来龙去脉介绍得非常清楚，对西路军的历史作了全面和客观的反映。不久，香港凤凰电视台也连续五次访谈西路军的问题。

当然，到现在为止，学术界实际上还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些研究者认为西路军的失败，除了上述原因外，西路军本身也有问题，在处理建立河西走廊根据地的问题上也有失误。

五、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说九十年代以来突破比较大。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二〇〇二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高华教授写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这本书可以说是关于延安整风最翔实的著作。全部材料都是来源于公开的文献、回忆、著述，没有内部档案。它的核心观点，就是延安整风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他在延安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重建了以毛泽东为最高权威的上层结构，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

跟这个问题有联系的是"抢救运动"，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作了一些研究，但是都不深入，而且几乎都把帐记在了康生的头上。有研究者提出，康生对"抢救运动"负有不可推脱的重要责任，但毛泽东是中共中央领导人，而且是整风运动的领导人，难道对此没有责任吗？有研究者指出，在这一点上，主流意识形态是不能突破的，极力把康和毛摘开，相反去强调"抢救运动"后期毛"发现了问题"，使得运动及时刹车。二〇〇三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党校教育史研究组"著、中央党校王仲清教授执笔的《延安中央党校的审干工作》一书，说的是党校，实际上也部分反映了当时整个延安的情况，披露了一些原始材料，比如毛泽东、任弼时、彭真的讲话。这本书只印了三千册，还是内部发行。

六、朝鲜战争问题

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是当代历史、中共历史研究进展最多、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原因在于档案的解密。从七十年代开始，相关国家陆续解密档案，首先是美国、英国。九十年代初俄罗斯档案也大量解密，这使得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有很大突破。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也开始陆续公布了一些档案，比如《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军事文选》、《毛泽东外交文选》、《周恩来军事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彭德怀军事文选》收入了部分相关文献，军科院编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了《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周恩来传》，披露了一些材料。

还有一个原因，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宣告结束。冷战成为历史，冷战史便越来越进入历史研究者的视野。国际学术界一个比较共识的看法认为，冷战开始的标志就是朝鲜战争，研究冷战的起源，就不能不研究朝鲜战争。因此，朝鲜战争的研究最近这些年进展很快，成果也很多。

这里主要介绍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朝鲜战争缘起的研究。以前大陆传统的说法是，"美帝国主义指使南朝鲜李承晚匪帮首先发动全面内战"。其实在国外，这种观点一开始就被否定，现在中方的学者也都非常清楚这一点了。中国专家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系统研究。这个问题要从雅尔塔体系讲起。雅尔塔体系的实质，是东西方战胜国对法西斯国家失败所造成的空间进行填补，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有专家认为，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苏联在战后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证，至少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在战后世界的势力范围是通过西方盟国的国际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出于维护雅尔塔体系的考虑，苏联对外政策也有必要建立在与西方合作的基础上。根据《雅尔塔协定》，战后朝鲜并不是由美国和苏联分别占领，而是由美、苏、中、英四大国共同托管。然而，金日成不满意这样一种格局，他要完成朝鲜半岛的民族民主革命，当时只有一半完成了，另一半没有完成。所以，金日成及朝鲜劳动党酝酿了一个解放整个朝鲜半岛的军事计划。毫无疑问，这个计划没有斯大林的支持，是不可能实施的。一九四九年，金日成不断跟斯大林提出这个计划，但是斯大林不同意。有研究者分析，其原因一是战后苏联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二是（也是更重要的）斯大林根本不愿意跟美国人直接交手，因为他知道朝鲜战争一打起来的话，就不是南、北朝鲜的问题，而是苏、美之间的问题了。朝鲜方面曾经试图取得中国方面的赞同和支持，但是，毛泽东同样也不赞成朝鲜对南朝鲜实施军事行动。一九四九年九月，毛泽东在同朝鲜代表会谈时表示，这种军事行动尚无有利的形势，同时中国军队也在忙于国内战争，难以他顾。的确，1949年秋天，中国国内的战事还没结束，十月份以前，西南、西北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更不要说台湾问题了。

但是，一九五〇年一月，斯大林改变主意，同意了金日成实施解放朝鲜半岛的计划。斯大林改变主意的原因是什么，迄今为止还缺乏权威的文献档案揭示。一些研究者作了观点并不一样的分析，其中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作为重要背景的见解值得十分注意。一九五〇年一月，访问苏联的毛泽东经过同斯大林的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苏联归还中国的旅大海军基地和中长铁路。旅大是苏联海军在远东的唯一出海口和不冻港，按照条约归还中国后，苏联海军远东舰队显然需要寻找新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在朝鲜半岛爆发一场战争，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完全可以替代旅顺和大连；即使战争失利，由于东北亚局势的紧张，会使得中国要求苏军留驻旅顺、大连。作为利益置换，斯大林同意了金日成提出的解放朝鲜半岛的军事计划。这个分析和推论，我以为是很有道理的。斯大林还提出，这个问题应当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不过，在金日成看来，斯大林同意了，毛泽东还能有二话吗？后来的事实果真如此，尽管毛泽东一开始还不大相信：斯大林是否真的同意？一旦证实后，毛泽东当然只能赞成而不便反对了。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开始了朝鲜战争。事情的真相在国际上早已为人所知。一九八六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其中有关朝鲜战争的注释，说法不同于过去："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没有涉及战争爆发的原由。《毛泽东著作选读》当然是官方出版物，编辑者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注释的说法也就有了鲜明的官方色彩。不过，官方尽管向事实靠拢了一步，恐怕很大程度上出于外交考虑，却无论如何不再捅破这层窗户纸。倒是中国的研究者个人，把这个国外世人皆知的"秘密"告诉给了国人。

一九九七年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百年潮》杂志创刊号，发表《一九五〇年解放台湾计划搁浅的幕后》。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承担出兵援助任务，从而停止了原定这年解放台湾的计划。文章引人注目的是，依据史料，对朝鲜战争的真正来由作了详细交待。结果，引起了一场风波。主管外事和主管宣传的高层人物分别批示，有关部门约见杂志主管单位、主办单位负责人，《百年潮》杂志更是挨批、作检查，差点没受处分。其实，关于朝鲜战争的由来，在国内史学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恐怕一般公民也有不少知情。

对朝鲜战争的研究，国内最有水准的著作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沈志华教授的《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这本书本来想在内地出版，但未获批准。令人费解的是，这本书居然在二〇〇三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还被新闻出版署列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重点图书，书名稍有改动，叫《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另外一本书，其中内容也涉及朝鲜战争，是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杨奎松教授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杨奎松就是前面介绍的《百年潮》那篇文章的作者。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个评估，这也是学术界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第二个问题比前边的更敏感。九十年代以来，除了人们熟知的"爱国主义的胜利"、"国际主义的凯歌"的结论外，学术界对于抗美援朝战争得失的评估，看法很不一样。一种观点认为得失相当，整个抗美援朝打完了以后既没有失去什么，也没有获得什么，其理由是交战双方最终都回到了三八线。另一种观点认为失大于得，主要对中国来讲，付出远远超出了获得。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好做简单的比例估计，最好做一些比较具体的分析，看"得"得在什么地方，"失"失在什么地方。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在三个方面即军事、经济和政治上都付出了巨大代价。军事方面：整个抗美援朝争，中国志愿军兵员损失共计四十二万六千二百人，包括阵亡、负伤、失踪、因伤病致死四种情况。志愿军跟美军的兵员损失是二点六二比一，差不多接近三个人比一个美军，损失的代价远远超过了美军。经济方面：中国消耗的作战物资五百七十余万吨，支出军费六十二亿人民币；按照一九五〇年的设想，一九五一年中国的军费开支要从一九五〇年占预算总支出的百分之四十三点六降到百分之三十，结果不仅没有降，反而涨到了百分之四十五点**，影响和挤压了国内经济的恢复，同时使得中国更多地在经济上依赖于苏联和东欧。政治方面：最大的代价就是解放台湾的计划搁浅了，因为不可能实施原来的作战计划。朝鲜战争之前，杜鲁门已经准备放弃台湾了，对蒋政权表示失望。当时第七舰队已经开回夏威夷了，朝鲜战争一开打，美国第一个行动不是出兵朝鲜而是派第七舰队重新进入台湾海峡。最关键的是联合国通过决议制裁中国。

七、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这个问题的争论就比较久了，从八十年代一直争论到现在。官方有一个结论，就是肯定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三大改造。

归纳起来，可以概括成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完全按照当年那个调子，全盘肯定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三大改造；第二种观点是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向没有错，失误在于过急，开始过渡的时间提前了，过渡时期的时间缩短了；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根本就不应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从学术界看，相当多的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否定了三大改造。

这里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毛泽东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关于未来中国社会曾经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即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政治上组成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经济上实行五种经济成分并存，文化上提倡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自己反复强调过，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既不同于欧美的资产阶级专政，又不同于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还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将要实行一个很长的时期。但是，执政以后不到四年，毛就开始酝酿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从而放弃了原来的新民主主义的制度设想，结束了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

毛为什么放弃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设想？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很多看法。

一种看法说，毛新民主主义的制度安排和制度构想完全是一个策略，他从来就不准备真正实施。理由很简单，因为处于在野党的地位，要成为执政党，需要有一个赢得社会各阶层广泛赞同和拥护的纲领，新民主主义就是为了这个实现目标提出的一个策略甚或只是口号。一旦目标实现了，策略就可以放弃。

第二种看法，归结为外部因素影响，即来自苏联和斯大林的意识形态压力。斯大林、联共中央本来就不承认中共的新民主主义，在斯大林看来，毛这些人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只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用斯大林的话说是"半个铁托"。这给中共很大的压力，所以，中共执政之后不久就要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种看法，认为中共执政后所采取的工业化战略和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放弃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关键原因。中共的工业化战略，效仿了苏联斯大林模式，采取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挤压农业、轻工业的方针，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政府主导型的工业化模式，它要求政府集中和控制各种资源。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将各种所有制经济统统纳入计划的轨道，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改造。

第四种看法，是认为毛自己的思路发生了变化。新民主主义设想原来的确是一个战略，但是到了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以后毛开始变了。导致毛思想变化的因素有三点：（一）国民经济在三年时间里迅速恢复，比原先估计的三到五年更快地实现了经济恢复的目标，这使毛觉得既然经济可以如此迅速地恢复，经济的改造也可以更快地实施；（二）中国公、私营经济比例在一九五二年有了一个倒置性的变化，一九四九年私营经济的比重占国民经济的一半以上，到了一九五二年公营经济则占到了三分之二还多；（三）一九五一年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的兴起农村互助合作运动，毛认为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走集体化道路的要求和愿望。

第五种看法，认为毛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身就有局限性，比如，没有明确新民主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从而忽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长期性；还比如，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判断，是一种"二元论"，一方面说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中心，另一方面又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两者在逻辑上发生抵牾；再比如，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条件，强调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改变，而忽略物质基础这个最根本的条件。这些局限导致了实践上的失误。

毛什么时候开始考虑放弃新民主主义制度设计的？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是一九五二年，根据就是这年九月毛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这样说当然是有根据的，毛的讲话也已经公布。但是，放弃原来的设想，在毛又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有一个从模糊到愈来愈清晰的渐变过程。从文本看，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初露端倪。现在能够看到最早的材料，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毛原来认为中国应该搞"新资本主义"，到1948年这次政治局会议前一直是这么说的。到这次会议，他不再提"新资本主义"了，反而批评"新资本主义"的说法。而且，他肯定中国革命胜利后，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意味着他根本不会搞"新资本主义"。毛的思想发生这个改变，原因恐怕在于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一九四八年九月时，中共武装力量准备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能够进行决战，当然是双方力量对比有了重大变化。一九四五年中共召开七大时，毛对未来形势的估计是困难重重，认为中国很可能要走一段联合政府的道路，跟国民党共同组建一个联合政府，而共产党在联合政府的比重会非常小。到这时，共产党跟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中共可以完全独立执掌政权，用不着再搞新民主主义了。

这样才能解释他为什么在五十年代初对刘少奇不满。一九五〇年，刘少奇对东北局有个批评。东北局要把老区的互动组提高一步，要削弱、动摇农村的私有制基础。刘少奇认为高岗他们违反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说现在不是搞社会主义、走集体化道路的时候。毛当时没有表态，据簿一波的回忆，高岗说刘少奇把这个报告给了毛，毛就批给了陈伯达，当时毛的表情是面露愠色，但是没有说话。一九五一年，山西省委有一个关于长治地委报告的批语。长治地委的报告和山系省委的批语跟东北局的政策主张是一样的。华北局和刘少奇都认为山西省委的这个批语是不对的，刘少奇还是说现在我们不能动摇农村的私有基础，搞社会主义还是一个很远的事情，说它违背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这回，毛没有沉默，批评了刘少奇。他找了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刘澜涛，说马克思也说过，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早期也有工场手工业阶段，工场手工业阶段通过简单的协作分工，也可以产生新的生产力。刘、周等人接受了毛的批评和意见。

关于新民主主义问题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最近这几年最大的争论发生在一九九八年底到二〇〇〇年。一九九八年，胡绳在湖南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发言，题目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再评价》，认为毛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允许资本主义在中国存在和发展，并且最早批评了中共党内的民粹主义思想。但是，五十年代初，毛自己没有坚持新民主主义理论，反而染上了某种民粹主义的色彩。在他看来，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物质基础极大丰富后，才能搞社会主义。中国五十年代搞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后来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搞"穷过渡"，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否定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实际上就是超越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这个阶段，倒回去了，落入了俄国的民粹主义窠臼。一九九九年，胡绳的发言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引起广泛反响。

第一个出来批判胡绳的是沙健孙。沙健孙说胡绳的意见，不仅是针对毛泽东的，而且是针对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针对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的。沙认为，胡绳提出的与历史决议、邓小平论述相左的观点，不仅事实上站不住脚，而且还可能在政治上思想上引起混乱。沙说："事实告诉人们，不是领导中国人民搞社会主义改造的毛泽东等在搞民粹主义，而是指责毛泽东等的人自己陷入庸俗生产力论的泥潭了。这种庸俗生产力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不过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歪曲。"

从此，赞同和反对的意见打了好一阵笔墨官司，声势不凡，以至惊动高层，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了结。

八、反右派运动问题

官方只承认反右派运动"严重扩大化"，而发动运动本身是"必要的"。这是邓小平的基本估计。研究者的看法一直有争议。

一个最大的争论是反右派必要不必要？实际上民间的研究早已经突破了。全部右派是五十五万人。据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错划的"右派"改正，全国没有被改正（不叫"平反"叫"改正"，官方掌握的概念非常严）的，大概不到一千人。中央统战部掌握的"右派"一共是二十七人，改正了二十二人，只摘帽不改正的五个人：章伯均、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有人调侃说："为了五个人，搞了一场反右派运动。"

还有一个争论的问题是整风运动一开始是不是就要"钓鱼"（即"引蛇出洞"）？李慎之先生的看法是很明确的，他认为整风运动就是要"钓鱼"，他引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毛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作为证据。朱正先生则认为，毛一开始是要整风，要鸣放，到后来他觉得形势不对，才改变了，才提出"引蛇出洞"。

我个人倾向于朱正先生的看法。毛一九五六年的心态是比较高昂的。为什么呢？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斯大林长期不相信中共会搞社会主义，现在中国搞了，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说过他比四九年解放还要高兴。另外一个，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共第一次介入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欧洲事务。本来一九四九年斯大林和刘少奇会谈的时候有明确的分工，斯大林明确表示，社会主义阵营的亚洲事务由中共负责，欧洲事务由联共负责。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共不仅介入了欧洲事务，而且在东欧一些国家如波兰赢得好感，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提升了威望，得了分。所以，毛的心态非常好。他说过，像波兰和匈牙利那样的事件，在中国不会发生，不是没有牛鬼蛇神，但是刮不起来波、匈那样的七级台风。一九五七年二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过一句话，叫"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后来整理发表时删掉了。可见，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毛泽东是非常自信的。在他看来，异端起不了大浪。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公布整风的指示，一直到五月中旬，毛逐渐感觉事情起了变化。一是所有的舆论全都是批评，这其实也都是中共中央的意思，要求只提批评意见。一时间，报刊、电台和各种非中共人士的座谈会都是批评，你想那是一种什么气氛，就像是"一边倒"。二是民主党派主要不是提什么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而是提制度问题，认为主要是制度、体制有弊端。这就跟铁托的观点一样，铁托在南斯拉夫普拉发表演说，指出斯大林问题的发生的主要不在于斯大林个人品质，而是制度出了问题。民主党派也认为这个制度是一个过分集权的制度，一九五四年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后，民主党派的地位不是上升而是降低了。言论中还涉及到中共执政以后历次政治运动，比如镇反、肃反、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私营工商业改造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话题，远不是毛认为的仅仅是作风问题，他没有想到。特别是五月中旬以后，言论愈来愈激烈尖锐。高校学生也动员起来了。比如北京大学"五一九"大字报，非常厉害。当时有一个谣言，说毛已经坐不稳了，快要被赶下台了。毛更加敏感，所以，才在五月中旬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文章。文章才明确表达了"引蛇出洞"的意思，要求再搞两个星期的整风、鸣放，然后就开始收网，反击"右派"。

九、"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

这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成果也很多。因为时间关系，这里不做更多介绍。主要介绍两个问题。

一个是"大跃进"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比较值得注意的有六个数字。

第一个是《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这是官方正式公布的数字。但是只统计了一九六〇年减少人口一千万。

第二个是中科院的报告的数字（这个报告我没看到，是别人引用的）。大概是一个关于国情问题的报告，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涉及人口，讲到"大跃进"非正常死亡人口，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减少人口一千五百万。统计口径大于《中国统计年鉴》。

第三个数字出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振华教授。他统计的口径更大了，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六年时间，非正常死亡人口是一千六百九十七万。

第四个数字来自国防大学教员丛进教授。他在自己的著作《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说，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这三年，减少人口四千万左右。这个统计口径与中科院的报告一致。

第五个数字是来自金辉的文章。他说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人口低限值也在四千零四十万。

第六个数字是美国人口学家科尔统计的。科尔是美国著名的人口学家，他提供的数字是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非正常减少人口两千六百八十万。

我个人对二千万以下的数字都持怀疑态度。有一个材料是半公开的，就是信阳地委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份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这个报告收入了国家农业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农业集体化文件选编》一书中，报告列举了两个县的材料，一个是正阳县，最初报告的死亡人数是一万八千人。信阳事件出来以后，揭发的是八万人，同原来报的数字相差三倍多；另一个是新蔡县，最初报告的死亡人数是三万人，以后复查，揭发出来的数字是接近十万，相差两倍多。报告还列举了嵖岈山人民公社（这是闻名全国的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数字，嵖岈山公社最初报告死亡六百人，复查的结果是近四千人，相差六倍多。按照《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字，取一个相差四倍的平均值来推断的话，也不止两千万。当然，到底非正常死亡多少，仍要做非常艰苦的考证和调查，从多方面去统计，如公安部门的户籍统计，卫生部门的疾病死亡统计，民政部的救济统计等等，更不用说政府统计部门。几个方面的数字互相作参照。再说，当年统计的数字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这个也很难说，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难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三年自然灾害"是一个沿袭了很长时间的说法，当年说严重的经济困难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叫做苏联撕毁合同，增加了中国经济困难；一个叫做"三年自然灾害"。

国内有研究者根据全国一百二十个水文站的统计资料认定，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这三年，即便说不上风调雨顺，至少没有全国性的大的自然灾害。这个统计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全国气象状况一共可以划为五个等级，叫做负二度区、负一度区、零度区、一度区和二度区，分别表明涝、偏涝、不涝不旱、偏旱、旱。就是说，结果越接近零度，全局性的灾害就越少。在公布的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二年长达十几年的年份里，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这三年，比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五年和一九七〇年、一九七二年都更接近零度区值。因此，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站不住脚。这个统计是非常扎实的，是根据水文总站历年的历史资料来说的。

-完-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部份说明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编写组

一、"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轮廓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部份，选记了一百多件大事。根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段历史的分期，"文化大革命"十年的这一百多件大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来叙述。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六年五月到一九六九年四月）。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经过一个酝酿准备的过程。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通过的文件表明，"文化大革命"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来党内长期存在的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发展的必然结果。

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闭幕后第二天，即五月二十八日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这个小组从组织上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实际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因此完全被破坏。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夺权）风暴"以后，全国上下都发生了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二月间，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在此前后，各部门和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一九六八年十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组织上对刘少奇作了错误处理。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党的九大以后到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九年五月到一九七三年八月）。

九大以后，林彪认为他取得的地位不够稳固，他自己有被江青、张春桥所取代的可能性，因此，他迫不及待地图谋抢班夺权。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事件。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这次政变。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等方面作了极大的努力，使党的经济建设、教育、科学等各项工作有了转机。在批判林彪过程中，周恩来还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江青、张春桥害怕自己的极左面目被揭露，就极力阻挠批判极左，硬说林彪是"极右"。毛泽东也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

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得到了加强。

（三）党的十大以后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一九七三年九月到一九七六年十月）。

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他们攫取的地位，阴谋篡夺更大的权力。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借口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毛泽东先是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多次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斥责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

一九七五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实际上，这是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开始。毛泽东曾经支持邓小平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整顿当时陷入极度混乱状态的各方面工作，但是他不能容忍邓小平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勾结在一起的毛远新的挑拨之下，他就认为邓小平对各方面工作的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因此，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开始，毛泽东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批邓"的时机，把邓小平整顿工作的成果，统统诬蔑为"右倾翻案"，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逝世。同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有千百万群众参加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江青反革命集团攻击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是"反革命事件"，诬蔑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也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十月六日，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宣布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和骨干实行隔离审查，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而结束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二、对"文化大革命"时期若干历史问题的说明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十年内乱的惨痛教训作了正确的总结和科学的分析。《年表》的"文化大革命"十年部份说明就是在《决议》精神的指导下，将《年表》限于篇幅而没有展开论述的若干问题再作一些说明，以帮助读者进一步理解《决议》所总结的这一时期惨痛的历史教训。现在，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发生的若干历史事件，依次作一些简要的说明。

（一）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五·一六通知》，"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

这里，在《年表》记述的基础上，有两点需要着重说明的：一是一九六六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在起草修改过程中，康生、张春桥等人的破坏作用；二是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提出的错误论点。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为了确立"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指导方针而召开的。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会议的主要议程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会前决定的。这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并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在《五·一六通知》酝酿修改过程中，康生、张春桥等人把《二月提纲》中"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不要用"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等想要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加以限制的提法，歪曲为"从根本上取消了政治问题，把这场斗争引向资产阶级方向"。《通知》违背历史事实，把康生亲自参加讨论、修改过的《二月提纲》，硬说成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等人搞出来的，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

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提出了以下的主要错误论点，就是硬说一大批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已经混进党政军机构和各界里，而"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份注意这一点"。这种毫无事实根据的论断是一种"左"倾错误观点，因为它夸大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仅仅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混淆了是非和敌我，硬说一大批党政军和文化领域各界的领导干部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成立的所谓"中央文革小组"，按照《通知》规定"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但它实际上逐步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最高领导机构。

（三）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对这个问题有四点需要说明：一是对红卫兵运动的分析；二是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改变了全会的议程；三是《十六条》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和方法的规定；四是这次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选举。

一九六六年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在"文化大革命"已经造成了全国的动乱和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缺乏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气氛极度紧张，不可能对会议的各项议程进行民主讨论。

会议印发了八月一日毛泽东写的《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信中表示支持正在兴起的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运动是造成全国大动乱的重要因素。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除极少数坏头头以外，绝大多数人先是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天真地以为自己是在参加"保卫毛主席"，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后来经过自己的实践，逐步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采取观望态度，以至抵制、反对。

八月五日晚，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虽然没有点名，然而是明显地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肯定了党内有一个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大字报使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深感震惊，预料到即将发生一场新的灾难。第二天，已向全会请假，在大连"疗养"的林彪，匆忙飞回北京参加会议。此后，全会的小组讨论会就转为不指名地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

八月八日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定》规定要依靠"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来进行反对所谓"走资派"即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革命"。《决定》赞扬用"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的方法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攻。实践表明，《决定》为"文化大革命"规定的"革命"对象和斗争的方针方法，都是完全错误的。

八月十二日全会进行了中央领导机构的选举。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没有按得票的多少排列名次，林彪被列在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因为在会上受到"批判"，由原来的第二位退居到第八位。全会没有选举主席和副主席，实际上保留了中央主席，取消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的职务，会后不久，林彪又成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

（三）关于上海"一月风暴"

在这里主要是想就《年表》所写的"一月风暴"的历史背景和"夺权"问题，作进一步说明。"一月风暴"前，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毛泽东估计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他认为"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想法，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等二十多个造反组织在江青、张春桥的指使下成立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筹委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和五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相继被"造反派"夺取了领导权。一月五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分在上海接见"工总司"代表，张春桥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次日，"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等造反组织举行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的权。

毛泽东支持上海"造反派"夺权。他在一月八日的谈话中，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毛泽东还要"中央文革小组"替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张春桥、姚文元利用庆祝中央贺电的机会，把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攫取到他们手中，这就是所谓"一月风暴"。在"一月风暴"影响下，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向党委和各级政府"夺权"之风。

（四）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方式

《年表》引用了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同外宾的一次谈话，说明他为什么要采取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和全面夺权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过去我们不少工作没有做好，原因是"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

这些话表明，毛泽东从对我国阶级斗争状况的错误估计出发，认为以往的阶级斗争形式已不能满足需要，所以要采用全面夺权的极端方式来开展"文化大革命"，并且为此目的而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手段。很明显，这种全面的阶级斗争即所谓全面夺权的斗争方法当然要造成全国规模的大动乱。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但是由于他提倡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和全面夺权，他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制止林彪、江青一伙煽动起来的日趋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潮。

（五）一九六七年的二月抗争

这里，除了对《年表》已记述的二月抗争内容作某些补充以外，还准备修订一些历史事实。

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同年一、二月间的中央军委会议上（按：《年表》记载的是"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写得不够确切。据我们目前所接触到的材料，这次在京西宾馆〔后移至西山〕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的时间，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旬至二月中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委员和军委领导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了强烈不满，提出了义正辞严的批评，与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但他们的批评被江青一伙诬为"二月逆流"，并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对那些提出批评意见的老同志加以压制、批判和打击。此后，朱德、陈云也被指为一贯右倾而受到错误的批判。

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的经过是这样的：这天下午，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鉴于全面阶级斗争和全面夺权，已经使生产的正常进行受到极大干扰，使全国政治局势陷于极大混乱，会上老一辈革命家谭震林等就以下两个问题质问张春桥：群众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究竟应当怎样对待老干部？当晚，张春桥、王力、姚文元集体整理并核对这次会议记录，经与江青密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十八日晚（按：《年表》误写成十九日晚），毛泽东又严厉地批评了这些老同志。此后，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多次在中央会议上，以"二月逆流"的罪名，围攻批斗了这些老同志。

但是，事实证明，这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的批评是正确的。所谓"二月逆流"的指责完全是诬蔑不实之词。《年表》在一九七一年第八条大事中记载："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为'二月逆流'平反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指叶剑英等）'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

（六）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

一九六八年十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为贯彻"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方针的党的九大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他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他认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分组围攻了所谓"二月逆流"的参加者和所谓"一贯右倾"的其他老同志，实际上剥夺了这些老同志在会上的发言权。就是在这样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对刘少奇作了错误处理。

对于刘少奇这个大冤案，毛泽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促使毛泽东在处理刘少奇问题上作出错误决定的，是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人用刑讯逼供等卑鄙手段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在历史上背叛了革命。在林彪，江青一伙封锁欺骗下，毛泽东也就把刘少奇看成了叛徒。全会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指使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对刘少奇的错误处理，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这个惨痛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七）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年表》扼要地记述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这次大会是在所谓"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情况下召开的。林彪向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系统地叙述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发动和发展过程；鼓吹"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要求"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报告歪曲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著作的基本精神。这部著作的基本内容，就是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人民来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这部著作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公开发表时，加上了夸大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阶级斗争的严重性的一大段话，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但这些话并不是这篇著作的基本精神。这篇著作更没有说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但林彪的报告却硬说毛泽东从作这个报告时起就提出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完全是伪造历史。

大会在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把林彪、江青、康生等人选进了中央政治局，他们的不少亲信和骨干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

（八）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政策的努力

在这里，打算在《年表》记述的基础上，把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与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联系起来作些说明，并在内容上略加补充。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周恩来按照毛泽东长期以来倡导的原则，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解放了陈云、王震等一批老干部，还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和教育、科技政策等。

周恩来还提出了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这是一九六七年一、二月间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文章，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但是，张春桥、姚文元却攻击《人民日报》这三篇文章是"毒草"。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同意中联部、外交部十一月二十八日关于召开外事会议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请示报告。对此，江青，张春桥却极力阻挠。张春桥故作姿态地问道："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说："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错误地支持了批判林彪的"极右"，他说：林彪"是极右"。从此，就扭转了批林的正确方向，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再批极左。

由于毛泽东已扭转了批林的正确方向，从一九七三年开始，周恩来落实党的政策、批判极左思潮、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努力，遭到"四人帮"一伙越来越猖狂的反扑和破坏。

（九）所谓"批林批孔"运动

在这里，准备在《年表》的基础上，就"批林批孔"运动的由来和"四人帮"的阴谋及其失败作一些说明。

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提出"批林批孔"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

把批林与批孔联系起来的是毛泽东。一九七三年七月，毛泽东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提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从此以后，江青一伙接过这个口号，经过密谋策划，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

这个运动从一九七四年初到同年六月历时半年左右。在这个期间，江青一伙到处煽风点火，大搞影射史学，借批林彪"克己复礼"，诬指周恩来一九七二年以来落实党的政策是"复辟"、"回潮"，并吹捧"女皇"，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反周"组阁"的阴谋大造舆论。毛泽东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一伙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和揭露，斥责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因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周"组阁"阴谋未能得逞。

（十）党的十届二中全会

《年表》记述了"批林批孔"运动造成人们思想上的疑虑和造成工业生产下降的事实。这里想补充说明起用邓小平的经过。

一九七五年一月，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之前，为了准备四届人大召开，周恩来抱病和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中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政治上比王洪文强，人材难得；要他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二十四日，毛泽东又向周恩来、王洪文说："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后来十届二中全会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起用邓小平的。一九七五年一月四届人大以后，周恩来病重，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呈批主要文件和主管外事工作。

（十一）邓小平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

这里准备按照时间的先后把《年表》中记述的内容串起来，并加以补充，为的是使读者对各方面工作整顿的决策和成就，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

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

工业生产迅速增长。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六月四日，中央签发了关于努力完成当年钢铁工业生产计划的批示。七月十七日，中央批转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说明："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运输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明显好转，证明邓小平对工业战线实行整顿的方针是正确的，因而深受人民的拥护。

整顿从工业方面开始，逐渐遍及全国各条战线。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十五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军队调整编制体制等问题。叶剑英、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落实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任务。

七月十七日，中央批准浙江省委报告，明确提出：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

八月十八日，邓小平谈了工业发展的有关问题。根据这个谈话精神，制定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讨论稿）。

九月十五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提出了各方面工作的整顿问题。他说："毛主席说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

九月二十六日，邓小平等听取胡耀邦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的说明。邓小平肯定了汇报中提出的加强自然科学研究、整顿研究所、室领导班子的意见。

集中体现邓小平整顿各方面工作思想的，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根据他多次所谈的意见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总纲》全面具体地指出："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总纲》进一步指出："在各方面的整顿中，党的整顿、党的工作整顿是重点。"

经过各方面的整顿，全国形势日趋好转，安定团结局面开始出现，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快发展。工农业总产值（按一九七○年不变价格计算），一九七五年达到四千五百零四亿元，比一九七四年增加了四百八十亿元；一九七五年粮食产量达到五千六百九十亿斤，比一九七四年增加了一百八十五亿斤；一九七五年钢产量达到二千三百九十万吨，比一九七四年增加了二百七十八万吨；一九七五年铁路货物运输量达到八亿六千七百四十六万吨公里，比一九七四年增加了九千七百七十三万吨公里。

邓小平进行的上述整顿，本来是按照毛泽东说过的一些原则办的，例如"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文艺要调整"等，但在如何进行整顿的问题上发生了事实上的不一致。毛泽东并没有说过如何实行整顿，而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的思想和实践表明，他是在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

（十二）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这里根据《年表》记述的内容，说明江青一伙对邓小平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努力进行疯狂反扑的经过，以及毛泽东错误地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邓小平对各方面工作实行整顿的方针，首先受到了"四人帮"的反对。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同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认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随后，江青也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他们借批判所谓"经验主义"，攻击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同志。八月，江青、姚文元等利用毛泽东对古典小说《水浒》的评论，在报刊上掀起一场批判所谓"投降主义"的"评《水浒》运动"，以此影射周恩来和邓小平。

"四人帮"的一些活动曾经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他们批判"经验主义"提出了批评。五月三日，毛泽东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中，再次批评江青一伙搞"四人帮"和在"批林批孔"中批"走后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等人进行了数次批评。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对"四人帮"的批评，虽不可能解决实质性问题，但也使他们的行为稍有收敛，这曾为各方面工作的整顿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这时起挑拨作用的是毛泽东的联络员毛远新和江青。他们互相勾结，乘机煽动对邓小平的不满。从一九七五年九月底到十一月初，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汇报，歪曲事实真相，攻击邓小平。他说：我"感到一股风，比一九七二年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按：指周恩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的努力）时还要凶些。""我很注意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把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揭发迟群、谢静宜的上告信，交给毛远新看时，毛远新替迟群辩解说：他"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是比较坚决的，十个指头，七个还是好的"。毛泽东错误地赞同了毛远新的看法。于是，毛泽东就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的信的批示。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北京召开的打招呼会议讲话要点的通知："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从这时起到一九七六年一月，江青等人把持中央政治局围攻批斗邓小平。一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八日，毛泽东先后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讲话，指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从此，使"批邓"公开化了。但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完全违背全党和全国大多数人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意志，它不可能不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抵制。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群众抗议运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爆发的。

（十三）伟大的天安门事件

《年表》记述天安门事件的本质是：数百万群众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革命行动，党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的判断是错误的。《年表》还记述了这场伟大斗争的主要事实经过，因而说明了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在这次事件上的责任，特别是说明了这场斗争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

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抗议运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深受人民敬爱的总理周恩来逝世。周恩来一生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但是，决心与人民为敌的"四人帮"，始终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这个野心勃勃的反革命集团，在周恩来逝世以后，不仅千方百计阻挠人民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而且继续对他进行诬陷和攻击。但是与"四人帮"的愿望相反，这种诬陷和攻击只能激起人民的更加强烈不满和反对。

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伟大政治斗争，是围绕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清明节前后悼念周恩来而展开的。在人民群众方面是通过悼念周恩来，来表示自己不同意"批邓"，不愿意党和国家再度陷入混乱和灾难；在"四人帮"方面，则是诬蔑群众是受少数坏人煽动闹事，干扰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

走在斗争前列的是广大工人和各阶层人民群众。四月四日这一天，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仅这一天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就达二百万人次以上。整个天安门广场淹没在人潮花海之中，天安门广场的气氛庄严肃穆，人民抗争的怒潮激动人心。

天安门广场惊天动地的伟大斗争场面，使"四人帮"及其党羽吓破了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早已对革命群众恨之入骨，攻击悼念活动具有"反革命"性质，为镇压群众制造种种借口。四月四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前悼念周总理的情况。华国锋等人错误地支持了"四人帮"对广大群众的诬蔑，华国锋说："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吴德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毛远新关于这次会议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政治局分析了天安门前悼念活动的情况，认定"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决定在当晚（四月四日）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毛泽东错误地批准了这个报告。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吴德为了推卸自己和中央政治局错误判断天安门事件性质的责任，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一个材料中写道："四月四日晚政治局开会，我汇报了天安门广场情况，说情况是好的，再放两三天做做工作，即可将花圈送八宝山。"后来，只是由于"我没有顶住'四人帮'的压力，非法抓了人和未通过群众移走了花圈"。这对于不了解事实真相的人来说，吴德等人抓人收花圈的行动似乎完全是"四人帮"逼出来的。但他这样说是歪曲了历史事实的。

四月五日清晨，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看到花圈被收走了，诗词被撕毁了，挽联、条幅都不见了，看花圈的战友被抓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是三道戒备森严的封锁线，恐怖气氛笼罩着天安门广场。人民群众被激怒了，数万群众聚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并且出于义愤引火烧了"四人帮"镇压群众的民兵指挥部小灰楼和停放在这个楼前的汽车。"四人帮"及其党羽就借口打人、烧汽车，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血腥镇压。当场有二百多人被捕，许多群众遭到毒打，流血负伤。

一九七六年四月间，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群众运动，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三、准备补充修改的一些问题

根据读者的意见和我们的检查，对《年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部份，准备作以下补充和修改。

（一）《年表》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条目中，对工作组问题的记述是不够清楚的，例如，是谁要求派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的，毛泽东是如何批准的，陈伯达又是如何夺权的，等等，都需要写清楚。拟改为：五月三十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就派临时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的问题写信向毛泽东请示，信中说："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毛泽东在这封请示信上写了"同意这样做"的批语。六月一日，在陈伯达授意、修改和审定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人民日报》社论中，煽动对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迫害和斗争。

（二）一九六六年底关于批斗彭德怀的问题，在《年表》上是必须补充的。拟增加一条：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江青、戚本禹等人指使下，彭德怀被中央文革小组派往成都的"造反派"绑回北京批斗。在此之前，江青、康生授意关锋、戚本禹整材料、写信，诬告"彭德怀任三线副总指挥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在批斗过程中，对彭德怀百般虐待和进行人身摧残，造成严重内伤。彭德怀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含冤逝世。

（三）《年表》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条目中说："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以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这里打算补充："次日，'文攻武卫'的口号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从此全国武斗成风。"

（四）《年表》一九六八年条目中准备补充写工宣队的一条：八月二十五日，根据毛泽东"要充份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通知》要求"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以后这一形式又发展为解放军、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党政机关。军工宣队的进驻，在制止一些学校的武斗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是，整个说来，消极作用是很严重的。

（五）《年表》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四月二十四日条目中，"九大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二百七十九人，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五十三人，不到总数的五分之一（不到原八届中委一百六十三人的三分之一）。"我们准备将括弧内的"一百六十三人"字样删掉：一是因为括弧内只提原八届中委，而没有提候补中委；二是当时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据初步考订是一百六十七人（死亡者除外），而不是一百六十三人。

（六）《年表》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条目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前面，拟加"中央军委副主席"这一职务。

（七）《年表》一九七三年三月条目中，拟增加一条关于外国专家工作方面的内容："三月八日，周恩来在邀请外国女专家、专家夫人参加的纪念会上，严厉批判了林彪一伙对外国专家工作的干扰破坏。对被错误批斗或被迫离开我国的外国专家表示歉意，并欢迎他们重回中国。"

（八）《年表》一九七三年五月关于党的十大的准备工作，拟补充一条："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等十三名老干部；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工作。"

（九）《年表》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条目中，"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改为"毛泽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

以上这些补充和修改意见，只是一些初步设想。到正式修订《年表》时，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动。

□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一期

-完-

中共中央委员中的父子兵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至今，已经走过了83年的光辉历程。在83年代中，共召开了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共有父子(女)关系的有36人。

海外一中文网站在《那些走过蹉跎岁月的人们》一文，详细地列举了这36人的资料。

文章说，在同届党代会上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有陈独秀父子3人、叶剑英父子和乌兰夫父子。其余的父子(女)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时间不同，有长有短。相距时间最短的为陈独秀父子，只有6年。最长的是陈云父子，前后相距达72年，而且是跨两个世纪。

文章依当选顺序列举了这位36人父子(女)中央委员。

陈独秀三父子同当选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人。在1921年7月党的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在二大到五大上，又连续当选为中央执委会委员长、总书记，一直是党的最高领导人。

长子陈延年生于1898年，次子陈乔年生于1902年，均曾到法国勤工俭学，并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的中共五大上，父子3人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6月，陈延年在上海被捕。1928年2月，陈乔年也在上海落入敌手。兄弟二人先后英勇就义于上海龙华。

李大钊(1889-1927)，河北乐亭人。在中共二大、三大、四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全面负责党的北方工作。1927年4月28日被军阀张作霖杀害于北京。

长子李葆华在父亲牺牲时只有18岁，他继承父亲遗志，从事革命活动。'文革'结束后，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是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李维汉一门三杰

李维汉(1896－1984)，湖南长沙人。中共第四至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长子李铁映，生于1936年，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十二届到十五届中央委员。现任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次子李铁林，1943年生于延安，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组部副部长。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

彭湃(1896-1929)，广东海丰人。1922年开始从事农运，创建农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领导人之一。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9年在上海被捕，同年8月英勇就义。

长子彭子禄生于1925年，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赴苏联学习，回国后成为中国最知名的舰艇专家之一。曾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

随父从政多为长子

陈云(1905-1995)，江苏青浦人。中共第六届到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长子陈元，1945年生于延安，196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现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

叶剑英(1897-1986)，广东梅县人。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共第七至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至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至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长子叶选平，1924年生，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七至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十二至十四届中央委员。

曾山(1899-1972)，江西吉安人。中共第七至第九届中央委员。

长子曾庆红，中共第十五、十六届中央委员，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书记处书记。2003年3月当选为国家副主席。

邓小平(1904-1997)，四川广安人。中共第七、第八、第十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共中央总书记，第十至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

长子邓朴方，1944年生于山西，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第十五、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

薄熙来：元老后代之秀

薄一波(1908－)，山西定襄人。中共第七、第八、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薄熙来是薄一波和夫人胡明的次子，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现任国务院商务部长。

乌兰夫(1906-1988)，又名云泽，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第四、五、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3年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共第八、第十至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长子布赫，又名云曙光，1926年生，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长期在内蒙古自治区机关任领导职务。第八、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

习仲勋(1913-2002)，陕西富平人。中共第八、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其子习近平，1953年生，197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在中央机关工作，后下基层任职，历任县委、地委、市委书记，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现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六届中央委员。

廖晖继承父志港人熟

廖承志(1908-1983)，广东惠阳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长子廖晖，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1983年继承父志，从事侨务工作。历任国务院侨务办、港澳办主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十四、十五、十六届中央委员。

李克农(1899-1962)，安徽巢县人。建国后，任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长女李冰，1920年生。长期从事医务工作，是一位杰出的外科医生，后从事肿瘤病防治工作。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

黄敬(1911-1958)，原名俞启威，浙江绍兴人，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俞正声是黄敬和夫人范瑾的长子，1945年生，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五、十六届中央委员，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乔氏父子献身外交

洪学智(1913－)，安徽金寨人。1955年、1988年两度被授予上将军衔，为世界军史所罕见。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长子洪虎，1940年出生。1963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学院。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第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现为吉林省省长。

乔冠华(1913-1983)，江苏盐城人。1974年任外交部部长。曾率中国代表团赴联合国参加多次会议。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

乔宗淮是乔冠华和夫人龚澎的长子，1944年生。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后继承父业，从事外交工作，曾任中国驻外多国特命全权大使。2001年9月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共第十二、第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

周建南(1917-1995)，江苏宜兴人。曾任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长子周小川，1948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1993年后，在中国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管会任重要职务。200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

-完-

美国之音 对比新闻：钱学森当年爱国“海归”的真实原因

出处： http://www1.voanews.com/chinese/news/china/UNCUTNEWSQianXuesen-20091104-69173202.html

对于刚刚去世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当年从美国返回中国，是由于爱国还是出于无奈、愤怒和报复，中外媒体各执一词。

*中国媒体：钱学森爱国"海归"*

《扬子晚报》11月1日报道："在获悉钱学森逝世的消息后，几大门户网站都在显著位置做了调查，主题是在钱学森一生的闪光点中，哪一点最令人印象深刻。网友评价最高的是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从美国回国，排在第二的是钱学森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排在第三的是钱学森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奠基人，钱学森参与"两弹一星"研制。"

<<B>>显然，对于为中国导弹和航天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中国人最敬重的并不是他在科技方面的贡献，而是当年从美国返回中国，报效祖国的爱国壮举。<</B>>

事实上，中国官方媒体大力宣传的正是钱学森当年的"海归"壮举。新华社11月1日报道："1949年10月6日，钱学森夫妇和十几名中国留美学生在加州理工学院...兴奋地谈起新中国成立的特大喜讯，商议着如何早日回国服务。第二年夏末，钱学森将行李以及800公斤重的书籍、笔记本装上即将开往香港的美国'威尔逊总统号'海轮，随即准备全家乘坐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飞机回国。然而根据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的指示，美国海关非法扣留了钱学森的行李和书籍，移民局通知他不得离境。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美国移民当局最终不得不同意放行钱学森。"

《人民日报海外版》11月3日的一篇文章说："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他对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

《人民日报》11月2日报道："钱学森的第二个中国博士、两院院士郑哲敏告诉记者：'钱学森身上最光辉的，是爱国主义精神，是为国奉献的精神。'1948年，郑哲敏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后来读钱学森的博士。郑哲敏说，'我们很多中国学生都知道，他回国态度一直是很鲜明的。他在美国工作20年，一直是中国国籍。'"

*西方媒体：钱学森申请加入美国国籍*

根据中国官方主流媒体的报道，钱学森爱国，因此"海归"，一切顺理成章。但是西方媒体却从来没有提到钱学森是因为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而返回中国。

美联社11月1日报道："1949年，就在蒋中正的国民党部队被毛泽东的共产党打败前夕，钱学森申请成为美国公民。""钱学森曾经一度被捕，并且失去了接触机密的资格。华盛顿启动了将他递解出境的程序。"

《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一书的作者，美国华人作家张纯如在1996年出版的《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英文书名：《蚕丝》)一书中写道："目睹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祖国政局激烈的动荡变化，最初他(钱学森)返国服务的意愿并非很积极。""一九四九年，大陆陷共前夕，钱学森决心归化为美国公民。""后来却因韩战株连，在莫须有的共党罪名下遭到驱逐出境，遣返中国。"

*钱学森的说法缺少说服力*

对于西方媒体的这种说法，钱学森显然一直都知道。据《科技日报》10月31日报道：钱学森在1985年3月9日给中国国务院一位领导的信中说："......我不是美国政府逼我回祖国的；早在1935年离开祖国以前，我就向上海交大同学、地下党员戴中孚同志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作了准备布置。......我认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不能沉默，历史不容歪曲。"

1935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红军从南方根据地败退，进行长征期间，是共产党非常困难的时期。钱学森在那个时候就向共产党作出承诺，显得格外宝贵。

然而根据中国媒体的一则报道，中国共产党曾经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前夕召唤钱学森回国参加建设，而钱学森并没有积极回应。据搜弧IT10月31日报道，前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庭燧曾经在1949年"协助中国共产党动员钱学森回国"。葛庭燧早年留学美国，当时在美国工作。据他的女儿，沈阳建筑大学退休物理教授葛运培说，1949年5月，在香港大学任教的清华校友曹日昌给葛庭燧写了一封信，说"北方局很希望他(钱学森)回来"，要葛庭燧转交一封信给钱学森，并且希望葛庭燧"对他多鼓励一番，他能回国最好！"曹日昌在给钱学森的信中说："全国解放在即，东北华北早已安定下来，正在积极恢复建立各种工业，航空工业也在着手。......如您在美国的工作能够离开，很希望您能很快回到国内来，在东北或华北领导航空工业的建立。尊意如何，盼赐一函。"

"葛庭燧当即把这封信转给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钱学森，还附上一封亲笔信。"他在这封1949年5月20日写的信中说："曹兄   此次致兄信系遵北方当局之嘱。敦请吾兄早日返国，领导国内建立航空工业。曹兄来信虽语焉不详，但是很可见北方当局盼兄回国之切。如兄愿考虑最近期内回国，则一切详情细节自能源源供给。据弟悉，北方当局对于一切技术的建设极为虚心从事，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大前提下，一切是有绝对自由的。以吾兄在学术上造诣之深及在国际上的声誉，如肯毅然回国，则将影响一切中国留美人士，造成早日返国致力建设之风气，其造福新中国者诚无限量。"

然而，没有任何记录显示钱学森当年对中国共产党的召唤予以了肯定的答复。尽管葛庭燧在信中表示"思及吾人久滞国外，对于国内伟大的生存斗争犹如隔岸观火，辄觉凄然而自惭！"钱学森并没有马上回国。据《了望东方周刊》9月24日报道，反倒是表示"愿追随吾兄之后，返国服务"的葛庭燧"自己于1949年11月迫不及待地返回祖国"。

这篇报道说，葛庭燧的女儿葛运培说："钱学森后来也一直保存当年父亲写给他的那封动员信，在1993年父亲80诞辰时，钱学森在贺信中写道：'我永远也不能忘记是你引导我回到祖国的怀抱。'"

如果钱学森自己所说的1935年的保证是真的，而且"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作了准备布置"，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召唤他之后不仅没有返回中国，反而要申请加入美国国籍呢？

《人民日报海外版》11月3日的文章说："在美国居住了20年的钱学森，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国。他后来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因为我是中国人。'"

《科技日报》11月1日报道说："钱学森常说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果真如此的话，钱学森为什么要申请加入美国国籍？加入美国国籍要宣誓效忠美国，当时在美国生活了15年的钱学森不会不知道。

*被递解出境，心存报复*

对于钱学森返回中国的原因，美国媒体报道了一些人的猜测。《洛杉矶时报》11月1日报道："他在美国的精彩事业在1950年嘎然停止，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他是一个颠覆组织的成员。钱学森把自己的东西装进8个箱子，准备前往上海，他说他和妻子和两个小孩要回家乡探望年迈的父母。""尽管联邦官员从1950年就开始了递解出境的程序，但是由于认为他对于可能被敌国利用的敏感的军事事务知道得太多，因此被阻止离开美国。"

报道说："钱学森开始时争取不被递解出境。不过他后来改变了主意，争取返回中国。""对于他要被驱逐出境，他终于放弃抗争，而是积极争取返回中国。一些助手说，他感觉受到了羞辱，因为他对美国的忠诚受到质疑，因此他开始的时候想洗清自己的名声。他1955年回国之后便投入研究，一些人认为，这是他处心积虑的报复行动。"

美国华人作家张纯如在《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一书中写道："他的学生艾胥利(Holt Ashley)揣测，钱学森遭驱逐一事，'使中共科技发展得利，而美国蒙受损失。钱学森回国以后的最大心愿就是给美国好看。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可惜了。'"

张纯如1991年采访了毕业以后留在美国工作的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她写道："永刚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父亲对于五十年代美国政府亏待他的往事，仍耿耿于怀。他说：'就像先把人家请来作客，然后一脚踢他出门。如果我父亲在这个国家犯了罪，当然无话可说。可是他奉献了二十年青春为美国卖命，对这个国家的科技有莫大贡献，得到的报酬却是被赶出去。'""永刚告诉我，要他父亲重返美国，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政府公开道歉──对一九五Ｏ年代把钱学森当作罪犯囚禁，以及在把他递解回中国之前，让他过了五年悲惨生活的错误，多少表示歉意。......'只要任何一名政府官员公开承认，美国四十年前做错了。'"

在钱永刚的叙述中，看不到钱学森当年"毅然"海归的骄傲，而是对美国将他递解出境的忿忿不平。

美国《航空周刊与太空技术》2008年1月7日刊登的一篇介绍钱学森的文章说："他不情愿回国的举动很难被称为爱国行为，可是这点在那时，而且现在仍然被中国官方的历史观所忽略。"

中国红网10月31日的一篇文章说："今天的青年人或许觉得，钱学森等一代大家不论科学成就或人文高度，都是后人高山仰止，无法企及的，事实上并不然，钱学森早年曾申请美国国籍未遂，其毅然回归祖国，爱国主义情怀固是主要因素，美国麦卡锡主义的歧视、打击和排挤也是重要原因......。"

可惜，这是中国媒体中仅存的一条有关钱学森曾经申请加入美国国籍的消息。不知道这条信息还能在网上存在多久。

-完-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6年美国的人权纪录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07年3月8日

2007年3月6日，美国国务院发表《2006年国别人权报告》，再次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进行责难，却对自身的人权问题避而不谈。为了让世界人民更好地了解美国的人权纪录，推进国际人权事业，我们特发表《2006年美国的人权纪录》。

一、关于生命、财产和人身安全

美国暴力犯罪极其严重，危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和人身安全。

据美国司法部2006年9月10日公布的报告，2005年，美国暴力犯罪案件总量为520万起，比上年增加2.5%，增幅达到15年来最高水平。12岁及以上居民共经历了近2300万起犯罪案件，其中每1千人有1人遭强奸或性袭击，1人因受袭击致伤，3人遭抢劫。(注1) 2006年上半年美国发生的凶杀、抢劫及其他暴力犯罪比2005年同期上升3.7%，其中抢劫犯罪上升9.7%，在50至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凶杀犯罪增加了8.4%。(注2)波士顿的凶杀案比2005年同期增长了27.5%，孟菲斯(Memphis)增长了43%，辛辛那提增长了19%。纽约州的罗切斯特(Rochester)抢劫犯罪增长了47%，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郡郊区增长了37%，明尼那波利斯市增长了36.8%。(注3)2006年1月至12月10日，费城有384人遭凶杀，超过了上年被凶杀人数的总和。(注4)截至2006年12月1日，新奥尔良市有147人遭凶杀，凶杀率是每10万居民中73.5人，超过了2005年凶杀案最高的加州Compton的每10万居民中67人的凶杀率。(注5)佛罗里达州仅有20万居民的奥兰多市，到11月1日已有42人被凶杀，比2005年增加了1倍。在首都华盛顿特区，2006年7月曾在13天内连续发生11起凶杀案，造成居民恐慌，华盛顿特区警察局因此宣布全市进入犯罪紧急状态，实行晚上10点宵禁。(注6)另据《华盛顿邮报》2006年12月14日报道，2006年，在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郡发生了抢劫银行案件35起，仅12月13日一天内，就连续发生了3起抢劫银行案。

美国私人拥有枪支数量世界第一，枪支泛滥，枪祸不断。美国司法部2006年公布的报告显示，2005年美国暴力犯罪受害者中有477040人称他们面对的犯罪人持有武器。在2001至2005年华盛顿特区发生的1126起凶杀案件中，大约80%使用了致命性武器，而新奥尔良的比例高达92%。(注7) 5月20、21日的周末两天，芝加哥就发生了5起枪杀案，造成5人死亡，3人受伤。(注8)11月16日，在底特律市西区短短十分钟内连续发生5起枪击案，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注9)12月16日，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一名男子连续杀害5人后举枪自尽。12月24日，在佛罗里达州一家购物中心，一名枪手枪杀一名男子，并向警察开枪射击。(注10)

美国校园枪击案频发。在2006年9月底和10月初的一个星期内，威斯康星州、宾夕法尼亚州和科罗拉多州曾连续发生3起校园枪击案，其中10月2日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枪击事件造成5名女学生死亡、6人受伤。(注11)

二、关于执法、司法侵权

在美国，执法、司法机关侵犯人权的事件屡见不鲜。

警察滥用职权现象相当严重。人权观察2006年12月4日发表的报告指出，"9·11"事件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滥用重要证人逮捕令，不经指控，逮捕了至少70人。据《华盛顿邮报》2006年12月1日报道，2001至2005年，公民对纽约警察滥用权力的投诉增长了60%。芝加哥大学法律系教授克里格·弗特曼的研究结果表明，过去5年中，芝加哥的13500名警察中，有662名受到10次以上的投诉，但很少有人为此受到惩罚。(注12)2006年9月，芝加哥警察局特别行动组的4名警察因抢劫、绑架等多项罪名被捕。调查显示，警察局在4年前就对此知情，却一直没有采取任何惩治措施。11月，两名曾在库克郡监狱服刑的人提出诉讼，控告该监狱狱警将其中一名叫买加的犯人铐住双手，抓住脖子往墙上撞，在其倒地后，用脚踩踏其头部。虽多次投诉，警方却迟迟不愿调查。(注13)2006年11月17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名23岁的高年级学生英斯塔法·塔巴塔拜加德由于拒绝向校警出示自己的学生证，竟被校警用泰瑟枪(一种发射一束带电镖箭使人不能动的武器)攻击；(注14)11月25日清晨，3名男子开车撞上了一辆没有警察局标志的小型货车，于是纽约警察局5名警员开了50枪，其中21发子弹打中3名男子开的车，造成一死两伤。(注15)12月5日，在洛杉矶的中心区警察局，一台安装在椅子后面的隐蔽摄像机记录下一名洛杉矶的警察肖恩·米德对一名被铐住的16岁少年进行扼颈攻击。(注16)

司法不公现象严重。《纽约时报》记者在经过一年的调查后发现，纽约一些法院的法官滥用职权，有些被告没有认罪甚至没有经过审判就被送进了监狱，还有些人没有经过正常的法律程序就被从家里带到了法庭上。(注17)据美联社2006年3月4日报道，2003年至2005年间，美国国内各类刑事案件中共有5000多名被告的审理记录一直处于秘密状态，即使是联邦法院已对他们的案件作出了判决。审理记录处于秘密状态的被告所占比例由2003年的1.1%上升到2005年的2.7%。"秘密记录"明显违背了美国宪法规定的公众知情权。

冤假错案比比皆是。《洛杉矶时报》2006年6月报道说，美国密歇根大学等有关专家对近17年间的328个有争议的刑事案件进行全面调查和复查，结果发现，这些案件均为冤假错案。专家们照此比例推算，认为今天美国的监狱里关押着数万名无辜公民。芝加哥一名男子上世纪90年代中期被控犯强奸罪入狱，该男子曾多次要求进行DNA测试，警方一直以物证不足为由不进行测试，直到2006年通过DNA测试，才证明其清白无辜。"9·11"事件以来，联邦调查局等政府机构已将6472人以恐怖主义相关的罪名送交检察机构。锡拉丘兹大学下属的一个研究机构调查结果表明，美国有四分之三恐怖嫌犯蒙冤。联邦检察官断定有64%的案件中的嫌疑人不值得起 诉，另外还有9%的案件要么被法院驳回，要么被判无罪。(注18)

美国在押犯人数和囚犯比例居全球第一。据美国司法部2006年11月30日公布的报告，到2005年底，全美关押的犯人达到220万 人，如果加上缓刑和假释的人，总人数突破700万 人，超过全国成年人总数的3%，即32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被关在监狱或处于缓刑、假释中。得克萨斯、密西西比、俄克拉何马等州的囚犯比率达每10万 人中650人，路易斯安那州高达797人，为全美最高。(注19)这使得美国联邦监狱"超员"34%，州监狱有的则"超员"14%。(注20)目前，加州监狱关押了17.3万名犯人，约1.7万名犯人没有正常的居住环境，其中33个监狱关押的犯人超过了最大容量的2倍，达到危机临界点，一些体育馆临时改成犯人的居住点，甚至教堂也被当作犯人临时睡觉场所。(注21)

美国监狱囚犯待遇恶劣，虐待犯人现象十分普遍。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在监狱里使用警犬恐吓囚犯的国家。据人权观察公布的调查报告，在美国康涅狄格、特拉华、艾奥瓦、南达科他和犹他5个州的监狱中，使用警犬震慑、攻击甚至撕咬犯人，以迫使其服从。康涅狄格州的监狱，2005年一共发生过20起用警犬对付囚犯的事例；在艾奥瓦州，自2005年3月至2006年3月共发生了63次。2007年1月16日，美国政府公布的一份报告说，全国有5个监狱虐待非法移民，对非法移民绝食或自杀管理不严，向他们提供没做熟的食品。(注22)据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州立监狱2000年到2004年分别对该监狱囚犯进行了238次、285次、447次、611次和277次喷射化学制剂的虐待，致使10名囚犯身体被严重灼伤，患上了精神方面的疾病。(注23)在美国有近60个"超级安全监狱"关押着近2000名犯人，犯人被关押在只有6平方米的牢房里，完全隔音，荧光灯和监视器24小时开着，许多人患上了精神疾病。(注24)另外，美国监狱里的犯人还常被无端剥夺一些基本权利。《纽约时报》2006年7月31日发表社论称，在欧洲许多国家，监狱里设有投票箱，犯人可以在监狱中参加选举，而在美国，犯人的这一权利往往被剥夺。

监狱成为疾病和犯罪的滋生地。据美国司法部2006年9月7日公布的报告，美国监狱关押的犯人中一半以上精神健康有问题。其中，全国各州囚犯的56%，看守所犯人的64%和联邦囚犯的45%，曾在2005年接受过严重抑郁症、癫狂、幻觉或错觉等精神疾病的治疗，或者有这些疾病的症状。美国每年有150万名犯人患有对生命有威胁的传染性疾病。(注25)有将近7000名犯人死于美国的监狱和看守所，其中多数人死于未得到治疗的精神紊乱和其他疾病。(注26)据美国司法部2006年11月公布的一项全国性调查，37%的犯人称目前患有非感冒或病毒感染之类的疾病；2004年，美国联邦和各州监狱中确认的艾滋病患者由上年的5944例上升到6027例，比例达到1万 人中50例，而美国普通人的比例是1万人中15例，超过了3倍。犯人自杀率持续上升。据《今日美国报》2006年12月28日报道，2006年，加州监狱有41名犯人自杀，得克萨斯州监狱有24人自杀，企图自杀的犯人达到652人，比2005年增加17%。

美国监狱性侵犯事件不断。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2006年5月19日发表报告说，美国监狱至少13%的在押囚犯曾遭受性侵犯，许多人"多次遭受性侵犯"。据此估算，目前在押犯中有近20万曾是或将成为监狱性暴力的受害者，而过去20年里遭受性侵犯的囚犯人数可能超过100万。

三、关于公民和政治权利

近年来，美国人的公民权利受到越来越多的侵犯。

"9·11"事件以来，美国政府机关以反恐为名对公民进行大规模秘密监视。据《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ABC)2006年12月公布的一项调查，66%的美国人认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其他联邦机构侵犯美国公民的隐私权。据美国司法部2006年4月28日公布的报告，2005年在国家安全调查中，电子监控和搜查令的使用率提升了15%。联邦调查局签发了9000多份国家安全信函，涉及3500多名美国公民以及合法逗留的外国居民。这一数字还不包括为获得某些人的有限信息而发出的数千份其他信件，也不包括有关在美国非法居留的调查对象的信件。国防部一个研究小组正在监视超过5000个网站，每天关注25个至100个据称最具敌意和活跃的网站。(注27)联邦调查局内部的备忘录显示，该机构在搜集反战示威者、环保人士以及给无家可归者提供素食的积极分子的信息。在美国，无数人的电话记录被政府秘密搜集。(注28)据《今日美国报》2006年11月7日报道，越来越多的企业雇主"理直气壮地监视员工"，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跟踪员工，迫使员工同意在身上植入微晶片，雇用私家侦探调查员工上班时间在做些什么。据调查，75%的企业监视员工网络活动，65%的公司封锁一些网站，36%的企业跟踪员工上网内容，一半以上雇主保留和审查员工的电子邮件。

据美联社2007年1月4日报道，美邮政改革法案生效时，美行政当局悄悄加入了一项声明，允许政府无需法院搜查令就有权拆阅公民邮件。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曾被指控对一些公民批评美国政府的公开讲话和著作进行搜集审查，以决定是否能让这些人到国外演讲，这被认为是政府控制信息流通、压制不同意见的行为。(注29) 2006年5月23日，美国一个致力于保障公民隐私的组织"电子边境基金会"起 诉美国联邦调查局违反《信息自由法》和隐私法，指控其在"9·11"事件后，建立了"调查数据仓库"，收集了近7亿份个人资料，并允许非联邦调查局内部成员进入这个数据库查看私人信息。(注30)

美国一向将自己标榜为"民主的灯塔"，但是，美国式民主的实质是钱袋的民主。

据《今日美国报》2006年10月29日报道，2004年，成功竞选为参议员平均花费是700万美元，而筹资少于100万美元的众议员候选人基本上没有机会赢得竞选。在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和共和党总共花了约24亿美元，其中美国各大石油公司和烟草公司捐款1.616亿美元。它们是选举的最大捐款者，也是最大获胜者。(注31)在宾夕法尼亚的竞选中，共和党候选人投入了390万美元做广告，民主党候选人则花了300万美元。(注32)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006年10月18日公布一项调查表明，有近四分之三的民众认为国会脱离民众，79%的人认为大企业确实对政府决策产生了过多的影响。

美国政坛腐败现象严重。据美国联邦调查局2006年12月公布的统计，在过去两年内，联邦调查局已确认有1000名以上的政府公职人员犯有腐败罪。2006年因"超级说客"阿布拉莫夫认罪而爆出的 "游说门"事件，成为美国政坛数十年涉及权钱交易的最大政治丑闻，(注33)先后有4名国会议员被迫辞职，另外还有十几名议员正接受调查。(注34)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5年多来，美国联邦议员共接受了近5000万美元捐款去各地"免费旅行"。2000年1月到2005年6月，国会两院议员及其助手共离开华盛顿去旅行至少2.3万趟，8.1万多天，约合222年。至少去了200次巴黎，150次夏威夷，140次意大利。其中接受旅游资助超过12万美元的有25名议员，接受赞助商给钱最多的有24名议员。(注35)

美国操纵新闻的丑闻不断，新闻自由徒有其名。美国政府为了政治需要，经常炮制假新闻来迷惑国内外民众。美国包括国务院在内的20个联邦机构都在制作和发行这类宣扬政府的视频节目。(注36)据《今日美国报》2006年6月22日报道，近年来，一些记者因为不愿意透露消息来源而遭到美国执法和司法机关的威胁甚至被监禁。两名Rhode Island的电视记者因此被限制行动自由4个月。旧金山一名联邦检察官曾强迫两名《旧金山纪事报》记者透露其消息来源，(注37)在遭拒绝后，两名记者被法庭以藐视法庭罪监禁18个月，另有一名旧金山的自由撰稿人2006年8月因拒绝向陪审团提交其私人录制的有关录像材料而被判藐视法庭罪监禁1年。(注38)

四、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美国是世界头号富国，但是，美国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却缺乏应有的保障。

贫困人口是美国社会中的"第三世界"。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6年8月29日公布的数据，2005年美国有3700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12.6%，有770万个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平均每8个美国人就有1个生活在贫困中。克里夫兰市(Cleveland)和底特律市的贫困率分别高达32.4%和31.4%，几乎平均每3人中就有1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注39)法新社2007年2月24日的报道说：麦克拉奇报业集团的分析报告发现，根据美国人口调查最新数据，美国有将近1600万人处于"极度贫困"状态，极度贫困人口比2000年增加了26%，赤贫人数达到近30年的最高点。美国经济在2000年至2005年间增长了12%，生产力提高了17%，而同一时期，美国中等收入水平的人的工资只增加了3%，考虑到过去5年12%的增长，他们的实际收入有所下降，低于2000年的水平。

饥饿、无家可归现象严重。美国农业部2006年11月15日发表的报告显示，2005年美国有3480万人曾因没有足够的钱或其他资源获得足够的食品。"美国市长会议"对包括芝加哥、波士顿、洛杉矶等23个城市进行的调查发现，2006年要求提供食品紧急救助的人比2005年平均增加7%，74%的城市有更多的人要求食品紧急救助；要求提供住所紧急救助的人比2005年平均增加9%，68%的城市有更多的人要求住所紧急救助。(注41)目前，美国约有60万无家可归的人，(注42)其中华盛顿特区有16000多人，(注43)纽约有3800多人，(注44)巴尔的摩市每天晚上都有3000至4000人无家可归。(注45)在夏威夷，约1000个无家可归的人住宿在海岸的帐篷里。(注46)洛杉矶市及其周边社区有多达88345个无家可归者，被称为美国最大的无家可归者之都。(注47)

美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高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但是，美国劳工保护和家庭福利的法律保障却远远落后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据美国之音2007年2月4日报道，哈佛大学和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健康与社会政策研究所共同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在世界高、中、低不同收入类型的173个国家中，只有美国与莱索托、利比里亚、斯威士兰、巴布亚新几内亚5个国家对女工带薪产假的福利缺乏法律保障。世界上有137个国家给工人提供带薪年假，而美国则没有这方面联邦法律保障。有145个国家的工人休病假能拿到工资，但美国工人在这方面也无法律保障，完全由雇主决定。美国没有法律规定工人每周最长工作时间限制，也没有法律规定每周加班的最大期限，而134个国家有这方面的法律规定。美国法律不保障哺乳期女工在工作时间享有喂奶时间，而至少有107个国家的女工享有这方面权利。美国法律不保障男性职工在孩子出生前后享受任何假期，而65个国家的男性职工则有此方面福利待遇。

许多美国人无法享受基本医疗保险。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6年8月29日公布的报告，2005年美国有466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占总人口的15.9%，比2004年增加了130万人。在基本医疗保险最好的明尼苏达州也有8.7%的人没有医疗保险，得克萨斯州高达25%的人没有医疗保险。3年来，美国的医疗保险费增长了50%多，从2003年的每月58.70美元，增加到了每月88.50美元，预计到2007年将增长到每月98.20美元。在未来10年中，用于药品福利的花费平均每年将增长11.5%，这是经济增长率的两倍。(注48)据统计，在过去6年里，每个美国家庭每年的医疗费用达到11500美元，这意味着每个人每年要支出近3000美元。由于不堪本国高昂的医疗费用，美国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海外寻求医疗服务。2005年有50万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前往海外就医。(注49)

五、关于种族歧视

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在美国根深蒂固，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至今仍生活在"另一个美国"。

少数族裔处在美国社会的底层。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美国白人家庭年平均收入为50622美元，相比之下，西班牙裔家庭年平均收入只有36278美元，黑人家庭只有30940美元，白人比黑人收入高出2/3，比西班牙裔人高40%。美国有75%的白人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而黑人家庭的这一比例是46%，拉丁裔家庭是48%。(注50)白人的贫困率是8.3%，而黑人和拉丁裔美国人的贫困率是白人的2到3倍，分别达到24.9%和21.8%。(注51)有将近1/5的西班牙裔美国人无法获得足够的有营养的食物，1/20的人经常忍受饥饿。(注52)黑人占所有美国无家可归者的42%。(注53)有色人种没有医疗保险的比例比白人高出许多。拉丁裔人有32.7%没有医疗保险，非洲裔人有19.6%没有医疗保险，而白人这一比例只有11.3%。(注54)在遭受飓风袭击的南部地区，穷人、黑人生活更是十分艰难。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对美国履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报告的审查意见指出，在"卡特里娜"飓风侵袭美国时，穷人特别是美籍非洲裔，在执行救援和撤出方案时，处于不利地位，在重建计划中继续处于不利地位。(注55)

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就业和工作方面长期受到歧视。黑人的失业率是白人的两倍多。据美国劳工部2006年12月8日公布的资料，2006年11月，美国黑人的失业率为8.6%，而白人是3.9%。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The U.S.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每个星期都收到超过500起关于种族歧视的投诉，每年全美有超过26000起种族歧视方面的投诉，2005财年，该委员会收到关于种族歧视的指控26740件。美国一个政策及经济研究机构2006年12月15日公布的一份报告称，政策偏颇和媒体的负面报道限制了美国少数族裔年轻人的发展。白人比非洲裔和拉丁裔人更容易进入管理层。2005年，一名非洲裔雇员对美国最大的零售经纪人公司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 & Co)向芝加哥联邦法院提出种族歧视的诉讼。2006年，又有16名该公司在职的和先前的黑人员工准备加入诉讼，共同指控这家公司对全国的非洲裔美国经纪人和实习生在雇佣、提升和报酬等方面存在着系统而普遍的歧视。(注56)2006年11月，美国最大的肉类加工公司泰森食品公司(Tyson Foods)被13名非洲裔员工指控种族歧视。

有色人种和白人在受教育方面的差距有不断扩大之势。在美国，超过一半的少数族裔男子未能上到高中毕业，67.5%的拉美裔和53%的非洲裔人在完成高中学业后停止接受教育。(注58)白人比非洲裔和拉美裔人容易获得大学学历或职业技术证书。(注59)2005年，至少有30%的成年白人有学士学位，但只有17%的成年黑人和12%的成年拉丁裔人有学位。(注60)教育领域事实上存在着严重的种族隔离。据2006年10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举行的"直面不平等"研讨会披露，在加州洛杉矶学区，67%的西裔子弟就读于90%至100%的非白人学校。洛杉矶各高中种族划分现象更为严重。比佛利高中73%为白人，8%为亚裔，6%为西裔。相反，在洛斯韦尔高中(ROSEWELT HS)的4940名学生中，98.9%为西裔，1%为黑人。白人学校与非白人学校条件相当悬殊。

执法、司法领域种族歧视积弊很深。"9·11"事件后，美国的穆斯林一直在执法中倍受歧视和困扰。据美联社报道，2006年11月，6名穆斯林宗教人士在参加一次宗教会议后，准备搭美国航空公司(US Airways)班机从明尼阿波利斯市回国，登机后因一名乘客向航空乘务员递了一张便条，他们便被带下飞机，带上手铐，并被审问。自"9·11"事件后，已经有四家航空公司被指控违反了联邦反歧视法。这些航空公司根据他们对种族或宗教背景的考虑而违法地带走乘客。(注61)另据路透社2006年11月14日报道，在洛杉矶大部分地区，非洲裔和拉丁裔的汽车司机被警察拦截并搜查的比例明显高于白人司机。

在司法实践中，黑人和少数族裔犯罪往往受到比白人更重的刑罚。据"美国城市联盟"(National Urban League)统计，在州法院判决12种罪行时，黑人男子均受到比白人男子更长刑期的处罚。(注62)据美国司法部2006年11月公布的报告，黑人占美国人口的12.1%，但到2005年底，美国联邦和各州监狱关押的超过1年刑期的犯人中，有40%是黑人，20%是拉丁裔美国人。据人权观察2006年12月1日发表的报告，美国黑人和拉丁裔囚犯的比例分别是白人的6.6倍和2.5倍。据统计，每12个黑人男子中就有一人入狱，相比之下，每100个白人男子中只有一人入狱。而贫困、缺少机会、刑事审判体系存在种族歧视，是导致黑人入狱率比例远远高于白人的原因。(注63)

种族隔离和歧视造成仇恨犯罪增加。近5年来，美国极端种族主义和新纳粹主义组织增加了33%，从2004年的762个增加到2005年的803个。与此同时，仇恨犯罪不断增加。(注64)2005年，美国共发生7163起仇恨犯罪案件，其中54.7%是与种族偏见有关的犯罪。(注65)纽约市2006年发生230起仇恨犯罪，比上年增加近8%，其中反亚裔案件增加了一倍以上。

据CNN和观点研究(Opinion Research)2006年12月进行的联合调查，84%的美国黑人和66%的美国白人认为，种族主义在美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目前美国社会存在着针对不同群体的不同形式的种族主义。

六、关于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的权利

美国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状况令人担忧。

美国妇女不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参政权利。美国女性人口超过男性，但在目前的第109届美国国会中，女议员只有82名，其中女参议员14名，占总数的14%，女众议员68名，占总数的15.6%。到2006年1月，在美国10万人口以上城市的243名市长中，女性只有35名。截至2006年12月，在美国州一级行政办公室任职的女性有78人，占全部315个职位的24.8%；在州议会中，女议员占全部的22.8%。(注66)

美国妇女与男子同工不同酬，女性收入一直低于男性。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6年发布的统计资料，美国全国女性的平均收入为3.2万美元，男性收入接近4.2万美元，女性收入仅为男性收入的76%。(注67)2006年11月29日，一些花旗集团的女员工向美国地区法院提交了补充诉讼，指控花旗银行在政策设计上偏向于男性经纪人，剥夺了女性经纪人很多机会，导致男性经纪人的收入远远高于女性。(注68)

低收入妇女缺少应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生活艰难。"社区服务协会"(Community Service Society)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收入低于3.2万美元的三口之家的职业母亲中，超过一半的母亲不享有哪怕是一天的带薪病假；61%的母亲没有带薪假期；80%的母亲和她们的孩子没有获得过雇员健康福利。2005年，有37%的低收入母亲不得不放弃必要的医疗，1/3的低收入母亲不得不停掉她们所使用的电器或电话，43%的低收入母亲不得不依赖免费的食品供给，42%的低收入母亲交不起房屋租金。(注69)单身母亲的贫困率在美国所有人口中最高。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6年8月29日发表的报告，2005年，美国有28.7%的单身母亲、约4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女囚犯比例不断上升。自1995年以来，女犯人年均增加4.6%。(注70)现在，美国监狱中女犯比例达到7%。(注71)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2006年5月19日发表报告说，美国监狱女囚待遇亟需改善。这项建议依据的是，女性囚犯在美国监狱中受到令人羞耻的待遇，其中包括分娩期间被戴上手铐脚镣。2006年3月，纽约的福建籍妇女陈旭财因销售仿制名牌包被拘捕，在关押期间被查出怀有身孕，但监狱管理人员不仅对其野蛮对待，而且停止提供药品，致使她在狱中流产。(注72)

美国妇女受性侵犯的比例居高不下。据美国联邦调查局2006年9月发布的统计，2005年，美国有93934名女性是强奸犯罪的受害者，每10万名妇女中有62.5人受侵害。妇女在工作场所经常受到性骚扰。据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2006年公布的数据，2005年该委员会共收到有关性骚扰的指控12679件，其中85.7%是针对女性的骚扰。

儿童是美国社会生活贫困的人群之一。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6年8月公布的统计数据，到2005年底，美国有1290万18岁以下的青少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平均每6个青少年有1人生活在贫困中，占青少年总人口数的17.6%，占美国贫困人口总数(3700万)的35.2%。(注73)低于6岁的孩子中，有20%生活贫困。生活在没有父亲家庭的18岁以下的孩子中，有42.8%的人生活贫困。(注74)而洛杉矶郡120万个有儿童的家庭中，约3/4生活在贫困中。(注75)另据统计，2005年美国18岁以下青少年中没有医疗保险的人从2004年的790万上升到830万，占青少年人口总数的11.2%。(注76)

儿童无家可归者人数众多。据墨西哥《宇宙报》2006年4月10日报道，美国有将近130万名青少年因为离家出走或无家可归而流落街头。在10至18岁的青少年中，每7人就有1人离家出走，每年斗殴、疾病和自杀都会夺去5000名流浪儿童的生命。在拥有100万居民的Fairfax郡，就有2000名无家可归者，其中55%来自有孩子的家庭。(注77)在加利福尼亚州，2005年至2006学年中，共有95000名儿童曾无家可归，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中，2/3是小学生。(注78)

儿童失踪数量惊人。据报道，美国司法部每年接到近80万宗儿童失踪或绑架案。美国司法部称，美国每年有将近100件危险状况失踪案，这些危险失踪儿童中有40%最后被杀害。(注79)加布里埃拉·莉蒂西娅失踪时只有4岁，但在14年后的今天仍然音信全无；7岁的马里奥和13岁的哥哥在利文斯顿的一个篮球场上消失。

美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对青少年判处死刑的国家之一。据统计，在美国目前关押的可以获知被逮捕时间的2985名死刑犯中，有342人即11%的人被逮捕时在19岁或以下的年龄。(注80)

青少年深受校园暴力犯罪之害。据统计，在2004年7月1日至2005年6月30日的学年间，美国学校发生了21起凶杀案，28%的12至18岁的学生称自己在过去的6个月内曾受到欺负，24%的学生认为学校存在黑帮团伙。(注81)据报道，芝加哥中学系统在2005至2006学年共有7400名学生因校园犯罪被捕。(注82)

美国老年人状况不容乐观。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6年发布的资料，在美国65岁以上的老人中，贫困人口已由2004年的350万增加到2005年的360万，贫困率达到10.1%。全美共有150万老年人住在老人院，但90%的老人院没有足够的工作人员。(注83)在加利福尼亚，2003年立案在册的虐待老人的案件有10万宗，占整个美国50万宗同类案件的20%。而在加州的桔县(Orange County)，每年有大约6000个虐待老人的事件被报道。(注84)

美国残疾人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据美联社2006年4月10日报道，在过去近20年中，工作年龄段的残疾人只有34%有全职或临时工作，而正常人的就业率是78%。残疾人陷于贫困的可能性高出正常人近3倍，26%的残疾人的家庭年收入低于15000美元，而正常人家庭收入低于这个数字的只有9%。根据一项在洛杉矶县进行的调查显示，生活在这里的88345名无家可归者中，49%有身体或智力障碍。(注85)

七、关于侵犯别国人权

美国依仗其军事优势，粗暴侵犯别国主权，践踏别国人权。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3年多以来，大量伊拉克无辜平民惨遭杀戮。据《华盛顿邮报》2006年10月11日报道，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小组通过对伊拉克全国47个区进行调查走访形成的报告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造成了65.5万伊拉克人死亡，平均每天死亡500人。(注86)2005年11月19日，在巴格达的哈迪塞镇，一枚路边炸弹炸死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美军于是挨家挨户搜查杀人，并对把手举过头顶的人开枪，杀害了24名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其中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身中9枪，还有7名妇女和3岁幼童被杀。(注87)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006年3月26日报道，一个伊拉克家庭11口人于2006年3月15日全部死于美军的枪口下，其中包括5个从半岁到5岁不等的婴幼儿和4名妇女。2006年3月12日，4名美国士兵奸杀了一名年仅14岁的伊拉克少女并杀害了她的父母和5岁的妹妹。(注88)2006年5月31日，美军在巴格达以北的一处观察哨附近枪杀了两名正在赶往医院的伊拉克妇女，其中一名为即将临盆的孕妇。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006年6月5日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把一名有残疾的52岁的伊拉克人从家里拖出并射杀，还在那人尸体旁边放了一支AK-47突击步枪，以造成他是恐怖分子的假象。2006年12月8日，美军在巴格达附近的袭击造成20人死亡，伊斯哈格的市长Amir Alwan称，在他的村庄内的10名男子、4名妇女与10名儿童都被杀害。(注89)据美联社报道，2006年5月9日，美军在接近塔尔塔湖的萨拉赫丁省发动了代号为"穆雷目标" (Objective Murray)的军事行动，其中有4名美军士兵先后杀死伊拉克平民3人。而据参与此次行动的Girouard说，他们是奉命"杀害所有达到当兵年龄的男性，'穆雷目标'的交战规则(ROE)就是杀害所有达到当兵年龄的男性"。

美国公然违反《日内瓦公约》，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系统地虐待囚犯的暴行早已臭名昭著。据法新社2006年2月21日报道，美国"人权第一"(Human Rights First)组织向英国广播公司《新闻之夜》节目提供的一份报告显示，从2002年8月至今，已有98名囚犯死于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设立的监狱中。其中34人死于蓄意杀害，11人死亡原因可疑，8-12人被折磨致死。人权观察2006年7月发布报告说，驻伊拉克美军仍对其羁押的嫌犯实施经常性的酷刑及其他非人道刑罚和折磨，包括拷打、痛苦折磨、长时间罚站和不让睡觉、经受骤冷骤热的摧残等。审讯人员被上级告知，为了让羁押犯开口，可以不遵守《日内瓦公约》。伊拉克CAMP NAMA中的羁押犯没有按照国际公约在国际红十字会登记，这些人被剥光衣服、严刑拷打。美军还把囚犯当作射击游戏的活靶子。大赦国际2006年5月发表的报告表明，目前，在伊拉克仍有14000人在没有被起 诉或审讯的情况下被囚禁。2006年2月15日，澳大利亚特别节目广播事业局(SBS)公布了美军在阿布格里卜监狱的10多张照片和视频剪辑，包括一名男子被割断喉管；一名男子左前臂有烧伤和霰弹射中的痕迹；一间审讯室布满血迹；一名男子身上覆盖着自己的粪便，显然已精神失常。美国陆军"刑事调查部"收集了2003年10月18日至12月30日记录下来的1325张虐囚照片和93段虐囚录像、546张伊拉克囚犯尸体照片等资料。(注90)据《纽约时报》2006年12月报道，一名叫Donald Vance的在伊拉克的美退伍海军人员于4月被美军误抓，被关进巴格达的CAMP CROPPER拘留所。在被关押的97天中，他常常被蒙上眼睛，戴上手铐、脚镣，严刑逼供，晚上牢房一直开着灯、高声播放音乐，使其难以入睡。拘留所不允许拘押犯与外界通话或找律师申述案情。《纽约时报》披露了美军一个高度机密的拘留中心虐囚的内幕，包括美军精锐特种部队6-26特遣队将巴格达附近一座前萨达姆军事基地改建成一个高度机密的拘留中心，并将原来一间酷刑室改建成名为"黑屋"的审讯室，在这个没有窗户、漆黑一片的房间里，美军用枪托殴打囚犯。

据英国《独立报》报道，美军设在关塔那摩的监狱关押了约460人，其中有几十名少年，有的只有14岁。据估计，有超过60名被关押者被捕时未满18岁，一名被单独监禁7年的叫做穆罕默德·加拉尼的少年被控参与了"基地"组织1998年在伦敦的阴谋，但他当时只有12岁，2001年被捕时只有14岁。(注91)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2006年5月30日，关塔那摩基地监狱75名囚犯因美军虐待而集体绝食。2006年6月10日，该监狱3名犯人用床单和衣服拧成绳索上吊自杀。(注92)这次自缢死亡的沙特籍囚犯本·沙曼的家人披露说，被运回的本·沙曼的尸体没有大脑、心脏、肝脏和肾脏，其表兄认为，这些器官被取出，显然是为了掩盖死亡的真正原因。而另一名沙特籍死者的父亲发现儿子的尸体上有很多挫伤痕迹，可能是被绞死，而非自杀。大赦国际发表声明称，自杀事件已经成为对正在恶化的美国人权纪录的控诉。联合国人权专家纷纷谴责美国无限期、无理由拘押众多囚犯缺乏法律依据，其虐囚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有关国际公约。

2006年10月17日生效的"军事委员会法案"，允许对恐怖嫌犯使用更严厉的审讯手段。联合国促进和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Martin Scheinin 就该法案发表声明称，"军事委员会法案"中的许多条款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有关公正审判、外国人司法保护等一系列规定。(注93)

美国无视国际公认的人权准则，肆意践踏别国主权和人权的行为受到联合国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一致谴责。2006年7月，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第87次会议对美国在海外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关切，该委员会对美国的安全政策、秘密拘捕并长时期任意秘密关押行为、残忍虐囚、在反恐战争中未能遵守国际公约等表示关注并提出了审查意见。2006年6月14日，联合国5名独立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在日内瓦发表联合声明，再次呼吁美国立即关闭关塔那摩湾拘留中心。(注94)

美国打着"维护人权"的旗号公然违反人权的做法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2007年1月23日，英国广播公司对外部公布的一项对18个国家的约1.8万人的民意调查显示，大约73%的受访者不赞成美国政府处理在伊拉克军事行动的做法；49%的受访者认为华盛顿在国际上主要扮演负面角色；认为美国在国际上主要发挥积极作用的人比上年下降7个百分点。加拿大全球舆论调查公司负责人道格·米勒说，虽然调查没有直接说明原因，但是，对美国形象的负面看法主要源自美国对中东事务的干预以及美国所宣扬的价值观和所作所为"言行不一"，比如在关塔那摩基地的虐囚行为。

发表《国别人权报告》对其他国家进行"点名羞辱"(name and shame)，是上世纪下半叶美国政府适应冷战的需要而实施的一项国际战略，是冷战思维的一种典型表现。这种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制造国际对抗的做法，不仅违反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等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而且与国际社会要和平、谋发展、求合作的大势所趋和人权领域主张对话、反对对抗的时代潮流完全背道而驰。美国将自己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对自身存在的严重的人权问题讳疾忌医，而对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喋喋不休地进行口诛笔伐，充分暴露了其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我们敦促美国政府正视自身的人权问题，改正在人权问题上的错误做法，停止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的霸道行径。

注释：

(1)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Criminal Victimization, in: www.ojp.usdoj.gov/bjs; 路透社华盛顿2006年6月12日电。

(2) FBI：Violent Crime up in 1st Half of'06. MSNBC.com, December 19, 2006. in: msnbc.msn.com/id/11497293.

(3) Startling New Stats Show Cross-Country Crime Spike. ABC News, October 12, 2006.

(4) City Effort Needs to Grow. Editorial, Philadelphia Inquirer, December 12, 2006.

(5) Crime Takes Hold of New Orleans. USA Today, December 1, 2006.

(6) Police Chiefs Cite Youths in Crime Rise,

Call for More Federal Funds.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31, 2006.

(7) [美国]《华盛顿时报》2006年11月17日报道。

(8) Weekend Shootings Kill 5. The Chicago Tribune, May 22, 2006.

(9) [美国]《世界日报》转载美联社消息，2006年11月17日。

(10) 美国有线新闻网，2006年12月24日。

(11) Man Shoots 11, Killing 5 Girls, in Amish School.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 2006.

(12)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2006年11月29日报道。

(13) 2 Ex-inmates Charge County Jail Beating. The Chicago Tribune, November 15, 2006.

(14) [美国]《洛杉矶时报》2006年11月17日报道。

(15) 美联社2006年11月26日电。

(16) [美国]《洛杉矶时报》2006年12月8日报道。

(17) In Tiny Courts of N.Y., Abuses of Law and Power.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5, 2006.

(18) 法新社华盛顿2006年9月4日电。

(19) U.S. Addiction to Incarceration Puts 2.3 Million in Prison. Human Rights Watch, December 1,2006. hrw.org/english/docs/2006/12/01/usdom14728.htm.

(20) 法新社华盛顿2006年11月30日电。

(21) [美国]《侨报》2006年10月4日报道，"狱满为患现紧急状态"。

(22) [美国]《华盛顿邮报》2007年1月17日报道，"报告说移民受到虐待"。

(23) Jeb Bush's Prison Torture. www.allhatnocattle.net, Feburary 13, 2006.

(24) [墨西哥]《万象》月刊7月号。

(25) Rising Prison Problems Begin to Trickle into Society. USA Today, June 12, 2006.

(26) Prison Death: A National Shame. The Baltimore Sun, December 6, 2006.

(27) Pentagon surfing 5,000 jihadist web sites. MSNBC News Services. May 4, 2006. in: www.msnbc.msn.com/id/12634238.

(28) [美国]《今日美国报》2006年5月11日，"国家安全局有你的电话记录"。

(29) State Dept. Accused of Screening Speakers.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 2006.

(30) www.eff.org/press/，2006年8月30日。

(31) Deep Pockets Carry the Day. Los Angeles Times, November 9, 2006.

(32) Parties Spend $225M on Target Races. The Baltimore Sun, November 6, 2006.

(33) Lobbyist admits to kickbacks, fraud. CNN, January 4, 2006. in: edition.cnn.com/2006/POLITICS/01/03/abramoff.plea/index.html.

(34) Poll: Washington Scandals Eating Away Public Trust. USA Today, December 12, 2006.

(35) $50 million in trip for Congress. Seattle Times, June 6, 2006. in: seattletimes.nwsource.com/html/nationworld/2003042150.

(36) Faked TV News: Wide Spread and Undisclosed. Center for Media and Democracy, April

6, 2006; Bush "planted fake news stories on American TV". The Independent, May 29, 2006.

(37) Secret Government or a Free Press? USA Today, June 22, 2006.

(38) Journalist jailed for refusing to give

up tapes of protest. SFGate.com, August 1, 2006.

(39) Income Climbs, Poverty Stabilizes, Uninsured Rate Increases, Issued by U.S. Census Bureau on August 29, 2006. in: www.census.gov.

(40) Anxious Middle: Why Ordinary Americans

Have Missed Out on the Benefits of Growth.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2, 2006.

(41) U.S. Conference of Mayors-Sodexho, Inc. Release 2006 Hunger and Homelessness Survey, in: www.usmayors.org.

(42) [美国]《纽约时报》2006年10月11日报道。

(43) Taking the Next Step for the Homeless.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9, 2006.

(44) 路透社纽约2006年12月27日电。

(45) Tackling Homelessness. The Baltimore Sun, November 20, 2006.

(46) Janis L. Magin, For 1000 or More Homeless in Hawaii, Beaches Are the Best Option.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4, 2006. in: www.nytimes.com.

(47) Problems of Homelessness in Los Angeles and Its Environs Draws Renewed Calls for Attention.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5, 2006.

(48) Finances of Social Security and Medicare Deteriorate.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 2006. in: www.nytimes.com.

(49) Outsourcing health: Some employers, insurers send Americans abroad for surgery. Eagle-Tribune, November 27, 2006. in: www.eagletribune.com/lifestyle/.

(50) Persistent Race Disparities Found.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14, 2006.

(51) Income Climbs, Poverty Stabilizes, Uninsured Rate Increases, Issued by U.S. Census Bureau on August 29, 2006. in: www.census.gov.

(52) 根据"民族意识全国理事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f La Raza)的拉丁裔倡议团体所做的研究。

(53) Homelessness Catches Families Even Amid Affluence. USA Today, December 22, 2006.

(54) Income Climbs, Poverty Stabilizes, Uninsured Rate Increases, Issued by U.S. Census Bureau on August 29, 2006. in: www.census.gov.

(55) Human rights committee, Eighty-seventh

session, July 10-28 2006, Consideration of Reports Submitted by States Parties Under Article 40 of The Covenant Advance Unedited Version States

of America.

(56) Jonathan Stempel, Sixteen plaintiffs join Merrill racial bias lawsuit, Reuters, November 7, 2006. in: today.reuters.com.

(57) 路透社2006年11月7日电。

(58) 多维新闻网，DWNEWS.COM, 2006年11月16日。

(59) Matthew Bigg, Ethnic economic gaps persist, U.S. census data show. Reuters, November 14, 2006.

(60)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6年11月13日公布的美国人口收入、教育水平统计数据。

(61) Leslie Miller, Imams stage airport 'pray-in' as protest, Associated Press, Nov 28, 2006. in: hosted.ap.org/dynamic/stories/.

(62) The State of Black America 2006, Issued by National Urban League on March 27, 2006.

in: www.nul.org.

(63) [美国]《华盛顿邮报》2006年3月9日，"艾滋病谜团的答案在监狱里"。另据Prisoners in 2005, Issued by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November 30,2006, in: www.ojp.usdoj.gov/bjs。

(64) [阿根廷]《号角报》2006年5月22日，"拉美移民成为美国种族主义组织攻击的新目标"。

(65) FBI Releases Its 2005 Statistics on Hate Crime, Issued by FBI on October 16, 2006. in:

www.fbi.gov/ucr/ucr.htm.

(66) Women in Elective Office 2006, Issued by Center for American Women and Politics on December 2, 2006. in: www.cawp.rutgers.edu/index.html.

(67) U.S. Census Bureau. Income, Poverty, and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5. in: www.census.gov.

(68) Jonathan Stempel, Citigroup U.S. gender bias lawsuit expands, Reuters, November 29,

2006. in: today.reuters.com.

(69) Betsy Gotbaum and Nancy Rankin, The Other Mothers,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4, 2006. in: www.nytimes.com.

(70) 美国司法部2006年11月公布。

(71) Prisoners in 2005, Issued by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November 30, 2006. in: www.ojp.usdoj.gov/bjs.

(72) [美国]《侨报》2006年3月19日报道。

(73) www.census.gov.

(74) The Food Research and Action Center, Hunger in the U.S. in www.frac.org/html/hunger_in_the_us/poverty.html.

(75) [美国]《洛杉矶时报》2006年10月19日，洛杉矶郡儿童计划委员会2006年年度报告。

(76)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2005. Issued by U.S. Census Bureau on August 29, 2006. in: www.census.gov。

(77) Homelessness Catches Families Even Amid Affluence. USA Today,December 22, 2006.

(78) [美国]《世界》2006年10月31日，加州参议会交通及房屋委员会公布的调查报告，"加州无家可归儿童近十万"。

(79) [墨西哥]《宇宙报》2006年4月10日，"失踪儿童的悲剧"。

(80) The Number of Death Row Inmates Declined for Fifth Straight During 2005. Issued by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on December 10. 2006. in: www.ojp.usdoj.gov/bjs.

(81) Serious Violent Crime at School Continues to Fall.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December 3, 2006. in: www.ojp.usdoj.gov/bjs.

(82)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2006年11月14日报道。

(83) 《纽约时报》2006年11月14日报道。

(84) Jane Gross, Forensic Skills Seek to Uncover Elder Abuse,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7, 2006. in: www.nytimes.com.

(85) Problems of Homelessness in Los Angeles and Its Environs Draws Renewed Calls for Attention.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5, 2006.

(86) Study: War blamed for 655,000 Iraqi deaths.CNN, October 11, 2006. in: edition.cnn.com/2006/WORLD/meast/10/11/iraq.deaths/.

(87) BBC新闻，2006年11月19日，By David Loyn.news.bbc.co.uk；[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006年6月4日。

(88) [英国]《独立报》网站2006年8月7日。

(89) [美国]《华盛顿邮报》2006年12月9日报道。

(90) [英国]《卫报》，2006年2月16日。

(91) [英国]《独立报》2006年5月28日，"关塔那摩的少年"。

(92) 美联社2006年6月11日电。

(93) UN Expert on Human Rights and Counter Terrorism Concerned That Military Commissions Act is Now Law in United States. Press Release, United

Nations, October 27, 2006.

(94) UN rights experts call for immediate closure of U.S. Guantanamo centre after suicides, UN News Center, June 14 2006. in: www.un.org/.

出处： http://news.sina.com.cn/c/2007-03-08/0907124618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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