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2-23

魏城:色情网站是否应该合法化?

去年年底,中国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色情网站"情色六月天"老板陈辉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其他八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到1年零1个月不等,罪名均为"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判决结果传出后,网上大哗。一位网友这样写道:"在法学界已经开始探讨起卖淫合法化的问题的时候,还有人因为给公众提供意淫空间而获罪,显然是法制的退步。"

万恶之首,意淫为先?

另外一位网友质问说:"目前的中国存在着数以千万计的小姐,数以几十万计的情色场所,每天出入这些情色场所的男人女人也以千万计,避孕套堂而皇之地摆在从招待所到五星级酒店的卫生间里,性商店遍布全国的大街小巷,包二奶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且这些情况早在网络进入寻常百姓家之前就已经众所周知,在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都有事实上的红灯区,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有什么理由判决一个办黄色网站的人无期徒刑?他的危害难道比满大街的桑拿和发廊要大?他赚的钱难道比那些桑拿和高档夜总会的老板多?"

中国门户网站网易对2363名网民进行了一次网上调查,68%的网民认为此案判得太重了。

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副主任张燕生指出,"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对于中国的司法现实而言是很新的罪名,自从1996年新的《刑法》加入该罪名以来,很少被使用过,因为这类案件上规模的还非常少。

从律师的角度分析,张燕生认为,太原中院判决对陈辉的处罚"还是有点重了"。虽然此案中的点击量、图片数等都达到了"情节极其严重"的标准,但是毕竟10年以上到无期徒刑之间还有很多选择空间,更何况陈辉的非法牟利所得并没有超过25万元。

但中国著名的女社会学家李银河认为,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执法,不在于量刑是否过重,而在于立法。她在自己的博客上撰文说:"中国还没有完全走出性的中世纪。所有的现代社会都没有淫秽品法,而中国仍保留这一法律,并且继续执行。"她呼吁有关部门"认真反省淫秽品法"。

这一判决也使许多海外华人感到震惊,其中一人在海外中文网站撰文说:"如果一项罪名在其他文明国家完全合法根本不成其为罪名,但在中国却获得罕见重判的话,那么这本身就说明中国的社会和司法出了严重问题,反映了中国和国际的严重脱轨。"

食色性也,难以禁绝

不过,李银河说的"所有的现代社会都没有淫秽品法",并不确切。

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有各自的淫秽品法,但与中国现行刑法第九节有关"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的五条笼统规定有很大的不同,西方法律不仅明确区分了一般意义上的成人色情品(pornography)和法律意义上的淫秽品(obscenity),规定前者合法,后者不合法,而且对淫秽品有着非常具体、严格的定义,具体、严格到了琐碎的地步。限于篇幅,我无法详细介绍这些定义,但简而言之,英国法律所规定的非法淫秽品包括儿童色情品和极端暴力的色情品,除此之外,互联网上针对成年人的其它一般色情内容是合法的。

了解过去30年来中国变化的人都承认,中国社会如今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开放,中国当局和中国人对待性的态度,也从过去清教徒般的禁欲主义,转变成为相对开明的宽容态度,但遗憾的是,中国的法律却与今天的中国社会现实有着很大的距离,严重脱离了社会进步的步伐。

从这一点上来说,我倒是非常赞成李银河呼吁中国立法部门"认真反省淫秽品法"的要求。我的建议是:中国也应该向其它文明国家学习学习,让成人网站合法化。我的论证倒不是基于什么公民"性知情权"的正面论证,而是一种负面论证:网上禁色,难以禁绝,与其禁不了,不如使其合法化,然后分级,加强管理。具体来说,就是区别对待不同的色情物品:严格禁止儿童色情品和极端暴力色情品,对一般的成人色情品则不妨"网开一面"。

古人云,食色性也。凡是与人类基本欲望"较劲"的严刑峻法,都难以奏效,都难以充分贯彻立法者的初衷。即使在中国文革的严格禁欲时代,都难以杜绝扒看女厕所、爬窥新婚夫妇窗口的"反革命流氓"行为,就更别说今天的市场经济时代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灭人欲"的禁律只能使被禁止的行为转入地下,从而加强这类行为的诱惑力,同时提升政府控制的成本。

美国经济学家马克·桑顿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禁律经济学》,他说:禁律提升了被禁物的价格,因而导致犯罪增加和政治腐败,并刺激人们发明更为危险的替代物。"我认为,对于'不当使用'某种物品所引致的社会弊病,唯一长期的解决办法就是:让这种物品合法化。"

也许有人担心成人网站一旦在中国合法化之后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但丹麦的经验说明,合法化带来的不良后果,远远轻于禁律所产生的副作用,如果管理得当,甚至还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积极结果。

丹麦在1967年和1969年分两步放开了成人色情品市场。丹麦试验的两个主要结果是:第一,合法化以后,色情品的制售经过一个短暂的高潮之后急剧下降,大多数公民对色情品产生了厌恶感。一项针对大量观看色情品的后果的研究表明:被试者的性行为并未发生变化,虽然最初他们对性想得多些,但不久他们的性幻想又降到了观看前的水平。试验表明,观看色情品反而产生了一种稳定地降低对色情品兴趣的效果,不断接触此类材料的结果使人感到餍足和无聊。第二,犯罪率下降。1967年丹麦的犯罪率比前一年下降了25%,1968年又下降了10%,到1969年色情品彻底解禁后,犯罪率下降了31%,其中猥亵儿童罪下降了80%,观淫癖、露阴癖、强奸、猥亵等性犯罪也大幅度下降。在色情品合法化后的10年中,任何种类的性犯罪均无增长。

美国社会学家约翰·盖格农在他的名著《性社会学》中讲了丹麦的例子后,这样写道:"人有多种兴趣,性只是其中的一种,色情品又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侧面。几乎没有人会把性当做自己的主要生活兴趣,把色情品当作自己的主要生活兴趣的人就更少见。"

据统计,西方的性犯罪率到60年代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但到了60年代下降得相当快,而这正是许多西方国家对色情品放宽政策的年代。

美国曾是一个严格审查色情品的国家。但1970年,美国国会任命了一个全国专门委员会调查色情品问题,他们提出的报告令议员们大吃一惊。该报告发现,接触色情品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大体上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损害,色情出版物与性犯罪没有必然联系。所以,该委员会建议:取消各种对成年人接触使用色情品的限制和禁令;废除所有适用于成年人的反色情法律。

道德法律,两者有别

尽管中国"情色六月天"案的判决结果被网民们批评为"法制的退步",但稍微令人宽慰的是,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严打"期间某些"形势犯"因多交几个异性朋友或者跳跳黑灯舞就被入罪、媒体和舆论也一面倒地抨击他们的情况不同,这一次,不仅网民们质疑判决的公正性,一些媒体和学者更进一步呼吁"反省"淫秽品法。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的一篇相关报道,除了质疑此案判决结果之外,还进而探讨了中国传统的"万恶淫为首"的道德观念在今天的种种演变,认为在道德标准不断变化的中国,有关的立法也要做相应的调整。

但更为重要的是,立法不仅应该反映道德观念的变化,立法更应该与道德拉开一定的距离:不道德的行为不一定就是违法的行为,违法行为也不一定就是犯罪行为。

近来,一直与道德观念和法律制度中的"中世纪式"性蒙昧作斗争的女社会学家李银河,自己也在中国成了争议风波的焦点人物。但综观那些批评她的言论,我却发现,她的观点和著述在很大程度遭到了误读。例如,有人指责李银河鼓吹一夜情、换妻、群交等行为,便是曲解了李银河观点的本意。我所看到的李银河的所有言论,说的都是:你完全可以对一夜情、换妻、群交等行为作道德评判,但你不应该把你的道德评判作为司法定罪的标准;李银河认为,所有的性行为,只要满足三个条件:一、双方是成年人,二、没有强迫,三、不在公共场合,就不构成犯罪。

在《淫秽品法批判》一文中,李银河也说得很清楚:"厌恶不可以成为法律的依据。趣味和道德不关法律的事。"

网上一篇题为《法律不能滑入道德批判》的帖子说得更为直截了当:"道德的领地,风能进,雨能进,司法权却不能进。"

当然,道德和法律的剥离,如果有一天不仅能够出现在某些学者、网民、媒体的呼声之中,而且也能够落实在立法的变革和司法的改良之中,那时我们才能说,中国的法制的的确确进步了。


-完-

2012-12-10

乔治·弗里德曼 中国的地缘政治学:一个封闭的大国

简介

本文是战略预测公司(Stratfor)创立者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关于当前世界事务中关键国家地缘政治系列专著的第二册。它主要探讨了中国地理是如何塑造东亚国家政治格局的。下文为缩略本。

中国的地缘政治学:一个封闭的大国

当代的中国是一个岛屿。尽管它并没有被海洋所环绕(只有它的东侧边境濒临大海),但与中国接壤的地形事实上从任何方向上都很难以横越。虽然人类可以穿越一些地区,但要了解中国,我们首先必须要将包围中国的山脉、丛林和荒漠形象化。这一外壳遏制并保护了中国。

我将中国内部划分为两个部分:中国心脏地带以及环绕心脏地带的非中国缓冲地区。在中国有一条400毫米(15英寸)等雨量线,这条等雨量线以东年降水量超过400毫米(15英寸),而其以西年降水量少于400毫米(15英寸)。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在这条线的以东和以南生活,即众所周知的中国汉族生活地区——中国的心脏地带。这一地区是汉族的故乡,世界各国认为汉族人是中国人。这对于理解超过10亿人生活在仅有美国一半大小的地域至关重要。

中国的心脏地带分为两个部分:北部和南部,而两种方言又成为两个地区的标志,北方的普通话与南方的广东话。这些方言的书写表达相同,但在口头表达时却几乎是难以相互理解的。中国心脏地带确切的是指北方的黄河流域,南方的长江流域以及在南方的中国第三大河流珠江流域。这一地区是中国的农业区域。但是人均耕地只有世界其它地区的1/3,这是关于中国唯一最重要的事实。这种压力决定了中国近代历史——不论是忍受压力还是试图超越。

由非汉族地区构成的环状区域环绕着心脏地带——西藏,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故乡),内蒙古以及常常提到的满洲(朝鲜以北地区的历史称谓,现在包括中国的黑龙江、吉林与辽宁三个省份)。这些缓冲地区在历史上当中国强大时受中国统治,而中国衰弱时则从中国分裂出去。现在,大量汉族迁入这些地区,这导致了摩擦,但今天汉族中国十分强大。

这些地区同时也是历史上对中国构成威胁的地区。中原地区有大量的河流和充沛的降雨,因此这一地区是农民和商人的乐土。而周边地区则居住着游牧民族和他们的铁骑。13世纪,蒙古在成吉思汗的带领下侵入并占领了汉族居住区,直到15世纪汉族人才重新获得独立。

之后的时间,中国的战略保持不变:缓慢但系统地获取外部地区的控制权以保护中原地区不受游牧民族骑兵的侵扰。这一需要推动了中国的外交政策。虽然人口数量不平衡或者由于这一点,中国认为其极易受到来自北方与西方的军事入侵。保护集中在一起的农业人口抵御游牧民族骑兵是十分困难的。中国人所选择的最简单的方法是扭转秩序并对其潜在的征服者施加自己的影响。

还有另一个原因。除了缓冲作用之外,这些领土还提供了易防御性的边界。这些边界地域在其控制之下,中国就拥有强有力的支撑点。让我们从东边中国南部与越南和缅甸的边界开始考虑中国边界的自然状态。与越南的边界是中国唯一最容易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或事业活动的边界。事实上,在1979年中国与越南进行了短期的边界战争,并且这一点在中国控制越南的历史中早已被指出。不过,在云南省与老挝和缅甸接壤的余下的南部边界是难以穿越的丘陵丛林,几乎没有任何的主要道路。跨越这一边界进行重要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艰难地修筑了到达云南的滇缅公路并为蒋介石军队提供补给。其努力是如此的艰辛以至这段历史已经成为一段传奇。中国在这一地区是安全的。

海拔5,581米(19,000英尺)的开卡博峰(Hkakabo Razi)是中国、缅甸与印度边界的标志点。中国的西南边界从这一点开始直达喜马拉雅山脉。更确切地说,它是中国控制的西藏与印度以及两个喜马拉雅国家尼泊尔和不丹的边界。这一边界以长弧形经过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终止于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边界的标志点——海拔7,439米(25,000英尺)的胜利峰(Pik Pobedy)。虽然有可能穿越这一边境地区但十分困难;从历史上来看,这一地区部分是可以出入的商贸路线。然而从整体上来说,喜马拉雅山脉是大规模商贸活动与军事行动的阻碍。印度与中国以及中国与大部分中亚国家彼此相互封锁。

唯一的例外是下一段与哈萨克斯坦的边界。这一地区可以通行但缺乏相关的运输通道。随着运输扩大,这一地区将成为中国与欧亚大陆其余地区的主要交流路线。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边界与汉族占主导地位的省远隔千里,路线穿越人烟稀少并对中国构成重大挑战的穆斯林区域。重要的是,从中国开始的丝绸之路贯穿新疆省与哈萨克斯坦一路向西,这是唯一可行的路。

最后是漫长的北部边界,首先与蒙古接壤然后是俄罗斯直到太平洋。这条边界是可通行的。事实上,唯一对中国成功的入侵就是来自蒙古的蒙古骑兵,他们占领了汉族控制区的绝大部分。中国的缓冲器——内蒙古与满洲——保护汉族控制区免受其它攻击。中国没有向北攻击主要出于两个原因。首先,从历史来看,占领这一地区是毫无价值的。其次,南北交流相当困难。俄罗斯有两条铁路由西直达太平洋——著名的跨西伯利亚铁路(TSR)与连接贝加尔—和阿穆尔两个城市并与跨西伯利亚铁路(TSR)衔接的贝加尔——阿穆尔干线(BAM)。除此之外,并没有东西向的陆路运输线与俄罗斯相连。这使得通行几乎不可能。

俄罗斯最容易进入中国的地区是其濒临太平洋的领土,即从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海参崴)到布拉戈维申斯克(Blagoveschensk)。这一地区拥有理想的交通状况和人口,这对中俄双方都有利。假如中俄将来发生冲突,该地区将成为冲突的中心地区。当将视线转向南部离开太平洋的地区时,你将发现中国最后一个可能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朝鲜半岛也位于该地区。

然后是太平洋沿岸,这里有众多的港口并在历史上就存在大量的沿海贸易。但引人注意的是,除了蒙古对日本的侵略和中国唯一一次大规模远航进入印度洋(主要目的是贸易但被迅速放弃)之外,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海洋国家。在19世纪之前,中国的敌人没有能力从海上对其构成威胁,因此中国没有兴趣花费大量金钱去打造一支"无用"的海军舰队。

当它控制西藏、新疆、内蒙古和满洲时,中国就处于一种隔绝的状态。汉族控制区仅在一个点上存在潜在的摩擦,即与东南方的越南。除此之外,汉族控制区被政治上融入中国的非汉族缓冲地区所包围。在这里存在着第二个摩擦点即前面提到的西伯利亚与朝鲜半岛。最后,中国向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开发的唯一通道只能是新疆—哈萨克边界。

由于19世纪中叶欧洲人到达西太平洋地区,海岸线成为中国防线上最脆弱的一点。除了来自欧洲的侵犯(以有限的暴力支持其获得商业利益)之外,中国在日本于20世纪30年代入侵并占领中国大部分东部领土和满洲之后,经历了其最大的军事对抗,或者说长期而惨烈的战争。尽管双方的军事实力并不在同一档次并且战火绵延十数年,但日本始终不能迫使中国政府投降。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由于中国汉族生活区的领土规模和人口密度而不易被征服。不论日本获得多少次胜利,它始终无法决定性地击败中国。

中国难以被侵略;而鉴于其领土规模和人口,中国更难以被占领。这也使得中国很难侵略其它国家——虽然并不是不可能的,但十分困难。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这使得中国能够与世界相隔离,就像19世纪英国凭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之前和毛泽东时代那样。所有的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其行为与其它大国有明显的差异。

中国的地缘政治需要

中国有三个压倒一切的地缘政治需要:

1. 维持汉族地区的内部团结。

2. 保持对缓冲区的控制。

3. 保护其漫长的海岸线免受外来侵略。

维持汉族地区的内部团结

与其它大国相比,中国更加封闭。其庞大的人口规模、安全的国境以及相对丰富的资源使得它即使选择与外部世界保持最小规模的交流也能得到发展。例如在毛时代,中国成为一个孤立的国家,其推动力主要来自内部的兴趣或考虑而对世界其余国家持中立或敌对的态度。除其参与朝鲜战争和力图平定缓冲地区之外,中国都是安全与相对平静的。然而,在其内部,中国却经历了周期性自我产生的混乱。

对外封闭的中国其弱点就是贫困。鉴于其耕地与人口的比例,自我封闭的中国是一个贫穷的中国。中国人是如此的贫穷,使得国内需求根本无法带动经济的发展。然而,孤立的中国更容易接受中央政府的管理。中国最大的危机来自汉族的分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中央政府被削弱,外围地区将脱离中国的控制,并且在利用中国弱点的外国势力面前,中国将变得十分脆弱。

为了中国的繁荣,它必须从事贸易,出口丝绸、银器和工业品。历史上的陆路贸易并没有给中国带来麻烦。丝绸之路允许外国势力进入中国,并引发了财富所带来的不稳定性。然而,就整体而言,这是可以加以控制的。

工业制度的原动力改变了中国贸易的布局及其后果。在19世纪中叶,以大英帝国为首的欧洲迫使中国政府给予英国贸易优惠,这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历史上第一次,太平洋海岸而不是中亚地区成为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出口。这反过来又极大的加剧了中国的不稳定。

随着中国与世界贸易的加强,从事贸易的中国人戏剧性地累积了他们的财富。生活在沿海省份那些深深卷入世界贸易体系地区的中国人变得相对富裕,而在中国内陆(非缓冲区而是贫穷的非沿海省份的汉族生活区)生活的仍是贫穷的自给农民。

中央政府在沿海与内陆的利益分歧中寻求平衡。沿海地区,特别是其新的巩固的领导阶层其兴趣在保持与加强同欧洲列强,美国和日本的关系。贸易活动越深入,沿海领导集团就越富有,而沿海与内陆的差距就越大。在适当的时候,外国势力与沿海商人和政客结成同盟,使得他们在当地的势力远远超过中央政府在当地的影响力。中国最严重的地缘政治梦魇成为现实。中国分裂成为一个个地区,其中一些地区日益受到外国势力特别是外国商业利益的控制。北京政府失去了对整个国家的掌控。应当指出的是,这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北京,这也造成了日本无法击败中国并最终导致日本惊人的失败。

除马克思主义之外,毛泽东的目标是三重的。首先,他希望在中国重新实现中央集权化——重新使北京成为中国的首都与政治中心。其次,他要结束沿海与内陆大范围的不平等。第三,他要将外国势力驱逐出中国。简而言之,他要重构一个统一的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

1927年,毛泽东最初试图在城市发动起义,但由于中国既得利益者与外国势力联盟的牢不可破,他失败了。他通过长征到达中国内陆,并在那里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农民军队,这支军队的成员都是民族主义者和平等主义。1948年,毛泽东的军队重新出现在沿海地区并将外国势力驱逐出中国。毛泽东重新封闭了中国,使其中央集权化,并接受了必然的结果。中国变得平等但相当贫困。

中国地缘政治的首要问题是:要发展中国就必须进行国际贸易。如果它这样做,中国就必须开放其沿海城市作为对外交流的窗口。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沿海城市及其转变地区将变得日益富裕。外国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将增强,外国利益与沿海中国人的利益将趋于一致,并同中央政府产生竞争。不断挑战中国中央政府的问题是如何在避免这一结果出现的同时进行国际贸易。

保持对缓冲区的控制

在毛泽东崛起之前,由于中央政府的衰弱,汉族地区与日本的战争,内战和地方分权主义,领导中枢并没有太大控制力。虽然满洲在中国的控制之下,但苏联控制了外蒙古并将起影响力(苏维埃政权多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扩展到内蒙古,而西藏与新疆正逐渐从中国分离出去。

毛泽东在进行内战的同时也奠定对缓冲地区控制的基础。有趣的是,他的第一步是计划打消苏联对这些地区的兴趣。他提出巩固中国共产党对满洲与内蒙古的控制有效地将苏联势力从该地区挤出去。新疆在地方军阀杨增新的控制之下。内战结束不久,毛泽东把其赶走并接管了新疆。最后,1950年毛泽东将目标转向西藏并在1951年取得成功。

对缓冲地区的迅速巩固使得毛泽东达成了所有中国古代帝王的目标,保护中国免遭侵略。控制西藏意味着印度无法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在西藏高原上为军事行动建立安全的后方基地。在喜马拉雅山脉可能会发生冲突,但没有人能够使一支多兵种合成部队穿越这里的山区并为其提供补给。只要西藏在中国的手中,印度人就只能继续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另一侧生活。新疆、内蒙古和满洲是中国与苏联之间的缓冲。毛泽东更像一个地缘政治学家而不是一个理论家。他根本不信任苏联。只要中国控制缓冲地区,苏联就无法入侵中国。距离,差劲的交通和资源的匮乏意味着任何苏联的入侵都将在到达汉族人口稠密区之前遭遇大量的后勤问题并陷入困境——就像日本所遭遇到的那样。

中国与越南、巴基斯坦、阿富汗等拥有共同陆地边界的邻国有地缘政治的问题,但真正的问题将出现在满洲,或更确切的说在朝鲜。苏联人而不是中国人鼓励朝鲜入侵韩国。约瑟夫·斯大林的想法令人难以琢磨,但对他来说他的考虑十分出色。美国介入朝鲜战争,击败朝鲜人民军,兵锋直指中朝界河鸭绿江。中国人看到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美国军队向其边界蜂拥而来,决定阻止美军的向前推进并向南展开进攻。这导致了三年残酷的战争,并使中国损失近百万人。从苏联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的战争可想而知是最棒的事情。但从战略预测公司(Stratfor)的角度来看,这证明了中国对蚕食其缓冲区行动反应的敏感性,这些缓冲区构成了中国国家安全的基础。

保护其海岸线免受外来侵略

缓冲区置于中国控制之下,海岸线成为中国最脆弱的一点,但其脆弱性并不是遭受入侵。鉴于日本的先例,没有国家有兴趣或精力试图入侵中国大陆,为军队提供补给并期望取得最终的胜利。入侵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威胁。

对中国沿海的威胁是交际舞鞋,尽管大部分人不会认为这是一种威胁。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英国对中国的入侵使得国家的不稳定达到顶峰,引发中央政府事实上的崩溃与内战。这都是由繁荣引起的。毛泽东通过把中国封锁起来以避免任何发展并清算与外国商人合作的阶级来解决这一问题。对毛泽东来说,仇外是国家政策的整体。他将外国势力的存在视为对中国稳定的破坏。与混乱相比,他更倾向于贫困的整体。他也明白的指出,鉴于中国的人口与地理,中国可以在没有先进的军事工业中心的情况下抵御任何潜在的进攻。

他的继任者邓小平继承了一个控制中国和缓冲地区的强大国家。他同样感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政治上承担巨大的压力,毋庸置疑他懂得技术代差最终会威胁到中国国家安全。他进行了历史性的赌博。他知道中国经济无法靠其自身发展。因为中国人太穷了导致中国国内商品的需求太小。

邓小平孤注一掷的认定他能够向外国投资开发中国,并将原来的以农业和重工业为主的经济转变为以出口导向型工业为主。这样做使他能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引进技术并培训中国的劳动力。他认定此时的努力并不会动摇中国,造成富裕的沿海地区与内陆之间的严重对立,孳生地方主义或使沿海地区受到外国势力的控制。他相信可以通过维持一个建立在忠诚的军队和共产党机构基础上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避免这些情况的出现。他的继任者努力保持对国家的忠诚而不是效忠于能够为其带来个人财富的外国投资者。这是当前正进行到底的赌博。

中国的地缘政策及其当前的立场

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来看,中国已经实现了其战略目标。缓冲区是完整的,而在欧亚大陆它并没有面临威胁。它认为西方国家试图迫使中国撤出西藏是企图破坏中国的国家安全。对中国来说,西藏问题是对它无关紧要的刺激;中国没有离开西藏的可能,西藏人不能独立并获得胜利,没有国家打算侵略西藏。同样地,新疆的维吾尔族穆斯林也仅能对其构成轻微刺激而不是直接的威胁。俄罗斯没有兴趣或没有努力侵略中国,而朝鲜半岛也不能对中国人构成直接的威胁,当然半岛问题并不是一个他们无法解决的问题。

对中国最大的军事威胁来自美国海军。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高度依赖海运贸易的国家,而只要美国海军愿意,他们就能够封锁中国所有的港口。如果美国这样做将会严重的削弱中国。因此,中国的主要军事利益就是确保这种封锁不可能发生。

中国会用几代人的时间建立一支能与美国海军相抗衡的水面舰队。完全地培训出能够进行航空母舰集群作战的海军飞行员至少需要几十年——至少要等到这些受训者成为舰队司令和舰长。而且这还没有考虑到建造航空母舰,生产舰载飞机以及精通错综复杂的航空母舰集群作战所需的时间。

对中国来说,首要的任务是提高封锁中国代价使美国无法轻易尝试。中国可以通过陆基和潜基反舰导弹达到这一目标。战略解决方案使建立一支足够分散的导弹部队使得美国无法对其进行火力压制,而该部队则拥有足够射程的导弹能够攻击远在中太平洋地区的地区美国军事目标。

这支导弹部队必须能够有效地识别并追踪潜在目标。因此,如果中国人采取这一战略,他们就必须开发一套天基海上侦察系统。这些技术都是中国人所关注的。反舰导弹与包括设计用来致盲美国卫星的反卫星武器系统在内的空间系统表明中国军事战略与其唯一有威胁的导弹威胁相反。

中国同样能够利用这些导弹以阻止船只进出台湾岛的方式封锁台湾。但中国并没有足够的海军实力使一支足够规模的两栖部队登陆台湾并维持其地面作战。他们同样没有能力在台湾海峡上空确立空中优势。中国可能会骚扰台湾但不会对其发动侵略。导弹,卫星和潜艇构成了中国的海军战略。

对中国来说,台湾引起的主要问题是海军。台湾的地理位置使其很容易成为隔断东海与南海海上交通的空军与海军基地,这将有效地鼓励中国北方沿海地区和上海。当你考虑到位于台湾与日本之间的琉球群岛,并将它们组合起来,你将发现控制台湾的非海军强国能够封锁中国北方海岸线。

台湾对中国并不重要,除非它非常敌视中国或与美国这样的中国敌对势力结盟或被其占领。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台湾的地理位置将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台湾对中国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以及一种凝结民族主义的方式。虽然台湾没有构成对中国的直接威胁,但也给中国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潜在危险。

中国在中亚地区特别是哈萨克斯坦正在温和的扩张。作为传统丝绸之路中的重要一环,哈萨克斯坦现在已成为中国工业急需能源的生产地区。中国一直在积极发展同哈萨克斯坦的商业联系并努力修筑通往哈萨克斯坦的公路。这些道路开辟了新的贸易路线,在石油流向中国的同时中国的工业产品进入到哈萨克斯坦市场。

这样做使得中国人挑战了俄罗斯在原苏联地区的势力范围。俄罗斯准备容忍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影响的同时,对中国政治影响进入该地区加以警惕。哈萨克斯坦历史上一直是俄罗斯这个欧洲国家与中国之间的缓冲区,并一直处于俄罗斯的统治之下。必须对该地区谨慎关注。如果俄罗斯感到中国在这一地区变得过分自信,它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实力做出军事反应。

从历史上来看,中俄关系十分复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苏联试图操纵中国政治。战后,两国关系并没有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和谐,在1968年俄罗斯与中国军队在乌苏里江沿线爆发边界冲突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它们处于直接敌对的状态。历史上,俄罗斯一直担心中国人移居到俄罗斯太平洋沿岸各省。中国则担心俄罗斯进入满洲并继续南下。

这些令双方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这是由于后勤方面的巨大挑战,而且双方都不愿意承担与对方作战的风险。我们认为这种谨慎在当前环境下将继续保持。但是俄罗斯不会认为中国人在哈萨克斯坦影响的增长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它可能选择在这一地区同中国展开竞争。如果它们这样做,这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而复杂的靠近朝鲜的太平洋地区将成为双方的第二压力点。但这些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能。美国封锁的中国沿海的威胁,利用台湾孤立中国北方,在哈萨克斯坦的冲突,中国在为最坏的情况制定计划时必须将这些可能性都考虑在内。事实上,美国对封锁中国沿海不感兴趣,而中俄在哈萨克斯坦的竞争也不会升级。

中国不具有军事基础的地缘政治问题。它正处于传统的强势地位,其对缓冲地区的控制保证了中国的国土安全。它实现了它的三个战略需要。第一个需要是其最脆弱的一点:维持汉族地区的内部团结。军事威胁不会对其构成影响,与之相反,威胁来自于经济。

中国地缘政治的经济层面

地缘政治所引发的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很简单,中国经济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它处于依赖地位。不论其货币储备多么大,技术多么先进,劳动力地面廉价,中国经济总是依赖于其他国家进口中国商品的意愿与能力以及船舶运输能力。任何对这一流程的破坏都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

其他国家购买中国商品最主要的原因是价格。中国商品便宜是因为工资差距。一旦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失去这种优势,将导致中国出口能力的下降。例如,当今随着能源价格上涨,生产成本上升使得工资差异的相对重要性降低。当到达一定程度时,中国的贸易伙伴发现相对于关闭本国工厂的政治成本中国进口品的价值将发生改变。

而且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中国的控制之外。中国无法控制世界石油价格。它可以削减其现金储备对生产商进行价格补贴,但实际上这将使资金转移回到消费国。它可以实施价格控制以控制工资上涨,但这将带来内部的不稳定。中国经济的重心是天已成为世界工厂,因此它依赖于世界继续购买"中国制造"而不是其它国家的商品。

对中国来说还有其它的问题,从金融体系的紊乱到工厂圈占农业用地。这些都值得注意并已见诸报端。但我们从地缘政治来看中国的经济重心,它出口活动越加活跃,它越容易被其商品消费国所控制。一些观察家警告说中国可能结清其在美国银行的户头。这不太可能,但假定中国这样做了,那么在失去美国这个客户之后,中国还能做些什么?

中国已将自己置于一个保持其客户满意的位置。中国每天都在与这一事实作斗争,但事实是世界其它国家对中国商品出口的依赖远远低于中国对世界其它国家的依赖。

我们来看中国经济的第二个问题,这一问题更加严重。中国的地缘政治首先必须要保持汉族地区的内部团结。第三要保护其海岸线。邓小平确信他能够开放沿海地区而不破坏汉族地区的内部团结。然而像19世纪一样,中国沿海地区富裕起来,但其内陆地区仍处于极端贫困之中。沿海地区的经济深深得与全球经济联系在一起,而内陆则没有。北京再次成为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平衡者。

沿海地区的利益与进口商和投资者的利益彼此之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北京的利益在于维持内部的稳定。随着压力加大,它会设法强化其对沿海地区的政治与经济控制。内陆地区想要从沿海地区获得更多的资金,而沿海地区要设法保留资金。北京试图使双方都满意以免中国分裂或诉诸毛泽东的严厉措施。但国际经济形势越严峻,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就越少,中国在国际回旋空间就越小。

第二方面的问题衍生于第一个问题。假定全球经济当前不衰退而保持在一定的点上。当经济衰退,中国出口大幅下跌,北京将在内陆地区对资金的渴求和沿海地区所遭受的损失中间取得平衡。记住很重要的疑点,有9亿中国人生活在内陆,而沿海地区只有大约4亿人。当谈到权利平衡时,内陆地区是对政权的有形威胁而沿海地区则可能破坏财富的分配。内陆地区有庞大的规模而沿海地区有自己的国际贸易体系,北京将很难做出抉择。

结论

地缘政治基于地理和政治,而政治则建立在军事和经济的基础之上。军事和经济互相影响、相互支持,但二者截然不同。对中国来说,确保缓冲区完全不是军事问题。长久以来困扰中国的问题是满洲的东北部地区和太平洋的均势。

中国的地缘政治问题是经济。它的第一个地缘政治需要保持汉族地区的内部团结和第三个保护其海岸线都深深地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不是军事因素。中国内部、外部所面临的政治问题都源自于经济。上一代中国经济的急剧发展是地区性的。经济发展只有益于沿海地区,而把内陆地区——中国的绝大部分——远远地甩在后面。这也将中国经济的弱点暴露在世界经济力量面前,而这一弱点中国无法控制也无法解决。在中国历史上这并不新鲜,但中国通常的解决方案是地方分权和弱化中央政府。邓小平的赌注已被他的继任者用尽。邓小平发牌,而他的继任者是牌局的玩家。

摆在桌面上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成分是中国发展的基础还是一种平衡利益的行为。如果是前者,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是后者,最终每个人都会失败。目前很少有证据表明中国经济是中国发展的基础。它将大部分人排除在这场游戏之外,这部分人的月均深入低于100美元。这是一种平衡行为并威胁到中国地缘政治的首要目标:保持汉族地区的内部团结。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