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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挫折二十年（1949-1969）

2011-11-02T04:53:00.001-07:00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中国国家元首毛泽东出访苏联，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该条约以日本为假想敌，提出中苏军事结盟。其主要后果是促成了日本与西方及与美国签订了《旧金山和约》和《美日安全条约》。中苏互助条约承认"外蒙"独立；同意建立中苏合营的新疆石油公司及有色金属公司，以用于俄国人大肆掠夺当时中国极为有限的石油资源。

借签约之机，中国争取到第一笔苏联的5年支付有息贷款3亿美元，这一数值比前一年波兰从苏联得到的4.5亿美元贷款还要少，并且苏联在刚刚签署贷款后的1950年2月，即宣布卢布贬值25%，同时俄国人坚持卢布和人民币的不平等比值，致使贷款实际值减少1/4。

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中国出兵朝鲜，卷入朝鲜战争，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最终以耗费100亿美元，死亡45万人的代价赢得北朝鲜政权的存在，但在国际上空前孤立，中国被联合国指责为"侵略者"，被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视为"侵略成性"的国家，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内，被联合国拒之门外。

其后数年间，中国从苏联先后借得的有息贷款达13.4亿美元，而其中大部分都用于从苏联购买过时军火，以维系朝鲜战争。并且这些有息贷款均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全部偿还。

1956年波兰波兹南，匈牙利布达佩斯均发生反共民众暴动，苏联出兵干涉，中国坚决支持苏联对波匈两国内政的武装干涉。

1958年春季：中国指责南斯拉夫铁托政权搞"修正主义"，反对南的"中立自治"与"不结盟"的观点，拒绝接见南驻华大使，迫使贝尔格莱德召回其大使。中国猛烈攻击铁托政权，严重干涉南斯拉夫内政。

1958年8月：中国炮击福建金门的台湾驻军，历时多月，无功而返。

1958年至1960年：中共与苏共论战逐渐升级，中共指责苏共在苏联实行"现代修正主义"，两党的政见冲突迅速上升为两国关系的破裂。1960年7苏联宣布将在9月初撤走全部苏联技术人员，随后共有1390名苏联专家离去，343个合同被中止，257个科技合作项目被废除。

1959年起：中国政府与印尼政府就华侨问题矛盾加深，中国加大了对印尼共产党的全面支持。

1959年10月21日：中印在西藏、新疆、克什米尔交界处的贡嘎山口发生武装冲突，9名印度士兵死亡，10人被俘。

1959年：在严重饥荒时期，非正常死亡率急剧上升的1959年，中国对外粮食净出口达创记录的4155.5千吨，而在死亡率最高的1960年，中国对外粮食净出口达2654.1千吨，是1952至1965年间，仅次于1958年（2659.9千吨）的第三个高峰年。这些农产品大部分被出口到苏联，以换取机械设备的进口。

1961年至1962年：新疆约6万至8万中国少数民族公民逃亡苏联，中国指责苏联在新疆从事颠覆活动，派军队镇压了当地骚乱，建立了边境安全区，关闭了苏驻疆的所有领事馆。

1962年10月至11月：中印边境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新德里宣布死亡1383人，失踪1696人。中国宣布俘获3968名印军士兵。

1962年12月：中国谴责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中是"投降主义者"。并指责苏联插手新疆事务，"引诱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而莫斯科指责中国从60年初起，有计划地侵犯苏联边境，记录在案的就达5000多起。

1964年8月：越南战争爆发，中国深深卷入其中，向北越派遣了数万人的防空部队，并开始长达10多年的巨额无偿援助。

1964年2月：中国与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公报，宣称"按照克什米尔人民的愿望"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而克什米尔人绝大部分是穆斯林。7月，中国给巴提供了6000万美元的长期无息贷款。

1964年3月：中国印尼关系因中国强调政府间的关系而非政党间的关系而得到加强。中国将中国银行在印尼的资本转让给雅加达政权。该银行曾一直是华人工商社团资助北京的重要杠杆。11月中国印尼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包括"粉碎"马来西亚人。中国向印尼提供了5000年美元贷款。

1964年4月：桑给巴尔与坦葛尼喀合并为坦桑尼亚。7月，曾一直援助桑给巴尔左翼政权的中国向坦提供了4200万美元的贷款和280万美元的无偿援助。8月，中国军事人员训练坦军队。次年2月，中国的迫击炮，重机枪和反坦克炮在坦露面。

1964年7月：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接见日本客人时，对苏联控制的大部分西伯利亚地区和苏联的远东地区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加速了中苏关系的恶化。同月，《人民日报》、《红旗》发表文章指责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及苏共领导集团，并称"苏联资产阶级控制了苏联的党、政府和其它重要组织"。

1964年10月1日：泰共给北京的庆祝中国国庆的贺电中号召推翻曼谷政权。1个月后，秘密电台"泰国人民之声"的华语广播发起了"泰国独立运动"，并号召"将美帝赶出泰国，推翻他侬政权"。同时，北京的国际广播电台对泰广播从原来每周14小时增加到21小时。

1964年：中国企图在刚果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因美国和比利时的干涉而遭受失败。

1965年1月5日：印尼突然宣布退出联合国。中国总理周恩来要求联合国彻底改组，或解散，"另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此举使许多以加入联合国做为被认可标志的第三世界国家感到不快。

1965年初，在受中国援助的一起暗杀布隆迪总统的阴谋被破获后，布隆迪断绝了与北京的外交关系。

1965年6月：阿尔及利亚国家元首本·贝拉被推翻。中国迅速改变支持其继任者布迈丁，但这引起了非洲政治家们的普遍不满，中国曾艰辛努力多时的阿尔及尔第二次亚非会议因此流产。

1965年：中国帮助建立泰国反政府武装"泰国爱国阵线"，给该阵线提供中国武器和训练人员来支持泰国的"人民战争"。这些活动引起了泰国政府对中国的敌视，并使美国在泰国的影响大大加强。

1965年夏：中国怂恿巴基斯坦人进攻印度的卡奇沼泽地，继而卷入外交交涉，并向印度发出了近似最后通牒的声明。但到最后关头，当新德里态度强硬时，中国毫无作为。后苏联总理柯西金居中斡旋，在塔什干解决了这次印巴冲突，这使中国颜面尽失。

1965年9月：中国在印尼遭受重挫。受中国大力支持的印尼共产党企图暗杀本国的高级将领使印尼军队变得群龙无首，继而在雅加达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但该计划未能成功，幸存的印尼军队将领发动反击，苏哈托军人政权在印尼全国大肆镇压印尼共产党，短时间内就有数十万印尼人民死于非命。印尼共产党从此被宣布为非法，中国国家声誉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害。

1966年初：达荷美（今贝宁）和中非共和国发现中国驻两国的外交官在明目张胆地从事颠覆活动，因此两国断绝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1966年春夏：印尼政权大肆迫害共产党人及其嫌疑分子，暴力袭击蔓延到印尼华侨身上，并波及到中国在印尼的外交机构和官方机构。强行搜查、抢劫中国大使馆、领事馆、驱逐中国外交人员的事件相继发生，印尼的反华暴力达到高潮。但中国除了提出抗议、撤回官方人员及留学生、取消经济援助外，无所作为。当印尼华侨受到普遍迫害时，中国要求印尼允许中国派船接回所有希望返国的人。66年末，印尼允许一艘中国客轮前往印尼接回华侨。最后中国共接回了4000余名华侨。

1966年：中国人在古巴军官中散布反苏小册子，并利用古巴对大米的需求，诱使古巴改变对苏态度，这促使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最终与中国决裂，而坚定地站在了苏联阵营。中国的拉丁美洲政策就此宣告破产。

1966年：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在刚刚抵达北京后就被推翻，而中国仍把恩克鲁玛视为该国领导人，这导致加纳很快地与中国断绝了外交关系。

1967年1月：北京群众在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整整持续3个星期。中国留学生途径莫斯科时，下车到红场煽动俄国人，引起流血冲突，并在苏联各火车站进行反克林姆林宫宣传。

同期，在对其他国（特别是英、缅、印尼等国）驻华使馆前的游行示威也时有发生，旨在报复该国政府的所谓罪恶行径，或仅仅是针对他们所具有的社会特点而提出谴责声讨。

中国人在苏联驻法、驻伊拉克大使馆前也举行示威，并与所在国警察发生冲突。

1967年3月：中国驻金边使馆向外界散发毛主义的宣传品，鼓励当地华人青年进行红卫兵式的活动，给高棉——中国友好协会提供活动资金，公开介入柬埔寨内政。

1967年4月：中国与印尼断交。

1967年5月初：中国插手香港劳资纠纷，鼓励罢工工人，公开支持工人及其家属游行示威。并通过广播电台播送指示，在中国银行大楼上安装转播中国大陆电台消息的高音喇叭，付钱给罢工工人和示威群众。中国工会因此通过支持罢工的决议。香港的普通劳资纠纷迅速演变成全面骚乱，迫使港英当局开始镇压，最多时曾一天内逮捕数百人。罢工由一些私人企业开始，后波及到交通、煤气供应等公共服务机构，最后蔓延到政府部门。

7月份，广东地方政府部分开放了中港边界，又引发了许多严重事件，其中曾有几名香港警察被大陆机枪射杀。基地设在中国的恐怖分子纷纷潜入九龙中心地带，制造了约160起与中国恐吓有关的炸弹爆炸案。

中国将劳资纠纷提高到外交的高度，并向港英当局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五项要求。

1967年6月：红卫兵占领外交部。

1967年7月至8月：中国焚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和上海领事馆，并对英驻华代办唐纳德·霍普森及上海领事彼德·休伊特实施人身虐待侮辱。并扣押软禁多名英国外交官和公民，直至68年7月才陆续释放完毕。

英国政府意识到，中国人的悖常行为是中国外交政策堕落为国内民众暴力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结果。这场风暴可能会平息下来，而后来事实的确如此。英国决心向中国表明：恐吓政策不会奏效；如果中国想继续做一个文明国家，就必须按文明国家的原则行事。这个观点仍留有19世纪的痕迹。

虽然英国人在中国的遭遇是一个最极端的例子，但西欧大多数国家也都经历了类似遭遇。尽管中国使馆在各驻在国首都屡生事端，这些国家仍决定继续保留驻华使馆，或至少保持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1967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对苏广播。中国人开始袭击在华苏联公民，并抢劫了苏联大使馆的部分房屋。停泊在大连港的一艘俄国船上的苏联官员们因拒戴毛泽东像章而被押到市内游街示众。

经北京机场撤离的苏联外交人员家属受到了中国政府召集来的成千上万名的红卫兵的嘲笑、威胁和唾骂。中国仪态尽失。

1967年春夏，中国外交官在仰光公开散发毛主席语录、像章和其它煽动性宣传品。当缅甸政府出面干涉时，这些外交官仍坚持他们有这样的权利。随后引发了反华骚乱，骚乱又迅速扩大为对中国大使馆、新华社、华人学校和许多华侨的袭击。最后骚乱一再扩大，致使中国驻缅大使助手被杀身亡。

中国在6月末向缅甸政府发出了一系列警告性照会，继而向缅甸政府提出一系列要求，因要求太苛刻，被仰光政府拒绝，随后又在缅驻华大使馆周围爆发大规模群众示威，中国又经外交途径进一步提出外交要求。

最后，中国公开支持缅甸反政府武装缅共白旗派以暴力推翻缅甸政权，建立缅甸共产党政府，这迫使缅甸政府和缅甸人民做出了相应反应。7月至8月，缅甸各地普遍爆发反华示威游行，中国支持的宣传机构遭查封，左翼团体被镇压，几名中国记者被仰光政府驱逐。随后，两国断绝外交关系，各自召回大使。

1967年初夏：中国召回了所有驻外大使（驻开罗的黄华除外）及各使馆的大多数高级官员，让他们接收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这项措施严重削弱了北京政府了解或分析国外局势的能力。

1967年9月：中印两国正规军在锡金与西藏的交界处发生武装冲突，持续1周。双方互有伤亡，胜负未分，但两国政府均未声张此事。

1968年2月：中国号召印度人民通过暴力推翻印度政府。并给纳加游击队秘密提供武器和军事训练，称赞纳萨尔巴里的农民暴动，赞扬比哈尔的骚乱，口头鼓励印共中的亲北京派（当时印共已分裂成三派）走暴力之路。印度政府对此做出了强硬反应。

1968年4月：中国指责日本在用核武器武装自己，甚至指责日韩在进行秘密军事合作以反对中国。

1968年6月：在越南驻广州、昆明和南宁的领事馆前均发生了中国群众示威，抗议河内政府接收美国提出的巴黎和谈建议。越南驻昆明领事馆还遭到了严重破坏。

1968年：中国红卫兵指责朝鲜是"修正主义"，金日成是"百万富翁和贵族"。两国正规军发生了武装冲突。

1967年至1968年：中国在外交上的基本目标是，尽最大可能使国家与外部世界隔绝。例如，除官方委派的人员外，其余的外国人均被要求离开中国。外国高级官员的来访或被中止，或被减至最低程度。

在这期间，中国与香港、柬埔寨和缅甸的关系急遽恶化，与其它30多个国家的关系也出现了危机。很长时间内，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要么已断绝，要么非常紧张。

1969年3月：中国300余名军人在中苏边境乌苏里江珍宝岛伏击苏军巡逻兵，引发武装冲突，随后又在同一地点发生多起严重武装冲突，双方动用了重型武器，中国先后投入的作战兵力超过2000人。最终苏方损失60余人，中方损失约800人。中国占领珍宝岛。该事件后，苏联在国内掀起一场反华运动，并暗示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4月至8月，中苏在东部和西部边界相继发生多起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自此，中苏两国极端敌视，两国开始全面的军事对抗与威慑，中国的国民经济也就此被拖向对苏全面军备竞赛。军备竞赛期间，中国的武装力量一直处于绝对劣势，来自苏联全面核打击的阴影长期笼罩中国，人民在恐惧与愤怒中艰难地生活。

之后的两国关于边界争议的谈判断断续续地持续到了本世纪末。

资料来源：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14卷）

第六章对外关系：从朝鲜战争到万隆路线（1949～1957）

第十一章中苏分裂（1958～1965）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15卷）

第三章中苏对抗：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战争与外交（1966～1969）

-完-

1949之后：土改何以要杀人？

2011-10-30T00:31:00.001-07:00

记者：李肃

华盛顿

2007年10月26日

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在全国发动的第一场运动就是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准备进行土地改革。1950年6月30日，中国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称土改的目的和任务是"废除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从1950年冬季土改运动开始，到1953年结束，将近3亿无地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近300万头耕畜，近4000万件农具，以及3800万间房屋和105亿斤粮食。

*"均贫富"运动?*

因此，表面看来，这场土改运动似乎就是要把土地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从少数人--即地主的手中转到多数农民--即贫下中农的手中。这是一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均贫富"运动。

在中共已经控制了政权的1950年，通过国家立法和执法，完全可以达到上述"均贫富"的目的。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中国政协第一届大会二次全体会议上，与会代表讨论了《土地改革法》。许多"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

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他主张组织农民通过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夺回土地。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序言中说："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

*另有目的*

和平手段本来可以达到分田地、"均贫富"的目的。但是中共弃而不用，其原因只能是中共希望借助土改达到另外的目的。

1956年9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时解释说："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份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也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

可以看到，在刘少奇的这段话里，土改的成就并不是分田地和均贫富，而是农民跟党走和打击地主富农。正如一位当年在四川参加过土改运动的土改队员引述当年上级中共官员的话说："土改是一场阶级斗争。"

当年参加过土改的前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左派保守人物喻权域解释说："'和平土改'会带来很大的后遗症--人们把土地改革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恩赐'、'救济'，打不掉几千年形成的地主阶级的威风，农民不能真正地翻身站起来，成为农村的主人和国家的主人。几年、十几年后，地主阶级又会骑在农民头上，控制农村。因为地主们的文化水平高于农民，还有境外、国外的反动势力支持他们。"

不管喻权域的解释是否站得住脚，至少他道出了一个事实，就是共产党担心农民轻轻松松地拿到土地，就不会仇恨地主，也不会积极地控制农村。

*流血的土改*

于是，一场本来可以和平进行的土改成了一场流血的土改。中国共产党先为农民设定了阶级敌人的数量。在1948年，中共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8%、农民总人口10%"。按这个比例算，土改中就要打出3000多万个阶级敌人。后来中共确定把打击面缩小到3%，不包括富农。以当年3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至少也要斗争出900万个阶级敌人。

前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喻权域回忆说："......召开诉苦会、批斗会。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坐镇会场，起两个作用：一是为农民撑腰壮胆，二是维持会场秩序。农民诉苦诉到愤激处，打地主一两巴掌或一两拳头，我们坐视不管。当农民义愤填膺，蜂拥而上，拿起锄头、扁担或端起板凳要砸向地主，可能把地主打残打死时，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立即冲上去，夺下农民手中的锄头、扁担、板凳，并用自己的身躯把地主围起来。……我们当年的做法是正确的，既支持了农民的正义斗争，又发扬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使地主被打残、打死。"

喻权域的这番话起码可以说明，当年的土改干部没有严厉制止打人，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农民打人。

广东海洋大学一位教师对苏南土改的调查发现，苏南2742个乡中，有200多个发生了乱斗乱打。据当时中共苏南区农村工作委员会的原始记录，一共有218个人被打、被吊、被迫下跪或者被剥光衣服。

*干部鼓励农民打人*

各种调查显示，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干部普遍存在鼓励农民打人的情况。土改队干部亲自上阵打人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更严重的是，土改时有大量的人死亡。前新华社社长穆青1950年6月2日在《内部参考》中报导说，河南土改运动中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40余起。兰封县瓜营区在20天里逼死7个人。

在广东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在东江地区调查以后报告说，乱打乱吊发展得很普遍，自杀现象很严重，追挖底财显得混乱。干部有宁左勿右思想："打死地主100、死不了一个雇贫农，就不要紧。"

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和副书记方方在领导土改运动时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政策和做法。结果，广东土改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951年11月，毛泽东批评广东土改进展太慢，像"乌龟"。毛泽东将陶铸和赵紫阳调到广东，主管土改工作，并且调集大批干部南下广东参加土改工作。195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当面批评方方犯了"土改右倾"的错误。他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

陶铸则提出广东"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数目字"。广东土改的形势随后发生重大变化，滥杀情况严重，每个乡要定出杀地主的指标计划。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据估计，杀人达几十万。而这些被杀的人，没有一个属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能平民愤"的人。

*土改按比例杀地主*

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在土改中杀地主几乎就是按比例，按名额来完成任务，完全不问青红皂白。"

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当年的土改杀死了200万"地主分子"。一位美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毛泽东就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就认为通过暴力的群众运动是中共起家的一个好办法。所以后来毛泽东在中共居于主导地位之后，他就积极地推广在湖南农村掀起的这种暴力的农民运动，这种流血的农民运动。他对这一点很欣赏。所以这一点，毛泽东个人对于中共的这种土改有非常大的影响。中共通过这种发动群众，夺回土地的办法，它主要是为了通过这种形式把农民吸引过来，武装起来，让农民手上也沾血，也跟地主对立起来。农民呢，走投无路，只能够就跟着共产党走。这种分土地的方式也让农民最初有一种感恩的感觉，然后觉得共产党是'打土豪、分田地'，为穷人说话，为农民办事的。另外呢，毛泽东他亲自指示说：'每到一处，先必制造恐惧，以巩固基层政权。'所以他这个制造恐惧是有目的的。他是为了巩固基层政权，让基层老百姓在恐惧和紧张之中不得不跟共产党站在一起。任何人站在对立面，他就可能会成为镇压和专政的对象。所以他通过杀地主，通过夺取土地，既制造血腥和高压，又巩固和建立自己的基层组织。"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一个意思就是'杀人立威'，他们很相信这一点。你杀了人，大家就怕了，就服了，这个政权就稳固了。另外一个因素就是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他要造成一种翻过来的形式，使原来处于下层的一些人倒过来，处于上层；使原来处于上层的人，他要把他压到下层。他就在农村有了更强的政治基础。我想这个也是他巩固政权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还有一个事实也可以说明中共土改的目的并不是它公开声称的"均贫富"目的。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明确地说："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

*农业合作化*

也就是说，毛泽东早已计划进行农业合作化，将土地收归政府控制，而且实际上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土改运动结束之前就开始了。为什么中共一定要走一个把土地分给农民的过场呢？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我想它有出于政治权谋的考虑，也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从意识形态的因素来讲，他们还是认为革命得是有阶段的，得一个阶段完了才能进行第二个阶段。所以他们当时在分土地的时候，尽管共产党领导人和共产党的干部们心中都有数，那将来是要走集体化道路的，但是他们并不认为，当时我们分了，当时我们是在骗你们。他们觉得是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嘛。那目前是要先走第一步。所以他们主观上他们并不认为我们是成心在欺骗大家。这就是那么多党的干部当时并没有一种他们在哄人、骗人的犯罪感，他们可以很理直气壮地这么做下去的原因。他们就是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另外从实际的政治权谋上考虑，那当然它也知道，在最初如果你说分土地，这个对农民，特别对贫苦农民多少有些号召力。你如果一下子变成了收归国有，变成了国家的财产，那恐怕对于农民来说也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共产党，像毛泽东提的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嘛。这个口号就和过去包括历史上一些农民希望平分土地，'均田地'的这种诉求就有相当的吻合之处。所以对于当时来说，它觉得对于它的阶级队伍是有它的好处的。"

*划分阶级成份*

土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农村中划分阶级成份，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雇农是中共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地主和富农被定为剥削阶级，是打击对象。从此，中国农村阶级阵线分明，出现了永远的下等阶级，即地主和富农。中国当代文化批评人叶匡政说："细究起来，土改的头等大事倒不是'土地还家'，因为'还家'的土地没过几年就被'合作化'了。土改真正的大事是'划阶级成份'，这划定的阶级成份不仅改变了很多人的下半辈子，甚至影响了几代人的命运。"

令这些地主富农及其家属子女感到无奈的是，他们被压制的理由不是因为他们触犯了法律，而是因为他们拥有超过一定数量的土地，不论这些土地是如何获得的，而且是根据"解放"前3年的政治经济地位确定的。

中共当时说，地主富农3年后改变成份，使农村中3年后只有"农民"，不再有剥削阶级。然而这些人的地主富农帽子一戴就是30年，家属和子女也被压迫、迫害了30年。尽管土改中有几百万地主被杀，30年中也一定有一些人被迫害至死或者病故，到1979年中共给所有地富分子"摘帽"时，竟然还有400万人。再加上他们的家属和子女，其受迫害者的数量相当可观。

*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

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因为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是讲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或者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因此在它的理论中没有平等的观念，只有敌对的观念。他们表面上讲要把地主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他却让这些人成为二等公民，成为人下人。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统治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它就可以永远地教育老百姓或者说服老百姓：就因为我们把他们打倒了，把你们解放了，把他们踩到了脚下了，所以说你们要支持我们。"

不仅如此，地主富农当年被没收的财产和土地至今没有得到偿还或者补偿，也从来没有为地主富农平反，似乎当年对他们的压迫仍然是合理的。山东等地的一些大地主的子孙曾经写信给中国的人大常委会，要求否定当年的土改运动，把土地退还给他们。

左派保守人物喻权域的观点也许反映了中国官方的一些观点。他说："我坚决反对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进我国宪法，我主张只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农民的土地是根据《土地改革法》分得的，这是'合法的财产'，国家要予以保护，不许老地主的后代来索要。"

*农民土地梦不到两年*

然而，当今的中国农民并没有个人的土地所有权。土改时，中国农民在欢天喜地地瓜分了地主、富农的土地之后，中共随即又将土地收走。在土改运动尚未结束的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就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让农民把土地通过互助组、合作社交给了"集体"。中国贫穷农民的土地梦做了还不到两年。

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土改对中共来说，好处是无穷的，而且一直到今天，由于产权不清，产权不明，到(19)78年改革的时候说了一个'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将土地租给农民，而且土地还是属于国家的。而在中共的字典里面，国家等同于政府。所以呢，这个就是政府的。那么一直到今天，政府的各级官员对土地都有极大的支配权。所以他们可以随便地征地、拆迁，随便地制定土地的价格和补偿的标准，继续让农民或者土地使用者蒙受损失。农民呢，也就形成了一个观念：土地是国家的。当政府需要的时候，它欲取欲夺，农民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一直对于中共，它是有好处的。对于中共各级官员都有好处，因为它把土地收归国有之后，收归了中共党有，对他们的统治，对他们任意占用和使用资源、调动资源、组织资源，都是十分便利的。"

*陈破空：双重欺骗*

时至今日，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这些接收农民土地的组织都不存在了，但是农村的土地仍然属于"集体"，农民仍然与土地所有权无缘。

陈破空说："先分后收。土地从地主手上夺过来，分给农民，给农民制造感恩的感觉。然后呢，它要再把它收回来。而它收回来呢是用了一个非常崇高的但是空洞的理想主义的召唤，说建立公有制啊，建立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农民因此受了双重的欺骗。第一次是被分地；第二次是被收地；最后变得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一个中国人在互联网上写道："我出生就是雇农。我一直认为中国农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因为胜利后可以分田地。后来土改了，愿望实现了。但没过多久，又给收回去了，一直没想通，特别是后来发生了大饥荒，更想不通了。我总觉得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

出处：http://www.voanews.com/chinese/c2007-10-26-voa64.cfm

-完-

傅国涌：满城争看梁启超

2011-10-17T20:11:00.001-07:00

诚如郭沫若1928年在《少年时代》中回忆梁启超时所说，"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象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采。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从《时务报》到《清议报》《新民丛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长夜里，梁启超以他富有才情的清新笔调，振聋发聩的思想，有力地冲击了昏睡的老大民族，荡涤着一切污泥浊水。

1912年11月16日，梁启超终于结束长达15年的流亡生涯，返回祖国。11月28日，他由天津来到北京，在贤良寺小住十二天，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几于举国若狂"。在这短短的十二天中，他马不停蹄地在各种欢迎集会上发表演说，从各大政党到北大，从学生、同乡到商会、票号，乃至佛教会、八旗生计会等无不对梁启超的到来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而他确实也是知无不言，言论风采一时倾动都门。穿越历史的茫茫时空，九十多年后重读他当年的演说词，依然令人怦然心动，感到内心的震撼。

一

梁启超到京十天，各界欢迎实在应接不暇，所以在离京前夕，他专门在湖广会馆召开一次茶话会，以答谢各界代表，出席的有各报记者、各党派干事、蒙古王公、商界代表、北京市民代表、佛教会代表、军警界要人等五、六百人。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演说中，他尖锐地指出时至今日，一个极为可怕的现象，就是惰性力的渐渐发生。他说："鄙人十余年来，持乐观主义之一人也。返国以来，考察国中政治、财政、外交，皆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衷心未尝不为之悚惕。然鄙人之所大惧者，并不在制度、文章，而在人心、风俗之微"。他将当时国人心理分为三类：

一类是以为中国既然挂上共和的招牌，从此就可以与世界抗衡；一类以为经过如此大变，外人尚且没有干涉，日积月累，自然能进入开明之境；一类则以为大局已定，只想谋一个位置以自安。之所以导致这样的心理，都是"由于苟安之意多，而忧危之意少"，也就是他所说的"惰性力"在发挥作用。

面对上述三类心理，他在民国元年就发出了"中国前途，乐观乎，悲观乎？"的疑问。

他分析，"鄙人于万事悲观之中，默察近十余年风气变迁之潮流，及国人心理之趋向，则知吾国人具有一种特质，即好善而能虚受是矣。"饱经世故的上流社会，一切都以不动摇、损害自己的个人利益为前提。大多数国民面对国际的竞争和国内的变更"， "则不移时而靡然从风，举国一致"，武昌起义，东南响应，民国告成，就是国民"好善而能虚受"的特质所致。这既是优点，也是弊病："轻躁喜动，乏抉择之力，一也；暂动又止，不能为继续秩序之进行，二也。"凡是一种国民的运动，开始"未尝不见效"，但对于社会及政府的根本改造，不能发生根本性的影响，就是因为有此二弊。梁启超因此提出"天下之事，决非旦夕所能告成，而于提倡风气为尤甚"，我们可以先设定一个目标，"日之不足，继之以月，月之不足，继之以年"，如果不是一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那就联合一个团体的力量来进行，假以时日，又何愁没有健全的国民，作为国家的柱石。对于国民的政治智识、政治能力、政治兴味加以根本的促进，这是先知先觉者应有的责任。

实际上，这也是梁启超一生言论事业的目的所在，他在回国之初的报界欢迎会上说得很明白，立言的宗旨，就在于开启民智，薰陶民德，发扬民力，目的在于养成共和法治国国民的资格，这是他十八年来的初衷，也是他终身为之努力的理想。

与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革命志士不同的是，梁启超透过纷乱的社会现象，看到了中国症结之所在，往往一言中的，如他当年在《新民丛报》与《民报》论战时所提出的共和之后的乱象，不幸而被以后发生的历史所验证。1912年冬天的中国，一切仿佛都是新的，一切都有了好的开头，共和告成、举国沉浸在一片浅薄的乐观气氛之中，他却没有盲目乐观，尽管在写给女儿的私人信件中，他对北京十二天所受的空前欢迎，"如众星之拱北辰"，表示了极大的欣喜，称之为"极人生之至快"。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对这个民族冷静的观察、分析，透过林林总总、错综复杂的现象，他看到了初生的民国的危机，看到了国民性心理的缺陷，他深切忧虑的"并不在制度、文章，而在人心、风俗之微"，他一再忧心忡忡地告诫精英人物从提倡风气入手，持之以恒，最终造成"健全之国民"。他念念不忘 "新民" 理想，对他来说，从"新民"到"健全之国民"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二

在进京后第一次欢迎会上，面对故旧新知，梁启超动情地指出自己去国十五年，这十五年中，从物质到精神，中国的变化远远超过了一百五十年。一部中国史从秦汉到清末，二千年只是"立于不进不退之域"，直到戊戌以后的十五年，才由静而动，终于有了辛亥年的轩然大波。在掌声、鲜花的包围中，他的个人前途似乎也一片光明，有过十五年流亡经历的梁启超却没有被这一切冲昏头脑——"所虑者，吾国人之惰力性，受诸先天而不易拔，事过境迁，遽复其旧。"

他归国不久，就已敏锐地感到"惰力性已渐渐发现而侵入于多数人之心"，其中乐观的认为经此变革，国家自然会太平，不再有什么忧危，因而终日为私事忙碌、奔波。悲观的则认为"纪纲法度，废坠至此，人心风俗，败坏至此，陆沉在即，无复可救"，同样放任不顾国事。针对根深蒂固、仿佛"先天"的"惰力性"，他对精英们（"国中贤者"）提出了"责任心"和"兴味心"。"责任心"众所周知，他未作解释，只是现身说法、重点阐述了对"兴味心"的见解："鄙人自问生平无他异人处，惟对于一切事，皆觉兴味浓挚，求学有然，治事亦有然，凡有可以劳吾心、劳吾力者，则当其服劳之时与既劳之后，皆觉有无限之愉快，至于其勤劳所得之报酬如何，则不暇问也，以故亦永无失望沮丧之时。"他说："吾辈无论欲为何事，必先有兴味，然后有精神，必自有精神，然后能引起他人之精神，精神贯注，何事不成？"

在他看来这是打破"惰力性"的前提，如果连仁人志士都是普遍厌世，缺乏"责任心"和"兴味心"，则整个国家、民族就无可救药了。他举英国为例，其人缘、气候、地理、人种、遗传造成了英国人好活动的天性。政治活动在他们而言也是一种竞争性的娱乐，可以乐此不疲。所以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失败之后意气消沉，英国人则无论胜败，都泰然自若。其中既有他们的"责任心"，更有他们的"兴味心"，这更是实行了二千多年专制政治的中国所缺乏的，并不是有了"制度"、"文章"就能自动解决，"人心"、"风俗"或者说风气的培养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梁启超作为思想家深刻地看到了这些问题。

三

梁启超虽自言"但开风气不为师"（龚自珍语），实际上从湖南长沙时务学堂，到讲学于日本东京，他的及门弟子中出了不少显赫的历史人物。当年的莘莘学子会聚北京，欢迎他们所敬重的老师，梁启超感慨万千，他想到了昔日的同事谭嗣同、唐才常两位英烈，想到了与唐才常一起殉国的那些学生，也想到了远在云南的蔡锷。那一刻，当他与学生重逢，欣喜之余，他无比沉痛地说：

"中国社会，最易消磨人物，而斫丧其英气，自昔有然，今则尤甚，鄙人归国旬余，感此污浊之空气，已在在觉其可危。苟非有自克之毅力，常抵抗社会之恶潮流，则入而与之俱化，《孟子》不云乎，我犹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己不自立，遑语于立人，……吾侪若能常念昔日同学为国牺牲独立不惧之精神，庶乎可以告无罪于天下耳。"

他之所以谆谆告戒学生"自立"，然后"立人"，也就是要他们负起"责任心"， "抵抗社会之恶潮流"，不被恶浊的社会空气所同化，在"最易消磨人物"的中国社会保存元气、坚持理想，这番话由于是对及门学生所说，因此显得亲切、感人。事隔九十年，仿佛梁启超音容宛在。

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一代言论界骄子，自主笔《时务报》以来，他的文章曾倾倒了千万国人，国人无不想望其风采。他此次进京，正值北大学生闹学潮，罢课学生甚至请愿要梁启超到北大当校长。他在演说中指出，"普通学校目的，在养成健全之人格与其生存发展于社会之能力"，大学的目的则在其普通目的之外，还有特别的目的，而不仅是程度的差异。这特别的目的就是"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于世界之文明是焉。" 他区分了专门学校与大学的不同，"专门学校之精神，在实际之应用，而大学校之精神，则在研究与发明。"他认为学问是文明之母，幸福之源，一国的大学，就是一国文明幸福的根源，"其地位之尊严，责任之重大"，又岂是语言所能穷尽的？ "保持大学之尊严，努力于学问事业"是他对北大学子的谆谆期望，为此他猛烈抨击"令人痛恨不已"的"前清学制之弊"，特别是"误国最甚"的"奖励出身之制"，"以官制为学生受学之报酬，遂使学生以得官为求学之目的，以求学为得官之手段。"他指出前清学制最大的危害，就是让学生只是把求学作当官的终南捷径，只知道当官，而不知学问为何物。

在这番讲话中，梁启超之所以一再强调"大学之尊严"、"学问之神圣"，实际上就是要恢复学问（或者说学术）的独立性，只有学术独立，不依附政治权力，才有可能求得真学问，养成真正健全的人格，造就一代新型知识分子。他殷殷期望北大学生"以学问为目的，不当以学问为手段"，在学问目的之外，别无其他目的，才不愧为大学生，如果在学问目的之外，另有其他目的，那就是亵渎学问的神圣，伤害大学的尊严，又怎么能称之为研究学问？他期望北大学生的只是——"为我中国学问之前途争光荣。"

他提出的这些见解旨在打破自古皆然的"读书做官论"，破除千年积习，重塑民族精神。在蔡元培入长北大之前，还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达到过这样的境界。他的见地今天看来或许已不算什么，但要真正做到，又谈何容易。

四

在北京公民会和八旗生计会联合举行的欢迎会上，梁启超谈到了他对"平民政治"的"特别感想"，他说共和国以公民为基础，从大总统、国务员到其他公职，都"不过一机关而已"，全国的主人翁，实际上是公民。公民对于共和国，其责任之重，远非君主专制国的人民可比。过去总是依赖一二人，大多数人置国事于不问，现在的国家大政，"因全国公民之意思而决，此公民之地位所以为神圣也。"但公民要保持这一神圣地位，第一要有关于国家及世界大势的智识，第二要有强国独立的志气。

自投身报界以来，十八年中，梁启超手创的报刊就有七种，其目的无非都是为了这两点。偌大中国由二千年专制一跃而进为共和，专制下的臣民一夜之间成为共和国的公民，要真正来一次脱胎换骨，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达到的。但不能因此否认开风气之先的一代思想巨人提出理想的意义。

在京十日，各大政党争相集会欢迎，兴奋之中的梁启超知无不言，就宪政民主、政党政治等提出了他的独特见解。在共和党欢迎会上，他指出近代各国政体虽各有特色，"而其大原则不出二者：一曰政治之公开，二曰政治之统一。"他不同意近代学者关于"立宪政治"是"国民参政之历史"的说法，认为政治参与"不过立宪政治之一种特色"，其他如预算公布、法律公布、行政手续公开、法庭公开等都是其特色，所以还不如说立宪政治首先是"政治之公开"。一国政治要上轨道，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开主义，"而秘密之习一日不革，则政治一日不能改良"。

面对民国元年政党蜂起，小党林立的局面，他寄望于早日进入"大党对峙之正轨"。在他看来各党虽各有党义，表面上是对立的关系，但既然政党都以国家为前提，政治上尽可相互竞争，同时应保持对其他政党的尊重。这些观点在西方文明国家早已是常识，对一个党同伐异的民族却是新鲜的。

民主党在湖广会馆召开全体大会欢迎梁启超，各党来宾济济，他登台演说达三个小时，"闻者莫不动容"。这次演说的重点就是谈政党政治，当时外国有种舆论认为中国人没有运用立宪政体的能力，推其原因，"中国人之性质，不能组织真正之政党"。虽然他承认"组织政党为一至难之事"，但他还是殷切期待着中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政党，"以雪此辱"。为此，他提出了政党的六条"模范之标准"：

一、"凡政党必须有公共之目的"。政党不是合无数私目的而成的，政党存立的根本要素是党员排除个人的私目的，而服从政党的公目的。反观当时的中国，梁启超"为之慨然"，"分明政见不相同，而居然可以同党，分明无意识之人，而亦居然加入党中"，这种结合不可能基于公共目的，要之，不过是私目的罢了。就算组成政党，最终也必分裂，长此以往，他担心有一天四万万人就有四万万个小党，而真正的政党则永无成立的希望。

二、"凡政党必须有奋斗之决心"。他比孙中山更早提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的概念。"先知先觉之所以有益于国民"，靠的就是"奋斗之力量"。政党的活动，除了奋斗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如果朝三暮四，往来于各党之间，只求满足自己的私利，无所谓主义的奋斗，那又怎么可能成为政党？人世间最可耻的，莫过于服从强权，数千年来国人恰恰有这样的恶性，这是中国长期处于专制政治之下而不能自拔的重要原因，如果这一恶性不除，直到地老天荒，恐怕中国也不可能出现什么好政治。他尖锐地指出，只要这服从强权的恶性不除，中国将在暴君政治、暴民政治之间循环不已。真正的党员，为天下的公理而奋斗，为国家的大计而奋斗，为一党的主义而奋斗，为一己的信念而奋斗，"成功固得行其所志，为国谋进步，为民谋幸福，即失败至无余地，亦为最有名誉之失败。"

三、"凡政党必有整肃之号令"，否则不过是一团散沙，遑论政治上的奋斗。

四、"凡政党必须有公正之手段"。"譬如演说、办报、游说，皆政党所用之公正手段也，若阴谋诈术，则非政党所宜用矣。"对专制毒化了数千年的"资治通鉴"中国而言，欲求政治上的"公正之手段"，几乎是难于上青天。

五、"凡政党必须有牺牲之精神"。他说大政治家"须有道德气魄，身命名誉皆可牺牲，独主张不可牺牲，因主张之不可牺牲，故不可不有牺牲之精神"。政党出入自由，"党员合则留不合则去，本有自由之权"，这不是"专制强迫"。

六、"凡政党必须有优容之气量"。政党之间要有"优容之气量"，虽主张相反，但都是寻求国民同情以谋政治进步。党员之间也要"优容"。这在常常"杂以私见"的中国尤其缺乏，至今仍无法解决。

梁启超提出的六条标准中，最富有启发的是四、六两条，也是最难达到的。但不管怎样，作为思想家，他提出了问题。

在北京"极人生之至快"的12天中，梁启超曾发表大量演讲，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概而言之，他表达了对中国前途的深切忧虑，他流亡异国十五年，接触了先进的西方文明，同时熟悉中国历史，对中国现实有着深刻的了解，即使在"满城争看梁启超"的那个冬天，他也不感到乐观。这绝不是他的危言耸听，归根结底就是要老大中国摆脱私目的高于公目的、趋附强权、"治乱循环"的旧格局。他关于"大学之尊严"、"学问之神圣"的阐述，他对"平民政治"的理想，他对中国社会"惰性力"和"最易消磨人物"的判断，他对政党政治的见识，他所耿耿于怀的"并不在制度、文章，而在人心、风俗之微"，他提出的"责任心"和"兴味心"……他思考的这一切都没有过时。

2003年3月25—26日 7月2日修改

（所有引文均见《梁启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出处：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0b7f.html

-完-

周泽敦促李长江辞职书

2011-09-28T21:04:00.001-07:00

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阁下：

为了党的事业兴旺发达，为了国家经济社会长治久安，为了广大人民群众食物消费安全和身体健康，为了维护政府的良好形象，本人周泽（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六十五、六十七、六十八条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三十八、八十九、一百零五、一百一十、一百二十七、一百二十九、一百三十五条规定，敦促你：立即辞去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和党组书记，以及国务院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并就你在任期间给党和国家的事业，以及人民群众利益造成巨大损失的问题，作出深刻检讨！

一、你直接领导的国家质检总局及其所属单位在"三鹿毒奶粉"这一举世震惊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中，严重失职、渎职，导致劣质食品损害众多婴幼儿健康，祸及全国多少家庭，后果极为严重，影响极其恶劣！

1、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国发[2004]23号）规定："质检部门负责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监管，将现由卫生部门承担的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卫生监管职责划归质检部门"。国务院批准的国家质检总局"三定"方案规定；"承担生产加工环节的食品、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风险监测及市场准入工作"。

以上二份国务院重要文件，已明确赋予国家质检总局对食品生产加工领域的质量、安全、风险负有监管职责和义务，河北石家庄三鹿乳业集团有限公司从事乳制品生产加工业务，属于质检总局和河北省质检局履行监管职责的业务范围，该公司产品因使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直接导致全国各地上万名婴幼儿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国家质检总局和河北省质检局没有认真履行国务院赋予质检机关的职责和义务，这种工作严重失职，行政监管不作为，是直接引发全国大面积严重食品质量安全事故的诱因！

2、从2002年起，国家质检总局正式启动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先后颁布《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审查通则》的一系列文件，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进行行政许可，并从每家申请许可证的企业收取2200元审查费、400元公告费等相关费用，至目前为止，共发放食品生产许可证10万家以上，其中，河北石家庄三鹿乳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均持有国家质检总局核发的生产许可证，你们在发证审查内容中规定了乳品基本生产流程、必需的生产资源、必要的生产设备、产品执行标准、原材辅料的要求、产品的检验设备和检验项目等内容，获取生产许可证，即证明三鹿集团上述规定条件通过了你们的审查。

《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履行监督责任"；《行政许可法》同时规定，"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三鹿毒奶粉"事故中，国家质检总局设立并实施了行政许可，行使了许可权，收取了许可费，却根本没有有效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并造成恶劣后果，实属严重渎职违法！

3、在"三聚氰胺"引发食品安全事故已经呈现苗头的关键时刻，国家质检总局没有充分正确履行《产品质量法》规定的义务。

据新华社2007年５月８日报道，江苏徐州安营生物技术开发公司和山东滨州富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部分出口小麦蛋白粉和大米蛋白粉违规添加了三聚氰胺。国家质检总局紧急要求各地检验检疫机构加强对所有植物源性蛋白等相关出口生产企业的检查，对北京、天津、吉林、山东、河北、浙江、江苏、河南、湖北、福建、宁夏等地的173家出口企业抽取的399个样品进行了检测，未发现其他出口企业生产的类似产品中含有三聚氰胺的情况。国家质检总局还紧急部署了有关食品的专项抽查，抽查包括奶粉、液态奶、婴幼儿米粉、香肠、面包、馒头、面条及方便面等12类的800批次食品，均未检出三聚氰胺。在出口饲料敲响警钟的时候，国家质检总局兴师动众的举国抽查，结果是均没有发现违规添加三聚氰胺，"三鹿毒奶粉"对患者的影响显露后，卫生部高度重视，当即检测判定，立刻高度怀疑三鹿和三聚氰胺，不到一天就出结果，你国家质检总局及其所属检验机构到底技术力量和检测水平不够，还是责任心不强，或是隐瞒包庇，不管哪种原因，你能说质检总局已经尽职尽责，克尽职守？

另据报道，在国务院新闻办13日就三鹿奶粉安全事故情况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蒲长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今年6月份确实有一个食用了三鹿奶粉的消费者投诉，说食用三鹿奶粉造成了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我们负责在网站上答复消费者提问的，及时给了回复，希望他详细提供相关的信息，以便我们进一步详查。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再没有得到较为详细的信息，也没有再得到回复。"蒲长城副局长这样讲话，令人不禁要问：这是否对消费者的敷衍塞责？这是否一个承担国家法律职责履行监管义务的国家机关，对人民群众举报违法犯罪行为应有的重视态度？消费者已经明确质疑三鹿奶粉，你还要人家提供什么样的详细信息，你们的食品生产监管司、产品质量监督司、执法督察司都是干什么事的？你们给三鹿颁发QS许可、中国名牌、国家免检、电子监管码的时候，征求了消费者意见吗？需要消费者提供更详细的信息了吗？

二、你直接领导的国家质检总局长期以来不顾社会各界的质疑和反对，违法违规为企业颁发中国名牌和国家免检，制造不正当竞争，变相为劣质产品撑起保护伞！

对于产品质量的监督，《产品质量法》作了具体规定："国家对产品质量实行以抽查为主要方式的监督检查制度，对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以及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产品进行抽查。" 或者由"县级以上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对涉嫌违反产品质量法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其他国家机关以及产品质量检验机构不得向社会推荐生产者的产品；不得以对产品进行监制、监销等方式参与产品经营活动"。早在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印发《关于严格控制评比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除按法律规定和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外，目前各地区、各部门、社会团体、新闻单位、企事业单位及民间组织正在举办的对企业的各种评比活动一律立即停止，并认真搞好清理整顿。

但是，在既无法律授权，更未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前提下，国家质检总局却印发《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规定，对一部分经过国家质检总局自行认定的某些产品免于国家、省、市、县各级质量监督检查。同时，国家质检总局的《中国名牌产品管理办法》规定，中国名牌产品在有效期内，免于各级政府部门的质量监督检查。对符合出口免检有关规定的，依法优先予以免检。

国家质检总局颁发的这样两份部门规章，明目张胆的对抗法律，对抗党中央、国务院的的文件精神，且肆意横行多年。免检产品和中国名牌产品的认定，是以政府监管部门的信誉为部分企业的产品质量作出担保的违法行为，这些免检和名牌证书被获奖企业广泛应用于广告宣传和营销活动中，不仅成为企业违反《广告法》的直接动因，成为企业进行不正当竞争的挡箭牌，也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品质量安全埋下巨大隐患。早在2005年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张显峰律师及一批著名法学专家、经济学家即对国家免检和中国名牌多次提出批评和质疑，国家质检总局却对此置若罔闻，百般抵赖。直至今日，国家质检总局担保质量的国家免检、中国名牌——三鹿婴幼儿奶粉，成为成千上万无辜婴儿生命健康的杀手，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你们已经成为毒奶粉案的共犯！你们违法乱纪行为，使中国乳业蒙羞、使中国制造蒙羞、使党和政府的崇高威信蒙羞……"千夫所指，无疾而终"，李长江阁下，你此时还不立即辞职，谢罪于国家和人民，更待何时？

三、你直接领导的国家质检总局在强制推行电子监管网过程中，违反党纪国法，藐视社情民意，涉嫌官商勾结，谋取不正当利益！

李长江阁下,你领导下的质检总局玩忽职守,依法应该履行的产品质量监督检查职责,不认真履行,却置国家法律法规于不顾，对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置若罔闻，不遗余力地大抓行政许可，大搞中国名牌、国家免检评比,整出了数以千计的不接受质量监督检查的所谓"中国名牌"和"免检产品"。如此放弃对大量产品的监督检查,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不出问题才怪了!!

稍微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质检总局搞的诸多行政许可及对中国名牌、免检产品的评选，除了能够给一些人提供寻租机会，谋取不正当利益之外，对产品质量监督并无实际意义，但质检总局就是乐此不疲。

质检总局玩得更离谱的是，2005年竟然接受香港上市公司中信21世纪有限公司垫资，以下属的国家质检总局信息中心的名义持30%干股，与这家香港上市公司所属的中信21世纪电讯合资成立中信国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而后发文件、出政策，推广中信国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营的电子监管网，明目张胆地搞权钱交易，赤裸裸地进行官商勾结，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此，质检总局甚至发动全国质检系统十几万行政监督执法队伍参与推行中信国检经营的电子监管网的经营业务。

李长江阁下，你领导的国家质检总局以所属信息中心的名义，接受香港公司垫资，与香港公司"合资"成立中信国检信息有限公司，完全违背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1986年2月印发）关于"党政机关，包括各级党委机关和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隶属这些机关编制序列的事业单位，一律不准经商、办企业"的规定。不但如此，你领导的国家质检总局竟然设立"中国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推进办公室"、"中国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推进领导小组"，将给质检总局垫资参股中信国检的香港公司的老板陈晓颖任命为国家质检总局的"推进办副主任"和"领导小组成员"，你们这可是在出卖国家公职职位啊！！

李长江阁下，陈晓颖作为一个商人，其控制下的中信21世纪电讯有限公司与国家质检总局信息中心合资成立中信国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营电子监管网，你领导下国家质检总局竟然赋予其领导全国质检系统推广其经营的电子监管网的"官"位，由其号令全国质检系统，分享国家质检部门的权威，这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哪个国际惯例，还是质检总局的独创啊？！

2007年12月，国家质检总局印发《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实施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的通知》在9大类69种产品上，违法强制推行电子监管码，遭到食品、化妆品和产品防伪行业众多企业的质疑和抵制，甚至遭致了行政诉讼。但质检总局藐视社情民意，一意孤行，义无反顾，对生产企业威胁利诱，强迫企业缴费入网，截至目前，入网企业共计70000余家，可收取入网费4200万元以上。

对一个根本没有涉及生产过程管理，对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毫无积极意义的电子监管网，国家质检总局一会儿将其定义为"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的产品防伪工具，一会儿又将其描述为问题产品"追朔系统"，眼前，率先实施电子监管码的典型模范企业----河北石家庄三鹿乳业集团有限公司，用制造"毒奶粉"伤害无辜婴儿的血的事实证明，无论在食品安全管理，还是问题产品追朔上，电子监管码毫无任何作用！而三鹿婴幼儿奶粉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也正是你领导的质检系统，将大量的精力和心思都用到了推广电子监管网这样对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没有意义的事上，忽略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结果！

本律师正在起草本这封信时，又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质检总局通报全国婴幼儿奶粉三聚氰胺含量抽检结果，伊利、蒙牛、圣元、雅士利等22个厂家69批次产品中检出三聚氰胺，被要求立即下架。听到这样的消息，本律师禁不住想问：你们早干什么去了啊？！这些被检出三聚氰氨的奶粉产品有几个不是你们评选的中国名牌和免检产品啊？你们质检系统要是早点把评选中国名牌、免检产品，抓各种行政许可，给企业办证收费，推广电子监管网的劲头拿出来搞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对上述检出问题的产品多检查、抽查，而不是以国家的公信力为这些产品的质量和信誉做担保，对其搞免检，何至于出这么大的问题，给人民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呢？！

圣人云"知耻近乎勇"！李长江阁下，你实在不适合在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的位置上了！你应该立即辞职，并向全国人民谢罪！为了不再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灾难，本律师建议你在辞职之前，宣布废止《中国名牌产品管理办法》、《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停止民怨沸腾的"中国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并向党、国家和人民作出深刻检讨！庶几，或可求得党、国家和人民群众的些许宽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北京市问天律师事务所周泽律师

二00八年九月十六日

出处：http://www.douban.com/event/discussion/1377854/

-完-

《纽约时报》：草泥马，戈壁，河蟹——双关语调侃中国网络审查制度

2011-09-23T02:06:00.001-07:00

译者：pestwave 来源

北京报道-仅仅一月份才首次现身于中文网站，现在已经名声大噪，它就是"草泥马"。

一段有关该动物的YouTube童声合唱已经吸引了近140万次浏览量。一幅草泥马漫画的浏览量超过了25万。一份有关该动物习性的介绍文档吸引了18万次浏览量。商店里开始销售草泥马玩具。中国知识分子也撰文讨论草泥马的重大社会意义。草泥马和河蟹大战传遍了整个中国互联网。

这些事情对草泥马这种神秘的动物算不得什么坏事，只不过它的中文名字听上去像是一句非常下流的脏话。这才是画龙点睛之笔。

按照中国官方的标准来看，草泥马属于破坏行为。这匹小马的名字不太雅观，它通过一种顽皮的方式来表达对网络审查制度的不满，让审查制度变得十分荒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然不只这些。

它还引出了真正的问题：中国有能力控制网络信息吗？中国政府已经为此投入了巨额开支，并且编写了无数软件算法，目的就是消除这个全球最大互联网社区的不和谐声音。

政府电脑在不停地扫面中国网络，寻找那些被审查制度认为是煽动和反动的关键词和句子。一经发现，"肇事"博客或对话几分钟就可以"安息"。

肖强（音）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名新闻学副教授，正在负责一个监测中文网站的项目。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称草泥马"已经成为一个对抗审查制度的偶像"。

"这种表达方式以及这些卡通视频，看似是对不合理制度的青春叛逆，但实际上有大量网民加入，既包括严谨的学者，也包括一向不问政治的城市白领，说明这种表达方式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他写道。

王小峰是北京一名记者兼博客作者，他在一次采访中称草泥马形象地说明了审查制度的徒劳无用。他说："当人们有情绪或感情时，人们就想发泄，他们需要一个空间或渠道。这就好比是水，如果你挡住了一个方向，它就会流向别处，或者溢出。总要有个出口。"

中国网民一直处在审查制度之中，但是去年12月份审查制度急剧收紧。在此之前，"零八宪章（一场由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领导的一次亲民主运动）"发表了网络请愿，号召结束执政党共产党的独裁统治。

此后不久，政府审查者开始了一场战役，表面上针对网络色情和其它异常行为。到二月中旬，政府已经关闭了1900多家网站和250个博客，不仅包括公开色情网站，还包括在线论坛，即时通讯小组，甚至还包括含有政治和敏感内容的手机短信。

最引人注目的被关网站要算著名的牛博网：思想开明的博客作者在这个论坛里详细介绍了零八宪章。《中国数字时报（China Digital Times）》（肖先生负责的加州大学网站监测项目）称其为"近年来最无耻的取缔行为"。

草泥马与其神秘伙伴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于一月初出现在门户网站百度上的。这些动物的中文书面名字没什么不妥。但正如"bear"和"bare"在英语里有不同含义一样，"草泥马"的发音还有另外一个肮脏的含义。

所以，"草泥马"听上去像是骂人的话，但它的书面写法却完全不同，并且其字面含义是褒义的。这样，这种动物不仅躲过了审查电脑，而且还巧妙地避开了政府所禁止的"破坏行为"。

正如网上写的那样，草泥马从一开就是纯洁的。

该动物长似羊驼（实际上视频里出现的就是羊驼），生长在沙漠里，该沙漠的名字和另外一句脏话谐音。这些马儿"顽强克服艰苦环境"，一段YouTube歌曲里提到它们时唱到。

但是马儿们面临一个问题：入侵的"河蟹"正在吞噬它们的草地。在中文里，"河蟹"和"和谐"同音，在中国互联网上是审查制度的同义词。遭到审查的博客作者经常称自己的文章被"和谐"了，该词直接出自胡锦涛主席经常提到的构建和谐社会的训导。

最后，这首歌唱到，马儿赢了："它们打败了河蟹，保护了自己的草地；河蟹从马勒戈壁（Ma Le Ge Bi）沙漠里永远消失了。"

视频里活蹦乱跳的羊驼配上迪斯尼风格的童声合唱，瞬时让人为之一震，接下来，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就是欢呼雀跃，因为显然歌里充斥着不堪入耳的语言。

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这首歌传达的信息显然是具有破坏性的，这让他们明白即便是看似遵守规定，人们还是可以揶揄政府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社会评论家崔卫平在她的博客里写道："这首歌的潜台词是：我知道有些话你不让我说。你看，我完全配合，对吧？我在唱一首动听的儿歌，我是一匹草泥马！尽管全世界都听到了，但你不能说我犯法。"

在《我是一匹草泥马》一文中，崔女士把此次扫黄打非运动比作1983年中国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当时这场运动也是打着扫黄的旗号，实际上更广泛的目的是粉碎西方对执政党的批评言论。

另一位知名博客作者，清华大学社会学家郭玉华称草泥马是"弱者的武器"，《弱者的武器》也是耶鲁政治学家James Scott一本书的名字，书中讲述手无寸铁的农民如何对抗独裁统治的。

当然政府可以删除网络上的所有"草泥马"相关的内容，这对审查软件来说是小菜一碟儿。中国网民或许是弱者，但他们也是天才。

上海博客作者Uln已经提出了一个办法。他在文章中似是而非地（或许他是认真的）建议提倡民主的网民不要再提零八宪章宪章这个名字了，用另外一个绰号来代替。比如：王。"王"这个姓非常普遍，区分破坏分子"王"和无辜分子"王"足以烧毁计算机的电路，即便是最强大的审查计算机。

杨逸云（音）和张静（音）对此文有贡献。

译者注：文中敏感关键词已做处理，见谅。

出处：http://www.bullogger.com/blogs/yeeyan/archives/285125.aspx

-完-

许志永：我有英雄主义情结

2011-09-23T01:36:00.001-07:00

经济观察报：你对现在的美国选举怎么看？对奥巴马怎么看？

许志永：2004年7月，我在美国访问，在电视上看了一场奥巴马的演讲，他讲他父亲的梦想，以及他自己的奋斗，我听了很激动。就是那场著名的演讲之后，奥巴马当选参议员，一跃成为政治明星。

奥巴马在候选人提名的竞争中一共筹得2.33亿美元，其中80%以上来自网络捐款，这些网络捐款90%以上都是低于100美元的小额捐款，是130万普普通通的美国人在为奥巴马捐款。另一位总统候选人麦凯恩是富翁，而奥巴马没钱。

奥巴马的故事可以纠正我们的许多偏见，告诉我们一个常识：没钱也可以成为总统，黑人也可以成为总统，政治家就是为公众谋福利，奥巴马这样热心公益的人就可以被推到总统的平台上。政治不是那么肮脏，政治可以是美好的。

经济观察报：你有什么偶像吗？比如孙中山或是华盛顿之类的人物？

许志永：我会倾向于华盛顿、曼德拉这类的人物，还有叶利钦、哈维尔。叶利钦跟其他几个人比要差一些，但他在历史转型中还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可能过几年俄罗斯人就会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也要具有甘地的色彩。我觉得中国面临的改革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改革，也是政治文化的改革。现代文明政治不仅要有一套宪政制度，还要有一批人作为宪政的第一推动者，让宪政制度良好的运转，我觉得我们这代人要扮演这个角色。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需要甘地的色彩？

许志永：因为过去很多从事政治的，就是靠我有多少人马有多少枪，但是我认为那是一种暴力的力量，我们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去，走到极致，用自己的承担、自己的受苦唤醒人性中善良的一面，直到这种善良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让那些暴虐的气息荡然无存，让那些野蛮暴力的传统彻底被压制，它们将成为末流，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这个社会才能真正建立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

经济观察报：你的意思是在推动这种变革中，推动者的人格很重要，不能再像军阀那样用暴力手段？

许志永：那样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现代文明的国家。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提到受苦，推动者必须要受苦吗？

许志永：我们可能要去承受，用自己的承受去唤醒大众，唤醒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我们必须冲在最前面，必须一切都不怕。

经济观察报：能说说你的信仰吗？

许志永：我没有一个固定的宗教信仰，我不会接受具体的宗教，我信仰天命，信仰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宰。我对中国社会的信仰就是建立一个法律健全、社会公平正义的现代文明的国家。我还是相信天命的，相信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有使命的。

经济观察报：你现在做事情会有选择吗？哪些事情你会去干预？

许志永：考虑很多，首先它是非常不正义的事情。其次我们可能遇到很多不正义的事情，我们要挑选那种比较极端的，但是又不是过于敏感的，又有可能做成的。

经济观察报：你说你自己政治倾向偏右，好像特别关注农村问题的人容易偏左一些。

许志永：是容易偏左。我也主张平等，包括社会保障什么的我都主张，但是前提是你要有市场竞争，要有私有财产，有充分的个人自由和创造财富的机会，然后政府再把通过竞争创造的财富分配给穷人，这是两个阶段。

经济观察报：你的时间主要花在上访者身上，这是你关注的重点。

许志永：对，因为这是社会不公正的表现。我们说缺少正义、缺少公正，不光是贫富的公正，更主要的是公民权利上的公正。而上访者问题是不公正的极端体现。

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讲关系的社会，也就是一个特权社会。有人有关系，关系意味着权力私有化；另外的人没有权力没有关系，就可能遭遇不公正。遭遇不公正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我们甚至从上幼儿园开始就遭遇不公正。大部分人就忍了，有少部分人忍不了，就开始抗争，要么抗争一下就沉默了，要么就被这个社会抛弃。那些常年上访的，就是为了追求内心的正义而被社会抛弃的人。他们是非常悲惨的一个群体。

经济观察报：被社会抛弃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上访问题？

许志永：他追求正义，他告状无门，被踢皮球没有结果，在漫长的上访道路上他没有生活来源，甚至妻离子散，他逐渐地被视为异类，他走在王府井的街头就会被抓走，他不是被社会抛弃的吗？那些长期的上访者，他走在北京的街头随时就会被抓走，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这个群体如此的庞大，这是我们整个社会出现的毛病，不是说成立一个机构、给哪个机构增加多大的权力就能解决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是建立权力对下负责的制度。

经济观察报：你在"上访村"里住过两个月，在那儿上访者是什么样的生存状况？

许志永：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生存群体，长期那样的生活让他们变得高度警惕，人与人之间高度的不信任。那是一个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互相告发、出卖，谁都有可能被出卖，然后被逮走。随便哪一天晚上突然来了几辆大客车把他们搜捕一番，这种事情经常出现。

经济观察报：收容遣送制度已经废除，但至今还有一些学者说不应该废，钟南山甚至呼吁要求恢复，理由是废除后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治安恶化。

许志永：当时在收容遣送站里主要是三类人，一类是上访者，一类是街上乞讨的人，还有一类占多数的是随机抓来的农民工，就是非户籍人口。在收容遣送站里面他们被称为病号，我问为什么是病号？回答说这些人头脑有病。

收容遣送制度废了以后，农民工这个群体被解放了，基本上不再抓他们了。对沿街乞讨的人是过节性的抓，偶尔会关到救助站里，收容遣送站改成救助站了嘛。中国公民的人身权确实是改善了，有了很大的进步。

经济观察报：你会被一些人视为敌人吗？

许志永：可能在2004年、2005年的时候有一些保守的力量对我的敌意比较重一些，但是后来可能就会好转一些。我向来主张透明、公开，我的理想、实现理想的道路全部都公开了，没什么阴谋诡计。

经济观察报：你把透明公开看得很重要吗？为什么？

许志永：很重要。我追求的理想社会就是一个简单的、公平正义的、建立在良心道德基础上的自由幸福的社会。在实现这个理想的过程中，我们当然自己也要简单，也要透明。我们要追求一种以公共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明政治，我们自己首先就要做到这一点。

有少部分的保守的力量，他们是用充满着敌意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的，他们觉得任何人做事都有什么阴谋。比如最近又有人找我谈律师协会选举的事，说我是幕后操纵人。我说第一我没操纵，是律师们自愿去推动协会内部的民主自治、民主管理，我怎么能操纵得了他们呢？第二，我从来都没躲在幕后，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公开的。他们以为有人要律协选举就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但他们找到我这儿就再也没有幕后了。我们就是这样一个理想，我们还要怎么做？很清楚啊，我们要动员更多的有公共参与精神的律师去竞选律师代表，当选代表之后希望能修改章程，实现直选，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经济观察报：你对英雄怎么理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算是英雄？

许志永：在我眼里，英雄应该是勇敢、智慧，为人类的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我自己，可能骨子里还是有历史英雄主义情结。我相信我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完成一项使命。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要完成这种使命对个人的要求有哪些？

许志永：有很多要求，智慧，勇敢，牺牲精神以及天分、政治直觉，都是不可少的。还有谦虚。牺牲精神我基本上具备了，但是有的时候我还会恐惧，我觉得这个还是自己修炼得不够，我应该不会恐惧才对。我还是害怕死亡，有点怕，我应该克服这些。

经济观察报：你挨打时怎么能那么平静呢？你是一个对不正义很敏感的人，你怎么能很平静地对待这种不正义的行为？

许志永：这个矛盾我还没解决。如果我看到有人正在打另一人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一个见义勇为者，我可能会冲上去。但是如果他是对我来的，我可能不会有这种气愤。我们需要有一群人，不断地以牺牲的精神去唤醒全体国民的意识，把这些邪恶的暴戾之气压制下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学习甘地。

经济观察报：你理想中的社会是什么样子？

许志永：我希望中国人能够单纯而幸福。权力应该代表着公正，社会没有那么多不公正，没有那么多特权腐败，没有那么多烦恼和愤怒。每一个中国人的脸不应该是那么地麻木、急切、冷漠，而是充满了纯真的、幸福的笑容。我们的经济也会继续发展，我们的国家也会非常的和谐统一。我们是能够实现这样一个社会的。

出处：http://www.eeo.com.cn/eeo/jjgcb/2008/11/10/119598.html

-完-

蔡定剑：民主政治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2011-09-16T22:22:00.001-07:00

2008-03-04 09:52:49 来源: 南方都市报作者:

［编者按］

若要在20世纪里发生的诸多进步当中选择一项最重要的，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指出，那就是民主的兴盛。

——阿玛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近年来，民主一直受到一些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们的质疑和批判。他们认为民主不利于经济发展和效率，更不利于社会稳定，民主也会腐败，民主还会产生多数人的暴政，中国人的素质太低也搞不了民主等等。中国近代以来从百年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的"民主与科学"这两个普遍共识与基本价值，难道错了吗？民主，这个宪法确立的中国人民的核心价值和奋斗目标，难道动摇了吗？在中国经济正在崛起和社会转型之际，我们如何对待民主？中国将向何处去？这关系到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命运。

民主才能真正创造奇迹

经济崛起不算什么奇迹。

30年的改革开放，2007年中国GDP总量34200多美元，居世界第4位。有人说，只有中国人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我的基本观点是，一个社会只要不搞动乱，让民众休养生息，30年就能产生一个经济奇迹。下面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日本高速增长期(1955－1973年)。18年间GDP增加了12.5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0倍多，年均增长9.8％。其中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执行期间(1961－1971年)，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均增率达10％以上，最高达到16％。1955年日本GDP不足美国10％，1995年是4万亿美元，达美国71.3％。

韩国经济高速增长(1962－1991)。国民生产总值(GNP)从1962年的23.6亿美元发展到1991年的2808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87美元上升到1991年的6498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6％。

台湾地区经济高速发展。1963－1973年，工业年均增长率高达18.3％，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台湾GDP已经高达3100亿美元，人均GDP也有14000美元。

支撑经济崛起的是民主制度。

中国古代那么多盛世，5000年创造的财富哪里去了？就是因为古代中国没有一个制度来提供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前两年热播的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讲了11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的崛起。我们看到这些国家的崛起历史，专制和强权、战争和掠夺、奴役殖民、经济贸易、科技和发明，都可以成为国家强盛的手段，但多少专制国家崛起后又倒下，葡萄牙、西班牙、德国、日本、俄罗斯。只有那些民主的国家，在崛起以后通过民主的改革，制度的改革、才持续地站立着。所以说，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什么奇迹，真正的奇迹是民主制度把经济持续发展的社会保持下去。

民主与社会稳定

谬误之一：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这会产生多数人暴政

这种对民主的认识非常肤浅，对民主基本的原理和概念都没有搞清楚。民主是由全体公民支配政府，政府对公民负责的政治体制，它有八项原则：(1)民主国家必须是由公民定期选举产生政府统治，而这种选举是由全体公民平等参加的、自由、平等、公正的、差额竞争的选举。(2)民主还是公众直接广泛参与政府和自己利益相关事务的过程。(3)民主政府避免使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地方有广泛的自治和自主的权利。(4)民主政府知道其首要职能是保护公民的表达自由、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平等权，以法律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5)民主政府遵循法治，权力依法行使，确保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因此，通常实行独立的司法和法官的职业化以保证社会纠纷及时、依法地裁决。(6)民主制度遵循多元化，对各种不同的政治、社会观点和文化生活特点予以充分尊重。(7)民主社会的新闻自由受法律保护。(8)民主制实行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

谬误之二：民主不利于稳定！

事实上，民主是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这本来是被世界历史所证明的真理。哈耶克说，"民主乃是人类有史以来发现的唯一的和平变革的方法。"民主社会之所以稳定，是因为政府的权力转移，通常在有序的程序中进行。作为一种和平、自由与温雅的方式，权力斗争输赢和更迭都是"精神性"，而非"肉体性"的，是暂时的，而非长久的。

反民主论者常常以一些威权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就来说明威权统治的必要和好处，但他们严重忽视了威权统治带来的社会乱象和灾难。无论在拉丁美洲，还是东南亚地区，威权统治时期都不断地爆发社会冲突和流血事件，社会极不稳定。

韩国现代史就是证明。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韩国独立后进入威权统治时期。在这30多年中，韩国发生革命、起义、政变、政治谋杀，街头抗议、暴力冲突及流血事件不断。虽然在朴正熙时代经济有过快速发展，但军人独裁统治造成社会极其动荡，不仅是人民付出巨大的代价，就是统治者本人也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在专制统治的30年中，韩国历任总统中：李承晚被流放海外，客死他乡；朴正熙饮弹身亡，他的政府高级领导人像车智辙、金载圭、郑升和或被谋杀或被绞死，或死因不详。直到1987年，卢泰愚实行政治改革，实行总统直选，韩国才结束靠政变和谋杀取得权力的独裁统治历史，开始走向稳定。1997年金大中被选为总统，在韩国实现了执政党向反对党和平移交政权的政府。事实证明，是民主制真正带来了韩国的社会稳定，也给政治领导人带来了安全。民主社会是宽容的，像全斗焕这样被判处死罪的前独裁者也能被赦免。自1997年韩国民主化以后，韩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危机，1997年的金融危机的打击，2004年卢武铉总统上台不久后立即遭弹劾案和迁都风波等，都没有使韩国社会出现任何动乱。可以说，韩国的民主制已经巩固，暴力和谋杀已经没有市场，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都可以在宪法和法律程序下消解。

印度是民主有利于解决社会稳定的最有力例证。1947年印度独立时，国家处于混乱之中，政治派系林立，社会暴力盛行。半个世纪后，在民主制度的作用下，政治分歧都能在宪法框架内解决，政权更迭也能通过民主程序顺利过渡。正因为民主，印度才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通过民主，印度还成功地解决了语言和宗教问题。印度除了有一些历史根源很深的种族分离主义和教派冲突造成的暴力和不稳定外，政治领导层的暴力冲突和政变没有发生，这与同类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同的国家，像南亚、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等国经常发生政变和社会动乱的情况相比，简直是一个奇迹。印度的议会民主制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了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从而避免了大规模暴力革命、军事政变和社会动乱发生。

如果说发展中国家搞民主不稳定，不是民主制本身不利于稳定，而是从不民主向民主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不稳定。因此，我们不是不要民主，而是应该怎么避免向民主过渡中的不稳定。经验教训是，不要等社会矛盾和危机重重的时候再来进行民主改革，而应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时候及时进行政治改革。被动的、不适当时候的改革会导致动乱！

民主与经济发展

谬误之三：民主影响经济发展和效率；威权体制有利于发展经济

民主制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是一个已被历史证明得很清楚的问题。从国际社会的版图看，民主制国家大多是经济发达国家，非民主国家大多是经济落后国家。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民主"的国家也未必都能把经济搞好，非民主的国家也不是都不能搞好经济。在经济起飞的国家中，威权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威权统治可能把经济推向高速发展，也可能把经济推向崩溃。

在这里，我引用陈志武教授的一些观点，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决定经济增长至少有以下四个变量：(1)制度(也可称之为制度资本)，如产权保护、民主、法治等等；(2)自然资源，如石油、矿产储藏，交通等；(3)劳动力，它的数量、成本、素质等等；(4)土地。这四大要素中间的任何一项越多，该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越快一些。同时，这四大要素互相之间又有替代性，一个经济体只要一个或几个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它要素差一些，其经济照样可以有很大的发展。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已。

那么，民主制为什么有利于经济发展呢？有两个促进经济发展不可否定的因素：一是经济发展一定需要经济自由和市场竞争，民主制比其他制度为此提供了更有利的制度条件。二是民主为资本发展必不可少的财产权利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威权统治又为什么能促进经济发展呢？它通过政府力量，提高劳动力、资源和土地的利用，如降低劳动力成本、不讲代价地使用资源和土地等。但是，在一个缺少廉洁"好政府"和法制不健全的社会中，这种经济发展必然导致严重腐败、贫富不均，并可能因此引起社会动乱和崩溃。民主制度下的经济发展恰恰可以避免此种危险。

谬误之四：民主导致拉美化

实际上，"拉美化"现象并不是出现在民主政府时期，而是在军人独裁统治或威权政府时期。在拉丁美洲，很多最有效和最有前景的改革计划，都是由后权威的民主政府所实施的。比如阿根廷军事统治时经济一团糟，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阿根廷民选总统阿方辛开放民主，90年代第二届民选总统梅内姆在巩固民主和经济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迅速控制通货膨胀，并使经济走向市场化，出现经济增长、政局稳定的局面。巴西也是在实行民主转型前经济处于危机中，经过两届政府民主转型后，经济改革才有效。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开始走上向民主化转型之路，出现了一系列民主政府。正是这些民主政府才使一些国家较好地克服了过去的经济危机，并使经济向健康方向发展。据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的报告，2005年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4.3％，其中委内瑞拉达到9％，阿根廷8.6％，智利和乌拉圭为6％。

应该看到，一些国家的贫困是固有的，不是民主引起的。民主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和平、管理效率、政治和谐。然而，较之专制政权，民主政治最终达到这些目标的希望要大得多。市场经济由于资本利润原则，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资本利润越来越多，而劳动者福利越来越少，而资本利润部分的产品由于没有消费购买则无法实现价值，社会只有通过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来平衡，民主社会选票作用，强制执政者做有利于劳工的事，社会经济才能获得高发展。

民主与反腐败

谬误之五：民主不能解决腐败，也会导致腐败

民主选举需要钱，而且容易导致金钱政治。但是，民主国家的实践证明，金钱政治可以通过法制加以控制的。民主可以从根本上防止政府腐败的普遍化。

我们看一下2005年透明国际清廉指数全球排名，廉政指数前20名国家和地区：冰岛、芬兰、新西兰、丹麦、新加坡、瑞典、瑞士、挪威、澳大利亚、奥地利、荷兰、英国、卢森堡、加拿大、中国香港、德国、美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廉政指数后20名国家和地区：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利比里亚、乌兹别克斯坦、刚果、肯尼亚、巴基斯坦、巴拉圭、索马里、苏丹、塔吉克斯坦、安哥拉、象牙海岸、赤道几内亚、尼日利亚、海地、缅甸、土库曼斯坦、孟加拉国、乍得。可以看到，民主制度对遏制腐败的作用非常明显。

民主国家虽然不能避免腐败，但是，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有很大的不同：民主国家的腐败只限于有限领域的腐败，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无所不在；民主国家的腐败通常能得到及时的揭露，而非民主国家的腐败难以揭露，特别是高官的严重腐败通常被掩盖；许多在非民主时期被掩盖的腐败会因为民主化后被揭露；民主国家的腐败是可以医治的，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是不可救药的。历史上尽管也有专制的国家比较清廉，但是，专制国家一旦腐败，没有不是伴随腐败被葬送，而是被治理好了的。

作者简介

蔡定剑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宪政研究所所长，兼北大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特邀研究员，洪范法律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等。主要出版著作《一个人大研究者的探索》(2007年)、《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2003年第四版，1992年出版)、《宪法精解》(2004年)、《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1999年)、《国家监督制度》(1991年)。

出处：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spqy/200803040046.asp

-完-

布鲁斯——第一任美国驻华大使传奇

2011-09-12T23:38:00.001-07:00

摘自《1973—2005美国驻华大使传奇》

1973年中美两国决定在对方首都互建联络处时，迅速确定了各自派往对方首都的第一任代表。中方确定由资深外交家、原驻法大使黄镇为第一任驻美联络处主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为副主任。

美方确定由资深外交家布鲁斯为第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由此开始了一年零四个月短暂而重要的来华外交生涯。

受到中国政府高规格接待

戴维·布鲁斯当时是美国资历和地位最高的外交官，曾先后任驻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大使。在美越举行巴黎会谈期间，布鲁斯又是美方特派代表，这在西方外交界无人可比。

"联络处"顾名思义显然低于大使馆(联络处官员名字甚至列不到各国驻华外交官名录上)，但中美关系又十分重要和极为敏感，在当时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起着关系全局的作用，因此尼克松刻意选拔一位最资深的外交官担当此任，由此可见其用心良苦。在中国方面，毛泽东主席确定黄镇大使的职务后，于1973年4月12日召见黄镇主任和韩叙副主任及外交部几位领导人，曾幽默地问黄镇："你是升了还是降了？"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联络处比大使馆还大使馆。"足见中国领导人对这一职务的重视程度。

1973年5月14日，布鲁斯夫妇抵达北京。他们意外地发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和美大司司长林平已等在机场欢迎他们。姬鹏飞外长很快会见了布鲁斯，乔冠华副部长在风景如画的香山饭店会见和宴请他们夫妇。更令布鲁斯难忘的是，周恩来总理5月18日会见了他。

一向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对所有驻华使节一视同仁的中国政府为什么破例地高规格接待这位美国使节呢？这是有特殊原因的。其一，中国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先期到达华盛顿后，受到了美国政府的破格接待。美国国务院和白宫派出高级官员远道到西海岸的旧金山欢迎韩叙一行。韩叙一到华盛顿，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就多次宴请，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和尼克松总统本人亲自会见。周总理得知后即指示外交部，对美国派来的联络处主任要提高接待规格。国与国之间讲究"对等"，既然美方以高规格接待中国外交使节，中国当然应还之以礼。其二，当时中美领导人之间经常有一些重要口信需要传递。周总理5月18日会见布鲁斯，除了对他表示欢迎，也确实有事情要谈，要他转达给华盛顿。

周总理的两次接见

布鲁斯到北京任职时已73岁高龄，妻子叫伊万杰琳·布鲁斯，在她4岁时(1948年)曾跟随其父亲(美国驻华高级外交官)在北京待过一年，长大后又学过一些中文，总算同中国有一定缘分。布鲁斯没学过中文，但他一生爱好艺术，喜欢收藏古玩和艺术品。

美国任命驻外大使时有个习惯做法，即第一把手可选择第二把手，这样在工作上易于协调合作。至于下面的外交官，则由国务院和有关部门选派。布鲁斯选择了当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霍尔德里奇当副主任，负责政治事务，即两国关系事务。为了不引起国务院的反感，又选择了国务院当时的中国和蒙古处处长艾尔弗雷德·詹金斯为副主任，主管领事、行政等事务。一个驻外机构任命两个副主任，这在美国外交界也是前所未有的。

布鲁斯到达后先在三里屯外交公寓居住和办公，同时加紧装修日坛公园附近的官邸和办公楼。7月1日，新址正式启用，布鲁斯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并开始在官邸接待客人。美国联络处雇用中国工作人员(厨师、会计、翻译等)都通过外交人员服务局申请和安排。

布鲁斯的任务是尽速同中国有关机构建立联系，开展两国间的各种交往，沟通两国间的高层外交信息。他在最初两个月内就在外交部礼宾司的协助下，拜会了外交部有关司、局领导，国家体委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等有关部门的主管官员。对一些重要的美国访华团他都要出面招待，介绍情况，并派联络处官员随同访问。布鲁斯也招待中国访问美国的重要代表团，如中国古代文物展览团等。

布鲁斯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在两国领导人之间传递信息。上面提到的周恩来总理5月18日的会见，主要谈了印支问题，周总理强调解决印支问题对缓和远东局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催促美国在结束印支战争问题上早日采取实际行动。布鲁斯把这一重要口信及时传回了白宫。不久，周总理又在6月25日会见布鲁斯，他以严峻的态度表达了中国政府对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的反对立场，认为该协定限制不了苏联扩充核军备的势头，反而对世界人民造成虚假的安全感。布鲁斯通过这次谈话，清楚看出了中美在战略上的分歧所在。

布鲁斯是一位谨言慎行、彬彬有礼的外交家。他多次讲到：中美经过20多年的隔离，现在两国人民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友谊，在美国已出现"中国热"。两国利益有时不同，但从根本上说，两国的利益是紧密相连的。我们各自设立联络处，也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美国联络处开办小学

由于国情不同，中美外交人员对处理家属问题是各不相同的。当时中国外交人员出国都不带家属，除非配偶也是外交人员，子女都留在国内。美国驻华联络处人员大都带着家属，包括小孩，到了北京以后分散住在公寓内，办公与住处分开，宴请一般都在家内举行。本来法国人和巴基斯坦人已在北京办了学校，但美国人由于种种原因不愿送小孩去入学。中国在外交公寓附近办的学校也收外国小孩，但美国人也不想入。美国联络处决定自己办学校。开始时只有6名小学生，地点就设在美国人住的公寓的门厅和阳台里，教员由联络处人员的家属担任，有时美国外交官也去讲课。课程则选用美国教材。联络处曾向中方提出，希望解决小学的校舍问题，但中方当时也有困难，暂时只能因陋就简办下去。后来也有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家属到美国办的学校入学。这件事，也算是布鲁斯任职期间的"政绩"之一。

海军陆战队惹麻烦

布鲁斯的驻华联络处开始时人数不多，开馆前通知中方将有29人，另外，还将雇用一些中国雇员，担任会计、翻译、打扫卫生等工作。实际上开始只来了26人，以后随着工作量的加大而进一步增加人员。派海军陆战队的做法有些特殊，美方解释，这是美国驻外机构的通用做法，并非专为驻华机构而设。但就是5名海军陆战队成员，却闹出了许多麻烦事。

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平时着便装，不抛头露面。1973年7月1日正式举行新址开馆仪式时，布鲁斯曾请示美国国务院，建议海军陆战队人员不着军装，以免引起不良反响，但美国国务院征求海军陆战队司令意见后，否定了布鲁斯的意见，所有海军陆战队成员都穿正规蓝色军装出席，不少人并佩戴在越战中获得的勋章、绶带。这就引起了中方的反感。

美国军人不能没有夜生活，因此，联络处装修官邸和办公楼时，也在海军陆战队成员居住的建国门外外交人员公寓修建了一个酒吧间，公开打出"海军之家"和"海军陆战队俱乐部"的招牌，并印刷、出售饮酒票券，招来许多驻京外国人员到此跳舞和饮酒作乐，有时相互打打闹闹，搅得四邻不安，影响很坏。由于出席的人多，酒吧主管人就发会员证，一位非洲留学生由于得不到会员证，竟在喝醉后发酒疯捣毁了酒吧附近一位非洲外交家住的公寓套房。中国政府向布鲁斯提出了外交交涉，要美方撤走海军陆战队人员。布鲁斯只得承认美方人员行为不端，须严加管束，但希望该批人员能留下来。

1973年11月13日，基辛格访华时亲自向周总理求情，希望体谅美方的困难，这批人才暂时免遭驱逐。但周总理当面提出三个条件：第一，对外不能以海军陆战队的名义，要尊重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习惯。第二，不要穿军装。本人是否海军陆战队队员，中方不管，反正他们是美国驻华联络处的外交人员，如果在自己卧室内穿军装，我们不管，但不能穿军装到外面。第三，不能带武器到馆外，只能在馆内佩带。基辛格表示同意中方的三个条件。从此这批海军陆战队成员老实了一阵，不再着军装，只在联络处内部活动，还停止了引人注目的集体上操跑步。1974年4月，海军陆战队成员又闹出事端，其中有人竟以"强击手"和"虎鲸"的署名向各驻华使馆乱发通知，提议组织垒球协会等组织。中方再次要求布鲁斯撤走海军陆战队人员。在此情况下，这批海军陆战队成员不得不撤走，其内部保卫工作改由外事安全官员接替。但美方的安全人员实际上还是由海军陆战队选派的，但不再着军装。

布鲁斯离职前的感慨

布鲁斯在华任期很短，只有一年零四个月。前半期比较活跃，后半期默默无闻。可以说他在北京的作用还没得到发挥，就结束了这段外交生涯。

布鲁斯在后半期表现比较沉闷，这与当时的形势有关。开始一段尼克松和基辛格把布鲁斯作为高层传递信息渠道，但后来美方发现通过在华盛顿向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或副主任韩叙传递信件更迅速、方便、可靠，经常是由基辛格向他们口头讲述就可以了，逐渐地不再使用布鲁斯这一渠道。其次是中美关系由于美方热衷于搞"对苏缓和"战略，使中美加深了分歧。尼克松深陷"水门事件"，在中美关系上迈不出任何步子。在这种情况下，布鲁斯在两国关系上也不能有所作为。这时的布鲁斯有了"失业"的感觉。

布鲁斯在华任职期间，虽无大的建树，但对沟通两国政府高层对话，促进双边经贸、文化、科技交流和加强中美人民之间的了解，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临行前乔冠华副外长出面在颐和园为他送行，对他的工作表示肯定，并祝愿他回国一帆风顺。

1974年9月中旬，在布鲁斯即将回国前夕，乔冠华副部长设宴为布鲁斯饯行，美国联络处的主要官员都出席了，活动安排在风景如画的颐和园内，而且是在晚上。

这次令人难忘的活动之后不久，布鲁斯大使在1974年9月16日会见了到北京访问的英国作家韩素音，再次谈了自己临走前的一些感受。他表示：他对离职感到惋惜。谈到对中国看法时，他表示很崇敬毛泽东，认为毛泽东留下的著作具有极大的意义。他预见中国有一个光辉的未来，因为中国资源雄厚，财力也会逐步增加，5年内中国将加速工业化的发展，但中国必须保持纪律，控制浪费和奢侈，合理利用资源，改革才会取得成功。

9月25日，布鲁斯夫妇离开了北京。不久，他被福特总统任命为美国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代表，常驻比利时"北约"总部。1985年布鲁斯因病去世。

-完-

不许联想：这些歌他们从来没有写过

2011-09-08T20:46:00.001-07:00

在深圳讲座，由于深圳音乐厅非常重视版权，所以现场不允许录音录像，只能专心听我说话，这很好，我正好很讨厌没事就拿破手机瞎拍的人，你说你好不容易去参加一个什么活动，不专心学习，拍什么呢，你要是拿一个高档相机也就罢了。鉴于没有什么讲座内容流露出去，我很高兴。毕竟现场说话有些词不达意，而且即兴说话可能会有些逻辑上的不严密，流传出去喜欢断章取义的人又有事干了。

在讲座的最后，我举了几首歌做例子，来解释我一开始说为什么要从社会学角度谈音乐。这五首歌可让我绞尽脑汁，我想用这几首歌把每个社会阶段变革最明显的特征表达出来。这些歌的作者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的歌曲会被理解成这个意思，这就对了，因为我听到太多为了某个时代去写的歌都他妈的肤浅至极。

一，《一无所有》，1985年。这首歌是一首经典歌曲，首先它是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摇滚歌曲，崔健在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第一次唱这首歌。当年还有段插曲，崔健要独唱这首歌，当时负责演唱会的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问，崔健是谁？《一无所有》是什么歌曲？演出现场制作人叫黑子，他觉得如果跟王昆说这首歌是摇滚，估计通不过。于是他就说：是西北民歌信天游。就这样，崔健这首《一无所有》跟观众见面了，宣告中国摇滚时代的到来。最主要的是，《一无所有》点中了中国人的要害——文革十年实际上让中国真的一无所有了，开放后，我们看到外面的花花世界，发现我们更是一无所有。精神上、物质上、情感上，在当时都处于一无所有的匮乏状态。80年代改革初期，改革的初期效果让人看到一些希望，人们也开始有些蠢蠢欲动，人们心理上有一些想发泄想表达想要获取的愿望，所以崔健唱出了"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我要抓起你的双手，你这就跟我走。"直接把人们憋在心里的情绪释放出来了。除了地痞恶霸之外，中国人对情感的表达一向很含蓄，还从来没有人像崔健这样如此直接、强势、霸道、不由分说去表达一种情感。

二，《跟着感觉走》，1988年。这首歌在1988年十分流行，这不仅仅是它轻快的节奏和苏芮的名气，这些是它流行的基础。它变得更流行，就一定要有别的原因。什么原因呢？1988年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关键阶段，说得更直接一点，改的有点乱，让民众心里有些不踏实，明天到底什么样，谁也不清楚，新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多。总设计师一直说"要摸着石头过河"，这对一个国家的未来来说，这种说法有点不负责任，万一掉水里咋办？所以《跟着感觉走》恰恰把人们对未来的那种不可知性的心理情绪表现出来了，满大街都在放这首歌。反正希望就在不远处停留，爱谁谁吧。

三、《潇洒走一回》。1992年。这是一首很典型的口水歌，在当时，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唱。为什么它在1992年左右流行？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没有1989年这一年，那个没有的一年是中国当代历史的分水岭，很多东西在这一年都彻底改变了。理想主义、信仰开始破灭。然后人们好像一下从梦中醒来了，开始对现实失望。同时整个社会变得更商业，更现实，这种转变几乎是瞬间发生的，人们心理上需要有个适应过程。这首歌本来写的是对生命、对时间的一种无奈，这种无奈是一种如梦方醒式的，一个想与时间生命对抗的人，突然明白了，感慨还不潇洒走一回呢。那种看破红尘的无奈基本上是当时社会的普遍心态。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是当时人们心态最好的写照。

四、《老鼠爱大米》，2004年。大家都不喜欢这首歌，至少我从来没有听谁说喜欢这首歌，因为它很俗气，你喜欢它就显得你没档次。那就奇怪了，它那么流行，到底谁在喜欢它。在座的谁喜欢？那我来告诉你，它之所以流行，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杨臣刚歌里的那只老鼠，只是我们都没意识到。在过去的10年，中国普通人地位的卑微感前所未有的表现出来了。贫富不均，社会不公，让很多人都感到无力，都有不同程度的失望。但是平常人也有小理想，野百合也有春天，对不对？我们这些小老鼠就有那么一点点美好愿望，希望能变得好一点。就像老鼠想吃到大米改善一下生活一样。这首歌恰恰唱给最无力的群体的，而且写得很纯情，它比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那种纯粹的占有欲境界高出不知道有多少个档次，你没有理由不喜欢它。

五、《爱情买卖》。2010年。这首歌你们也不喜欢，对不对？但它也非常流行。你们干嘛做好事不留名呢？这首歌流行首先是小调占了便宜，你听两遍就会唱了。其实它是一首情歌，典型的怨妇式情歌。现在的爱情是易碎品，关于爱情是易碎品的歌太多了，什么时候都有，为什么它突然流行了？我觉得这首歌传达出的情绪已经远远不止爱情层面，而是把人与人之间那种脆弱的信任关系唱出来了。要知道现在是一个让你感觉没有诚信的社会，到处都是欺骗和谎言，底线越来越低，人们都处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状态中，表面上，一个女孩在抱怨负心汉，实际上这首歌的外延是把现在比爱情更易碎的全社会信任危机唱出来了。

出处：http://www.wangxiaofeng.net/?p=7883

-完-

三联生活周刊：粮猪安天下

2011-09-07T23:22:00.001-07:00

2007-08-16 15:19:23

记者◎吴琪

"引子"：疫病

8月3日，湖南省版图中部偏东的湘江流域，距长沙仅40多公里，全国"养猪百强大市"湘潭气氛紧张。

气温近40摄氏度，长沙正遭遇50年一遇的大旱，这场干旱也影响到湘潭。长江今年的最大洪峰此刻正通过武汉，而在湘潭，一场抵抗"猪荒"的战役，也如同对洪水的抗争，紧张忙碌。

午休时分，湘潭市畜牧水产局总畜牧师吴买生靠在沙发椅上，习惯性嚼着槟榔，"你说怪不怪？去年夏天也是这么热的时候，农民的猪一片片死去，猪肉送人都不敢要"。吴买生和同事们四处求人，让农民把病死猪捞上来按科学方法填埋，处理一只还得付给农民20块钱辛苦费。"那时候猪价最贱，受损的农民哭天喊地。谁能料到，一年后的今天，猪肉如此紧俏，我们要跟在农民屁股后边转，求他们赶紧多养猪呢。"

作为全国五大生猪生产的产业基地，湘潭市下辖5个县市区，其中又以湘潭县和湘乡市的生猪养殖最发达。全市农业人口人均出栏生猪2.8头，养猪占农业产值的58.3%。

这样一个养殖大市，行内人都有直观感觉——今年的猪明显少了。去年3、4月份猪肉价格跌到谷底时候，吴买生就隐隐担心，亏损的农民会大量杀母猪，"种田得有田地在，养猪得有母猪在，淘汰母猪说明行业开始不正常了"。而去年8月一场疫病，让原本低迷的养猪业雪上加霜。这种直观感受也反映在数据上，据湘潭市畜牧水产局统计资料，全市今年1～6月出栏肉猪比去年同期减少13.39%，存栏总量和存栏母猪数分别比去年同期减少12.84%和24.1%。

"出现'猪荒'是因猪遭了灾，猪遭灾是因为得了病。"在养猪户的逻辑里，疫病成为多数人谈论这场灾难的起点。虽然从生猪养殖到肉价市场的形成链中，疫病只是难以预料的不稳定外来因素，但对于广大分散着的养殖户而言，意外一击往往构成致命一击。

在湘潭，从去年夏天始，染病的猪先是发高烧、皮肤发红、拉肚子，拉到走路都走不稳，很快变为呼吸困难，从发病到死亡，只一星期。在高温高湿的南方地区，母猪开始流产或生死胎。做了20多年畜牧工作的吴买生说:"这次比以往的疾病更可怕，因为它袭击了不同生长周期的猪，染病的母猪、大猪、仔猪接连死亡，生猪生产的结构被改变了。"湘潭农民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上亿元，最严重的一个猪场损失数百万元。当地农民泄气地说，原本指望养猪得到的利益都"喂到猪屁眼里去了"。

与湖南相邻的广东省是湘潭生猪的主要市场，湘潭地处公路交通枢纽，养殖密度大，流动频繁，防控动物疫病难度大，往往是一户发病，一片遭殃。这场最终被确定为"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的疫病，从去年5月首次在江西爆发，很快蔓延至湖南、广东、湖北、安徽、江浙等地。但它在各个省之间传播的路线，却很难说清。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防疫部门工作人员说，一旦确定某省爆发了疫情，全省养猪卖猪的人就都遭殃了。让行内人印象深刻的是，2005年四川爆发猪链球菌感染，猪肉外调大省四川的养猪业就几乎受到"灭顶之灾"。

在全国猪肉市场大流通的今天，一旦某省或某市疾病信息爆出，等于给自己封锁了所有猪肉出售的路径。

今年5月，去年爆发过的蓝耳病再次侵袭，这次位于湘潭市区边缘的湘潭县响水乡青竹村未能幸免。5月14日，村里的科技副科长莫石奇听说3户村民家里爆发了蓝耳病，马上向村支书卢国良汇报。卢国良带着村干部下去了解，发现病情不止3家，有些农户不愿让人知道自家猪得病，希望还能卖个价钱。5月18日，卢国良将疫情上报到湘潭市畜牧局，第二天市里专家便下村子。经历去年的蓝耳病后，从上至下的应急相当高效，但仍然抵挡不住损失。仅就卢国良所在的月塘组，一共34户农户，29户人家养猪，24户爆发了蓝耳病。全村从5月14日到6月16日，共有2677头猪生病，死亡867头。损失最大的是养猪大户刘福泉和易建辉，刘家死掉了57头猪，易家则病死了116头，"两个大男人在家痛哭"。

记者8月初走访湘潭的好几个村庄，发现养猪户的警惕性极高，他们坚决不让外来人参观猪舍。农民们此时表现的原则性让人有些吃惊，他们对外来细菌的防范也从一个侧面流露了疫病带来的恐慌。"就连自己家的人，也是要消毒后换衣服换鞋子，才能进去的呢！"

猪价模糊的传导链

疫病流行，给了人们一种说得过去的解释，就像天气不好会导致粮食歉收一样，谁能杜绝坏天气呢？连续两年的高致病性猪蓝耳病流行，导致生猪存栏数下降，成为猪肉涨价的一个直观原因。但从更深层的经济分析，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天气、瘟疫等因素虽然也影响粮食和猪肉价格，但这些供给方面的扰动可能是一次性的，对价格趋势的影响更多属于随机的扰动项。猪肉价格的变动是怎样传递的，在持续上扬的价格体系中，谁在推动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呢？

猪肉价格的异动，在基层与"猪"打交道的人有更为敏锐的触觉。湘潭市畜牧站站长周炯光说，按照过去20多年猪肉市场的规律，几乎每4年猪价就有一个高峰与低谷的轮回。大家记忆中比较近的年头里，2002年猪价极低，2004年行情到了一个高峰，瘦肉猪的生猪价格能卖到5.2元一斤，农民卖一头猪可以挣200～300元。2006年又到了低谷，仔猪价格更是跌得凶，不论大小一律15元一只，不到2005年高价时的1/10。中国肉类协会副会长陶一山把它归纳为，"农户养猪基本上赚两年亏一年"。今年猪价开始一路向上狂飙，多数养殖户的第一反应是，"这是对去年低价的一个补偿"。

进入6月，行内人感觉到这轮价格反弹得异常。吴买生记得，猪肉市场价每斤涨到八九元的时候，"长沙、湘潭的媒体天天采访，问我的都是同样三个问题:猪肉价格还会不会涨？什么时候回落？生猪的存栏量是多少？"7月初猪肉突破每斤12元，吴买生开始直接接到市领导电话。于是他改变了习惯，每天出门上班第一件事，先上菜市场问问，今天猪肉什么价？刚问完，市领导的电话就追过来了。8月3日这天，湘潭的猪肉卖到每斤15元，长沙卖到16元。吴买生说，"这是在老百姓减少猪肉消费前提下的现有行情，如果大家还像以前那样吃肉，肉价早就突破20元一斤了"。

在肉价引起广泛关注后，一场场追溯猪肉涨价根源的讨论开始了。湘潭市不少机关的工作人员，最近的重点工作是下农村，劝村民们多养猪。村民养猪的意愿，似乎成为人们能不能吃到低价猪肉的原因。

"猪荒"救急后的期待

经常到农村做防疫的湘潭市畜牧水产局总畜牧师吴买生感受到，多数农户渐渐对价格的波动有了自己的判断，即使今年行情再好，有些农民也只是摇摇头，"万一都开始养猪，过两年岂不是又跌得很惨？"在玉米、大豆都进入全球化、资本化的今天，小户式的生猪生产方式无疑受到严峻的挑战。去年"猪贱伤农"的经历，使吴买生和养猪户对今年的高行情也产生担心，"猪价并不是越高越好，今年是刚好赶上猪价自身的波动和去年疫情影响，高得不正常"。但是城市人口却一向认为，粮食和猪肉这些基本生活品，价格越低越能保障人民生活，这种想法让底层的农民很无奈。吴买生和卢国良在算账后都觉得，猪肉卖到10元一斤的行情，是目前"既能让农民获利，也能让城市人接受的价格，这种价格才能长期稳定"。

王伟筠是大连商品交易所信息部的副部长，自从最近猪肉行情飙升，大商所（大连商品交易所）推出生猪期货的设想就引起广泛关注。王伟筠说，其实大商所从2001年就开始对生猪期货的推出进行调研，在1995年粮油猛涨时候，很多人对刚刚推出的期货有误解，认为期货市场使物价进一步哄抬。"这就好像一个人自己长得难看，却怪罪于照出他面容的镜子。"现在一般人都认识到期货市场稳定价格体系的作用，稻谷、生猪与基本生活最接近的品种这些有可能进入期货市场，"期货市场将各种相关因素都装进了市场里边，市场加工出来的价格更全面，有预期性，它比一个单独养猪户的判断要可靠得多"。

当猪肉价格涨到十五六元一斤的时候，就在湘潭市畜牧水产局的新办公大楼里，任何与"猪"有关的人，都在团团转。8月初，湘潭市下属各区县的畜牧水产局负责人、兽医站的人都聚集起来开会，主管业务的副局长则在省里头接受最新指示。作为全国生猪主产地之一的湘潭，按照市畜牧站站长周炯光的说法，这里人均猪肉产量全国第一，但从未感觉"像今天这样受到重视"。农业部下派的工作组7月23、24、25日连续三天来到湘潭调查，每个县抽查30个典型养殖户，"光是每一户要填的表格，就有30多个"。7月26日，一份"赴湖南生猪生产督导组"的《湘潭市发展生猪生产的调查报告》就出来了。

与湖南类似，农业部7月底下派的20个工作组紧急来到全国各生猪主产区。7月26日，在长沙的湖南宾馆，农业部副部级总经济师和科技司司长带队的湖南工作组将湘潭、长沙、娄底三地的情况聚集在一起汇报。湖南省畜牧局水产局罗局长引用了两句话说明当前的形势，"无肉使人瘦"、"不可三日食无肉"，猪肉一向对多数中国人有着特殊意义。周炯光说，畜牧系统的人都知道一句话——"粮猪安天下"，老百姓吃不到猪肉与吃不到粮食一样难受。但是国家对粮食供应一直有特殊的保护政策，生猪市场在上世纪80年代完全放开后，除了中央储备肉基地等保障措施，基层养猪户的利益并没有纳入过国家的保障体系。

虽然形势紧张，拿着手里的《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吴买生和同事们都相当欣喜，因为文件"实在、特别容易操作"，有些措施正是7月底农业部调查后的结果。新措施让农民兴奋，"国家按每头50元的补贴标准，对饲养能繁殖母猪的养殖户（场）给予补贴"、"国家建立能繁母猪保险制度"、"国庆两节猪肉供应，猪肉主销区省、直辖市及沿海大中城市要将地方储备充实到不低于当地居民7天消费量"。吴买生与同事这几天正忙着到村子里统计母猪数量和人工授精的情况。只是他还有一点担心:"文件非常好，却没有说明这些政策执行到什么时候？"吴买生希望应急措施成为长期措施，"不然过两年猪价又像坐电梯一样往下掉，结果还是会猪贱伤农啊。"

出处：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bf25701000am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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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用一天一根稻草压倒骆驼

2011-09-04T19:52:00.001-07:00

发表时间：2007年9月24日 16时35分

任何"多赢"的局面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春风化雨从人心中长出来的。如果人们不能意识到自己有着怎样的权利，或者淡漠了自己的欲望与痛苦，在自己的权利被侵犯时无动于衷，则不可能有多赢的局面出现。

最近，有这样一则新闻：由于对银行的服务不满，北京某客户前不久戏剧性"报复"这家银行。

事情的原委是，据这位客户称，当日9点左右他到这家银行准备办理异地汇款，当时他拿到的是29号，前面排着二十多人。在等候的过程中，他看到一名女客户没等到叫号就坐在了窗口前，对此工作人员"非但没有制止，而且很痛快地为她办理了业务"。这一"加塞儿现象"让他非常不快，并由此认定这家银行的服务有失公平。所以，在等了一个多小时后，他"报复"了银行，先是将汇款分为13笔办理，然后又向账户中存了92次1元面值的现钞，几分钟便可以办完的事情足足花了三个多小时。

从社会成本的角度来考察，这位储户的报复行为导致了"多输"局面的形成。对银行来说，正常的业务受到干扰，增加了不必要的工作量。对这位储户本人来说，他宁可白白浪费掉自己三个小时的时间，也要出这口气，而当他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处罚银行时，也是在"自残"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承认生命是由时间组成的话。同样，这种报复对社会也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害。由于他长时间"霸占"窗口，实际上已经让这个窗口处于一种半瘫痪或者半歇业状态，这或多或少会浪费掉其他在银行大厅里等着办理业务者的时间。

近年来，人们热衷谈"双赢"或者"多赢"，开始注意到人类过往的历史充满了太多损人利己的"零和游戏"。从个人到国家，从政治到经济，似乎都在验证"零和游戏"这一理论。然而，这种你输我赢的赌博游戏并不会从整体上增进人类的福祉。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种"邪恶进化论"，意大利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帕雷托提出了一个相应的解决方案：改进一部分人的福利或者满足程度时，不能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

然而，任何"多赢"的局面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春风化雨从人心中长出来的。如果人们不能意识到自己有着怎样的权利，或者淡漠了自己的欲望与痛苦，在自己的权利被侵犯时无动于衷，则不可能有多赢的局面出现。因为多赢的前提是各方都有利欲并且确定有利可图，它必须立足于人们对利益的公平追逐与保守，而非建立在一方忍辱含垢、唾面自干，或对权利无知无识的基础之上。

如果我们相信和谐是在社会充分博弈后才可能达到的理想状态，就应该承认在利益纠结过程中产生冲突、隔阂与不和谐才是生活的常态。这位储户的报复尽管是一种"不和谐行为"，但是对一个社会的进步来说，这种被正人君子藐视的"日常反抗"并非完全没有积极意义。这位储户对银行工作安排中的瑕疵投了反对票，会促进银行加以纠正或者警醒。事实上，这个小冲突也间接证明银行在"危机管理"方面存在着一定问题。直到三个小时后，这位储户才在银行的值班经理和工作人员不断解释和劝说下，最终停止了"反抗"。

"日常反抗"是政治人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著名学者斯科特(J. Scott)认为，底层民众经常通过日常反抗来发泄他们对社会不公平的不满。此前一个普遍的观点是，权力是属于国家的，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消极顺从，要么暴力反抗。然而，斯科特等学者认为，这些人一样可以通过某些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抵抗"，并将此称为"弱者的武器"。从外表看，这种"日常反抗"时常会给人一种"堕落"的印象，甚至出现如孙立平所说的"穷人堕落得更快"的假象。然而，正是这种"社会的溃疡"的出现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了社会在运转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为什么在中国"长队"最后总是排成"粗队"，直到最后像个吸盘一样压盖在值班窗口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排队者对秩序破坏者逆来顺受。如果在许多公共场合，人们都能像这位储户这样做一个维权或者"维秩序"的钉子户，相信个人权利的保障和秩序文明会有大改观。

必须承认，冲突只是秩序重新整合的开始。没有冲突，社会只会原地踏步而不可能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日常抵抗"同样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举例说在人民公社时期，社员们偷懒磨洋工，不肯尽力于"公田"。然而，它却是最真实的、最合乎人性的反抗。与此相反，当时的制度设计却在相当程度上与人性背道而驰。如高王凌在《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一书中谈到，从集体经济到包产到户的演变，农民瞒产私分、"偷盗"粮食等"抵抗"行为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时至今日，没有谁会相信当年农民只知按部就班、死心踏地地赚取工分，便可以实现个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多赢"。历史已经证明，在农民采取"反行为"的过程中，正是国家、集体遭受损失、社员浪费青春的"多输"格局，使这种做法终于难以为继、改弦更张，从此翻开了历史新篇章。简单说，社员们每天偷着放上一根稻草，就把不合理的制度的骆驼压垮了。

出处：http://622007846.qzone.qq.com/blog/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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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我为什么要在宪章上签名

2011-08-30T21:46:00.001-07:00

这或许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因为那看起来是一个愚蠢的举动。我为什么要在宪章上面签名？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但是请求你，我的朋友、同胞、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请允许我将这其中的道理慢慢说来。我就不相信这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世界。如果是那样，这个世界是可耻的；而如果自己愿意接受一个不讲道理的世界，也是令人羞愧的。

这份宪章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完美，包括宪章的签署者，也有人对于其中某些条款持有保留态度，这并不奇怪。在不能够公开讨论的情况下，不可能每一个签署者都能够对此充分发表意见；某位签署者所提出的修改意见，也不能够马上征得其他人的同意，直接变成宪章的一部分。而明明知道这是一份并不十分完美的文本，为什么还要签上自己的名字？

从签署者的角度来说，当这份文本出现在自己面前时，首先想到的是需要与我们的朋友休戚与共，需要与我们的朋友站在一起，需要那种团结一致的感觉。尽管我们作为个人，都会认同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认同我们的民族早晚会走上这条道路（这条道路其实一直在走）；尽管多年来我们在自己不同的岗位上、运用不同的方式，为这样的事业添砖加瓦，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朋友之间手拉手、肩并肩的感觉，需要与朋友一道分享我们的思想，分享我们的风险，分享我们的责任和命运。

五月散人（姚博）先生在他的博客中提到他本人的两次签名（另一次是声援刘晓波），都是在没有见到文本的情况下，就表示同意。这样的坦白令人拊掌大笑，世界上竟有这样的"糊涂虫"！一道签名的人们当中，竟有此等不动脑筋的人！但是想想，其实自己的心态也与这位哥们差不多：都是出于对于朋友的信任和支持，是对于站在朋友身后的思想和信念的认同。

很长时间没有这样的感觉了。因为种种原因，我们不得不生活在某种分离和孤独状态，我们不善于与周围的同胞表达自己的切身感受，不善于与同事、朋友吐露我们心里最想说的。其实一个人藏到最后的，不一定是最坏的东西，而可能是这个人最好的东西，他的理想、他的向往，他对于生活有着怎样的期待，对于他人有多么需要，对于我们的祖国有多么热爱。

大多数我们身上美好的思想感情，都被我们自己轻轻地压下去了，让它们像冻伤的手指一样，被牢牢地藏在身后。剩下来只见到我们东拉西扯、不着边际、胡吹海夸，云山雾罩，不管是对待别人还是对待自己，都采取一种"打游击"的态度："诱敌深入"、"声东击西"，绕来绕去，反正要把内心里"那点感觉"全部埋葬掉。有的时候，那点"感觉"，无非也就是热爱朋友了，想念朋友了，我们连这个都不好意思说出。

那是因为我们压抑下去的事情太多了。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一个人能够将一件事情压抑下去，那么他就能够将另外一件事情也压抑下去，接着将更多的事情压抑下去。这种自我压抑与他人压抑一样，也是一种现成的机制。在今天，我们压抑得最多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联系，这种建立在共同的思想与理想基础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依靠。

也许有人认为，切断普通人们之间的联系，将人们互相分离，是一种最为可靠的治理途径。但其实这样做危险性最大，最终造成的社会危害也越大。一个在思想上孤独隔绝的人，一个头脑密封、心灵关闭的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他会丧失对于事情的基本判断，丧失对于好与坏、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的基本评价。我们每一个人处于世界的某个位置上，自然会产生对于某些事情的看法，但是往往拿不准，不知道自己的看法是否恰当、中肯，因此需要向别人求证。如果别人肯定了我们的看法，自己便会觉得有某种成就感。哪怕不被肯定，但是有人耐心听了自己的表达，也会觉得自己这个人不是那么遭人嫌弃，而是可以接受、得到接纳的。

然而假如他只能做到将自己的想法埋藏在心底，始终不能讲它们说出来，那么时间长了，他就会产生一种感觉，觉得自己的看法是不重要，是无所谓的，属于"无可无不可的"的，不会有人注意也不会有人听见，因而从根本上说是无效的、无用的，慢慢地，他就会变得越来越迟钝，越来越模棱两可：此也一是非、彼也一是非，连几岁小孩子都能够辨认的基本常识，也会令他感到无所适从。

一个丧失了常识的人，不是更加危险吗？一个不准备与他人分享这个世界的人，那么他就不受任何限制，做什么也就可以了。在丧失常识感的同时，这个人还失去了自己是有意义的那种感觉，觉得自己是被遗弃的、无足轻重的，无家可归的，因而他做事情便会有那么一种随意、任意乃至任性，这样的人下一步作出什么事情来，是无法估计、无法预测的，这样脱离了社会脉络的个人，不是更加危险吗？

所谓公民，最低限度来说，就是与他人一道生活、互相投以关注、互相倾听的人们。他不是被迫远离人群的孤独者，而是在一个共同体当中，在身边周围人当中，在亮起来的公开场合，他的行为被人们所看见，他的声音被人们所听见，他的意见能够得到他人评判，反之亦然——他对于别人的所作作为，也不会置若罔闻；对于别人的意见看法，也不会置之不理，他不想遭受轻蔑侮辱，因此也不想蔑视侮辱他人。在他看来，轻蔑、侮辱和践踏他人，是一件最为丑陋的事情。

行文至此，有兴趣来回答网上看到的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马丁·路德·金与他的黑人在一起，甘地与他的贱民在一起，你们这些人与谁在一起呢？

首先要说，我们这些在签章上签名的人，不是每一个人正好想当马丁·路德·金或者甘地的，我们并不构成与任何他人之间的这种类比关系。更有可能的是，我们恰恰就是"黑人"（借用你的语言来说）中的一员，就是"贱民"中的一员，我们与周围的"黑人"之间、"贱民"之间并无本质的差别。尤其是当我们拒绝人云亦云、发出不同声音时，就从任何接受"庇护"的位置上跌落下来。这种跌落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第二，放眼望去，实际上也不存在任何一个"人民群众的整体"，不存在某个工人的或者农民的整体，现成地存在于某处，让某些个人正好与他们在一起。当我们每个人不得不忍受孤独、因为孤独而感受自身的无效、无意义的时候，工人、农民们同样如此，只有更甚。所谓恢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存依靠，其意义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因此，我们虽然只是少数人，但是并非远离人群——而当我们互相团结依靠时，也是呼吁更多人们之间产生这种团结依靠；当我们互相在一起时，也更加感觉到自己与整个社会的联系。从根本上说，难道不是为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我们这些人才走到一起的吗？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之间的互相结合，而是与更大的整体相结合，难道我们不是这样做的吗？签名的事情发生之后，我的手机上有一些不留姓名的人们来短信，表达他（她）们的支持，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去年这个时候，我正因为批评电影《《集结号》而饱受网友们的密集炮轰。

而在这个意义上，我倒是愿意强调我们是少数人的立场——即我们也是可能犯错误的，也有可能在这件事情并非完全恰当，所发表的看法、宪章中的表述也许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因此，我们是愿意随时倾听批评的，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包括来自官方的，来自我们社会方方面面的，所有不同意见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从而可以调整自己的立场，知错就改。对于将自己所做的事情说成多么了不起，想法设法为自己唱赞歌，那样一种做法人们并不陌生，也不是我们所认可的。

但是要讲道理，一定要讲道理，只能讲道理！

我们都是一些讲道理的人——我们当老师，是要与学生讲道理的；我们当作者，是要与读者讲道理的；在家里我们作为家长，是要与孩子讲道理的，作为公民，我们也是一直与政府讲道理的。

也就是说，即使遇见了不讲道理的人，我也要上去与他讲道理。

出处：http://www.bullog.cn/blogs/cuiweiping/archives/24307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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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烟云:一九九四年北京建国门事件解密

2011-08-30T21:21:00.001-07:00

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加拿大各大电视台突然播出紧急新闻：中國首都北京建国门外使馆区附近发生枪战，伊朗外交官和他九岁的儿子当场死亡。人们在电视萤幕上看到，一辆黄色的面的挡风玻璃已经粉碎；一辆两节相连的公共汽车浑身弹洞；受了伤的伊朗外交官的孩子在车里大哭大叫；武警和警察在持著枪奔跑；人们抬著伤者急冲冲地撤离。与此同时，叭叭砰砰的枪声不断地爆响著。

中國政府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关闭了电视卫星传播，禁止各国记者进行现场采访。加拿大记者是因为枪战就发生在他们的外交公寓下面，而且是因为他们估计到了中國政府可能采取措施，在中國政府尚未醒过来的瞬间，抢在禁令之前转播了现场实况。这才使人们看到了几个珍贵的镜头。

国内的新闻媒介全部奉命对此保持沈默。只是当天的北京晚报被授权刊登了新华社的一条一百余字的新闻。以致于该报价格暴涨，据说最高的被炒到了原价的五十倍。

凶犯系驻守在通县的北京卫戍区三师十二团的中尉副连长，刚满三十岁，来自河南农村的田明建。该人聪明机智，勤恳好学，曾被保送西安陆军学校深造，军事技术颇有造诣，特别是枪法，是学员中的尖子。在团司令部任参谋时，深受上司赏识，上下左右的关系也十分圆滑，许多官兵在涉及切身利益的关头，常常托他代为疏通，既然一言兴邦，自然也就少不了一字千金。一次，某战士重礼贡进，但求事无成，一气之下将他受贿的隐秘曝光，田明建遂被下放连队任职。副连长这个职务，按部队惯例是负责行政管理的。此前不久，一士兵请假探亲，田未批准。该战士平素与田关系不好，知道他借职权之便作梗刁难，与之争吵不休，田盛怒之下，对他拳脚相加。不打人不骂人是部队的纪律，殴打战士更是绝对禁止的。这就成为了轰动军营的事件。田明建停职反省，但一直思想不通，拒不承认错误，并与营团两级主管言语对抗，上级遂决定予以处分，而且，公开警告说：再不悔过，将令其还乡务农。

此时又发生的另一件事促成了田的铤而走险。田在农村的妻子曾与其生下一女，像大多数农村子弟一样，他一直盼望妻子能为其生个儿子，他受处分之前他妻子即已怀孕，由于农村严格的计生政策，他一直对部队隐瞒自己老婆怀第二胎的事，受处分后团里检查田的家信，得知其妻怀孕后即通知地方计生办，派人带其妻去乡里作强制人流，结果由于怀孕已近七个月，出了医疗事故，不但孩子(后证实为男婴)没了，连大人也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田明建见似锦前程化作泡影，老婆儿子也没了，顿感心灰意冷人生绝望，他不甘于默默地沉沦，决心采取极端方式呼唤社会的注意。部队的惯例是：被停职反省而非隔离反省者，在正式处分下达前，只是不工作，不出操课，而无须办理交接。这给田明建向社会寻求报复提供了可能。九月十九日晚，他请枪库保管员吃饭，并从他手中借了钥匙。他从连队的武器库中取出一支部队刚刚装备不久的八一式步枪和满满六匣子弹。出操之前他把枪藏在检阅台旁边的椅子下面。他又和平时相熟的老乡战友打了招呼，说第二天出操他叫卧倒就趴下(事后这几人因发现徵兆却未举报受了处分).

九月二十日晨，连队出操之际，他像所有因身体不适、度假、调离等而无需参加训练的军人一样，站在旁边观望，谁也没觉得什么意外。谁知，当团政委来到操场上作例行视察时，田明建突然喊卧倒然后出枪射击，团政委等四人当场死亡，十多人受伤。军营一时大乱，田明建趁机窜上公路，劫持了一辆过路的吉普车，直奔天安門广场而去。车过建国门立交桥附近突遇红灯，司机趁机将车撞到路旁的树上后弃车便逃，岂料遇上田明建这样的枪手，只一枪就把他撂在那儿再也起不来了。田转身朝迎面驶来的黄色面的冲去，出租汽车司机见凶犯朝自己来了，急忙开车门想逃，但，未容他离车，无情的弹雨就盖了过来。紧接著，田明建的枪口转向了路上的行人，车辆和建筑物，一时间血肉飞溅。

大批武警持枪赶到，企图用强大的火力将凶犯消灭。田以街心交通护栏为掩体，时而卧倒时而半蹲，准确射击，数十名武警竟一时无法靠前。恰在此时，一辆44路公共汽车驶来，如果司机冷静机智，以最大油门全速直冲，本可有惊无险。但那个司机受过这种训练呢？被横飞的枪弹吓懵了的司机，竟然把车停在了路中间，子弹成串地飞到车里，乘客纷纷倒在血泊之中。不少早晨上班的人是被从自行车上扫下来的，正在这里硝烟弥漫，枪声震耳之际，伊朗大使馆政务秘书尤素福穆汗默德皮什科纳里架车送孩子上学由此路过，一串子弹飞来，尤素福当场身亡，四个孩子中一死两伤。

田明建毕竟只是针对社会发泄不满闹事寻死，没有更慎密的思考和谋略，所以，枪战了一阵之后，便且战且退被军警围困在雅宝路的一块空地上，所带的近两百发子弹将近打光，他便用短点射压制警方火力，后来部队狙击手进入使馆区的高楼从背后向他射击他才中枪毙命。

事件的发生时间正在国庆四十五周年的前十天，这个事件的发生，使得国务院总理李鵬在当年的国庆讲话中，不得不加上了我国一些地方社会治安还有许多问题这样的话。

田建明事件反映出解放軍中存在的很多问题。落后的管理体制。政工干部私拆他人信件，农村计生干部视人命如草芥，长此以往，必有大乱。四名团级干部死有余辜。

巷战，起码有三件不可或忘的要领，即：一，正面对敌，背有依托；二，敌总我寡，凭险据守；三，弹勿虚发，留有后备。田选择半自动步枪而非冲锋枪是对的。

建国门枪战的全部资料所显示出来的田明建的战术动作，在低姿快速前进，利用地形地物，以及沉著冷静对敌方面相当有素养。可是，他在几十名武警和警察在街树，楼房，车辆掩蔽下向其逼近之际，竟然依旧背对对方狂奔，在最后，已经身陷包围圈中时，依然向空旷处寻求生路，而不是就近利用建筑物隐蔽自己，作困兽之斗。

田在与武警接火之后，仍然胡乱扫射无关之物体，除了表明他意在闹事寻死之外，也表现出他缺乏一个职业军人在巷战中所应有的本能。虽然他是在几乎打完所有子弹之后才被击毙的，这至少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他所在的北京卫戍部队的在巷战中的军事素养，作为城市的卫戍部队，水平如此，很难说是完全合格的。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好莱乌警匪片中，以及各国特种部队纷纷仿效的单手换弹匣的漂亮动作就是在这一天由田建明介绍给世界的。

来源：内邱之窗-史海烟云

出处：http://www.weekmag.com/html/41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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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2008年度各国人权报告》中国部份

2011-08-30T21:14:00.001-07:00

美国国务院于2月25日公布《2008年度各国人权报告》，以下是中国部份(包括西藏、香港、澳门)的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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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约13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专制国家，中国共产党拥有宪法赋予的至高无上权力。政府、警察和军队最高层的几乎所有职务都由共产党员担任。最高权力属于由25人组成的中共政治局及其9人常务委员会。胡锦涛身兼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三个权力最大的职务。文职政府总体上保持着对保安力量的有效控制。

政府的人权记录仍然恶劣，在某些领域出现恶化。在本年度内，政府加剧了对藏族地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的严厉文化和宗教压制，增加了对异议人士和请愿者的拘押和骚扰，并继续严格控制言论自由和因特网。围绕奥运会和西藏骚乱等举世瞩目的事件，侵权活动达到高峰。同过去一样，公民无权更换政府。地方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继续受到严格审查和限制。其他严重的侵权行为包括：法外杀人、对囚犯施行酷刑、逼供以及采用强迫劳动，包括使用监狱劳工。工人不能让独立工会作为自己在工作场所的代表，法律不保护工人罢工的权利。

政府继续监视、骚扰、拘押、逮捕和监禁新闻工作者、作家、活动人士和辩护律师以及他们的家属，而其中很多人只是为了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缺乏正当的法律程序和对律师的种种限制禁锢了法治发展，对那些被根据与国际标准相差甚远的法律程序判刑或处决的被告人具有严重后果。党和政府对法庭和法官实施严格的政治控制，实行不公开审判并采用行政拘留。个人和团体，特别是被政府视为政治敏感的个人和团体，在集会自由、宗教活动自由和旅行自由方面继续受到严格限制。政府继续推行强制性的限制生育政策，有时导致强迫堕胎和绝育。政府未能充分保护难民，拘留和强制性遣返北韩人的问题依然存在。影响人权的严重社会问题包括：腐败盛行、人口贩运以及对妇女、少数民族和残疾人的歧视。

10月17日，政府将最初在奥运会前和奥运会期间实施的给予外国记者更多自由的有关规定永久化。新规定取消了过去要求外国记者在省或地区进行采访前必须事先获得当地官员批准的规定。

……

西藏

美国承认西藏自治区和其他省份的藏族自治州、自治县及自治城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西藏自治区的藏族人口约为280万，西藏自治区以外地区的藏族人口约为290万。政府严厉控制有关西藏自治区及西藏自治区以外藏族地区的消息，对进入这些地区也严加限制，因此难以准确判断那里践踏人权的程度。3月14 日藏族居住区爆发大规模骚乱后，控制手段进一步加剧。

本年度，政府在中国藏族居住区的人权纪录急剧恶化。当局继续严重践踏人权，包括采取酷刑、任意逮捕和未经法律程序进行拘留以及软禁。春季西藏高原爆发抗议示威后，官方明显加强了对言论、宗教、结社及迁徙等自由的限制。保护和发展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传统的问题仍然令人关注。

3月10日，一些寺庙的僧侣和尼姑在拉萨和其他藏族社区举行和平抗议活动，以纪念1959年的西藏起义。在随后的几日内，非宗教民众也加入了示威行列。为了阻止游行活动，当地警察动用了催泪瓦斯，采取逮捕行动，还对当地寺庙及民宅进行搜查。3月14日和15日，公安人员武力逮捕一些包括僧侣在内的示威人员后，拉萨发生骚乱。一些示威者对汉族和回族居民采取暴力，在某些情况下出现致命事件。示威者砸毁非藏族人经营的店铺和政府大楼并进行盗窃。示威活动迅速蔓延到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甘肃及四川等省的其他藏族社区。示威者对僧侣和尼姑表示声援，同时对宗教信仰等基本权利受到限制以及经济和教育机会不平等表达不满。政府因此向藏族地区派出大量人民武装警察，对示威进行暴力镇压，导致人员死亡。人民武装警察还进行任意搜查和逮捕，严格限制西藏人和外国人的行动。本年度下半期，西藏自治区及四川、甘肃和青海等藏族地区仍有示威活动发生，有时演变成暴力。

……

香港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人口约为700万。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The 1984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Question of Hong Kong)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宪法，即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简称《基本法》)(Basic Law of the SAR)明文规定，香港除防务和外交事务外享有高度自治。9月，举行总体上自由和公正的选举，选出由地区席位和功能界别席位两部份组成的第四届立法会(Fourth Term Legislative Council, LegCo)。文官当局总体上对安全部队保持有效的控制。

香港政府总体上尊重民众的人权，但一些核心问题依然存在。《基本法》的条款限制民众参与和更换政府的能力。关于新闻自我审查的指责继续存在。立法会提出或修改法律的能力受到限制，无权批准行政职务的任命。对妇女施暴的问题仍然受到关注。劳工面临一系列问题，包括最低工资和保障集体谈判权利的问题。

……

澳门

澳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人口约为54.3万。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宪法，即《基本法》(the Basic Law)，澳门除防务和外交事务外享有高度自治。在2004年最近一次的特别行政区领导人选举中，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再次当选，连任5年。2005年，在总体上被认为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中，选民通过分区直选选出了29人立法会中的12名议员。文官当局总体上对安全部队保持有效的控制。

澳门政府总体上尊重民众的人权；但一些问题继续存在，最明显的是民众更换政府的能力受到限制，存在贩运人口的问题及官员腐败的报道。

出处：http://www.ameri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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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为什么要谈“六•四” 2009 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论文

2011-08-30T21:02:00.001-07:00

下面是我十年前写给朋友的信。我与对方在交换意见——这么长时间，我们对于"六·四"集体保持沉默，实际上是参与了隐瞒这桩罪行。如此做法已经使得我们每个人，对于这件事情有了一定的责任。

这种沉默带来的后果是无法计算的。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绕着走，意味着在其他事情上，也同样采取了绕着走的态度。因此，如何来估量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言说和各项成果呢？我们如何向他人说明——我们的头脑是忠直的、我们的语言是忠诚的，因而是值得信任的？

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际，我愿意公布这封信，向周围所有朋友提出这样的问题：二十年来的沉默和隐瞒，给我们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什么？给我们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带来怎样的损害？而我们自己在工作、生活中所受的损失又是什么？我们还打算继续沉默吗？

如果再过十年，情况还是这样，那么"六·四"就不是少数人作恶，而是我们所有人都参与的一桩恶行，变成我们所有人的羞愧和耻辱。尤其是我们民族各行各业的精英们，对这件事情应该首先负起责任。让良知发出声音，才是我们民族道德重建、社会重建的起点。

（2009年5月9日）

ZY你好：

……

整整十年了，我们几乎所有的人对此都三缄其口，在各种场合甚至私人场合人们都不谈论这件事（我本人也一样），当然这其中有许多必然的理由。至少人们这样认为：不谈这件事，正是为了做其他的事情，而其他那些事情也是有意义的。情况的确是这样。这些年来，我们的思想界文化界向前发展了许多，如果偶尔回顾八十年代的情况，那么更能够感受得出，今天人们的头脑更加开阔，思路更为清晰，资源更为丰富，所做出的成果也更多更扎实。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将如何继续下去？通过什么样的依据表明，我们那些写在字面上的东西具有一种真实的意义？如果我们所说的所写的，没有任何一种行为来与之相关联相比照，怎么对自己所做的工作做出恰当的评价，尤其是当我们的生活中隐藏着如此一个巨大的秘密？

时间长了，这个巨大的秘密甚至成为一个巨大的虚空。人们都在回避它，绕着它走，尽量小心翼翼不去触碰它。但有了这样一种经验和习惯，是不是我们在别的地方也在绕着走，回避真正的问题？因为我们放弃在这个问题上坚持，那么同时我们也放弃了其它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我们到底失去了多少本来应该拥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我们的头脑是否真的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自由和开放？我们的语言是否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忠直和实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宣布说一种观念真的是我们自己的观点？

这个秘密实际上象一种毒素一样毒化着我们身处其中的周围的空气，影响我们全部的生活和精神。当我们选择阻力最小的那些方面释放自己的能量时，实际上我们都被迫参与了隐瞒真相，被迫和某种东西"保持一致"，参与那种权力游戏。如果说十年前那桩流血的罪行不是我们造成的，但十年来我们对此不置一词（尽管有太多可以解释的理由）已经使得我们对这件事负有了某种责任。正象对待那些受难者家属和受害人本人，夺走他们的亲人和伤害他们的是另外一些人，但这些人目前仍然处于某种隔离状态，我们看不见他（她）们的面孔和听不见他（她）们的声音，对此我们是否也要承担一点点？

容许自己的生活中存在这样的虚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使得我们在伦理上变得有些模糊不清，甚至不伦不类，在这件事情上放弃评说的界限（哪怕是暂时的）使得我们也放弃了在许多其他事情上评说的界限，或者将这些界限弄得十分含混。如此我们作为一个人基本立足点的那些方面便显得有些可疑，我们生存的底线已经受到攻击和发生动摇，我们自身的尊严已经面临严重的挑战。

十年来被迫的沉默实际上是有些屈辱的，我们的生活和精神都带有这种屈辱的印记，不是说我们不能忍辱负重，但时间太长了，这种屈辱应该有个限度，因为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将使一切变得面目全非，真假莫辩，乃至将我们的精神和生活驱逐至一种十分虚无的境地。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目前已经面临着这样的危险。我们何以再往前跨出一小步？做出某种真正意义上的建构而不只是提及某些东西？简言之，即整整十年我们对"六•四"这件事不去谈论是有足够理由的，但事到如今，再如此继续下去就变得没有理由了。我们得为十年以来我们已经背负上的东西承担责任，为我们自己的生活免遭虚无的伤害承担责任。

陀思妥也夫斯基笔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见《罪与罚》）后来终于发现，如果他不说出那件事，对亲人和朋友他就没什么可说的；如果他不能倾吐衷肠，那么他所说的一切都只能是谎言和掩盖。我们虽然不象拉斯柯尔尼科夫那样自己的手上也沾有血迹，但十年的沉默累积起来的东西使得我们也到了必须要谈谈这件事的时刻了，否则我们不能挽回自己的生活及其尊严，更何谈精神上的自由和创造！

当然不只是仅仅从我们自身出发。我们只要稍稍看一下周围的现实，看看报纸及各种媒体上登载的大大小小的可以说是遍地的暴力，就不能不联想到，所有这些暴力直接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和那件巨大的暴力有着某种联系。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甚至用人们一般所说，在这片土地的"心脏"，曾经发生过那样肆无忌惮的暴力，对于无辜的青年以及广大人民的信念和要求那样粗暴的践踏，并且迄今都没有做出正当的评价，竟然允许那些在众目睽睽之下行使暴力的人逍遥法外，甚至继续作威作福，这实际上等于在全社会的范围之内鼓励犯罪和暴力行为。

对于那样一个巨大的暴力不去修正和限制，怎么能阻遏这之后随时随地发生的那些较小的暴力？实在难以计算，有多少人是这十年以来骤增的暴力犯罪的牺牲品？同样也难以衡量，不得不目睹和忍受周围众多的暴力的人们，如何逐渐丧失了对于生活本来拥有的信心和原则，陷入某种麻木和冷漠当中，以及感受到自己的安全也是处于不堪一击当中？有谁能够保证，类似的可怕的暴力肯定不会在某个时刻降临到他自己头上？

哈维尔曾经具有远见地指出某种延误所造成的难以想象的后果，因为长期压抑不能释放形成的难以支付的超额负担，因为人们的头脑和精神长期倾斜引起的怨恨、愤懑以及互相仇视、敌视，包括急于要寻找一个报复对象。整整十年了（其实远远不止十年），我们的生活到底滑出多远？我们失去了多少本来可以抓住或挽回的机遇？甚至我们是否还能够找回一些基本的起点，区分一些基本的界限，把搅混多年的浊水加以澄清？为此我们得花上多少年力气？看看周围，很容易感受得到人们因长期的羞辱产生的种种消极、负面、压抑的情绪，但往往是这些情绪找不到恰当的输出对象，人们为另外一些事情轻易地大光其火，该说出的那件事或通往所有这些事情根部的那件事始终不能说出来，我们为此付出的时间和代价都已经足够了。

我本人从来未敢忘怀这样的看法，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首先是文明和创造的事业，是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大厦（自由精神的集中体现）添砖加瓦，当然这项事业需要很多前提，甚至需要许多他人的工作做为铺垫。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太有理由把眼光仅仅限制在自己所从事的专业范围之内，在其中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并不具有一个良好的文明的环境来适宜自由精神的创造和真正意义上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当这种环境到了阻碍精神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地步，恐怕我们每个人都得为清理和建设这个环境承担一部分责任。本性上人人都想坐享其成，但眼下坐享其成已经成为完全不可能。我们理想中的东西来得太晚了，它从来而且今后也不会从天而降。要么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中时时忍受精神和灵魂上的被削弱、被剜却，直至一天天萎缩和最终瘫痪，要么挺起胸膛来说出真话，摆脱屈辱，重新找回自己做人的尊严，创造一个文明的和适于文明发展的环境。

以上考虑当否，请指正。

卫平

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８日

出处：http://www.cuiweiping.net/blogs/cuiweiping/archives/133767.aspx

-完-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部分条款出现倒退引担忧

2011-08-30T18:07:00.001-07:00

"无法通知""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等情形，完全可能成为适用于一切案件的"口袋"理由，导致侦查机关可以随心所欲决定是否通知家属，"秘密拘捕"泛滥成灾。

备受关注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及草案说明，8月30日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历时一月。

全国人大网称，社会各界人士可将意见寄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也可直接登录中国人大网(www.npc.gov.cn)，意见征集截止日期为9月30日。

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因存在重实体而轻程序、非法证据难以排除，侦查部门权力强大、法院独立性不够，律师权利难以落实等诸多弊端，致使冤假错案层出不穷，其本身的缺陷彰显无遗。

由于刑诉法修改涉及公检法等权力的再分配，各方利益难以达成共识，此次刑诉法修订2004年动议，中间各方利益难以摆平，一度停顿，直至2011年6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全体会议后，刑诉法修改日程才得以确定。

草案说明显示，共99条，拟将刑诉法从原来的225条增加到285条，涉及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和特别程序等七大方面。

此次修订有不小进步，但公检法及律师界、学界各方博弈至今仍在进行中。部分条款甚至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引发广泛担忧。

例如，修正案草案第三十条规定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监视居住的原因和执行的处所，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同样的情况，还存在于修正案草案第三十六条。该条规定："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修正案第三十九条。该条规定，"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

这意味着，"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以及"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几种情形，也可以成为对当事人实施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后，不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的理由。

这些规定引起人们的广泛担心和质疑。

首先，"无法通知""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等情形，完全可能成为适用于一切案件的"口袋"理由，导致侦查机关可以随心所欲决定是否通知家属，"秘密拘捕"泛滥成灾。

其次，对当事人采取强制措施而不通知家属，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不符合人权保障的法治原则。

出处：http://news.sina.com.cn/c/2011-08-31/07432307977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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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独家专访：赖昌星“自述”

2011-08-18T00:15:00.001-07:00

采访手记：赖昌星真相？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被中国认定为远华走私案主犯的赖昌星，流亡加拿大已长达九年，加国移民当局先后拒绝赖昌星移民难民申请，准备遣返程序。但是，赖昌星雇请加国最有名的人权律师梅塔斯，与加国政府拉开了长期的司法拉锯战。

因中方政府，特别是当时总理朱镕基公开表示北京不会判处赖昌星死刑后，解除了遣返前最大障碍，在加国政府通过遣返前风险评估后，展开遣返程序。据报道，赖昌星在机场头撞石柱，当时血流如注。赖昌星律师紧急提出覆核遣返前风险评估，停止遣返，使官司再度成为拉锯战。今年一月下旬，赖昌星突然获得加拿大签发一年有效期签证，消息曝光，再度成为新闻焦点，各方反应强烈。北京先后两次正式表态，表明要求加方遣返赖昌星的立场不变，对远华案的定性无法改变。

加国政府为缓解事态，移民部长肯尼公开声明，这并非"政治决定"，并非加国将对赖昌星长期合法居留加拿大开绿灯，而是依据移民程序，给尚未定案的滞留者有份工作养活自己。换言之，对赖昌星遣返前风险评估的司法覆核仍在进行中，加方仍有可能遣返赖昌星。

归根到底，司法覆核的焦点，已转到赖昌星回国坐牢，是否会受虐待？在之前的司法争议中，有海外异议人士为赖昌星作证，但中方以中国司法改革的进步来证明这些证据已过时。因此，最近刚抵达加拿大的新闻记者姜维平在中国的坐牢经历，可能会成关键证词，如果赖昌星律师说服其出庭作证，结果就难以预料。

过去九年间，我先后采访赖昌星本人多次。他文化程度不高，是胆大敢赌的另类商人，擅长以江湖气拓展人脉，开发商机，具冒险家气质。同时，他反应快捷，"识时务"，相当现实主义。他坚称自己没有贿官，而是"善于"利用当时体制漏洞，赚了大钱。他在司法程序中称自己是政治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但他没有否认走私漏税，将其称为当时体制的产物。赖昌星对新闻媒体的把握也十分精准，他亲口对我说，对"小记者"们，从来不多说，因为没用。他很土，也很精。问题是，对赖昌星的传闻太多，因此，有必要让他的说法"原汁原味"呈现，读者和民众可据此对赖昌星做出自己判断。

不少人担心的是，如果赖昌星真的成为中加关系的障碍，那就对中加两国太不公平，比如，加拿大是否能够成为中国公民海外旅游目的地的谈判，拖延至今，对中加两国的经济影响，少说也比远华案的走私金额高出很多。因此，赖的问题，就让司法程序尽快走到头，然后有个结论，历史总要向前走。

如果这个对话，能解除一些迷惑，看到赖昌星一些真相，那就行了。

关于工作签证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你逃亡加拿大九年，每一次动静，都成为海内外中英文传媒的头条新闻，以往都是集中在是否遣返，何时遣返的问题上，这次突然报道你拿到了加拿大政府机关签发的一年有效工作签证——全球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揣测你的案件是否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你永久居留加拿大的一扇门，不，至少一扇窗，是否已经打开？

赖昌星：

我没有那么乐观，但总是一件好事。我也看到了中国外交部质疑的讲话，也看到许多反应。我不会想那么多，只是感到很开心，可以合法做一点事情，赚点钱，也可以给加拿大上税呀。不过，说老实话，我也期待这是能够合法居留加拿大的一个新年好开端，毕竟官司已经打了九年。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你是什么时候递的工作申请，有没有想到会被批准？

赖昌星：

我大概是四个多月前递的申请，看到孩子们的工作签证都获得了通过，觉得还是要试一下。我也没有想到会被批准，以为还要补充许多资料，因为之前也申请过一两次，都被拒绝。这也是我觉得意外高兴的原因。我打听过，这样的签证，就是一年一次延期。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有报道说，你也同时拿到了加拿大医疗保险，这是否真的？因为根据加拿大的法律程序，一个滞留加拿大的人，虽然既非移民，也非难民，但还没有遣返，是可以获得工作签证的，这一点我也向加拿大移民部问过，而移民部长康尼就你拿到工作签证一事，也公开澄清这并非政府的"政治决定"，也就是说，你目前的身份并没有变化，依然处于遣返前风险评估的状态。但如果拿到医疗保险，那无疑是享受了合法移民难民待遇，情况会截然不同。

赖昌星：

我不知道那么多规定，但是，我至今还是没有拿到医疗保险，生病还是要自费看病。但是，我已经递交了医疗保险的申请，应该过一段时间会有结果。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你拿到工作签证，有没有报告你的代表律师大卫梅特斯？

赖昌星：

已经报告过了。他说是好事，祝贺我。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你的律师是加拿大顶尖的所谓人权律师，你现在多长时间与他将一次面？

赖昌星：

不多。他很忙，有其他许多案件，但每次他路过温哥华，我都会请他吃一次饭，谈一些情况。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是不是每次见面，都付给他很多律师费用？

赖昌星：

（停顿片刻）没有啦，他这个人很不错，我有钱的时候，当然付给他律师费，但是，我没有钱的时候，他也不催，不问我讨。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你觉得，拿到工作签证之后，未来案情进展是否会有峰回路转？

赖昌星：

我当然感觉好很多。但是，到底怎样，还得看法庭。上次联邦法庭裁决已经很清楚，如果移民部真的要实施遣返，必须要做到法庭提出的一些前提条件。移民部在遣返前风险评估上能否说服法庭，那是他们的事情。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你现在的自由度如何？

赖昌星：

很不错。现在每周只要向当局报告一次，其余都是自由的。如果到加拿大其他地方去旅游看看，只要事先跟他们打个招呼，也没有关系。现在拿到了工作签证，应该更可以做一些事情，因此，我要向当局申请更多的自由条件，因为做生意，总要到处跑。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有没有想过，到其他国家走走？当然，不是潜逃。

赖昌星：

不行，我无法出国，没有身份，再说出去就进不来了，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比加拿大更好呢。即使以后成了自由人，生意做大了，总部还是会设在加拿大。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工作签证拿到后，是否已经有上班的计划？你对媒体说，要做地产经济，或者房地产开发，是否已经有单位聘请你，或者你自己做？现在温哥华房地产低迷，正可以入市操作布局，你不是最擅长于乱世搏钱的吗？

赖昌星：

还没有具体的单位，不过我对房地产开发有经验，地产是市场上下波动都是正常的，有朋友希望我去帮忙。我想一步步来，先打工。如果有朋友愿意合作开公司，我也觉得不错，这样就可以赚比打工更多的钱，我也没有想过要做回原来远华的规模。我拿到工作签证前，就可以做老板，但不能做工，现在我可以打工，也可以做老板，但规定不能抢别人的饭碗。我想，我能赚钱，这绝对没有问题，但也不会像以前远华的规模。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你拿到工作签证，北京当然很困惑，海外华人也很不满，认为赖昌星这样的逃犯，又可以自由自在了，加拿大还是包庇犯罪者的天堂。更重要的是，在这里的合法移民，工作纳税，而你的官司打了九年之久，浪费了纳税人数以百万计的金钱，是否太不公平？

赖昌星：

（有些激动）我没有浪费纳税人的钱，我的官司费用都是自己负担的，我在加拿大也纳税，我的存款利息也是要上税的。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那政府的官司费用就是纳税人的钱呀？

赖昌星：

那他就不要告我，不要把我遣送回去，这不就不花钱了吗？所以，我还是要说，我没有浪费纳税人的钱，我没有拿加拿大一分钱。我在加拿大买房，买车，维持生活，不都交了税？我朋友从全球各地来看我，在这里吃饭消费，成千上万的钱，不都交了消费税？我连看病，都是自己掏钱，我怎么花加拿大纳税人的钱？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你说你的存款利息是扣税的，请问，你有多少存款？

赖昌星：

??（默不作答）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这几年官司费用不菲，离婚你也要给太太房产金钱，你到底还有多少钱？

赖昌星：

现在很穷，是零，不，是零下。但是，你也知道，天无绝人之路，总饿不死吧？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有人说，你在加拿大仍然大肆挥霍，在赌场一掷千金，是否这样？

赖昌星：

怎么可能？我官司缠身，九年了，能去赌场吗？九年没去了，不能进。

关于董文华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著名歌唱家董文华，因为你的远华案牵连，十年不能登上舞台，让喜欢她的歌迷们很失望。最近，董文华终于被"解冻"，再次登台献唱，引发媒体的大幅报道，你是否知道？

赖昌星：

我知道。虽然我不认为文华再次出台，就是政府对我立场的改变，但总是一件好事情，对她好，对我也好。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如果董文华真的没有牵连，一个歌唱演员十年"被封杀"，令人可惜，难道你没有任何内疚？你跟董文华的关系也被传得纷纷扬扬，内情到底如何？

赖昌星：

我自己没有文化，怎么可能跟董文华有什么关系？（赖停顿一下，言下之意，是双方地位背景太悬殊，不可能有深入关系）不过，我也承认，和董文华确实是好朋友，案件公开前，因为另外的事情，我写了一份澄清的材料，她帮我向当时政法委最高领导递了上去，仅此而已。谁知，就把她给牵连进去。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有没有经常一起吃饭聊天？

赖昌星：

那当然有，不然怎么可能是好朋友？在一些方面也有合作。她复出，我当然为她高兴，但不会托人带口信，免得再给她添麻烦。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当年，海内外都在传，你给了董文华房子车子，很多钱。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赖昌星：

没有。我觉得舆论对董文华不公平。就说房子的事情，湘江花园的那幢别墅，那一天，董文华夫妇来看我，在场还有另外的一个朋友，董想买一个单位，当时开发商的销售，如果在香港付美金，就可以挑一个好位子，不然就不行。董文华问我，能否帮她在香港交美金，她在国内给我人民币，这是朋友间的帮忙。我当然答应，董文华也在北京把八十万人民币的买房钱交给了我，她丈夫都在场。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也就是说，董文华的房子是自己买的？

赖昌星：

是呀。结果那个房子给没收，真的对她不公平。我跟董文华是朋友，那时候远华有些项目开张，邀请她来演出，给她报酬，她都不要，因为是朋友帮忙，她就是那样的人。她甚至曾经问过我，做生意周转急需钱的时候，她可以帮忙。外边的传言太离谱下流，我跟她是一种患难时可以彼此关心帮助的朋友，她会关心我，我也会关心她。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你为何会跟她那么投契？

赖昌星：

这也是逐渐的，跟她交往四五年，感到彼此合得来做朋友，没有坏心。有时候，厦门酒吧开业，是政府的，请她来演出，另外有几次，大都是政府公关。我还是强调，那个房子，我只是帮她在香港垫了钱，她还了钱，因此，房子应该还给她，才公平。

关于曾明娜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许多人关心你的婚姻关系，你跟曾明娜离婚的时候，是你被遣返可能最浓的时候，因此，海内外都揣测你是假离婚，主要是转移财产，如今你们是否仍然来往？

赖昌星：

她是小孩子的妈妈，我们当然经常往来。如果说为了转移财产，那倒未必，因为她和孩子们也有被遣返的可能。主要还是曾明娜觉得太有压力，或许离婚让她可以远离我的聚焦点，她提出，我尊重她，就同意了。不过，我们还是经常吃饭，也讨论孩子的前途问题。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既然是离婚，还是人当中年，人有七情六欲，那当然无法排除双方感情各自发展的可能性，你们之间有没有过任何承诺，比如一个不再嫁，一个不再娶？

赖昌星：

（踌躇很长时间）家里的事情，我不愿意公开谈很多。经济上我还是支持孩子们的学习生活等开销。你问我现在的感情生活，我也很难说。总之，我对自己控制得很好。如果真的有人追我，我会很好处理，现在很难讲，太高难度的问题。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另外，有报道说，你在卡加利有一个红粉知己，你还曾经去看望过她，是否实有其事？

赖昌星：

绝对没有。而是在我要被遣返回去的时候，卡加利有一个我都不认识的年轻女性，给一个美国记者说，她要到温哥华来送别我，要跟我照张相留作纪念。她就跟那个记者来了，我都不知道。记者怎么报的，我不清楚。后来我去卡加利，碰到高山的律师，提到那件事，记者就捕风捉影，说我去看她。我可以对天发誓，没有那回事。

关于人生和流亡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你人生大风大雨，大起大落，是否有些新的领悟？

赖昌星：

不瞒你说，我自己觉得，我的人生过得很完整，很丰富，有钱也有过，也风光过，惨也惨过，赌命也赌过，穷也穷得惨不忍睹过，很完整，坐牢也坐过，有多人没有我这样完整的经历和感觉。我真的在中国为穷人，尤其是家乡的穷人做过一点事，这不是假的。我觉得自己没有做过大的坏事，偷税漏税是有的，今天中国的生意人，或者说世界上的生意人，谁没有偷税漏税，大小的问题而已。我是属于大的，今天中国许多有钱人赚了大钱，谁去回报社会？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你有没有想念家乡？

赖昌星：

有啊，以前在福建做生意，逢年过节，都请家乡父老吃饭，现在也会托人请家乡老人吃饭，也支持家乡孩子读书。现在当然少了，家乡来人，也不怎么见面，但常有打电话回去问候家乡的人。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你说你不是坏人，但你的案件牵动全世界，那你的孩子是否也是这样看你的？

赖昌星：

我不愿意让孩子知道许多案情的内幕，他们都很乖（注：赖昌星三个孩子，分别27岁，25岁，23岁），也很支持我。我要大孩子去考地产经纪的牌子，我有那么多朋友，大家照顾一下，给他工作的机会，赚钱纳税，不很好吗？他们在加拿大住了十年，已经很适应这儿了。我也盼望他们在这里成家立业，以后可以回去中国看看。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你虽然拿到工作签证，但是，你仍然有可能会被遣返回中国坐牢，虽然可以避免死刑，但至少也是无期徒刑，在这样今天不知道明天的情况下，你是否是过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心态如何？

赖昌星：

朋友们说我心态还平静，其实是我什么都想过了，最坏的都想过了，我就不去想了。有时候，我也会很害怕，但我就告诉自己，最坏的已经想过了，也就是没有命，什么样的情景都在心里描述过了，就不去想了，因为不是我自己能操控的。那次已经启动遣返（指06年5月18日，赖在机场头撞大柱，血流如注），机票都买好了，那多可怕。后来延后，可以出来几个小时，我就高兴了。凤凰台的人说，我知道不会被遣返，其实我哪里知道，那是千钧一发。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听说你还是和不少朋友来往。一般而言，你风光的时候，可说是宾客盈门，你落难了，当然就树倒猢狲散，避之唯恐不及，你的情况如何？

赖昌星：

我身边还是新朋友多，都是在加拿大交的朋友。我总想，加拿大给我机会，我还会东山再起。赚了钱，就好好纳税。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海内外都说，你卷走了很多钱，现在还是名车豪宅，山珍海味，生活奢侈，是不是这样？

赖昌星：

没有。我现在是上午起的晚，中午晚上深夜，都要吃一点自己做的地瓜稀饭咸鱼，我一生都是如此。朋友来，我会下厨做好菜给他们吃，自己还是地瓜稀饭咸鱼。其余都是上网，见朋友，偶尔出去上馆子。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身体状况如何？

赖昌星：

我不锻炼，身体还不错，就是血糖高一点。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2008年，中国遭遇雪灾、地震，听说你也捐款了。

赖昌星：

我看电视，地震情况很惨，我捐了两次款。一次捐得较少，有一个执法部门的人说，这不像你的风格，我就又捐了一次，多一点，不过，我现在经济上也很困难，不可能像当年那样捐助社会。媒体采访我，我就说，有钱人就应该多捐钱，回报社会。我想，这些国内都知道。奥运，我也是关心，看得很多。我一直是爱国的，有些人办我的案子，我不服气，但国家的进步，我从来不否认——尤其是北京奥运，那么多的人拿金牌，海内外华人都高兴。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我认识一个牧师，说你已经去教会，是否这样？

赖昌星：

是的，我去教会。但并非每个星期日都去做礼拜。但我没有受洗。我有我的想法，要是受洗了，媒体就会报道我以前犯了罪，做了许多坏事，怕下地狱，所以受洗。我心里相信，但没有受洗，这里法庭社会，都用圣经，教会里的人也很友善，有爱心，教会里有一个地产老板，就常常要我去他公司做事，但因为他公司有两个洋人，我怕事情交待不清楚，做不好，一直在考虑，没有决定。

关于远华案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既然你承认偷税漏税很多，按照官方数字，达到五百亿元人民币，远华案办你，也没有什么错，你不觉得吗？

赖昌星：

偷税漏税是有，可以罚款，也可以做点牢。但说我腐败贿赂官员，这是个别人定的办案方向，是错的。我都可以说清楚，给谁的钱是怎么回事，我可以回去公开说。现在还有人主事，我的案件就结不了，他们是将错就错，办下去。案子扩大化，是一个事实。不少人死得冤枉。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你的"红楼"，成了腐败官员的典型教材，你又怎么看？

赖昌星：

我当时做生意，很辛苦，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好几个工地要巡视，根本没有时间花天酒地。我在福建，生意确实做得很大，朋友与各方关系的应酬也很多，我想应该大方一点，搞个红楼，请客吃饭，菜比外面的餐厅高档，服务也周到一些，同时也可以控制自己不在外面。我生意做得很大没错，那是凭我的聪明和胆量，并没有靠哪个官员给我撑腰。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你的意思是，走私集团并不存在，是你自己做大了，偷税漏税太多？

赖昌星：

我没有骗银行贷款，我没有卷走老百姓的钱，我的案子跟高山卷走银行存款根本是两码事。我走私，当年的体制就是有漏洞，体制难道没有问题？能让我崛起那么快？国家管理有问题，而不是我收通买人。中国老百姓如果认定我是腐蚀干部，拉人下水，然后捞取私利的小人，我觉得有点冤枉，但是，如果他们认为我大规模走私，偷税漏税，我也认。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

你这样说，是否是认为你钻了体制的漏洞？你的案子给中加关系带来很多麻烦，有人说，中加旅游目的地协议没有签下来，赖昌星案件就是障碍，加拿大业界损失达上百亿。如果中加关系改善了，你是不是很紧张？怕被遣送回去？

赖昌星：

我也希望加中关系好起来，我现在是相信加拿大的司法制度会给我一条生路，我五十多岁了，看到孩子们因为我的事情不能正常生活，还是很不安的，如果我不被遣返，我就想把远华案的是是非非都抛诸脑后，绝口不再提，因为没有内幕可讲，而是干活赚钱，为孩子们创造一些条件，让他们生活的好一些。

出处：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4689

-完-

21世纪环球报道：平安夜，朝鲜偷渡者在延边

2011-08-17T19:59:00.001-07:00

2002年12月31日

本报记者安替发自延吉、图们、汪清、北京

2002年12月24日晚上，平安夜。数千朝鲜族基督教徒和汉族教徒在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的基督教大教堂分开礼拜，庆祝他们自己的宗教节日；同时，延吉以及延吉周围还有很多朝鲜偷渡者存在，他们有的正在冰上跨过中朝边界期待另一种生活，有的在韩国人的地下教会中受到保护，有的在歌厅中隐姓埋名，有的成为农民的妻子，有的则被关押在

国际监狱等待遣返。当天，《21世纪环球报道》记者顺着他们的路线，体会了他们的旅途。

厚厚的冰面"方便"偷渡

图们江特别是图们附近的江段，是最方便偷越国境的地方。图们江最浅处只有没膝深，可以趟过来。12月的图们江，气温低于零下20度，江面结了厚厚的冰，这更方便了偷越国境的行为。

12月25日，记者从图们江的中国一侧下岸，在厚厚的冰层上"散步"，冰冷的天气和冰面冻坏了双脚。身后，中国边防军在岸上跑步训练，经过时对记者笑着提醒，"对面就是朝鲜！"

和6月份记者初次来这里的境况不同，由于天气太冷，朝鲜边防军由当时的百米一个暗岗(躲在草丛中)，变成现在的大概一里地一个明岗。站在远远的冰面上，可以看到朝鲜军人烧着火堆取暖。不经意间，记者一直走到离图们江朝鲜一侧江岸很近的地方，再多几十步就能进入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却没有看到朝鲜军人来制止可能导致"非法出入境"的行为。空荡荡的江面上，除了记者的脚印，还有一串脚印横穿江面，脚印的背后是朝鲜，脚印的前方指向中国。

解放军边防部队的一位军人告诉《21世纪环球报道》，现在每天从漫长的图们江边境逃过来的(朝鲜百姓)不下10人，很令人头痛。因为上面有命令必须阻止偷渡，但又不能使用武力。

粉红色的"收容审查所"

在图们越境的朝鲜人必须经过"延吉——图们"高速公路才能进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或者转道其他城市，因此，高速公路和主要公路的出入道口都有边防军站岗。6月份记者初来这里的时候，每一辆过往车辆都必须接受检查，汉族人必须说几句汉语，朝鲜族人必须出示身份证，外国人则必须出示护照。半年之后，这里的紧张程度看起来大大减轻了。记者在几个城市之间搭车、坐车，没有受到任何检查。司机告诉记者，在6月份的时候，因为刚刚集中发生沈阳、北京闯馆事件，所以才查得特别严格。

虽然最近道路检查放松，但只要非法偷渡过来的朝鲜百姓被查到，结果只有一个———先收容后遣返。粉红色的建筑"延边边防收容审查所"就在图们往延吉去的高速公路入口。附近加油站的值班军人因为在这个审查所搭伙，更了解一些情况。他告诉《21世纪环球报道》，此监狱是中朝边境惟一暂时关押朝鲜非法偷渡者的监狱，里面条件不错，可关押几百个人，每天最少抓进三四人，这些非法偷渡者是从全国各地送到这里的。

记者采访了收容审查所的隋所长，他很热情地帮助记者联系边防部队的领导申请参观采访，但是没有成功。

延边严格的罚款制度

朝鲜偷渡者即使成功地躲避边防军的路卡，来到了延吉和其他城市，也要面临很大的困难。6月份，记者曾在延吉采访过偷渡到中国已经4年的李喜善小姐，她是浴室的按摩师。6个月后，记者再来寻访她时，李喜善小姐已经不知踪影。浴室的负责人和领班都不承认李小姐曾在浴室工作过，但又暗示这些人流动性大，无法知道她的去向。

一个当地司机告诉《21世纪环球报道》，现在基本上不可能有朝鲜人还能在城市里生活。因为检查严格，一旦被发现，是允许朝鲜偷渡者打工的店主和收容他们的人都要被罚款。这样的罚款制度在延边自治州的各个城市都有，图们的田小姐还告诉《21世纪环球报道》，7月份，图们各街道居委会要求每个家庭签订这样的协议：1)保证不收留任何朝鲜人，男性家长亲笔签字；2)一旦发现，收容者罚款1000元，举报者奖励500元，提供线索者奖励100元。

在这样查身份证制度和罚款制度之下，朝鲜偷渡者很难在城市生存，只能去周边行政管理弱的小镇和农村，但这些地方依然充满被发现的危险。在汪清市走访一家歌舞厅时，里面的人向《21世纪环球报道》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10月10日左右，一位自称"金梅子"说朝语的女人要求在歌舞厅打工。因为特别缺人，所以店主就收留了她。她的汉语很差，只会说"不知道"，接待的客人也都是朝鲜族人。所以周围人感觉她是朝鲜人，虽然她工作很努力，为人也很礼貌，但终于还是被举报了。10月22日，警察来到她的面前，让她拿出身份证，她笑了笑，就被带走了，以后再也没她的消息。

当地人介绍，歌厅、浴室和餐馆遍布延边地区每个城镇乡村，女性提供三陪服务相当普遍，也是偷渡过来的朝鲜人的最可能的选择之一，因为这种工作隐蔽性好，给警察抓到的机会少。

此外，很多朝鲜女性也通过嫁给当地农民换得在中国的生存。延边是朝鲜族自治州，很多乡村完全是朝鲜族村庄，朝鲜女人在其中只要不被举报发现，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一旦成为人妻，也自然会得到当地村民的保护。因此，大多能长期留下来的是女人和孩子，男人因为所有能获得工作机会的地方查得都很紧，所以很难长期立足下来。

韩国地下教会依然支持偷渡者

有些朝鲜偷渡者得到了韩国人开的地下教会的支持，有的整个家庭都在中国生存了下来。记者和延吉当地某村的韩国教会一起过了圣诞节，牧师带着在场的韩国基督教徒为一些家庭加入教会祝贺。宋牧师(化名)是这个教会的创立者，他对《21世纪环球报道》表示，延吉及周边地区有很多地下教会愿意收留朝鲜人，但随着当地政府管理日趋严格，他们收留的朝鲜偷渡者越来越少了。

延吉合法的教会严格地接受政府管理。延吉教会负责人全统一告诉《21世纪环球报道》，朝鲜族人口占延吉市人口的47%，朝鲜族人口中，基督教徒比例却高达70%，来合法教会参加礼拜的有1.4万朝鲜族人。不过，他认为其中没有朝鲜非法偷渡者，因为他们不会做任何违法政府规定的事情，至于那些韩国牧师办的地下教会，是和中国教会无关的。

在本报6月关于朝鲜人偷渡和闯馆的系列报道中，都指出一些国外非政府组织和韩国基督教会是朝鲜人偷渡背后的组织者。根据韩国媒体报道，基督教在韩国的势力很大，由于在韩国民主化进程中基督教和天主教发挥了很大作用，因此在政治生活中有很大的发言权。他们认为朝鲜人也是同胞，鼓励他们来到韩国并且由此加入基督教。历次闯馆的朝鲜人转道去韩国，机场都有韩国基督教青年会等基督教团体迎接。

新华社12月6日的报道说，中国启动"3·16行动"，利用82天的时间走遍东北3省、内蒙古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等，进行了广泛的调查，逮捕了70名朝鲜偷渡者、18名协助偷渡者和72名藏匿者。吉林省法院从12月6日起对帮助朝鲜人偷渡的韩国人崔奉一牧师等18人进行审判。

中国把他们看作"经济移民"

12月，美国负责难民事务的共和党参议员SamBrownback以个人身份访问了延吉、图们，并且接受了媒体采访。他说，他受到了很好的接待，会见了延吉、图们、珲春这些中朝边境重镇的市长和其他官员。

在回答《21世纪环球报道》提问的时候，SamBrownback也承认这些朝鲜偷渡者在中国受到了良好的对待，只是他依然希望中国给予他们难民的地位，并且允许联合国难民署的人进行调查。美国大使馆新闻处的美国官员ShielaPaskman也表示，按照国际对难民问题的规定，只要中国把他们定义成"难民"，那么最终支援他们的钱，大多将由联合国出，也就是美国可能为此买单。

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历次对朝鲜人偷渡和闯馆问题发言时，都表示，中国虽然自己不是很富裕，但也从上世纪90年代起接纳了很多朝鲜人，在他们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中国把他们看作"经济移民"，而不是带有政治意味的"难民"，中国反对某些组织利用这些偷渡者冲闯在华外交机构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2002年12月27日，外交部长唐家璇还出席了朝鲜驻华大使崔镇洙举行的新年庆祝活动，加深了中朝之间历史形成的友谊。

在经历了多次朝鲜人冲闯外国驻华外交机构之后，记者观察到，北京警方对使馆区的保安措施进一步升级，干道之外的使馆区街道被封闭，使馆周围的铁丝网过渡到铁栏杆，重点国家使馆门前也再度加强了警力。但这些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闯馆事件的再度发生，12月17日，两名朝鲜人先是上午11点冲闯马来西亚大使馆失败，然后下午3点闯入德国学校，要求避难。

-完-

丁林：美国朝鲜战争纪念碑前的思考

2011-08-17T19:56:00.001-07:00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是一个相当出名的设计作品。今天的建筑系学生，在学到当代纪念碑设计的时候，恐怕都会接触到这个设计范例。在中国，有不少介绍美国的文章，都提过到青草坪上，刻满了阵亡者姓名的这个黑色花岗岩墙。一方面，人们当然是被它别具一格的设计思想和表现手法所吸引；另一方面，人们也好奇地注意到，纪念碑的设计者林璎是当时刚二十出头的一个华裔女孩，她当时还是建筑系的大学生。更何况，她和中国似乎有著丝丝缕缕的关系，追根溯源，她原来是中国著名建筑师梁思成的夫人林徽音的一个远亲。这样，就有了一点传奇色彩。也使美国越战纪念碑的在中国的知名度，远远超出了建筑系大学生的范围。

可是，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这个著名的越战纪念碑近旁，还有一座与中国关系更为密切的战争纪念碑，那就是美国的朝鲜战争纪念碑。

不锈钢的散兵线

这实际上不止是一个纪念碑，而是一个小小的纪念园区。走进这个园区，首先相遇的，是19个与真人尺度相仿的美国军人雕塑群。这些不锈钢雕塑是写实的。大家都知道，以写实的战士塑像作为战争纪念碑的组成部分，这已经是一个古老得不能再古老的设计手法，似乎了无新意。可是，这个纪念碑以最传统的设计方法入手，却能够赋予参观者一种特殊的感受。作为对一个设计作品的分析来说，它的突破点在哪里呢？

朝鲜战争纪念碑的设计者，并没有按照通常的做法，把这些雕塑集中在一起，而是将他们一个个拉成散兵线，撒开在一片长满青草的开阔地上，"搜索前进"。他们头戴钢盔，持枪驱前，表情显得非常紧张。它和一般纪念碑设计另一个不同之处是，这些塑像都没有高台底座。他们不是高耸的英雄，而是普通士兵。他们的脚就结结实实地踏在这片开阔地上。这么一来，士兵脚下的这块土地就自然地融入，成了雕塑群的一部分，战场也就因此而被生生地移进了这个纪念园。当烈日炎炎，当狂风扫过，当暴雨倾注，当皑皑冬雪覆盖在这片开阔地和士兵们的身上，这时，设计者甚至将整个气候和环境都引了进来，成了这个雕塑群最真切的背景和注释。于是，战场的严酷和士兵危在旦夕的生命，作为一个战争片断，整体地走进了纪念园。传统的写实群雕就这样被新颖的设计思路所突破，产生了与众不同的视觉效果和感受。按照建筑界的行话，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作品。

南面是一座黑色的花岗岩纪念墙。在这座墙上，还隐现著浅浅蚀刻的许多士兵的脸部，这些形象不仅是写实的，甚至可以说是真实的。因为所有这些脸部，都是根据朝鲜战争新闻照片中美军各个兵种的无名士兵的真实记录，临摹刻摹的。纪念墙的花岗岩是磨光的，开阔地的塑像群因此而映射在墙上。随著我们的脚步移动，两组形象便流动地，互为背景地融合在一起。战场的引入，新闻照片的应用，都表明著设计者在刻意寻求一个历史真实的感觉。而正是设计者的这个追求，让走入纪念碑园区的我们，不无困惑。

英雄儿女

我们当然是困惑的。因为我们从小唱著"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长大；我们熟读课文《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们看了无数遍电影《英雄儿女》；哪怕是在美国打工，我们只要一张嘴，都会不假思索地唱出《上甘岭》的插曲。在我们出生出世长大成人的每一天，我们最崇拜的艺术家们，就是以他们最卓越的才能，以最优美的旋律，最动听的歌喉，向我们讴歌这场战争和战争中的英雄。以致我们在一生中有过多次痛恨自己生不逢时，没有生在朝鲜战争的前十八年，没有最后一次赶上报效祖国的机会。我们根本不需要思考就能推出天经地义的逻辑：我们的父辈跨过鸭绿江，就是"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至于为什么要跑到鸭绿江那头去"保卫"，是因为唇亡齿寒。美帝国主义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挑起朝鲜战争，就是要利用朝鲜半岛作为"跳板"，企图将刚刚诞生一年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就象要杀死一个天真的婴孩一般。

为此，我们的爱国主义绝不是干巴巴，而是血肉丰满的。既充满对侵略者的仇恨，却又伴随著诗意无限的对祖国的热爱。这与我们青少年时代的浪漫和激情实在很合拍。就象《上甘岭》的主题歌《我的祖国》一样，"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柔情，和"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的激昂，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浑然一体，天衣无缝。因此，我们向来不认为自己接受过什么说教，那是一种已经化为血液流淌在胸中的感情。这样的感情是如此难以割舍，它不仅会伴随我们从小到大，而且也会伴随我们越洋过海。我们就这样毫无思想准备地突然"踏入敌阵"，走进了美国朝鲜战争纪念园区，蓦然面对"行进"在朝鲜战争的开阔地上的，那19名疲惫艰难的美国士兵。我不由自主地说，这就是被我们打败了的"美国野心狼"了。

关于这些美国士兵，园区内只有一句短短的碑文："我们的国家以它的儿女为荣，他们响应召唤，去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国家，去保卫他们素不相识的人民。"在读到这段碑文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我们眼中穷凶极恶的"美国鬼子"，却也是美国人民心中的"英雄儿女"。我们停在这只有一句话的碑文前，不由有些发愣，就愣在"保卫"这个词上。美国兵千里迢迢去朝鲜，他们凭什么言称"保卫"，他们又究竟去保卫了什么？这是一场跨越了半个地球的战争。我们也想到，在有著信息自由法的美国，政府不可能对于这样一场战争，向他们的士兵和家属隐瞒重大历史情节。这个朝鲜战争纪念碑是在1995年6月27日才揭幕的，远在1982年揭幕的越战纪念碑之后，那么，在经历了对越战的不断重新认识之后，美国人在建立这个朝鲜战争纪念碑的时候，为什么还能够保持整整半个世纪的自信，坚信这样一个远征是正义的呢？

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这是我们此生第一次站在这样一个位置上，站在交战双方的边界。我们感到奇怪的，不是上面的这段碑文和疑问，而是我们怎么直到站在这个"敌营"的纪念碑前，才第一次产生这些疑问，我们怎么直到今天，才想到有必要了解和知道，我们当初战场上的敌人，他们又是怎样看待和解释这场战争的。

"自由不是无代价的"

很难在纪念碑上直接找到彻底的答案，因为这个纪念碑园区的文字非常少。除了上面这段碑文，另外，就只有一句话的碑文了，那是用银色的字，镶镌在一座同样简洁的黑色花岗岩纪念碑上的。纪念碑座落在一个圆形的水池中。它是整个朝鲜战争纪念碑的主题："自由不是无代价的。"虽说提到"自由"这样一个"主旋律"，可是整个设计基调仍然是低沉的。和越战纪念碑一样，它强调的仍然是"代价"，是战争对于生命的摧残。因此，作为对主题的诠释，在围起这个水池和纪念碑的石块上，我们看到刻著参与朝鲜战争的联合国军的伤亡记载：阵亡美军54246联合国军628833失踪美军8177联合国军470267被俘美军7140联合国军92970受伤美军103284联合国军1064453

我们从未接触过这些战争数字，不由自主地感受到它的分量。在这些数字里，我们也发现了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无知。我们一向以为，在朝鲜战场上，美军只是打著"联合国军"的旗号而已，战场上都是"美国狼"。而从以上数字表明的事实，与我们原来的印象差异很大。美军在联合国军中的比例，远远低于我们的想象。我们于是想知道，当年志愿军的敌人，究竟是些什么国家。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园区的最后一点文字。那是当年所有加入联合国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和提供医疗支持的国家的名单，他们是：希腊，法国，埃塞俄比亚，丹麦，哥伦比亚，加拿大，英国，泰国，瑞士，南非，南朝鲜，菲律宾，挪威，荷兰，新西兰，卢森堡，印度，意大利，澳大利亚和比利时。

离开这个纪念碑时，我们感到，一切基于主观的，基于意识形态的，对于战争和历史事件的解释，都可能是有偏差的。作为一个平民，首先需要知道的只是历史事实，只有当事实是清楚的，听取各方面的解释，才可能是有意义的。于是，我们从国际互联网，查寻了最基本的有关朝鲜战争的时间表和历史资料。

在二次大战刚刚结束五年，人们享受和平还很短暂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突然打破国际公认的划分南北朝鲜的三八线，进攻南朝鲜，并且长驱直下，几乎灭了南朝鲜。在这样的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派出联合国军援救南朝鲜，其中包括作为主力的美国军队。美国人至今自豪的，他们的儿女去保卫的那个"从未见过的国家"，就是南朝鲜，而南朝鲜人，就是美国军人保卫的那些"素不相识的人民"。1950年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经过三年残酷的战争，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停战签字，维持三八线。

只有三八线依旧

我们一向被告知，中国人民必须打这场战争，不打就会亡国。我们一向被告知，连美国高级将领也承认，他们在朝鲜"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现在我们才知道，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星上将奥玛尔·布莱德尔确实说过类似的话，但是，他的原话是，假如因为朝鲜战争，"我们就打入中国的话，那么，我们将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这段话和我们原来理解的意思，实在差得太远了。

我们读完这段历史的史实，就再也没有兴趣探究在三年的朝鲜战争之后，到底是谁把谁逼到谈判桌前，争了这最后的一口气。因为，基本事实在是太简单了：战争之前，是和平，是国际公认的，南朝鲜和北朝鲜也承认的，划分它们边界的三八线；战争之后，恢复了和平，维持了同一条三八线。三年的时间，唯一被改变的，是上百万生命的丧失，几百万人致残，无数和平的家庭被毁坏。

我们从华盛顿回来，从一大堆照片中，抽出一张装进了镜框，放在桌子上。照片的上端窄窄的一条，是那座黑色的纪念碑，隐隐可以看到那句有关自由与代价的碑文，照片的大部分是纪念碑下的水池，水池里，一只飞来的野鸭正把嘴插进翅膀，静静地享受著和平温暖的春日阳光。

-完-

劉曉波一審判決書

2011-08-16T18:28:00.001-07:00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2009）一中刑初字第3901號

公訴機關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

被告人劉曉波，男，53歲（1955年12月28日出生），漢族，出生土吉林省長春市，博士研究生文化，無業，戶籍所在地遼寧省大連市西崗區青春街5號2-1-2號，暫住北京市海澱區七賢村中國銀行宿舍10號樓1單元502號。1991年1月因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免予刑事處分；1996年9月因擾亂社會秩序被處勞動教養三年。因涉嫌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于2008年12月8日被拘傳，12月9日被監視居住，2009年6月23日被逮捕。現羈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辯護人丁錫奎，北京莫少平律師事務所律師。

辯護人尚寶軍，北京莫少平律師事務所律師。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以京一分檢刑訴（2009）247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劉曉波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于2009年12月10日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指派檢察員張榮革、代理檢察員潘雪楮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劉曉波及其辯護人丁錫奎、尚寶軍到庭參加訴訟。現已審理終結。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起訴書指控，被告人劉曉波出于對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滿，自2005年以來，通過互聯網先後在"觀察"、"BBC中文網"等境外網站上發表《中共的獨裁愛國主義》、《難道中國人只配接受"黨主民主"》、《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多面的中共獨裁》、《獨裁崛起對世界民主化的負面效應》、《對黑窯童奴案的繼續追問》等煽動性文章。在文章中造謠、誹謗︰"自從中共掌權以來，中共歷代獨裁者最在乎的是手中的權力，而最不在乎的就是人的生命"；"中共獨裁政權提倡的官方愛國主義，是'以黨代國'體制的謬論，愛國的實質是要求人民愛獨裁政權、愛獨裁黨、愛獨裁者，是盜用愛國主義之名而行禍國殃民之實"；"中共的這一切手段，都是獨裁者維持最後統治的權宜之計，根本無法長久地支撐這座已經出現無數裂痕的獨裁大廈"。並煽動︰"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自由中國的出現，與其寄希望于統治者的'新政'，遠不如寄希望于民間'新力量'的不斷擴張"。

2008年9月至12月間，被告人劉曉波還伙同他人起草、炮制了《零八憲章》，提出"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等多項主張，試圖煽動顛覆現政權。劉曉波在征集三百余人簽名後，將《零八憲章》及簽名用電子郵件發給境外網站，在"民主中國"、"獨立中文筆會"等境外網站上公開發表。

被告人劉曉波作案後被查獲歸案。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向本院向本院移送了指控被告人劉曉波犯罪的證人證言，現場勘驗、檢查筆錄，電子數據司法鑒定意見書等證據。認為被告人劉曉波的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二款之規定，已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罪行重大。提請本院依法判處。

被告人劉曉波在法庭審理中辯稱︰自己無罪，自己只是行使憲法賦予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自己所發表的批評性言論，並未給他人帶來實際損害，也沒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被告人劉曉波的辯護人在法庭審理中提出的辯護意見是︰公訴機關指控劉曉波撰寫的六篇文章及《零八憲章》沒有造謠、誹謗、誣蔑的內容。劉曉波所發表的文章屬于公民言論自由、表達個人觀點的範疇，不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經審理查明，被告人劉曉波出于對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滿，于2005年10月至2007年8月間，在其暫住處北京市海澱區七賢村中國銀行宿舍10號樓1單元502號，以撰寫並在互聯網"觀察"、"BBC中文網"等網站發表文章的方式，多次煽動他人顛覆我國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劉曉波在發表的《中共的獨裁愛國主義》、《難道中國人只配接受"黨主民主"》、《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多面的中共獨裁》、《獨裁崛起對世界民主化的負面效應》、《對黑窯童奴案的繼續追問》文章中誹謗︰"自從中共掌權以來，中共歷代獨裁者最在乎的是手中的權力，而最不在乎的就是人的生命"；"中共獨裁政權提倡的官方愛國主義，是'以黨代國'體制的謬論，愛國的實質是要求人民愛獨裁政權、愛獨裁黨、愛獨裁者，是盜用愛國主義之名而行禍國殃民之實"；"中共的這一切手段，都是獨裁者維持最後統治的權宜之計，根本無法長久地支撐這座已經出現無數裂痕的獨裁大廈"。並煽動︰"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自由中國的出現，與其寄希望于統治者的'新政'，遠不如寄希望于民間'新力量'的不斷擴張"。

2008年9月至12月間，劉曉波又伙同他人撰寫了題為《零八憲章》的文章，提出"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等多項煽動性主張。劉曉波伙同他人在征集三百余人對文章的簽名後，將《零八憲章》及簽名用電子郵件發給境外網站，在"民主中國"、"獨立中文筆會"等境外網站上公開發布。劉曉波在互聯網站發布的上述文章，被多家網站鏈接、轉載並被多人瀏覽。

被告人劉曉波作案後被查獲歸案。

上述事實，有下列經庭審舉證、質證的證據在案證實，本院予以確認。

1、證人劉霞的證言證明︰她是劉曉波的妻子，與劉曉波共同居住在北京市海澱區七賢村中國銀行宿舍10號樓1單元502號，家中一共有三台電腦，其中一個台式機，兩個筆記本電腦。因為她根本不懂電腦。劉曉波使用電腦主要是寫文章和上網，家里只有她和劉曉波兩個人單獨住，沒有其他人，平時家里也不怎來客人，劉曉波有聚會也基本都是到外面去。家里的電腦以什形式上網她不清楚，是2001年底劉曉波聯系安裝的。她和劉曉波平日的生活來源就是劉曉波寫東西的稿費，劉曉波在銀行以她的名字開戶，稿費不定期的匯到帳戶里，她每月不定期的去銀行取錢。

2、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和木樨地支行出具的《開戶證明》和《銀行匯款單據》證明︰劉曉波的妻子劉霞的銀行賬戶接收和支取過境外匯款（外幣）。

3、中國聯合網絡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出具的《關于協助對相關數據進行調查的復函》證明︰劉曉波使用的ABSL賬號，有上網記錄。

4、證人張祖樺的證言證明︰他與劉曉波于2008年年底共同制作完成了《零八憲章》，他也征集了簽名，後劉曉波將《零八憲章》發表在境外網站。

5、證人何永勤的證言證明︰2008年12月初，他收到劉曉波發的《零八憲章》的電子郵件，劉曉波讓他看後簽名，他看後以電子郵件形式回復劉曉波，表示同意簽名。

6、證人趙世英的證言證明︰2008年10月份，劉曉波通過網絡向他傳送了憲章，並征求他的修改意見，讓他尋找別人簽名，他在一次聚會上拿出憲章給聚會的十多人傳看，有四人表示願簽名。劉曉波還通過網絡讓他到廣州征集簽名，他到廣州征集了五人簽名。

7、證人姚博的證言證明︰2008年10月份，劉曉波在一次與他見面時，跟他說了憲章的事，他同意在憲章後簽名。

8、證人周舵的證言證明︰2008年11月份的一天，劉曉波到他家給他看了《零八憲章》的文稿，讓他幫助修改。劉曉波走後他看了文稿，但沒修改。當時沒談簽名的事，可後來在網上看到憲章時有他的簽名。

9、證人範春三的證言證明︰2008年11月底，他和劉曉波等人一起吃飯時，劉曉波拿出《零八憲章》給他看了，劉曉波問他是否簽名，他同意簽名。他知道劉曉波在境外的"博訊"、"獨立中文筆會"等網站上發表文章，也在網上看到過，劉曉波寫的文章內容都是時政評論類的。

10、證人徐君亮、智效民、滕彪的證言證明︰2008年11月至12月間，他們的電子郵箱先後接收到電子郵件《零八憲章》，不知是誰發給他們的，他們分別簽名後將《零八憲章》發回了原郵箱。

11、證人王仲夏的證人證言證明︰2008年12月份，他在網上看到了《零八憲章》，他認同文章內容簽了名。後他印制了一些《零八憲章》的文化衫，想自己穿和送給別人穿，宣傳《零八憲章》。

12、公安機關出具的《搜查筆錄》及物證照片證明︰2008年12月8日，公安機關在見證人的見證下，對劉曉波的居住地北京市海澱區七賢村中國銀行宿舍10號樓1單元502號進行了搜查，發現並扣壓了劉曉波撰寫並發送文章到互聯網上的工具二台筆記本電腦、一台台式電腦和一份《零八憲章》（征求意見稿）的打印件。

13、北京市網絡行業協會電子數據司法鑒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鑒定意見書》證明︰2008年12月13日對搜查起獲的劉曉波的三台電腦內存儲的數據進行了電子數據司法鑒定，鑒定中發現、提取到電子文本《中共的獨裁愛國主義》、《難道中國人只配接受"黨主民主"》、《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多面的中共獨裁》、《獨裁崛起對世界民主化的負面效應》、《對黑窯童奴案的繼續追問》和《零八憲章》。

在電腦中的SKYPE聊天軟件記錄信息中，發現、提取該軟件自2008年11月至12月8日間多次發送《零八憲章》及其"征求意見文本"的記錄。

14、公安機關出具的現場勘驗、檢查筆錄及工作說明證明︰

（1）2008年12月19日至2008年12月23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網絡安全監察處一大隊，在互聯網上發現並下載了暑名"劉曉波"的文章《劉曉波︰中共的獨裁愛國主義》，該文章存在于域名為epochtimes.com（大紀元）的網站，該網站服務器位于境外。文章顯示發布時間為2005年10月4日。該文章截止至2008年12月23日，在互聯網上存在登載或轉載該文章的網頁鏈接共計5個。

（2）2008年12月19日至2009年8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網絡安全監察處一大隊，在互聯網上發現並下載了暑名"劉曉波"的文章《劉曉波︰難道中國人只配接受"黨主民主"》，該文章存在于域名為epochtimes.com（大紀元）和域名為www.obseruechina.net（觀察）的網站，網站服務器均位于境外，文章顯示發布時間為2006年1月5日和2006年1月6日。該文章截止至2008年12月23日，在互聯網上共存在登載或轉載該文章的網頁鏈接共計5個，總點擊率402次。

（3）2008年12月20日至2009年8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網絡安全監察處一大隊，在互聯網上發現並下載了暑名"劉曉波"的文章《劉曉波︰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該文章存在于域名為epochtimes.com（大紀元）和域名為www.obseruechina.net（觀察）的網站，網站服務器均位于境外，文章顯示發布時間為2006年2月26日和2006年2月27日。該文章截止至2008年12月23日，在互聯網上存在登載或轉載文章的網頁鏈接共計5個，總點擊率748次。

（4）2008年12月20日至2009年8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網絡安全監察處一大隊，在互聯網上發現並下載了暑名"劉曉波"的文章《劉曉波︰多面的中共獨裁》，該文章存在于域名為www.secretchina.com（看中國）和域名為www.obseruechina.net（觀察）的網站，網站服務器均位于境外，文章顯示發布時間為2006年3月13日。該文章截止至2008年12月23日，在互聯網上存在登載或轉載文章的網頁鏈接共計6個，總點擊率512次。

（5）2008年12月20日至2009年8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網絡安全監察處一大隊，在互聯網上發現並下載了暑名"劉曉波"的文章《劉曉波︰獨裁崛起對世界民主化的負面效應》，該文章存在于域名為www.secretchina.com（看中國）的網站，網站服務器位于境外，文章顯示發布時間為2006年5月7日。該文章截止至2008年12月23日，在互聯網上存在登載或轉載該文章的網頁鏈接共計7個，總點擊率57次。

（6）2008年12月20日至2009年8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網絡安全監察處一大隊，在互聯網上發現並下載了暑名"劉曉波"的文章《劉曉波︰對黑窯童奴案的繼續追問》，該文章存在于域名為www.minzhuzhongguo.org（民主中國）和域名為www.renyurenquan.org（人與人權）的網站，網站服務器均位于境外，文章顯示發布時間為2007年8月1日。該文章截止至2008年12月23日，在互聯網上存在登載或轉載文章的網頁鏈接共計8個，總點擊率488次。

（7）2008年1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網絡安全監察處一大隊，在互聯網上發現並下載了標題為《零八憲章》的文章，該文章存在于域名為www.chinesepen.org（獨立中文筆會）的網站，該網站服務器位于境外，顯示網絡發布時間為2008年12月9日，作者署名為公民群體。同日在域名為boxun.com（博訊）和域名為www.minzhuzhongguo.org（民主中國）的網站，發現並下載了標題為《中國各界人士聯合發布<零八憲章>》，網站服務器均位于境外，文章顯示發布時間為2008年12月8日和2008年12月9日。上述文章截止至2008年12月12日，在互聯網上存在登載或轉載該文章的網頁鏈接共計33個，其中境外網站19篇，總點擊率5154次，回復158篇。2009年12月9日，在域名為www.2008xianzhang.info（零八憲章）的互聯網站發現該網站首頁顯示截止至2009年12月9日，《零八憲章》簽名共計10390人。

（8）、2009年8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網絡安全監察處對劉曉波使用的電子郵件進行了核查，經查，劉曉波使用的郵箱屬境外，通過密碼登錄郵箱中核實，郵箱發件箱中最早發件時間為2008-11-25，發送的郵件中有30封涉及發送《零八憲章》。

15、劉曉波簽字確認的文章證明︰劉曉波對公安機關網絡監管部門下載、保存的文章《劉曉波︰中共的獨裁愛國主義》、《劉曉波︰難道中國人只配接受"黨主民主"》、《劉曉波︰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劉曉波︰多面的中共獨裁》、《劉曉波︰獨裁崛起對世界民主化的負面效應》、《劉曉波︰對黑窯童奴案的繼續追問》、《零八憲章》及從其電腦中提取的電子文本《中共的獨裁愛國主義》、《難道中國人只配接受"黨主民主"》、《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多面的中共獨裁》、《獨裁崛起對世界民主化的負面效應》、《對黑窯童奴案的繼續追問》進行了辨認，劉曉波確認辨論的文章是其撰寫並發布到互聯網上的文章。劉曉波辨論並簽字確認的文章，有上述事實認定的煽動性言論。

16、被告人劉曉波的供訴證明︰劉曉波供認其使用電腦撰寫上述文章並發布在互聯網站上，劉曉波的供述與上述證據可相互印證。

17、公安機關出具的到案經過證明︰北京市公安局于2008年12月8日晚，到劉曉波的住處北京市海澱區七賢村中國銀行宿舍10號樓1單元502號將劉曉波抓獲。

18、原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1990）中刑字第2373號《刑事判決書》、北京市人民政府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96）京勞省字第3400號《勞動教養決定書》證明︰劉曉波于1991年1月26日因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免予刑事處分；1996年9月26日因擾亂社會秩序被處勞動教養三年。

19、公安機關出具的身份證明材料證明了被告人劉曉波的姓名、住址等身份情況。

本院認為，被告人劉曉波以推翻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利用互聯網傳遞信息快、傳播範圍廣、社會影響大、公眾關注度高的特點，采用撰寫並在互聯網上發布文章的方式，誹謗並煽動他人推翻我國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其行為已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且犯罪時間長，主觀惡性大，發布的文章被廣為鏈接、轉載、瀏覽，影響惡劣，屬罪行重大的犯罪分子，依法應予從嚴懲處。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指控被告人劉曉波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罪名成立。對于被告人劉曉波在法庭審理中提出的辯解及其辯護人發表的辯護意見，經查，本案庭審查明的事實和證據，已充分證明劉曉波利用互聯網的傳媒特點，以在互聯網上發表誹謗性文章的方式，實施煽動顛覆我國國家政權和社會制度的行為，劉曉波的行為顯已超出言論自由的範疇，構成犯罪。故劉曉波的上述辯護及其辯護人發表的辯護意見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根據被告人劉曉波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本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二款、第五十五條第一款、第五十六條第一款、第六十四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劉曉波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

（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9年6月23日起至2020年6月21日止。）

二、隨案移送的劉曉波犯罪所用物品予以沒收（請擔負後）。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本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直接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述。書面上述的應提交上述狀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審判長賈連春代理審判員鄭文偉翟長璽

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書記員顧昕

扣押物品處理清單

先烈物品予以沒收︰

1、筆記本電腦（IBM牌T43型）1台

2、筆記本電腦（聯想牌朝陽700Cfe）1台

3、台式電腦（聯想牌家悅型）1台

《零八憲章》征求意見稿（隨案卷封存）7頁

出处：http://ncn.org/view.php?id=77042

-完-

温州出现虚拟造币厂 90名员工日夜赶工魔兽世界

2011-08-16T17:38:00.001-07:00

2005-05-13 13:10 北京晨报

温州新闻网消息：网络游戏里的高级玩家一般都"有钱有势"，而有一天他们发现这些钱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兑现"时，于是就出现了专门利用网络游戏来赚钱的职业玩家。昨天，我市工商部门发现了一处拥有90来名职业玩家、企业化管理的虚拟"造币工厂"。那里的玩家正在利用目前全世界风行的网络游戏《魔兽世界》，为自己谋生，也为老板带来可观的利润。

工作就是玩游戏每月能赚千来元

这个"游戏工厂"今年4月1日刚刚成立，设在黄龙康园，共有两个"游戏车间"。昨天上午，记者随同工商部门工作人员来到其中一个"游戏车间"。那是由一间普通的三室一厅民房改造而成的，大厅里井然有序地摆着30多台电脑，电脑前的工人们，无一不在全神贯注地打着《魔兽世界》。里面三个房间则是工人的休息间，其中一间不大的房间里共有6张床铺，6名工人睡得正酣，外面人员的走动丝毫没有惊动他们，看来十分劳累。

大厅入口处贴着"员工守则"，上面规定："优秀员工每半个月按成绩评选一次，一等奖150元，二等奖100元，三等奖50元；每15天由主管统计公布业绩，累积两次排最后一名当即开除"等。记者还看到另一块小黑板上写着一则一名在上班时间玩QQ的员工被开除的通知，工厂的管理显得很严格。

来自江西的小罗告诉记者，他们90来个人是被分成两班工作的，半个月轮换着排班，每人一天要工作12小时，累了就到里间躺一下。他说，自己来温州想找份轻松的工作，打打游戏就可以赚钱挺不错，不过一天到晚盯着电脑，有时候也觉得头晕。

据小罗介绍，他们在《魔兽世界》里打过来的"金币"都按件计算，装备则归自己，可以在网上拍卖掉。认真玩，这里一个月也可以拿一千多元的工资。

来自云南的小项来这里已经半个多月了，是通过劳务中介所介绍过来的。中介所告诉他，工作就是打游戏，第一个月700元，包吃住，试用期一周。现在运气好的时候，他一天能打出近50元钱"金币"。一天能赚15元人民币，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多。

老板一天赚两千多元

这个"虚拟造币厂"老板薛某是一个年轻人。薛某告诉记者，"虚拟造币厂"只是他的一个副业，他对外的身份是学校的教师。

薛某是个网络游戏迷，在玩游戏的过程中经常要用现金兑换网上虚拟金币，看着金币可按照一定比例兑换成人民币，他觉得不失为一种赚钱之道。现在《魔兽世界》非常流行，于是今年4月1日，他就在黄龙康园设立了办事处，从劳务市场雇佣了一批会打游戏的工人。工人们每天夜以继日地玩游戏赚金币，老板再把金币兑换成人民币。

这家"虚拟造币厂"虽然设立仅一个多月，但是获利却已经不少。据薛某介绍，每台电脑一天能打到近200个金币。工人们每打出一个金币就可以获得3毛的佣金，然后薛某再将这些金币以近1元(市场价格会有浮动)的价格卖给"中间商"。一个金币薛某可以获得几毛利润。

记者帮其算了一笔账，按照一台电脑一天出近200个金币，一个金币薛某可以获利2毛来算(除掉佣金和其他费用)，拥有60台电脑的这家"虚拟造币厂"，一天的利润至少2400元。

对于自己的这种经营行为，"造币厂"老板薛某认为对社会有益无害。他的理由是，首先自己为90来个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况且自己赚的是玩家的钱，其中很多买家都是外国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国家创汇啊"。

那么虚拟物品到底能不能卖？记者从工商部门了解到，目前国家并没有关于虚拟商品能否当成现实商品销售的规定。由于目前工商注册上没有关于虚拟物品交易的项目，薛某不能领取符合其业务范畴的工商执照，目前他的"造币厂"属于无证经营。

玩家说虚拟财产交易

玩家小戴是个网络游戏的高手，他玩网络游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读初中时，现在的大学毕业论文他也选择了这个题材。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交易，他认为一个网络游戏如果没有虚拟财产的交易它的寿命就不会长。

他列出了三大原因：高级玩家可能容易达到最高目标而失去对游戏的兴趣；低级玩家可能因为没有途径达到自己的目标而失去对游戏的兴趣；另外，没有交易的网络游戏是纯粹的娱乐，就像单机游戏一样没有吸引力，网络游戏的魅力就在于它是一个小社会，不仅仅是游戏里的，还可以涉及到现实中的利益。

开发商能否追究玩家责任

几乎所有的网络游戏开发商或者运营商都认为，游戏中的一切虚拟物品都属于他们的知识产权范畴内，不能用于现金交易。而现在纵观各家大大小小游戏装备交易网站，有关《魔兽世界》的虚拟物品交易早已摆上货架。

市光正大律师事务所李轶成律师认为，未经许可出售虚拟金币，游戏开发商或者运营商可根据注册时约定条款来追究玩家的责任。如果玩家之间(通过现金买卖)相互转让虚拟装备或者金币都是在同一个游戏平台上自由进行，那就可以视为已经得到默许，除非开发商通过自身程序修改来制止这种买卖行为，否则不认为是一种违约行为。(温州日报记者　旖旎)

《魔兽》发声明：禁止游戏装备与现实中金钱交易

去年12月，《魔兽世界》官方网站发出声明，禁止出售《魔兽世界》中的任何内容，包括将游戏中的角色人物、虚拟货币、装备道具等与现实中金钱进行交易。

声明中提到：《魔兽世界》中所有的游戏内容均是暴雪公司的财产，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和机构将"游戏中内容"兑换成现实中货币。我们对所有的在游戏中违反当初所接受的"游戏同意条款"，拍卖游戏货币、装备以及出售人物等级以换取现实中货币的玩家予以严厉惩罚，我们将删除其人物角色，停封其账号，并且暴雪公司保留一切解释空间和权利。综合

新闻出版总署表示电玩虚拟财产需立法保护

今年3月份在上海结束的"虚拟物品保护法律问题论坛会议"上，新闻出版总署音像电子和网络出版管理司寇晓伟副司长明确表示，虚拟财产保护需要法律保障。

据了解，该会议是国内针对虚拟财产保护问题最高级别的一次讨论。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寿步教授认为，网络游戏中虚拟财产包括虚拟金币(货币)；虚拟装备(武器、装甲、药剂等)；虚拟动植物(宠物、盆景等)；虚拟人(ID账号)四方面内容。而玩家为了取得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财产需要与运营商、其他玩家进行虚拟物交易，有实际的交易产生就需要运用法律进行规范。

编辑：周明宸

出处：http://games.sina.com.cn/y/n/2005-05-13/1310103310.shtml

-完-

赵紫阳生平

2011-08-15T23:07:00.001-07:00

赵紫阳，生于1919，河南滑县人。

1932年3月赵紫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起先后任中共滑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豫北地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

1940年6月后任中共冀鲁豫边区第二地委(后改称第六地委)书记，1943年改任中共冀鲁豫边区第四地委宣传部部长。

1945年8月起，赵紫阳任地委副书记、书记兼军分区副政委、政委。

1947年秋率地方干部队随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南下，任桐柏区党委副书记兼桐柏军区副政委，参与开辟桐柏解放区。

1948年参加邓县战役、襄樊战役。

1949年3月后赵紫阳任中共南阳地委书记兼南阳军分区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秘书长、农村工作部部长、副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并曾兼任广东省军区政委、广州军区第三政委。"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被撤销一切领导职务。

1971年起先后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并兼任广州军区政委。

1975年赵紫阳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

1980年4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同年9月任国务院总理。他是中共十至十三届中央委员。

1977年8月被选为中共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9年9月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0年2月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副主席。

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推选为代理总书记。同年10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并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

1988年4月赵紫阳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

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指出他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同月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决定撤销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

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同志长期患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近日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８５岁。

-完-

狂躁乘客被绑一夜死在火车上

2011-08-15T22:47:00.001-07:00

[2008年10月7日] 版次：[AA32] 版名：[网眼] 稿源：[南方都市报]

1291次，广州-遵义的一趟列车。近日，不论是百度还是Google，搜索1291次排名最前的结果都不是该次列车的始发到站等信息，而是这样一些标题：《亲历1291次列车绑死民工事件》、《从1291次列车绑死乘客来看"保证"和"有效"》……讲述的是一名疑似狂躁症患者9月25日在该次列车上被列车长等工作人员捆绑后死亡的不幸事件。

亲历事件的几位乘客不约而同在网上发帖披露此事，还有照片被发到网上。记者采访了这几位乘客网友，他们说帖子是真实的。

铁路方面官员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承认确有此事，但质疑网帖标题不当，细节上有出入，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死者家属告诉本报记者，昨天死者在家乡入土为安。他的家人在接受了铁路给出的总计12万元补偿后，在犹豫是否坚持向铁路部门发起诉讼。

死者名叫曹大和，贵州仁怀人，30岁，一子一女。

1291次列车乘客黄先生已经不记得曹大和的衣着，只记得他的眼睛，"很亮"，"像是在乞讨什么，让人看了心生怜悯。就算是条狗这么看着你，心里也会咯噔一下，何况是个人。"那时曹大和被列车长和列车员捆住了手脚，一直在激烈地挣扎。

车厢里的狂躁喊叫

曹大和的弟弟曹大军知道的情况是，他二哥原来挺健康的，前不久到佛山打工。才上班一天突然精神不正常，乱喊乱叫，两个同乡在问过他家人后决定带他回贵州仁怀老家。曹的家里父母尚在，还有妻子和一双儿女，儿子1岁，女儿4岁。

9月24日广州至遵义的1291次列车晚点两个小时开始运行，于当日22点40分从广州开出。曹大和与两位同乡一起坐在4号车厢，开始的时候其他乘客没怎么注意到他。

同车厢的成准强，事后在天涯论坛发表的帖子里回忆说，"列车开出后，我听到我的左前方座位的一位男子大声说话，但说几句后就会安静下来，因此我并没有在意。列车运行中，这名男子会突然站起来，大声喊几句。他站起来后，坐在他旁边的两个男子会用力将他摁下座位，但是并没有发生什么争吵或者强烈的冲突。列车运行一个小时左右，该男子又站起，做出要跳窗的姿态（注：该车为非空调车），一边大声喊叫。"

乘客黄先生也开始注意到曹大和的异常举动。黄先生后来也在天涯上发帖回忆当时的情形，"在靠近餐车的后车厢也不时夹杂着不和谐的叫声，像是一人的自嚎。刚开始小声，没人注意这不和谐的举动，但很快声音越来越大，频率也越频繁，都是些混乱的贵州方言，甚至影响了乘客的休息。"

被列车员绑起来

据成准强回忆，"这时候有乘客提议把曹先生绑起来，于是有人报告了乘警。乘警通知了列车长，列车长决定要把曹先生绑起来，他们马上拿来了那种6厘米左右宽的封箱胶布，列车长和几个列车员手忙脚乱地把曹绑了起来。对于列车长的决定，曹先生的同伴也是恭敬不如从命。当时绑的情况是：曹的上臂和胸部连上衣被缠绕了若干圈，膝盖以下缠绕了若干圈，缠的宽度大概为7-10厘米。被捆绑以后，曹开始不断地挣扎，很快胶布开始松动，上臂的胶布松动后，曹差不多可以用手来解开这些胶布了。列车长过来看了情况后，又在曹的手腕部位、脚踝部位缠上了胶布。这些关键部位被绑以后，曹就没有办法自救，开始不断挣扎，不断地哀求周围的人松开他的捆绑。"

黄先生说，"我看到的是手和身固定，两脚也固定了，其中有个戴眼镜青年为此提出异议，说这样做不行，但那个列车长拍胸口承诺负责。此时被绑的男人情绪更激动，他破口大骂，乱叫着方言。"曹大和在叫什么黄没听懂，但听到曹的贵州同乡在哈哈大笑，他们告诉黄，曹喊的是意思大概是："天塌了！杀人了！"黄所说的戴眼镜青年经其本人证实，就是成准强。

"整个晚上曹都是不断要求解开缠的胶布，但是曹的生命还是活生生的。看他挣扎很痛苦，我不断地安抚他，这个时候他都很温顺。"黄先生的描述是："后半夜在他的杀猪般的叫声中多数人进入了梦乡。"

重新捆绑

据成描述，到了第二天早上，即9月25日上午7点多，他去餐厅就餐，向乘警反映了情况。成说，解开胶布应该不会造成危害，因为曹不具有攻击性。但是乘警和乘务员一致不同意，认为还是需要继续绑住。"这个时候曹还是活泼的。"

车过茂名，天也亮了。成说，"到了9点多的时候，列车长出现了，然后说怎么松了，转身就去拿了一卷上述规格相同的黄色封箱胶过来。我一看顿时觉得不对劲了，马上站起来反对。说原来的捆绑已经很痛苦了，不要再绑了。列车长问：跳车怎么办？伤人怎么办？对此我无言以对。"

黄先生当时跟其他同车乘客一起在围观。那位"捆绑式卫星"已没多大叫声了，他也看到列车长把曹大和身上的胶片又加厚加紧了几层，"像裹粽子一样"。

在捆绑中死去

成准强回忆，过了不到十分钟，他发现曹伸在凳子外面的脚不断地抽搐。他走过去就看到曹大和已经脸色苍白，浑身虚汗，于是马上跑到餐车对列车长说。成说当时列车长依然在说："出了事，我负责！"他指着该列车长说："好，你负责，那我一定会作证！"

说完之后，成立即跑回曹身边，向周围的乘客借了小刀割开了胶布，"但是这个时候生命已经开始从曹的身上流逝，给他喂水，他已经不能吞咽了，舌头开始变色，眼睛也不转动了。我摸他的脉搏和心跳都已经没有了，这个时候列车长才到现场。"

黄先生也发觉乘客突然都围到后车厢去了，广播也不断重复，说6号车厢有病人需要医生乘客的帮忙。他知道出事了，曹大和松绑后"面黄黑嘴紫青"。

把尸体卸在沿途车站

25日中午火车在广西来宾站停下，卸下尸体，成准强也同时下车到派出所报案。

成准强听说列车方面在写交接单的时候注明的是"危重病人"时，马上就大叫起来，说人都死了，还"危重病人"！车站方面的工作人员马上就不干了，要求列车长留下。

最后，列车长还是上车走了，因为这趟车只有这一个列车长，上级来电表示要他继续对车上1000多名乘客负责。

曹大军最后接受了铁路方面12万元的赔偿方案。其中包括2万元的保险和10万元的补偿。9月30日，他在贵阳与铁路方面签了一个协议，签字后得到了12万元现金，曹大和的尸体随即在广西火化。曹大军非常感谢从9月25日开始一路坚持陪伴的成准强。成还联系了北京的律师张凯，准备帮他们打官司。

曹大和1978年10月5日出生。昨天，10月6日，中午12点，曹大和正式入土。

■各方说法

铁路副段长：帖子标题不当，有误导

参与了与曹大和家属谈判的成都铁路局贵阳客运段副段长慕泽君对记者的来电显然并不排斥。他表示，网上的帖子他看了，客观地说，有一些说法是不切合目前的调查情况的。最主要的是发帖人有意地回避了一些细节，事情在定性之前就以《亲历1291次列车绑死民工事件》这样的标题发帖，有误导公众之嫌。现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谁黑谁白，谁是谁非未定，不应该简单地给列车长的行为进行定性。

慕泽君说，如果认真看过帖子，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一个车长怎么可能当着一百多位乘客的面，杀死一个乘客呢？但帖子"故意回避"的细节究竟是什么，慕表示要由警方公布。

目前列车长的职务已经给停了下来，正在接受调查组的调查。"请大家相信，一定会有一个公正公平的处理结果的"。

网友成准强：我亏欠他的

网友们都对成准强表示了敬意，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不仅有勇气一直坚持站出来反对捆绑，还亲自解救并坚持陪伴，赔上时间精力为家属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成准强却不这么觉得，他对本报记者说，"我没有赔上什么，是我亏欠他们的，如果我的勇气能早半个小时，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他们在侮辱我的良心。他们以为把列车长家法处置一下就了不起了。"

网友黄先生：我当了一次看客，我鄙视自己

黄先生是广西人，在广州工作，事发时他一直在场，在列车长捆绑曹大和时，他曾闪过一个念头，用手机把他们拍下来，但后来他放弃了，为此他非常后悔。"如果拍下来，那就是铁证了啊。"

看到曹死亡时，"整节车都凝固了，是的，人人都在问、在自责，这列车除了那四眼青年谁没有责任？想想几次上厕所看到他，都多看两眼，恐慌闪亮的眼神，为什么只有怜悯，没有解救？我恨我自已，和大多数一样选择沉默。"

"在这个事情中，我就像鲁迅小说里描写的看客，我非常鄙视我自己。"最后他还是把自己了解的情况与拍摄的照片发布到了网上。他认为，即使曹大和有精神疾病，捆绑这样的处置方式也不恰当，应该是由其同乡在乘务员室这样的地方看护。

家属：我们还在等尸检报告

曹大军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这两年在福建打工，对二哥曹大和的身体情况并不了解，他也不敢肯定二哥的身体状况究竟如何，是不是因病发猝死。所以他还在等尸检报告。等拿到尸检报告之后他才能决定怎么办。同时他也很重视成准强和律师张凯的意见。张凯对记者表示，现在他还没有开始正式介入，从目前初步了解的情况看，关键在于列车长有没有责任，如果有，肯定是刑事责任，过失或者故意要看具体的情节，等委托书签订之后他有可能会到贵州进行调查。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谭人玮

出处：http://epaper.nddaily.com/A/html/2008-10/07/content_590400.htm

-完-

子夜的昙：偶的“女儿告父包二奶”的评论终于上博客头条了,但博客作者却变成了别人

2011-08-15T18:10:00.001-07:00

2007-02-08　01:09:53

同志们，现在偶宣布一个消息：偶的时评上新浪博客的头条了！猪位先别急着为偶高兴，因为，文章是偶写的，偶的原创时评，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却变成了别人的博文。博文作者：北京律师刘晓原。

猪位，明白了吧？偶的文章又被人抄袭了！偶的原创时评标题为：《告父包二奶被判管制，王静成仇恨牺牲品》，北京律师刘晓原的博文标题为：《女大学生"告父包二奶"，成了仇恨的"牺牲品"》。除了标题不一样，其他都长得一样，包括错别字呵。

天呐，偶早上六点多就起床写这篇文章的呵。

虽然偶历来很讨厌剽虫，但偶还是要说句公道话，这位刘晓原律师，除了文章的内容是完全抄袭的偶的外，还是付出了很多艰辛的劳动和努力滴，第一，他勤奋浏览网页，所以才会在偶发文章仅一个小时以后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把文章放到了自己的博客上。第二，他辛苦配上图片，改动标题，加上新闻链接，功劳不可没，没也没不了。所以，偶们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他付出的辛苦劳动和汗水，偶们还是要肯定滴。但偶要指出滴是，刘晓原律师还是有点勤快过头滴，比如，他在复制文章以后，把所有内容给保留了，却故意把偶的名字给卡嚓了。可首发网站上明确有作者声明:未经许可,不得转载呀.这下倒好,你说不得转载,偶就剽窃,不属于转载范畴了呵.

北京律师刘晓原，想来是一个比较懂法滴人，当然了，术业有专攻，刘晓原律师或许精通家庭法律会打离婚官司，但有可能对版权方面的法律是一点不懂呢，是法盲都有可能。法盲呵，最容易得到原谅的一类人。

但偶需要原谅刘晓原律师吗？在偶还没有悟出到底该原谅他不原谅他的时候，偶拨打了新浪的客服，接线生很有礼貌，还向偶出主意呢，他建议偶拿起法律武器，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我差点晕死，还好，报社的墙好坚固哦，偶扶着墙，才没至于倒地狗啃泥。唉，还是应该理解接线生同志呵，他说得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新浪博客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博客平台，不担负判决刘晓原律师是否抄袭的责任。虽然子夜的昙你声称在星辰在线的首发时间早于刘晓原律师的时间，但接线生也语重心长地告诉你老人家了：发表的时间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改变滴。天，偶还有抄刘晓原律师的嫌疑呢。

再次问自己，是否要原谅律师刘晓原呢？想原谅吧，偶真不甘心呢。偶就一特俗，俗到底的人，日想夜想的，就是文章能够被推荐至新浪博客的首页呢。现在终于上首页呢，还是头条呢。可博文作者却变成了别人，你说衰神不衰神？

偶坦白，偶刚刚带着酸溜溜地心态又进入了北京律师刘晓原的博客，那篇文章的点击率在目前是：15940。这相当于偶博客总点击率的总和了，才短短的几个小时呢，明天一早起来，不定又会是一个多吓人的数据呢。

偶好嫉妒哦，嫉妒偶自己的文章被推荐上了头条，也嫉妒那篇文章给北京律师刘晓原博客带来的高点击率！偶怎么这么冤咯？比窦娥还冤呢，人家是六月下雪，偶是该下雪的时候也不下雪。衰神呵~

偶该怎么办呢？用什么方法才能让新浪换挂偶滴文章呢？

北京律师刘晓原的博文：《女大学生"告父包二奶"，成了仇恨的"牺牲品"》http://blog.sina.com.cn/u/49daf0ea010007ip

偶的博文：《告父包二奶被判管制，王静成仇恨牺牲品》，http://blog.sina.com.cn/u/429963c001000cxl

偶在星辰在线的原创时评：《告父包二奶被判管制，王静成仇恨牺牲品》，http://xjpl.csonline.com.cn/2/200702/t20070207_630677.htm

在搜狐上的原创时评：：《告父包二奶被判管制，王静成仇恨牺牲品》，http://star.news.sohu.com/20070207/n248092919.shtml

偶在凯迪网的原创时评:告父包二奶被判管制，王静成仇恨牺牲品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1506038

出处：http://blog.sina.com.cn/u/429963c001000cy0

-完-

傅国涌 1917年：“《新青年》时代”

2011-08-11T22:35:00.001-07:00

年初，胡适、陈独秀先后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率先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3月，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移到北大出版。在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领导下，暮气沉沉的北大迅速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民主与科学的摇篮。一个崭新的"《新青年》时代"已呼之欲出。

虽然"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但《新青年》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新思想，鼓动风潮，造成时势，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傅斯年、罗家伦等北大学子开始在《新青年》发表文章。以《新青年》撰稿人群体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开始独立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创了以现代文明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的巨大意义早已超越政治层面。

胡适等曾经一度相约"二十年不谈政治"，而致力于思想、教育、文化的实践，也就是在实际政治之外用力。但是他们在《新青年》发表的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言论，确实是横扫千军如卷席。"以披荆斩棘之姿，雷霆万钧之势"，陈独秀、鲁迅、胡适、吴虞、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高一涵、易白沙、周作人等一代知识分子，第一次向孔教、礼法、贞节等国粹，向旧艺术、旧宗教、旧政治等发起了全面的、猛烈的冲击，第一次大力提倡西方的"自由、平等、独立之说"，张扬自由自尊的人格、独立自主的人格，不是仅仅局限在政治层面，而是全方位地要引进新的文化、价值。也是第一次激烈地、大张旗鼓、毫无妥协地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其中的主角无疑是陈独秀。1940年3月24日，他在《中央日报》发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不无自豪地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其实不仅在思想言论上，他是把他的思想付诸行动的人，所以他这个北大教授会在五四运动中亲自去散发传单。称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当之无愧。胡适说过"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连鲁迅也承认，他那时候的小说创作是奉了陈独秀的思想"将令"。

3月1日，李剑农等在上海创办《太平洋》月刊，初由泰东书局出版，旨在"考证学理，斟酌国情，以求真是真非"，既"不为何种政团张其党势"，也"不自立门户"，另成一个新的政团。他们对武人拥兵黩武深恶痛绝，提出了解决时局问题的各种方案。内容涵盖政治、经济、财政、法律等各方面，撰稿人包括杨端六、高一涵、李大钊、周鲠生、丁燮林等，其中的一些人同时也是《新青年》的骨干。

其时，离袁世凯皇帝梦破灭不过一年，张勋带辫子军进京，拥废帝宣统复辟，重演了一出昙花一现的丑剧，将五色旗又换成了黄龙旗。从7月1日到13日，虽不足两星期，却扰动了整个中国。言论界也曾受到影响。7月，在哈尔滨，创刊不过一个月的《白话画报》因反对张勋复辟而遭查禁。在浙江海门，创刊不到4个月的《椒江日报》以"乱党机关"罪名遭查封。

胡政之主持下的《大公报》，从一开始就公开反对张勋复辟，"言论记事，翕合人心，有民初上海《民立报》之望"。在英敛之民国元年退隐之后已声光久不再的《大公报》，一时销量大增，发行量达到一万多份。

目睹张勋复辟的闹剧，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虽然暂时挫败了张勋的阴谋，但共和国家的隐患并未除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便那些成为"伟人"、"英雄"的军阀，也未必信仰什么共和。他所以要通过办刊物、写文章，引入新思潮、提倡新观念入手，就是痛感中国只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一切走马灯般的变来变去都和大众无关。《新青年》就是要开创一条思想言论的新路子，一条政治之外的路。

［记事］

1月，济南《齐美报》因刊出一则有关聚赌包娼的新闻，发行人被判徒刑，山东报界联合会认为判刑过重，电请总统、司法部和两院减刑。

2月17日，北京《公言报》披露中美借款合同草案，及众议院讨论有关情况，编辑王德如、发行人黄希文以"泄漏国会秘密"罪，分别被判刑4个月、3个月。28日，成都《民宪报》发行人雷建侯、编辑人曾砚愚，因一则《刑杖悲声动衙署》的新闻触怒当局而被捕。

3月8日，北京《国风日报》编辑裴梓青、发行人彭冀臣，以"言论过激，事实不符"被拘禁3天，并罚款。14日，两人又因"抨击段祺瑞太过激烈"，被指控犯有"侮辱官吏"罪，各判处罚款20元。

4月3日，北京《醒华报》因所刊《外交投票记名》的新闻触怒当道，编辑被捕。

5月19日，英文《京报》的陈友仁因披露段祺瑞政府与日本商议借款密约，以"妨害公务"罪被判4个月。22日，陆翰文、项士元在浙江临海创办《时事日刊》，因批评北洋军阀对浙江的统治，出版仅3期即遭查封。从这个月26日起，随着北京政坛上黎元洪与段祺瑞权力之争白热化，北京警察当局实行新闻邮电检查，各报新闻电稿多被删改。

6月4日，北京《中华新报》以"时局濒危，纵言无益"，自动宣布停刊。杭州《之江日报》因避免言祸也一度主动停刊。在这前后，北京《民国新闻》、《共和新闻》等8家报纸相继停刊。5日，福州《心声报》也以"言论不自由"发表宣言，自动停刊。9日，成都《四川群报》发行人樊孔周因为在评论中反对驻军违章抽取盐税，遭暴徒狙击而遇害。

同月，广州《南越报》主笔李汇泉因为反对当局开赌禁，桂系军阀谭浩明不经审讯即将他枪杀。

10月初，《北京英文晚报》以"该报议论，妨碍时机"处以停止营业。

从11月10日起，北京《晨报》及上海《申报》、《时报》、《民国日报》、《中华新报》等报纸都在显著位置、以大字标题报道了苏俄十月革命的消息。

11月19日，因湖南局势动荡，长沙《大公报》一天四次遭抢劫而被迫停刊。12月12日，才复刊6天的《大公报》又遭查封。

11月20日，北京英文《京报》因在社论中语涉日本干涉内政，以"该报议论，妨碍时机"处以停止营业，社长陈友仁再度被捕。

北京《中原日报》因刊出批评冯国璋的评论，编辑王元震被拘押。成都《警华报》副总编辑顾品珍等6人因在新闻中讽刺四川督军罗佩金而被捕，多次遭军棍等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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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傅国涌 1918年：“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

2011-08-11T22:34:00.001-07:00

《新青年》从这年1月15日出版的第4卷第1号起，全部改用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已形成不可阻挡之势。"陈独秀的短文激越雄健，往往为青年所喜爱，胡适文章风格清新明畅，独步一时。鲁迅的讽刺性杂文尖刻、犀利，犹如双锋利刃。周作人的文章则活泼轻松，使读者感觉犹如与家人聚谈。其他一些推动新文学、新思想运动的教授和学生领袖如钱玄同、刘复、罗家伦、傅斯年等，则大多是雄辩强劲的作家，更不用说运动中所涌现出的其他大批年轻的散文家、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周策纵：《五四运动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页80。）通过《新青年》这个小小的公共平台，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破土而出，将百花齐放的"《新青年》时代"一步步推向高潮。

3月4日，上海《时事新报》创办综合性副刊《学灯》，张东荪、俞颂华、宗白华等主编，一灯如炬，以"促进教育，灌输文化"为宗旨，"屏门户之见"，"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它和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一起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平台。

10月5日，邵飘萍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独立创办了《京报》，他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提出："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坚持以新闻为主，遵循"凡事必力求实际真相，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的原则。无党无派、不以任何特殊的势力集团为后盾的《京报》，自我定位是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很快就得到读者的喜爱，在报界异军突起。

邵飘萍后来在《京报三年来之回顾》中说："《京报》每顺世界进步之潮流，为和平中正之指导。崇拜真理，反对武力，乃《京报》持论之精神。出版不数月，颇蒙内外各界赞许，在言论上已占相当之地位。"章士钊说："良家子女，累累伺振青之声音颜色以行"，其言论影响之大从中可见一斑。那时，邵飘萍也给《时报》、《申报》发电讯，但时上海各大报"都是持保守主义的"，"狄楚青胆小，认他是一位冒险人物；史量才竟说他要垄断上海新闻"。

12月22日，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新青年》之外又创办了《每周评论》，以发表政论性文章为主，陈独秀在《发刊词》中宣布："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每周评论》标志着部分《新青年》同人开始将目光转向现实政治层面。深受《新青年》影响的更年轻的北大学子也已开始在酝酿出版自己的杂志：《国民》、《新潮》等。

在无数青年学子的心目中，这几乎是一个《新青年》独领风骚的年头。邵飘萍手创《京报》，则开启了一条知识分子白手起家、独立办报的道路，为文人办报树立起一个新的榜样。然而，对报纸、报人的迫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北到南，割据一方的军阀可以为争地盘、抢椅子打个你死我活，他们对言论自由的恐惧和摧残常常是如出一辙。6月23日，广东《民主报》在刊出《财政厅之更动》新闻当天，主笔陈耿夫就以"挑拨军心"的罪名被捕，第二天凌晨遭枪杀。第二天广州各报联合自动停刊一天，抗议桂系军阀莫荣新的暴行。25日，广东报界全体在报界公会集会，抗议当局摧残舆论，妄杀无辜，作出四项决议：一、26日全部报纸停刊一天，以志哀悼；二、向国会、省议会请愿，要求伸张正义；三、此后一律不刊登有关督军署的文件；四，向中外报界发出通电。

9月23日，北京新闻交通通讯社因为一篇通讯稿《呜呼三大借款》，揭穿段祺瑞政府擅借外债的真相，触怒当局，负责人何某被拘捕。第二天，通讯社以"扰乱治安，颠覆政府"的罪名被查封。

同一天，曾刊用这篇通讯稿的8家北京报纸《中华新报》、《国民公报》、《晨钟报》、《大中华日报》、《民强报》、《大中日报》、《亚陆日报》、《经世报》等被强行查封，罪名是"故意造谣，泄漏秘密"，"破坏邦交，扰乱秩序，颠覆政府"，有关编辑人遭到传讯。时为《中华新报》总编辑的张季鸾第二次入狱。12月1日《晨钟报》改名《晨报》继续出版，有些报纸从此就消失了。

10月17日，北洋政府颁布新的《报纸条例》。条例虽然承认报纸抒发民意、传播消息，是传达舆论的机关，"不可不予以自由"。但与袁世凯时代的《报纸条例》相比，只是取消了交纳保押费作为报纸发行要件的规定，禁载事项换汤不换药，无非改动了个别名词，比如将"妨害治安"改成了"妨害公安"等，而且增加了不准"侮慢元首"一项。更严重的是，"警察官署认为有重大危害时，得以警察处分，停止其发行"。这就意味着警察随时都可以依据《报纸条例》侵害新闻自由。

天津《益世报》因为著论反对军阀，曾被迫停刊40天。福州《心声报》干脆以发表宣言、宣布自动停刊的方式，控诉当局对报纸的迫害、抗议言论出版的不自由。

［记事］

1月30日，江西《九江日报》因报道消息失实被封闭，编辑主任罗常彬、经理万和悦遭通缉。

1月，广东军政府颁布《暂行报律条例》，禁止刊载"淆乱自主政体者"、"煽动、曲庇、赞赏、救护叛逆犯及陷人于叛逆者"等新闻。

4月28日，成都《民知日刊》在出了38期后遭地方军事当局查禁。

5月，北京《启商报》因批评总统冯国璋而遭京畿总司令部查封。成都《平报》创刊不久即因主笔被捕而停刊。

7月18日，长沙《大公报》因为刊登冯玉祥在常德宣布独立的消息，被湖南军阀罚停20天。同一天，长沙《正义报》因刊出同类消息被封，经理杜启荣被判刑3年6个月。

9月25日，广州《南越报》、《新中国报》遭查禁。

9月，长沙《湖南通俗教育报》负责人何雨农因《孔二老师发气》一文，被张敬尧撤职。

10月9日，张敬尧查封湖南《公言报》，并逮捕发行人和一名工人。

冬天，胡政之受天津《大公报》委派前往欧洲，采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召开的巴黎和会，成为中国第一个采访国际新闻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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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1895年：一个时代的呼声——“公车上书”

2011-08-11T22:33:00.001-07:00

甲午之战，泱泱大国败于日本小国，这一结局带来的震撼大大超过了鸦片战争，全国上下的读书人痛心疾首。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变法维新的呼吁才渐成社会的主调。

4月17日，清廷派李鸿章与日本签订又是割地又是赔款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地举子尤其受到强烈的震撼，康有为夜不成寐，文不加点，一气呵成，起草了长达一万四千言的上皇帝书，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上清帝第二书》，提出了"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等政治主张。5月2日，他召集十八省举人在北京松筠庵集会，有1300多人在他起草的万言书上签字。"公车"为入京应试的举人代称，故史称"公车上书"。然而，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传来了《马关条约》已经签字的消息，结果有半数人心灰意冷，撤回了签名，最后只剩下603人，而都察院则以朝廷已在条约上签字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这一上书。所以，康有为所发动的大规模的"公车上书"实际上未成。

不过那段时间的"公车上书"并没有断过，5月2日都察院代呈的原折中就有"公车"。5月3日、5日、9日，"公车上书"仍然不断。天津《直报》以"同深义愤"、"各抒义愤"等为题多次报道了这些消息。这份报纸以发表思想家严复呼吁变法的一系列文章而引人注目，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中西的差别在于"自由不自由异耳"，并响亮地喊出了"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的命题。这些振聋发聩的观点早已载入近代思想史册。相隔一个多世纪，史学家袁伟时还誉之为"石破天惊"的箴言。

康有为起草的"公车上书"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呼声，虽然上书不成，但上海的《申报》等报纸纷纷刊载了其中的内容，一个月后《公车上书记》专书也由上海石印书局刊行于世，未能"上达天听"的"公车上书"的影响因此而遍及全国。

康有为等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和上海的《万国公报》同名并不是一个巧合，而是有意的选择。其时《万国公报》的影响已深入中上层阶级，康有为想借助它的光环，不少文章也是直接从后者转载的。报纸由梁启超、麦孟华编辑，隔日一期，随《京报》、《宫门抄》之类的官报免费赠阅，还要给报贩送酬金，这是梁启超所说的"沿门丐阅时代"，读者对象都是王公大臣、达官贵人，一般发行一两千份，最多时要送出300份。梁启超自称"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称为"论说"，这是他介入的第一份报纸，也是他以言论影响中国的最初尝试。

过了四个月，《万国公报》在出至45期后，经李提摩太建议，为"免两相混淆"，改名为《中外纪闻》继续出版，赠阅也改为订阅，并作为成立不久的维新团体北京强学会的机关报。和以往的报纸不同，《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完全是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喉舌，并不像一般报纸只有报道新闻、传播新知等功能，可以看作是近代政党报纸的先声。

［记事］

1月16日，德国人汉纳根在天津创办《直报》，曾发表严复的《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等文。

8月17日，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12月16日起改名为《中外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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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傅国涌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之后

2011-08-11T22:31:00.001-07:00

4月1日，京师警察厅发布新制定的12条《管理新闻营业规则》，条件非常苛刻，被称为《报纸条例》的借尸还魂。北京新闻界一致表示反对。4月中旬，胡适、陈西滢、钱玄同等18位知识分子联名致函司法总长章士钊，提出阁议撤销这一规则，以维护言论出版自由。此前4月4日，上海书报联合会、日报公会、书业商会、书业公所举行联席会议，鉴于《出版法》钳制言论出版自由，违背了共和国的性质，决议分别致电北京政府法制院、内务部、司法部要求废除。4月8日，连上海总商会也致电北京政府，提出废止《出版法》的要求。

也是在4月，上海租界工部局再次在纳税人年会提出《印刷附律》议案，因不到法定人数而流产。4月13日，上海书报联合会、日报公会、书业商会、书业公所等四团体发表抗议上海公共租界《印刷附律》的宣言。6月2日，上海租界再次召开纳税人特别会议力图通过，时值"五卅运动"，《印刷附律》成为众矢之的之一，上海32个团体联合发表抗议宣言大力抨击。不同政治倾向、背景的《向导》周报、《民国日报》、英文《密勒氏评论报》、《大陆报》都纷纷发表文章，严厉批评工部局。这次会议也因不足法定人数匆匆散会，从此没有再提出这一议案。

"五卅"惨案激发了汹涌澎湃的民族浪潮，身处租界的上海各大报纸保持了可耻的沉默，激怒了无数年轻的知识分子，多年后王芸生曾说："五四运动给我打下了一个做人的基础；五卅运动又使我认识了自己的国家。民族的热血曾鼓舞着我的青年的心……"6月3日，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名义创办了《公理日报》，日发行量曾达到2万份，至当月24日出版第22号后停刊。6月10日，杨杏佛独自创办了《民族日报》，共坚持了16天。6月4日，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面世，成为中共出版的第一份日报。6月11日创刊的《上海总工会日刊》，直到9月被军阀查封。从6月初起，邵飘萍在《京报》推出清华学子王造时主编的《京报副刊·上海惨剧特刊》，连出了12期。

7月初，向来稳健、谨慎的《东方杂志》出版了《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发表王云五的《五卅事件之责任与善后》等文。9月11日，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就《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向会审公廨起诉王云五等。9月20日，《京报》副刊发表《上海商务印书馆〈五卅增刊〉事件》的评论，向商务印书馆发行《五卅增刊》表示敬意，对商务被控告表示声援。10月24日，会审公廨在一不宣布罪状，二无审判理由的情况下，判令王云五等罚款200元，一年内不得再发行同样书籍。这是王云五和商务历史上一支令人难忘的插曲。

与此同时，《民国日报》主笔叶楚伧以违反《出版法》第三条、第十一条的罪名被判罚100元。租界巡捕房以同样理由查抄了《沪报》、《国耻画报》及光华书局等。

从7月11日起，老牌的《申报》、《新闻报》三次在广告版刊出租界工部局通过广告公司送登的《诚言》，租界当局的声音引发了众怒。在舆论的压力下，申、新二报被迫发表道歉启事，并刊出《辟〈诚言〉》，说明真相。"诚言"风波成为史量才主持《申报》时期的一个污点。

叶恭绰曾言"全国报界中，主持社论之人才，寥寥不可多得。其议论周匝，文字雅俊者，在北惟颜旨微，在南惟陈畏垒而已"。颜旨微自1923年以来出任北京《益世报》主笔，每日撰论，从不间断。这年4月，在著名的金佛郎案发生后，他连续写下十篇评论，立论公正，深得读者欢迎。陈畏垒就是陈布雷，从《天铎报》到《商报》，他的"如椽大笔，横扫千军"，让年轻的郭沫若倾慕不已。

成舍我不是以言论而是以办报知名。2月10日，他创办《世界晚报》10个月后，又独立创办了《世界日报》。他在发刊词中提出"以国民意见为意见"、"以超党派立场争取全民福利"等主张，强调不党不偏，不受津贴，言论公正，不畏强暴，替老百姓说话，作民众喉舌。10月1日，他的《世界画报》问世。至此，三个"世界"全部浮出水面，形成了中国报业史上第一个稍有规模的"世界"报系。

4月8日，《世界晚报》在《晨报》登出特别启事："京师地检厅，对于本报，一再以妨害公务，犯《出版法》第十一条第五款等罪，传讯本报经理成舍我。成君因应付讼事，所有经理职务由协理龚德柏兼任。"其实是对当局压制舆论的一种抗议。

当然，即使在重重压力下，成舍我也没有屈服。11月29日，《世界日报》刊出《昨日十万民众对段政府大示威》的新闻，和成舍我的署名社评《哀段君祺瑞》。由于《世界日报》独立的品质，发行量很快从初期的四五千份增加到二三万份。无党无派的成舍我，白手起家，一无资本，二无背景，却以其独特的个性和持续的努力创造了一个奇迹，书写出大时代一个报人的华彩乐章。

北京《晨报》于这年11月19日披露惊人的内幕，北洋政府参政院、军事善后委员会等6个部门联合以"宣传费"名义给全国125家报馆、通讯社发津贴，分"超等者"、"最要者"、"次要者"、"普通者"四等。林白水的《社会日报》和邵飘萍的《京报》都属于"超等者"六家中，每月可得津贴至少200元，成舍我的《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分别名列"最要者"39家中，每月各得200元。在长夜如磐的岁月里，民间报纸要真正保持经济独立、不接受任何津贴谈何容易，邵飘萍、林白水、成舍我这些光耀新闻史的报人都未能逃出这一名单之外，真是百年言论史上莫大的悲哀。好在他们并没有拿了津贴就放弃独立批判的责任，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十天以后（11月29日），"认定改造人心——思想革命，是急务中的急务"的《晨报》在迎来7周年前夕被暴徒纵火，部分房屋、纸张化为灰烬。《晨报》被焚事件几乎成为一件扑朔迷离的疑案。几天后，视自由为第一生命的胡适写信给昔日的《新青年》同伴陈独秀：

《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为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容身之地了。

耿云志、欧阳哲生主编：《胡适书信集》上册，页366—367。

也许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记事］

3月5日，北京《民国日报》由于在"民意"栏发表《丧权辱国的安福系》一文，3月17日以"侮辱国家元首临时执政段祺瑞"的罪名被查封，编辑邹德高被捕，仅出版了13天。

3月，上海《商报》主笔陈布雷、《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中华新报》主笔张达吾因为报道、评论上海纱厂工人罢工事件，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以"鼓动工潮"、"扰乱治安"的罪名拘捕。陈、张各罚款90元，邵除了罚款90元，还判交保1000元，不准再"宣传过激主义"，同时逐出租界。

4月1日，胡政之在上海创办《国闻周报》，发刊词中指出："今之新闻记者其职能即古之史官，而尽职之难则远愈古昔。""吾人苟欲建舆论之权威，第一当先求判断资料之事实问题。首当求真确之发现，与忠实之报道。"

4月5日，蔡和森在《向导》周报109期发表的《安福政府对于舆论的摧残》一文，说年初以来，段政府通令查禁《向导》等20种刊物，有百多位读者来信，表示愤怒抗议，并呼吁言论自由。

4月26日，创刊于1922年8月的哈尔滨俄文《论坛报》，再度遭查封。

5月中旬，重庆军阀王陵基以"败坏风俗，煽惑青年"的罪名查封张闻天等创办的《南鸿》周刊、萧楚女任主笔的《爝光》周刊，同时勒令萧楚女、张闻天、廖划平两周内离开重庆。《南鸿》出了7期，《爝光》只出了3期。8月20日，广州《民国日报》总编辑陈秋霖与廖仲恺一同被暗杀。

5月29日，山东军阀张宗昌以煽动纱厂罢工风潮的罪名杀害青岛《公民报》主笔、共产党人胡信之。9月25日《向导》发表的《山东通信》披露，张宗昌曾对济南的报社通讯社记者作了这样的训话："今天我请大家来，没有别的话说，就是你们的报上登载的消息，只许说我好，不许说我坏。如有那个说我坏，我就以军法从事。"不久，济南半数以上的报纸都被迫关门。

5月，湖北拟订取缔白话报、小报及通讯社的规则。

"五卅"惨案以后，段祺瑞曾一次下令查封了北京19种报刊。

12月底，由中共地下组织创办的哈尔滨《东北早报》两个编辑陈晦生、任国桢被捕，后在吉林监狱遇难，两人都是共产党员。

天津《益世报》总经理刘浚卿曾被北洋军阀逮捕入狱7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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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傅国涌 1947年：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

2011-08-11T22:29:00.001-07:00

2月15日，傅斯年在南京《世纪评论》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炮轰行政院长宋子文。他在分析了宋子文的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办事作风、中国文化修养和态度之后，发出狮子吼：

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跨了。

岳玉玺等编选：《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页339。

一文既出，"各地报章纷纷转载，举国注目"。那天的胡适日记中说，成舍我主办的北平《世界日报》当天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这样耸动视听的标题。

《世纪评论》是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经济学家何廉1947年1月筹款创办的周刊，由留美政治学博士张纯明主编。《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发表，不到半天时间，有人就从报贩手里将这一期《世纪评论》"搜买一空"，整个上海市面上都见不到了，"颇有'寓买于禁'的味道"。第二天，胡政之在《大公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一星期后，傅斯年又在《世纪评论》发表《宋子文的失败》一文，直言"（孔、宋）二人虽不睦，但祸国的事，却也'萧规曹随'。"他列举事实指出孔、宋代表的权贵势力"断送中国的经济命脉"，"简直把中国葬送在十八层地狱下了。"

3月1日，傅斯年应储安平之约，在《观察》周刊发表第三篇檄文《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权门资本入手，对当时中国的状况条分缕析，讲得清清楚楚，笔锋直指孔、宋等豪门权贵。

同一期《观察》还转载了他在《世纪评论》首发的另外两文。储安平在《编辑后记》中说："傅孟真先生一连写了三篇抨击孔宋豪门资本的文章。他的文章是爆炸性的。"

在那个黑暗的年头，傅斯年的声音其实并不孤立，经济学家马寅初等硬骨头的知识分子也一直在大声疾呼，抨击豪门资本。2月27日马寅初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有黄金美钞的不要卖出来》。2月16日，即《这个样子的宋子文走开》首发的第二天，陈云阁主持的重庆《世界日报》也刊出社评《罢免宋子文！》，和《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异曲同工，直接发出了罢免政府首脑的呼号。

舆论的呼声加速了宋子文的下台。时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在3月1日的日记中说："宋之去职其因甚众。一则党内陈立夫等及黄埔同志等均对彼不满。二则党外之民主社会党（张君劢党）一再声称如宋继续主持行政院，则彼等决不参加行政院。三、胡适之、傅斯年等无党派人士均反对宋子文。"

内战越打越烈，存在了9年之久的重庆《新华日报》终于被查封了，民盟作为非法组织被取缔了，呼吁和平、民主、自由的声音被淹没在连天的炮火声之中。尽管宋子文下台了，一切都没有好起来，言论环境继续在恶化，3月26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通令查禁重庆的《职工青年》、《难民周刊》、《联合特刊》、《群众半月刊》，上海的《新文化》、《中国学术》、《清明》、《经济月刊》，桂林的《民主星期刊》，广州的《新趋势》、《现代生活》、《联合增刊》，香港的《自由世界》、《正报》、《青年知识》、《中国农村》、《文萃》、《民潮》等报刊。据4月22日的重庆《世界日报》报道，几个月来各地各级国民党政府以"登记未准"或"尚未办竣登记手续"为名，查禁或勒令停刊的报纸杂志达100种以上。尽管如此，知识分子和言论界仍然在作最后的抗争。

1月，福建省政府发出通令，严禁公务人员向外发表新闻，违者以泄露公务论罪。福州各报和通讯社记者联名抗议，从28日起总罢勤三天。当局被迫重新发出尊重采访自由的通令。

3月2日，北平各大学教授200多人联名发表声明，抗议当局非法拘捕人民。3月8日，朱自清、陈寅恪、金岳霖、俞平伯等13位教授联名在《观察》周刊发表《保障人权》宣言，抗议警察以清查户口为名的大搜捕，向政府及社会呼吁尽速释放无辜被捕的人民。如果说这些联名表达意见的主要还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话，那么北大、清华等高校联名抗议政府迫害青年学生的90位教授则几乎涵盖了文、理、工各科。

4月，江苏宜兴县参议会通过参议员张再熊禁止记者旁听参议会会议的提案，第二天，当地各报就联合刊出启事，警告张再熊提出的反民主的提案。

5月24日，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以"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的罪名，一天之内查封了《文汇报》、《新民报》晚刊、《联合日报》晚刊三家报纸。《文汇报》记者麦小楣、笔张若达、编辑李碧依，《联合晚报》记者黄冰等三人，《新民报》晚刊记者张沈等被捕，多人列入黑名单。当天南京《新民报》晚刊刊出《无言的自由》短评，沉痛表示"我们只能提出无言的抗议"。上海《铁报》因透露蒋介石曾批准此事，被勒令停刊四天。

自1945年8月复刊以来，《文汇报》共出版了1年零8个月。"凭事实报道，凭良心说话"是它的品格，为此徐铸成们一而再地拒绝了国民党的巨款收买。此前不久，《文汇报》就曾遭到停刊一周的处分，但他们没有屈服。上海《新民报》晚刊此前也曾因发表《冥国国歌》而受到惩罚。三报被封，警备车驰骋于十里洋场，储安平虽然对徐铸成这位同乡绝无好感，但他"仍旧不避危险"，在5月31日出版的《观察》周刊公开发表抗议文章，表示大义当前，不暇顾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还不客气地批评了这一次《大公报》冷眼旁观的态度。

5月27日，31位北大教授、32位燕京大学教授先后发表宣言，声援学生运动。29日，北大、清华102位教授发表《为反内战运动告学生及政府书》。6月2日，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陈叔通等10位有声望的社会名流联名致函行政院长张群，要求释放在"五二○"运动中被捕的青年学生。

　 5月31日，《大公报》驻广州记者陈凡因报道学生游行被捕。6月1日，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宪兵、特务，在一些重要城市的新闻界实行大逮捕，仅重庆新闻界就有30多人被捕，包括《国民公报》4人、《商务日报》6人、《新民报》8人、《大公报》8人、《世界日报》4人。《新民报》成都、南京、上海版分别有3人、9人、1人被捕。6月1日，成都《华西晚报》被捣毁，许多工作人员被捕，被迫停刊。"六一"事件发生后，6月5日，王芸生在上海《大公报》发表社评《逮捕记者和检查新闻》，严厉谴责国民党当局压制言论，任意逮捕记者的行径。经过新闻界的抗争，多数记者不久获释。

7月，南京《中央日报》竟刊出孔、宋贪污国家外汇3亿多美金的消息，上海《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等纷纷转载，一时轰动中外。蒋介石大怒，严厉追究消息来源，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陆铿自知闯下大祸，又坚持新闻记者不能泄露消息来源，自知难免入狱，不料却安然无恙。原来美国总统特使魏德曼无意中向蒋说起这件事，夸之为"民主的表现"，蒋介石的一天怒云随之而散。

10月，北大、清华、中法三校教授联名发表《为学生罢课抗议非法逮捕保障人权事告社会人士书》。

11月8日，民盟被取缔之后，一片风声鹤唳，储安平毅然在《观察》头条位置发表周炳琳、金岳霖、朱光潜、朱自清、俞平伯、李广田、冯至等48位教授署名的《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同时发表了董时进《我对于政府取缔民盟的感想》，发出公开的抗议。储安平说：

编者的根本原则是：生死之权操之于人，说话之权操之于我。刊物要封，听命封，遇到大问题时，我们是无法躲避，无法退让的。在这混乱的大时代，中国需要的就是无畏的言论，就是有决心肯为言论牺牲生命的人物！

在那个战火弥漫的年头，以《观察》、《大公报》、《文汇报》等为代表的民间报刊，周炳琳、朱自清、金岳霖等知识分子，和傅斯年一起为中国挽回了荣誉，成为幽暗中国言论界的象征。

［记事］

1月6日，"苏联呼声"广播电台被封闭。

1月11日，桂林《星期民主刊》被迫停刊。

2月4日，国民党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发出密令，要求宣传部门"以各种技术打击一切反动刊物之流行及散布"。

2月28日，重庆《新华日报》被当局连夜查封，共发行了3231号，一张异党的机关报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连续出版达9年零49天。同时被封闭的有新华社重庆分社。

同一天，国民党当局出兵镇压台湾"二二八"起义，一口气查封了台湾岛上的54家报刊，三家报纸负责人遭杀害。

3月1日，重庆《民主报》被迫停刊。

3月2日，《群众》周刊在上海出至第14卷第9期后被迫停刊。

同一天，《盐阜日报》特派记者、作家阿英（钱杏邨）的长子钱毅在采访时被国民党军队俘虏遇害。

3月13日，有国民党背景的《大刚报》以"消息不实，言论失检"被罚停刊18天。

4月，重庆三联书店遭查封，经理仲秋元被捕。

5月19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戒严法》，规定在戒严地区停止集会结社，"取缔言论、讲学、新闻杂志、图画、告白、标语暨其他出版物，认为与军事有妨害者"。

同月，国民党当局把一部分原属于国民党中宣部的业务划归行政院新闻局管理，如政令宣传、图书杂志登记的审查、对报纸通讯社的指导与联络、新闻社登记的审查、国际宣传等。

同月，广东新会县《复兴报》以"言论左倾"的罪名被勒令停刊。

7月10日，上海新知书店出版、发售范文澜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在发行了600册后被查抄。

7月11日，汉口12家报刊同时被封闭。

7月18日，国民党当局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其中第7条是"为维持安宁秩序，政府对于煽动叛乱之集会及其言论行动，应依法惩处"。

7月21日，中共地下党在上海办的《文萃丛刊》出至第10期被国民党特务查抄，工作人员吴承德、陈子涛、骆何民三人被捕。（1948年12月7日，陈、骆在南京雨花台被活埋，吴被押往宁波，1949年5月被杀，合称"文萃三烈士"。）

8月16日，北平《真理晚报》发行才一个月即被勒令停刊。

9月10日，贵阳《力报》以"言论为共党张目"的罪名被封闭，发行人、总编辑均下狱。

12月25日，国民政府颁布的《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第6条明确规定"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匪徒宣传者，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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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王怡：自由主义书单

2011-08-08T01:08:00.001-07:00

思哲和其他一些朋友请我开列一个关于自由主义的比较系统的书单。本人才疏学浅，阅读有限，但为着与大家交流，以及为了对更年轻的朋友有所裨益。根据我自己的阅读和藏书情况，大致列出国内从80年代至今比较重要的关于自由主义的出版物。至于是否收录在我这个书单上的标准，自然带着我个人对于自由主义的偏好和理解。尤其强调一点，因为我的阅读和学科视野所限，我的开列除开比较狭义上的自由主义著作外，比较偏向于民主宪政制度，即政治学和法学的著作，而偏向经济学的著作较少。并且为了不使书单开得过长，作为自由主义更广阔背景的思想史、历史和社会学的著作我基本上予以了舍弃。

希望各位朋友能够跟贴添加，使这个书单可以名副其实的成为一个关于自由主义的较系统的介绍。

我的开列大致以我阅读和购买的时间为序，但为便于大家查找，属于一种丛书的、或者一个作者的则尽量放在一起。

[商务印书馆汉译学术名著丛书]

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和贡当斯是法国思想家中难得的两个在思想气质上偏向英美思想的人，这本书是整个近代文明中基础性的学术著作。

2、卢梭《社会契约论》

3、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尽管卢梭的思想近来多被指责为法国激进主义的源头，但正如有人指出，我们与欧陆思想之间的差距，其实远远大于欧陆与英美之间的思想差距。这两本书无论如何也是基础性的。

4、洛克《政府论》

5、洛克《论宗教宽容》：作为英式启蒙的代表人物，现在洛克比卢梭自然更受关注。洛克的社会契约论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之间路数的差异，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奢侈的差异。

6、梅因《古代法》：在这本书中梅因提出了一个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著名公式：从身份到契约。这是从法律角度对现代自由主义的最佳诠释。

7、霍布斯《利维坦》：一个非自由主义的国家，就是一只巨大的怪兽。

8、密尔《代议制政府》

9、密尔《论自由》：绝对的经典著作。

10、《拿破仑法典》：即1804年法国民法典。民法及其基本价值取向在本质上就是自由主义的法律体现。拿破仑法典是一个辉煌的起点。

11、亚当斯密《国富论》

12、亚当斯密《论法律、警察、军事、岁入》：经济自由主义的鼻祖。

13、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14、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对美国民主和法国革命的经典论述。

15、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最早的完整表述。

16、边沁《政府片论》：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早期大师

17、《联邦党人文集》：非看不可的自由主义政治实践文献。

18、《潘恩选集》：我对潘恩的了解最初来源于朱学勤先生的文集《风声、雨声、读书声》。

19、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20、边沁《道德与立法理论导论》2000年

21、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版、四川人民版：不用说了。

22、韦伯《论经济和社会中的法律》大百科版

23、弗洛姆《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对于法西斯下社会心理的分析，是我把他看作对自由主义的一种反面认识。

24、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人民版

25、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重庆人民版：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是什么促使了一个单向度的社会？而一个马尔库塞所描述的单向度的社会绝对是与自由主义为敌的。这是西马站在左倾立场对于自由主义的早期挑战。

26、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21世纪文库"（中社科2000年《历史主义的贫困》）

27、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社科2000年"西方现代思想译丛"：对于乌托邦思想最彻底的清算来自波普尔和哈耶克，这本书无愧于自由主义巨作。

28、罗尔斯《正义论》中社科"外国伦理学丛书"：虽然这本书以"正义"这样的宏伟叙事作为立论的基础，是对于经验主义的英美传统的某种背叛，所以罗尔斯本人被称为是自由左派，导致了诺齐克的思想反击。但按照哈耶克的理解，罗尔斯与他的差别其实只是叙事修辞上的。

29、罗尔斯《万民法》

30、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自由右派对于《正义论》形而上倾向的坚决回应。著名的"自愿为奴的"质问就出于此书。

31、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诺贝尔经济学奖丛书"1991

32、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社科"现代西方学术译丛"

33、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同上。

34、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三联"宪政译丛"

35、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大百科"外国法律文库"

36、霍伊《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三联新知文库：对哈耶克政治学思想的最好入门读物。

37、里夫金《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上海译文"当代学术思潮译丛"1987：我之所以将这本曾经轰动一时的通俗学术著作列入，因为这种新的世界观是对历史目的论和乌托邦思想最好的解构。

38、房龙《宽容》：胡适曾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这本书是关于一个自由主义者基本的思想秉性的最好的通俗读物。

39、伯尔曼《法律与革命》大百科"外国法律文库"：梁治平先生曾经非常推崇这本书，如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样，他指出了现代法治文化与基督教之间的渊源。

40、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大百科"外国法律文库"：著名的自由主义法学家。

41、庞德《普通法的精神》法律版：对英国法律价值观的简要分析和总体把握。

42、巴顿卡特《大众传播法概要》中社科1997"美国法学精选"：对言论与新闻自由的法律把握。

43、诺思《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三联：从产权与制度学派的角度讲述经济史。

44、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1999年再版

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学林出版社：自由主义最终要体现为一个现代的宪政和法治秩序。

45、罗斯托《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商务馆：一本对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如何形成的简要通俗的描述。

46、布坎南《赤字中的民主》北京经济学出版社"诺贝尔经济学奖丛书"1991

47、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1989

48、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

49、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产权与制度学派的经典文集。

50、科斯等《企业的经济性质》同上2001年

51、弗里德曼《自由选择》商务馆。

52、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馆

[三联宪政译丛1999-2000]

53、艾尔斯特《宪政与民主》

54、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也是企图从宗教中寻找宪政的形上支持。

55、汤普森《宪法的政治理论》

56、詹宁斯《法与宪法》

57、维尔《宪法与分权》

58、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

59、罗森塔尔《宪政与权利》

[中社科现代西方思想译丛]

60、雅赛《重申自由主义》

61、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62、冯洪堡《论国家的作用》

63、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

64、《知识、自由与秩序》：一部关于哈耶克思想的论文集

[上海三联公共译丛]

65、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66、奥斯特罗姆《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以《联邦党人文集》为基础对联邦制的解释。

67、范伯格《自由、权利和社会正义》贵州人民

68、肯尼斯《权力的分析》

69、伯恩斯《民治政府》中社科：迄今为止对美国民主宪政制度的最全面的介绍。

70、赫尔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1998年"新世纪学术丛书"

71、波齐《近代国家的发展》商务

72、里夫斯《美国民主的再考察》商务馆：一本在一百年后希望成为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续篇的著作。

73、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版"21世纪文库"1988

74、斯宾塞《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同上1999年再版。

75、巴特摩尔《平等还是精英》辽教万象

76、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华夏1999年再版。

77、卢克斯《个人主义：分析与批判》广电版1993：健康的、不被误解的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前提。

78、科恩《论民主》商务1988

79、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社科文献1999：对英美新自由主义与欧陆莱茵模式深刻分歧的论述。虽然作者偏向于离他不远的莱茵。

80、马斯泰罗内《欧洲民主史》社科文献

81、马斯泰罗内《欧洲政治思想史15-20世纪》社科文献

82、马斯泰罗内《当代欧洲政治思想》社科文献

83、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三联版1999

84、达尔《论民主》商务1999年"民主译丛"

85、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当代学术思潮译丛"1987年

86、柏克《法国革命论》商务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极端经典。

87、柏克《自由与传统》商务馆2001年"公共译丛"

88、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版，2000年再版了全译本。

89、赫费《政治的正义性》上海人民

90、《民主与民主化》商务馆"民主译丛"刘军宁主编

91、布莱顿《理解民主——经济的与政治的视角》学林版2000年"欧洲思想系列"

92、《消极自由有什么错》文化艺术版2001"思想译丛"：对伯林两种自由观点的回应文集。

[译林出版社"人文与社会译丛"]

93、阿克顿《自由史论》2001：重点对于英美式的自由民主道路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94、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2001：也是针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有力回应。

95、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2000年：据说对正义论进行了修正，带着向新自由主义回归的倾向，尚未读。

[上海人民"东方编译所译丛"]

96、巴利《古典自由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

97、西瑟《自由民主与政治学》

[吉林版"人文译丛"]

98、约翰邓恩《民主的历程》：从公元前508年到1999年人类民主历程的简要描述。

99、伯里《思想自由史》：也是一本简要的小册子。可作入门读物。

100、《变动中的民主》：一本较新的论文集。

101、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较为系统的欧洲政治自由主义的全貌。

102、沃特金斯《西方政治传统——现代自由主义发展研究》：这套译丛的整体特点就是对自由主义理论与历史的简明阐述。这本也是，但文字可读性较差。

103、何怀宏主编《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收录了从柏拉图到梭罗，到甘地、马丁路德金，到罗尔斯、德沃尔金、阿伦特等人论述公民不服从的篇章。绝对经典，文笔优美，是这套书中可读性最强的。适合出门时揣在口袋里。

[商务馆"公共译丛"]

104、贡当斯《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105、阿克顿《自由与权力》：那句名言都已经耳熟能详了。

[苏人版"现代政治译丛"]

106、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2001：不局限于英美，对于威尼斯和荷兰的论述窃以为最有价值。

107、戴维米勒《社会正义原则》2001：论及正义的程序性，在我看来就是自由主义的立场。

国内的推荐几本：

108、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上海三联2000年

109、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三联

110、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社科1999年再版

111、林达的三本通俗读物《总统是靠不住的》《历史深处的忧虑》《我也有一个梦想》三联

112、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113、朱学勤《风声雨声读书声》三联

114、刘军宁《保守主义》中社科

115、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三联

116、李强《自由主义》中社科

117、《顾准文集》贵州人民1995年

118、吴玉章《论自由主义权利观》公安版

119、《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版1991：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主义而言，两代自由主义者的心路历程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三联的公共论丛]

120、《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

121、《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

122、《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

123、《自由与社群》

124、《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

125、《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

-完-

艾未未工作室纪录片《4851》、《童话》下载

2011-08-05T02:38:00.001-07:00

《4851》

你的87分钟，他们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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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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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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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1921年：《不自由毋宁死》

2011-08-02T17:27:00.001-07:00

大大小小的军阀们忙于争权夺利，对言论的控制相对有所放松，报刊总数达到1137种。6月6日，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第三届大会致函国务院：

窥维言论、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载在《约法》，民国三年所颁行之《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预戒条例》及民国八年所颁行之《管理印刷业条例》等，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种种自由加以限制，显与《约法》冲突。征之法理，命令与法律相抵触，则命令无效；法律与宪法相抵触，则法律无效。……然自此等诸法颁行以后，言论，出版，集会种种方面居然受其制裁，且因此而罹祸灾者不知其凡几。此真吾国特有之例，无疆之羞，本会认此为切身之害。佥谓在《约法》范围内，该《出版法》等，当然无效，公同议决以后，关于言论、出版、集会等等绝不受其束缚，除通告全国报界，此后誓不承认该《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预戒条例》、《管理印刷业条例》有效外，理合据情通知以免纠纷。

同一天，全国报界联合会发给报界的通告稿《不自由毋宁死》中也断然表明："凡我同业以后亦幸勿再受此等非法政令拘束"。并要求将通告"务必在各报第一版第一页刊登"。（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一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页526 — 527。）

这是"20世纪中国罕有的说理透辟、掷地有声的争自由的重要文献"（袁伟时语），不应该尘封在北洋政府内务部的档案中，而应大力彰显，成为百年言论史上有声有色的一个章节。它上接胡适等《争自由的宣言》，下启新闻界、文化界持续不断、要求废止《出版法》之类恶法的运动。

10月12日，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镌》脱离正张独立，成为弘扬新文学、新文化、新思潮的一个重要园地，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最初就是在这里连载的。12月1日《晨报》创刊三周年时，在社论《我们对于"人的生活"的责任》中提出，促成一般人对于"人的生活"的认识，是着手改造社会的"根本中之根本"，是《晨报》和言论界的责任，而不是眼前抓住什么主义来应急。谭熙鸿在《晨报的三周年的纪念》中指出，《晨报》"已渐渐的脱离私人式的言论机关的态度，而入于社会式的言论机关的规模"。

12月，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世界报界大会会长威廉博士和美国新闻家、万国报界联合会新闻调查委员会委员长格拉士等访华，史量才在《申报》举行的招待会上说，"虽七年来政潮澎湃"，《申报》的宗旨从未改变，"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与刚才格拉士所说的"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与本报宗旨正好符合，并郑重表示自己"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

也是这一年，《时报》易主，结束了狄平子时代，但人们将不会忘记这份曾影响中国报业史至深、吸引过少年胡适的报纸。在老报林立的上海，一份新报纸《商报》在这年元旦诞生，曾在辛亥年《天铎报》论坛上小试锋芒的陈布雷主持笔政，他以"畏垒"的笔名评论时政，笔锋犀利，富有魅力，在言论界赢得广泛的赞誉，一份面向商界的报纸也因此具有了知识分子的品格，受到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的欢迎，发行量达一万数千份。

12月10日，《时事新报》出满第五千号，发表梁启超执笔的《本报五千号纪念辞》：

吾侪从事报业者，其第一难关，则在经济之不易独立。……同人等殊不敢以清高自诩，但酷爱自由，习而成性，常觉得金钱之来，必自势力，无论受何方面金钱之补助，自然要受该方面势力之支配；即不全支配，最少亦受牵掣。吾侪确认现在之中国，势力即罪恶，任何方面势力之支配或牵掣，即与罪恶为邻。吾侪不能革涤社会罪恶，既以兹愧，何忍更假言论机关，为罪恶播种；吾侪为欲保持发言之绝对的自由，以与各方面罪恶的势力奋斗，于是乎吾侪相与自矢：无论经济若何困难，终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

这些话既是大半生"以言报国"的梁启超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曾是《时事新报》长期恪守的原则。

［记事］

1月，内务部批准京师警察厅进行邮电检查和印刷品检查，以防止过激主义的传播。

2月11日，上海新青年社发行部被法租界巡捕房查封，经理周少伯罚洋50元，限3天内离开租界。承印《新青年》的印刷所同时被查抄，排印中的《新青年》第8卷6号稿件全部被没收，并以"言词激烈，有违租界章程"为由，禁止在上海发行。两个经理人各罚洋100元。

3月1日，林白水和胡政之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报》，提出"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

4月18日，在哈尔滨创刊不久的俄文《前进报》主编海特以"宣传过激主义"罪名被捕，6月5日《前进报》停刊。

5月，安徽军阀一次查禁《社会改造原理》、《社会主义史》、《到自由之路》、《新安徽》等6种书刊。

6月，湖南军阀赵恒惕以"宣传过激主义"罪名撤销《湖南通俗报》主持人所兼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一职，6月15日，该报被迫停刊。

7月15日，少年巴金参与编撰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半月》，因发表文章反对四川当局不准女子剪发的禁令而遭查封。

7月，北洋政府内务部批准了吉林《东省特别区暂行取缔报纸规则》，比《出版法》、《报纸条例》更为严酷。

9月1日，胡政之主持的国闻通讯社开始在上海发稿，其实是孙中山、段祺瑞、卢永祥三方合作反对直系军阀的新闻机构。

10月4日，上海租界巡捕房查抄《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等5人被捕，拘押了2天，后以"陈独秀罚洋一百元充公，抄案书籍，一并销毁"结案。　

出处：http://www.chineseread.com

-完-

傅国涌 1944年：国人争阅《延安一月》

2011-08-02T17:26:00.001-07:00

从2月到年底，黄炎培、张志让等主办的《宪政》月刊坚持每月举办一次座谈会，邀请各界名流、专家学者讨论民主宪政问题，并发表发言记录。

3月，桂林文化界提出改善图书审查办法。同月27日，针对出版业的困境，重庆《大公报》发表《物价与文化》的社评，引起出版界的强烈共鸣。4月5日，张静庐、黄洛峰、姚蓬子等6位出版人联名致函《大公报》记者，提出要求国民党当局"广开言路，提倡自由研究自由读书之风气"等许多对症下药的意见。5月2日《大公报》以《出版业的呼吁》为题发表了这封公开信。重庆知识界纷起响应，4月29日，左舜生、张君劢、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等在和文化界聚会，章伯钧提出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问题，最后推出茅盾等8人起草关于书报审查问题的意见书。当天《新民报》晚刊报道了这一消息。5月3日，张申府、孙伏园、曹禺、张静庐等50多人举行茶会，发出《重庆文化界对言论出版自由意见书》，以及78人联署的《重庆文化界为言论出版自由呈中国国民党十二中全会请愿书》，提出取消新闻、图书杂志及戏剧演出的审查制度等意见，喊出了"拒绝检查、拒绝审查"的口号。可以看作是一年后"拒检运动"的先声。

4月22日，孙科在向保险界发表演讲时指出，宪法的功用在于保障人民自由，"目下对言论自由，与经济管制实反其道而行，前者管制见效，而后者不堪闻问"，"经济管制不能端赖官吏，必须人民自行监督。言论自由，则贪污之风亦必自杀。"（袁冬林、袁士杰编：《浦熙修记者生涯寻踪》，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页374—375。）第二天，重庆《新民报》发表了浦熙修采写的新闻《孙院长昨讲演中国必须民主》，虽然其中至少了开了三处"天窗"。

6月13日，郭沫若发表文章呼吁思想言论的自由、学术研究的自由和文艺创作的自由。

从7月30日起，访问延安归来不久的《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就在《新民报》重庆版、成都版开始连载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当年11月就出版了单行本。赵超构以一个新闻记者的眼光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延安，客观地报道了延安的方方面面，包括提出了一些不无尖锐的质疑和批评。国人争相传阅《延安一月》，《新民报》洛阳纸贵。夏衍回忆，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地赞赏过《延安一月》，把它比作斯诺的《西行漫记》，"要党的新闻工作者向他学习"。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也对夏衍、章汉夫、潘梓年说："我看过《延安一月》，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张林岚：《赵超构传》，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页75。）毛泽东当面说赵超构"是个自由主义者"，他当时还颇为自豪，感到"受之有愧"，后来才得知这是对他含蓄的批评。但毛肯定了他"在重庆这样的地方写这样的文章"也不容易。无论如何，赵超构这个名字将因为《延安一月》而永留在这一年的编年史当中。

在9月13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参政员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极多，而且极严厉，对失职的各部长官乃至军事将领无不公开指责，毫无顾忌。更难得的是，包括《新民报》、《大公报》在内的许多报纸都登载了这类言论。所以有人说，国民党执政以来"政治公开以此次会议为始点。"国外舆论反响更是强烈，误以为中国走上了"政治公开之路"，《纽约时报》称之为"沉闷的中国之新鲜空气"。实际上这样的景象是不可靠的。仅9月25日一天，就有贵阳的《黔灵晚报》、《天下报》、《诚报》、《商情报》、《立言报》等五家民营报纸被勒令停刊。

9月，桂林沦陷前夕，桂林《大公报》被迫停刊，全体人员徒步南行，参加了湘桂大撤退的民族苦难。在桂林的岁月，徐铸成执笔的社论"真是赛过几师雄兵"，就连它的副刊也"成为真正人民的园地"。

12月4日即日寇占领独山前一天，王芸生在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强烈批评国民党政府，反对"以空间换时间"，主张彻底革新政治，一、"凡国人皆曰可去的人尽量去之……容纳党外人参加国务及政策……"；二、"在民主统一团结抗战的大原则上宣布党派问题解决了"；三、"宣布与热诚助我的盟邦更进一步合作"。同时呼吁蒋介石亲自到贵阳督战。12月22日的社评《晁错与马谡》，王芸生直接提出了"除权相"、"戮败将"的主张，矛头直指孔祥熙、何应钦。

这一年，浙江大学教授费巩在《大公报》、《民宪》、《宪政》、《东方杂志》等报刊发表一系列闪耀着政治智慧的政论，如《民主政治与我国固有政制》、《实施宪政应有之政治准备》、《王之反对党（论英国之政党政治）》、《英国议会政治》、《论政治风气之转移》等，充分发挥了他作为一个宪政学者的专业知识，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

［记事］

1月3日重庆《新华日报》报道，昆明《朝报晚刊》创办才几天即"奉令停刊"。

1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桂林《野草》、《戏剧生活》等杂志遭查封。

2月，汪伪政府以外国人不能在中国出版本国文字以外的报刊为借口，迫使中共以苏商时代出版社名义在上海"孤岛"出版的《时代》周刊停刊。

3月11日，衡阳《大刚报》因发表《贪污及其》一文，自这一天起被停刊3天。

3月，长沙、衡阳两地的报纸因为揭露湖南的暴政而遭查禁，"手令"绝妙：

战时报纸油墨应积极节约，以供军需民用，近有不肖之徒，未奉政府批准，擅以宣传为名，在长、衡各地乱办书报，乱办杂志，胡说八道，颓风败俗，其浪费物力，扰乱社会之罪，实无法恕。特令饬所属严予查禁，以挽颓风。如有上项犯法书报杂志，应随时勒令停刊，并按情节轻重，究办其主办人。

4月，成都《新民报》一则"一胎三女"的社会新闻得罪当地政府，因为拒绝"更正"，张友鸾被迫离开成都。

5月4日，闻一多、李公朴在昆明创办《自由论坛》。

5月16日，杨西孟、戴世光、李树青、鲍觉民、伍启元等在《大公报》联署发表《我们对于物价问题的再度呼吁》。

6月20日，国民党政府颁布《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战时书刊审查规则》，尽管将图书和不涉及军事、政治、外交的杂志由原稿审查改为著作人或发行人自行审查，禁载的事项也比以往略有减少，但仍坚持对报纸和其他杂志的事前检查。

6月，上海《万象》杂志主编柯灵在被日本宪兵第一次拘捕，幸未受刑。

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社会部命令公布《新闻记者法施行细则》。

9月5日，国民党政府修正公布《著作权法施行细则》。

9月21日，在孙科、王世杰主持的宪政实施协进会上通过了改善书报检查办法。

10月，海燕书店创办人的俞鸿模在上海被捕，关押了一个月。

12月6日，王世杰在出席外国记者新闻会议时表示，"检查制度将使之合理化，减少留难。"

12月9日，民盟云南支部在昆明创办《民主周刊》。

出处：http://www.chineseread.com/

-完-

傅国涌 1948年：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之后

2011-08-02T17:24:00.001-07:00

国民党大势已去，向来支持蒋介石的美国政府都深表失望，司徒雷登转而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内外的自由分子身上。在天下不归于杨则归于墨的时代，言论界一刻并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尽管他们的一切努力注定了付之流水。

1月1日，成都市报业公会、新闻记者公会发表联合宣言，谴责针对报馆的暴力行为（仅1947年成都市至少就发生了七次打砸、捣毁报馆的事件），宣布自第二天起停刊三天，表示抗议。同月，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严令各警察局封锁新闻，不许接见记者。《中央日报》、《新民报》、《南京人报》等14家报纸的29名记者联名抗议。黄珍吾被迫否认此事，敷衍了事。8月31日，南昌各报以"开天窗"、拒发本市任何消息等形式抗议市长封锁新闻。

在时代转折的前夜，3月15日，年已花甲的胡政之先生鼓其余勇，恢复了《大公报》香港版，他在复刊词中重申了《大公报》是"民间组织，营业性质"，以及"文章报国"的初衷，"想代表中国读书人一点不屈不挠的正气"，并指出：

现在政治的不安，经济的动荡，差不多成了全世界的一般现象。两极端的政治思想热烈的斗争着，相互激荡着，最受苦的，是爱好和平、倾心自由的善良人群，这些人的环境与中国民众所处的地位正复相同。

以他敏锐的目光早已看出时代的真问题。不幸报纸出版不足一个月，他就一病不起，被迫返回上海治疗。

最富有象征性的事件发生在7月8日，那天晚上，蒋介石亲自签发的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令送到了邓季惺、陈铭德夫妇手中，一份创刊近20年的民间报纸开始陨落。两天后（7月10日），王芸生在上海《大公报》发表《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社评，称之为中国新闻界的"不幸事件"，"要求废止与宪法抵触的出版法，给新闻界以言论出版的自由"。7月13日，《大公报》又刊出了毛健吾、曹聚仁、胡道静、万枚子等24人联署的《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大公报》重庆版、香港版及重庆《世界日报》等许多报纸纷纷转载了这一抗议书。

这是《大公报》最后的辉煌。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指控王芸生是"新华社的应声虫"。7月18日，王芸生发表文章反驳。7月19日，《中央日报》发表《王芸生的第三查》社论，甚至指控王芸生效忠"共产国际"。

在南京《新民报》日、晚版被封杀之后，上海、北平、成都、重庆四地六版暂时幸存下来，7月13、14日，赵超构在上海《新民报》接连发表《新民报之厄运》、《为了法治，不需要出版法》两篇锐利的评论。7月17日，储安平在《观察》发表弥漫着浩然之气的《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文。

国民党大厦将倾，一切抗议、批评都注定了无济于事，不仅挽救不了南京《新民报》，等待着其他报刊的也是相同的命运。10月12日，就连具有国民党背景的《正言报》也因所发议论"不妥"，遭到勒令停刊的命运。当南京《新民报》被封杀之后，《正言报》曾先后发表鲁莽的《新民报停刊与新闻自由》、万枚子的《不照宪法行事，就是违宪》等文。

在这样风雨飘摇的年头，从南到北，知识分子议政的周刊纷纷创刊，又纷纷凋谢了。即使这些追求"中道而行"的周刊，也让国民党当局感到恐惧万分。一个以《观察》为代表的周刊时代稍纵即逝。

9月23日，以程博洪为发行人，施复亮、周谷城等撰稿的上海《时与文》周刊被封。

11月，南京的《世纪评论》在出至第4卷第20期后停刊。刘不同于9月18日在南京创办的《天下一家》周刊，只出了4期，也于这个月停刊。

12月24日，《观察》周刊在坚持了三年半之后终于被封杀。

12月30日，《新路》被勒令停刊。这份周刊是吴景超、钱端升、刘大中等在钱昌照的支持下，5月15日以"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名义在北平出版的。他们在发刊词中郑重说明："在万方多难的今日，我们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发行本刊，想以大家的智慧，来探索中国的前途。"并提出了32条政治、外交、社会、经济及其他方面的初步主张。因为在社论中多次批评蒋介石独裁误国，《新路》创刊未久就遭到严重警告，甚至一度勒令停刊。

同月，创刊也不足一年的北平《周论》周刊黯然停刊。此前9月17日，《周论》曾发表朱光潜、毛子水、张佛泉、樊际昌等16位学者联名的《中国的出路》，表达了他们对民主制度的信念和对极权主义的深刻忧虑。

南京《新民报》和《观察》周刊的陨落，标志着知识分子言论报国的努力走到了尽头。一个旧的时代即将告终。

11月10日，王芸生在《大公报》香港版发表《和平无望》的社评，但《大公报》的左转与缠绵于病榻上的胡政之无关。

11月13日，曾经叱咤报界，不幸而成为蒋介石殉葬品的一代才人陈布雷在绝望中自尽，告别了即将天翻地覆的人间。

12月，出版45年之久的《东方杂志》停刊，也是一个时代即将落幕的信号。

［记事］

4月9日，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有17年历史的《国讯》周刊出至457期，以"刊载为匪宣传的文字"遭查封。同一天，《世界知识》受警告。

4月10日，重庆《大中报》被捣毁。

4月，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地下报纸《挺进报》的创办人、编印人陈然、刘国志（金）被捕，关押至1949年11月被残酷杀害。

同月，北大、清华、燕京、师院四校90名教授联名抗议国民党当局威胁许德珩、樊弘、袁翰青等北大三教授。

同月，国民政府交通部修正公布了《广播无线电收音机登记规则》，进一步加强管制。

5月1日，《国讯》的后身《展望》周刊问世。

6月3日，上海《时代日报》以"煽动工潮、学潮，扰乱金融，歪曲军情"等罪名遭查封，共出版891天。同月，《大学新闻周刊》被迫停刊，共出版13期。

7月5日，5000名流亡北平的东北学生和平请愿，要求撤销"征召全部东北学生当兵"的议案，吴肇寿等13人遭军警枪杀，12人受伤，酿成"七五"血案。12日，北平各校404位教授、讲师、助教挺身而出，联名发表"七五"血案抗议书，提出惩凶、还尸、医伤、解严、释放被捕学生、救济东北学生等六项要求。

9月5日，北平《商业日报》以所刊消息"有问题"被勒令停刊。

9月16日，南京真理新闻社因所载新闻触犯《总动员法》，被内政部勒令停止发稿。

10月12日，上海利群书报联合发行所因经售香港寄来的毛泽东著作等"禁书"而遭查封，9人被捕，100多人遭株连，最后有6人于1949年5月7日被活埋在浦东。

10月13日，上海《大众晚报》因刊载"挥泪别长春"的新闻而被永远停刊。

11月16日，包括浦熙修在内的5名记者在南京被捕，分别来自《新民报》、《南京人报》、《南京日报》、《南京晚报》、《每日晚报》。

出处：http://www.chineseread.com/

-完-

鄢烈山：兴建豪华剧院的官意与民意

2011-07-24T01:48:00.001-07:00

豪华剧院为谁而建？这个问题是著名演员、北京人艺常务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濮存昕提出来的。他在9月4日的《南方周末》自问自答，大致讲了两个方面。

一是他从职业的角度（演员与观众共同完成戏剧的创造），关心剧院内部的设计，得出的结论是：梅兰芳大戏院、国家大剧院等"这些外观奇特、造型新颖的大剧院，投资巨大，装修豪华，却不是演出的最佳场所"，因为它们不是以"观众为本"，"现在我们的设计是只为中间、正中的观众服务的"。为少数贵人服务，观众休息室窄小、卫生间狭小就无所谓了；国家大剧院"VIP二层居然和舞台没有通道"，演出结束后，固然是让演员"逆着观众去见首长，太费劲了"，但从确保官长安全考虑也算是与时俱进，没办法的事。谁不知道这些大剧院的业主是国家事业单位，只要首长满意，拨款就有保障，否则……因此，剧院内部设计以官意为本太正常了。毕竟，"官本位"在中国是有五千年传统的，国门大开后我们虽然接受了现代民主思想对它反感，但早已"吐呀吐呀就习惯了"。

二是他从根本上质疑，这些豪华的剧院原本就不是为演出而兴建的。"它们能够有那么多的演出吗？显然不可能"，"不管是我们的地方领导，还是负责的文化官员，他们没有心思做重要的内部工作，把精力都花在剧院的外形上，把剧院当做是一个标志性建筑，和那些商用的高楼大厦一样，就是个普通的城市地标。"这一条是点穴之言。澳洲不是有个悉尼歌剧院吗？名满天下，岂止是悉尼的市标，还是澳大利亚的现代化标志。中国有数十上百个市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没豪华的歌剧院能行吗？就是在这种心理作用下，一个个动辄数亿元的大剧院拔地而起了。

濮存昕说的这两条似乎可以归结为一条，即豪华剧院是依官意而建，从小处讲是为了让官员舒适地看演出，从大处讲是官员为了城市形象而不惜巨资。本人接下来要问的是：这为了树立城市新形象而建设豪华剧院之类洋气的地标性建筑，是单纯的官员为了搞政绩，还是也有"民意基础"———为了满足当地民众的自豪感乃至归宿感？我认为，是兼而有之，官民"共谋"，也就是说，兴建豪华剧院是官民皆大欢喜的事。且慢骂我在"强奸民意"。

我相信，中国绝大多数官员与民众不像张五常老板那样否认中国的贫富差距现在太大了。《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雷德曼到中国大陆自然没有张五常的次数多，但他也知道，北京或上海或大连的现代部分，其城市外貌比富裕的美国还要先进，但"从北京往外走，驱车一个小时就会看到中国广阔的第三世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我国）城市赛欧洲，农村似非洲"。这几天，广东各大媒体都报道了省委书记汪洋同志关于代课教师待遇的讲话，他称代课教师的网上留言"血淋淋"。很多人的月工资只有200到500元。这比前些时候报道的贵州某代课教师的日工资是一斤玉米还算高一点！广州市的代课老师待遇可能不会这么低，但广州也不是富到了拿10亿元盖歌剧院不眨眼的地步。比如，9月3日广东省劳动保障厅对记者说，广州人参加医保的还不到三成；又如，广州市的幼儿园也很缺乏。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钱投在更需要的地方，比如改善基础教育条件？请问，十多年来，我国公共教育的财政投入一直没有达到法定的百分比，不是也没有妨碍我们各地大搞城市形象建设吗？毕竟，在人们心底，大剧院、大广场、大马路这些东西，与豪华衙门、豪华官车不同，不是官员独享的，大家都或多或少可沾光，对外说起来脸上也有光呢。不仅"出嫁"海外的华人希望别人夸耀他们的"娘家"，就是国内民众，也喜欢人家夸耀他们所在的城市如何光鲜。我离开了武汉，听人说广州比武汉大就觉得他好笑，也颇瞧不起那浪冠大名的"广州大桥"———其实，武汉长江大桥再宏伟也与我无关。

唐代诗人陈子昂有《感遇诗》第十九谏武则天大肆建寺塑佛云："圣人不利己，忧济在黎元。黄屋非尧意，瑶台安可论。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夸愚适增累，矜智道愈昏。"

他说武则天大兴土木谀佛是"夸（富贵功德于）愚（民）"，其实是他书生一个，不懂统治术。天下的寺院教堂都是不惜破费，它们的建筑美学表达权势的无言威慑，对于老百姓有一种催眠般的效果。我们今天到处造佛拜佛不也是以大为美吗？

有人说，兴建上亿的市政工程，通过市民参与讨论才有合法性。这是讲公共财政，讲民主决策的现代观念。可是秦始皇修长城，就为他万世一系的梦想，要保卫他的江山社稷和作为本钱的人民不被侵掠，何尝管什么民意不民意。虽然长城从来没有成功地阻挡"胡马度阴山"，我们今天不是仍在以长城这中华民族的标志性建筑为荣吗？歌唱长城的诗篇还少吗？你能说秦始皇或歌颂者是强奸民意吗？

"民意"，并不是天然正确的同义词。"强奸"也可能产生斯德哥尔摩依赖症。"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罕见息夫人。"（反用清人邓汉仪的诗，原句为"伤心岂独息夫人"）民众的权利意识没觉醒而权力崇拜依然、自豪感与虚荣心莫辨，官意与民意谁代表谁还真是很难理清。

出处：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pqy/200809080021.asp

-完-

傅国涌：胡风家书中的1949年心路

2011-07-14T00:47:00.001-07:00

看来《胡风全集》并不全，这本《胡风家书》收入的353封信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面世，这些信的主体部分是胡风写给他夫人梅志的，共有330封，分别写于1933年、1937年到1938年、1947年、1949年到1955年、1965年等几个不同时期，我个人最关心的是胡风在1949年这一年中写的家书，那时他在北平，梅志在上海，两地之间书信往还不断。当年我在写《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时，只读到过胡风日记和他这一时期给文学圈朋友的少数书信，现在看到的这批家书大大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胡风在时代转换之际的内心轨迹，他给梅志的信除了谈家事、谈文学、谈他们自己开的出版社的事，对于自己当时所思、所想，对自身处境的认识、对未来的憧憬和忧虑都有很多的透露。

新时代的来临，胡风这个追求了大半生的左翼文坛猛将无疑是兴奋的、激动的。他多次在信中情不自禁地感叹"时代太伟大了"，在4月19日信中他甚至这样深情的表达："亲爱的，生在这个时代，我们是幸福的。但我们要决心劳苦地献出我们底一生，做些有益的事。现在我就是更沉着地做着精神上的准备。……但无论怎样，我们和孩子们总会无愧于这个时代的。"6月13日的信中说："这是翻天覆地的历史时期，谁最真诚谁最幸福，至于具体的个别事情，我要退后一步，让得意者们得意去。"作为诗人，他因此而写下了歌唱翻天覆地的长篇组诗《时间开始了》，向这个时代献出他的"一瓣心香"，"献出别人不能献出的东西"，他几次说自己"好幸福又好难受"，认为这是自己生平第一部最激情的作品，差不多是用整个生命烧着写的，"那里面包含着多么激情、多么神圣的东西呵"。不过，即使在这样的时刻，他也没有完全被"雄大的热情"所淹没，他在11月16日的信中不无酸楚地说："我们多么可怜，献出心去还要看人家要不要！然而我们是幸福的，我们有东西可以献出去，值得献出去。"

作为一个有丰富阅历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活动家，他又是冷静的、谨慎的，家书中"注意"一词使用频率很高。4月19日，他在北平给夫人写信说："无论现在或局势改变后，对一般人说话要谨慎。对熟朋友或老朋友，只就我们底地位说家常话，不要牵涉上大问题的空话。一句笑话也可以引起误解的。"6月9日的信中他向夫人交代："注意：不要管闲事，不要为任何人说话。任何人想找革命路子你都要推开不管。弄得不好，太不值得了。不得已，就推到我头上，等我回来再说。"6月20日他又一次细致地叮嘱："谈到具体事情，说话要慎重。我们有了一点所谓地位，每句话都会有影响的。愈对不相干的人说话愈要小心。……对无论什么人，说到出版社，就说以后没有精力时间，早已预定解放后就办理结束。"7月12日，他对夫人说："对于期待了半生的这新社会，我们愉快，从这产生的任何话可以对任何人说。但为了更好，当然会有一些小的见解，但这只能对极可信任的老朋友说，否则，会引起误会的。这就是集体生活，我要你注意的就是这一点。"他还自称"太平犬"，10月28日的信中说："太平犬，从前的人想望而不可得，今天我们是得到了的。不过，是犬，总不会有太平日子，时不时难免有人提几提棍子。"

这一年，胡风一直盼着能早日回到上海，5月10日他在信中说，等文艺代表大会完了，是否让他走还不知道，"但我一定要回来的"。对于这个会，6月9日信中他有一番话："我多么希望回来看你们，……然而，非得等着开这一个会不可，有些像非还不可的一笔债一样。在政治任务上，这个会是必要的，但看一看情形，从蒋管区来的一些奇怪角色，成绩是不会有的。当然，政治号召总可以做到，现在是谁都愿意插进革命关系里面来的。至于我，十几年来所结的仇都要碰面了，真是难得的机会。但你放心，我愉快得很，不会被他们影响心情的。"他不想留在北京，这在10月28日的信中有透露："留我，是要我在文化部下面挂个名，住在这里。这等于把我摆在沙滩子上，替茅部长象征一统，如此而已。"11月8日，又说周扬好像也想他在文联或文协担个名义，"以示一统，也为他们挣场面。我并不是不愿使他满足，无奈这样一来，等于使我躺在沙滩上，麻痹了我又对大局无益。"因此，他想找周恩来彻底谈一谈。他在信中私下称周为"父周"，因周太忙，等周的约见，一等就等了很久，等到后面他都不耐烦了。

胡风是自负的，当《时间开始了》前面部分在《人民日报》发表，他在11月26日的家书中说："这当权文坛多冷酷，没有一个人打电话写信来，但我晓得是震倒了他们的。"三天后，他说自己的第三乐章，将有一场猛烈的燃烧，他要以此"打动这个时代的麻木和阴冷"。当发表遇到困难时，他在12月6日的信中说："但我无论如何要烧起来，写完它，送给这个时代底青年们。据现在知道的，凡看到《欢乐颂》的人都感到它的热力，青年们则简直烧在幸福感里面了。"

这一年，胡风的复杂心态在6月13日那封信中毕露无遗："我到处有真诚的朋友，何况在这新天地里面。但当然，也到处有敌人。应该如此，不如此就等于说我没有战斗过。我是无私的人，从来无所争，现在更无所争，但为人民，为革命，我不会向任何敌对思想屈服。" 他的悲剧命运很早就露出了端倪，他也并不是毫无察觉，只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已。1938年2月3日的家书曾谈到潘汉年他们对他主编的《七月》杂志不满，要他最好离开，他认为没有比这更不讲道理的事情，当然，《七月》还是坚持下来了，并且成为抗战时期一个有深刻影响的文艺期刊。

随着时代的剧变，胡风家书中很难再找见这样的文字："前几天暖的时候，院子里的一棵樱花开了，现在只好凄凉地站着，受着八面袭来的雪花的亲吻。昨天还起大风，冷得很，今天风没有了，雪花无声地飘下来，望久了就好像是从悬崖滚下的瀑布。"（1938年3月8日在武汉写给梅志的信）

出处：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0b4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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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在“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所谓“新西山会议”）上的发言

2011-07-08T02:49:00.001-07:00

贺卫方按：杏林山庄会议之后，会议的原始记录稿在一些网站上流传，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尤其是我的发言更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甚至被称之为"新西山会议事件"。从那些激烈的批评——更准确地说是大批判——文字来看，我的讲话所提出的问题在当下的中国还是很难进行理性讨论的。这种无从对于重大问题开展平实讨论的状况也未尝不可以说是影响中国前进的最大障碍之一。

原始记录稿是由职业速录人员完成的，其中文字错误很多。另外，没有讲稿的口头发言也有一些字句需要斟酌，以便更准确地表意。我纠正了一些讹误，也修改了一些字句，形成了这个定稿。发言中所表达的基本观点没有任何改变。

我来自高会长说的写了一封公开信，阻止物权法的那位教授所在的北大法学院，和那位是同事，而且我们俩是很独特的搭配，在过去法理学专业学生答辩的时候，我们俩坐座位，他经常是在最左边，我在最右边。两个人的观念非常不同，这给学生带来很大的麻烦，他们往往是左边看看、右边看看，不知道怎么回答一些问题，因为两个人的观点往往是极端对立的。

刚才大家从宏观角度谈了很多不同的问题。包括李曙光教授刚才谈到的问题，我认为之所以改革遇到目前这样的困难，还有背景上的因素，我自己理解有两个背景，在这里稍微补充一下。一个是刚才李曙光教授也谈到的，经济体制改革单边突进带来的必然性结果。托克维尔分析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说，许多国家的大革命发生崩盘，不是因为不改革，而是因为改革。不改革反而平静，改革反而会出现混乱和暴力化的东西。所以，改革过程中，如果不是立体交叉，多条腿同时推进的话，这样的改革会有非常大的问题。这正是我们今天需要反思的一点。第二方面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在涉及到对于改革大方向问题讨论中间——我们姑且用左右这样的分类法——左边的朋友他们旗帜鲜明，明火执仗，把一些理论亮出来，比如说社会主义，甚至说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苏联所开创的立法传统，他们可以这么说，一点风险都没有，他们可以尖锐地批评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批评对于高层而言是有些令人顾忌的，似乎打到了软肋，吓得要命。于是，在物权法的公开信发出后，马上就要派人专门听取意见。而站在右边的人，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甚至个别的时候畏畏缩缩，因为有些话亮不出来。老话说"图穷匕首见"，我们的匕首包裹着一大堆地图，把匕首包起来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天机不可泄漏，不敢说。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这个国家真正的民主，真正的个人自由，整个国家的权力建立在保障每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却说不得。这样一说不得，结果就是，当我们跟别人打架时，就是好人打不过坏人，好人一打一个死掉，都死在战场上。所以，左翼的东西在网上是多么猖獗，但是这边人没有办法说透，说清楚，局势上的确是一边倒。所以，我们现在尤其是体制改革这些年一直在推动，在座的前辈或者同辈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这个过程中都是甘苦自知的。

所以，我赞成刚才维迎教授他们提出的意见，就是要有健全的理性的声音，我想我们能不能慢慢的形成小的群体，大家有所分工。在学者这方面，要把话说得更清楚和明确些。比如说我个人追求这样的目标，我要把话说透，不管喜不喜欢听，但是我明确地说。我的几篇演讲在网上传播的比较多，我明确的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逐渐地走向国家化，希望解决这样的大是大非的问题，我是建设性的态度，希望新闻自由，包括十三个学者上书，我们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有关部门侵犯了自由，践踏了法律，而且是一些在法律上没有任何资格的机构，不断的行使对媒体的生杀与夺之大权，这样的体制是什么样的体制？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宪政的原则和《宪法》的规则，任何组织政党都必须遵守宪法，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中宣部、团中央宣传部，甚至我们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在法治国家里，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行使权力的机构需要有法律上的一个人格，即必须是一个经过注册登记的法人，只有这样，才在法律上有被起诉和起诉的权利资格。可是，我们这个国家里却有这样的政党完全不符合这样的要求。我们参加了这个组织，我在这个组织20多年，但是它没有注册登记，这是很麻烦的事情。这样的政党所行使的是什么权力？是法外权力。这是严重的违法。依法治国怎么说？胡锦涛同志说，全国人大和各级人大都要严格的纠正各种违宪和违法的行为，但是如果一个组织本身行使的就是法律之外的权力，所谓违宪云云简直无从谈起。

我们明确清晰地表达观点是否有助于一种合理的改革话语的形成？有些人偏向于说改革错了，当然这也不见得不正当，我同意立平所说的，批评改革的人们有其正当的起因。对于这些批评的话，不应该动辄上纲上线为反对改革，而是要认真地分析这些批评之所以出现原因何在。另外，也需要对于改革本身作出检讨，及时地纠正一些改革名义下的不当举措。在这个过程中特别需要有些人在体制忍辱负重的往前推进，别说错话，还有一些人，他们不是体制的敌人，但是在体制之外清晰地表达了自己，明确地提出不同的意见，这样就会形成更好的一种平衡。过去我们说的第三种人，往往变成敌对集团，现在有人还在强调敌我矛盾的存在，很多的人说海外的敌对势力和国内如何地结合起来，这种阶级斗争的思维是最可警惕的。所谓第三种力量，他们不是执政者的敌人，是朋友，我们热爱这个国家，忧虑社会中的一些弊病，才有话直说，不爱才不说呢。所以，我特别希望能够形成这样的良性对话和多元的机制。

我接下来简要的讲一下法治方面的几个大问题，时间有限，点到为止。第一方面是权力架构方面的严重的混乱，这不是法治的、宪政的模式。比如说党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刚才杨东平教授说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就在这里。党和教育的问题，大学里面有没有必要成立党组织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整个权力架构的反宪政，这是最为严重的问题。

第二，人大本身的反议会性质。它不是一个议会，我们的人大是每年一度的全世界最大的party，每年大家都来，来参政议政，实际上不过是"表决"一下会议前已经决定的一些事项而已。刚才我接到一个短信，说这次人大时间短了，就开九天半，我认为一天不开都好。仅仅看看我们人大是如何履行它的财政监督职能的，就会发现现在这种模式的人大根本不能说是一个议会。

第三方面，严重的问题是宪法第35条规定的政治性权利普遍得不到实现，比如说结社自由，比如说游行示威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这些基本的权利都实现不了，只是列在宪法中，或者缺乏实施的具体机制，或者用一些更具体同时也是更有效力的法律甚至文件将宪法规定的权利抽空。

第四方面，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近年来，我们的司法体系的地位可以说正在稳步的下降。不久前周永康到最高法院视察工作，媒体报道说肖扬向周永康同志汇报工作，全世界讲法治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敢叫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向公安部门的首长汇报工作!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种安排来自"十六大"，"十六大"在政治架构上留下了很严重的结果，特别突出的就是司法越来越不独立，近年来党对司法的干预不断地强化，而不是弱化。

第五方面，我们的规则政出多门，越来越混乱。最高法院说，涉及到拆迁的问题，法院一律不受理，法律受理不受理什么案件，是法律规定的，我们法院却把依法必须受理的案件拒之门外。规则混乱不堪，红头文件高于法律。

第六是民法上的基础就是私有制，尤其是农村的土地问题，下一步一定要推动私有化，土地真正的私有，而不是集体所有制这种不伦不类的方式，否则农民最受损害。

第七，交易安全方面的保障问题，没有交易的安全，就不会有健全而发达的市场经济。这也涉及到司法独立，没有独立的司法，法院受制于地方权力，它们就不可能以统一的规则判断各种纠纷。当对于一个争议合同条文的解释必须考虑本地权势者的态度时，我们如何保证交易的安全？

总而言之，经济改革越来越和法治方面的东西越来越密切地关联在一块，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趋势，这样的会议，使得大家意识到携手共同做一些事情特别的必要性。

出处：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452182/

-完-

魏城：中国博客面面观

2011-07-08T00:57:00.001-07:00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魏城

2007年3月5日星期一

不久前，自嘲为"50后作家"的新浪博客博主郑渊洁接受香港凤凰卫视采访时，曾经抱怨说：

"每当我的排名快超过前面几位明星时，他们就把一张准裸照放上去，就是在浴室里的自拍照，点击量就非常高，一下子就把我甩掉了。我一看没办法，我也拍一个，然后放上去，但我的名次却马上直线下降。我觉得他们这是不公平竞争。"

郑渊洁是中国著名的童话作家，曾经一个人自编、自写一本杂志长达22年，但就是这么一个写作能手，在网络博客时代，也竞争不过那些年轻的靓女帅哥博主。

"不公平竞争"？

郑渊洁曾与该榜第3名博主Acosta有过一段对话，说出了他的困惑："按说博客的基本表现形式是文字，作家是舞文弄墨的行家里手，但为什么新浪博客排名前100位当中作家很少？博客是公平竞争的舞台，是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竞技场，可为什么一些作家在这个文字角斗场败下阵来？"

我特理解老郑的烦恼：老郑其貌不扬，年老色衰，演戏、唱歌、走台步、上镜头，都比不了那些年轻貌美的靓女帅哥，唯一擅长的就是码字儿，如今好不容易盼到了一个比拼写字的博客时代，不料还是屈居人后，那些靠长相吃饭的明星们，居然仅仅靠贴张照片，传个录像，就赚得大把的点击，把老郑远远地甩在后面。

其实，说新浪博客排名靠前的博主中缺少作家，并不公平，截至今日，至少前10位博主中的职业写手或专业传媒人，就有韩寒（第二名）、洪晃（第四名）、郭敬明（第五名）、董路（第七名）、李承鹏（第九名）和郑渊洁自己（第十名）。依我的理解，老郑的抱怨大概是：除了新浪博客百强名单中有大量娱乐界明星之外，即使是那些职业写手或专业传媒人，也有不少人"功夫在诗外"，靠着码字儿之外的手段赚取点击率。

于是，就连老郑本人也不满足于纯粹码字儿了。浏览一下他的博客，既挂着坐在马桶上谈经论道的录像带《郑在方便》，又贴着不务正业客串电视脱口秀节目《郑氏胡说》的剧照，也是十八件兵器，样样俱抡。老郑自称，博客使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我深居简出，现在我云游四方。"

新浪博客据称是中国"第一大博客家园"，如果完全以点击率说事儿，新浪博客的总流量排行榜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博客的现状。从这个榜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以下几大趋势：

一、草根博客仍然难以抗衡明星博客。

在新浪博客百强名单的博主中，名人仍然占绝大多数，而那些少数的"草根"博主们，或者是具备明星容貌和气质、因而被明星制造商们精心打造并发射升空的"人造卫星"，或者是传播"八卦星闻"、反射恒星余晖的"借光月亮"。所以，有人认为，博客世界仍然与传统的"星空"相差不大：是已有明星们争辉竞艳的新天空，是"星商"们制造和发射卫星的新战场，是少男少女们追星捧月的新看台，博客预言家们所说的平民写作时代并没有到来。

二、年轻貌美忽然成为博坛出奇制胜的法宝。

按理来说，博客的英文含义就是网络日志，用老郑的话说，其"基本表现形式是文字"，但因网上可以发布照片和录像，所以，"50后"自然难敌"80后"，诸如花容月貌、豆蔻年华这类娱乐界明星的"天生丽质"，已取代传统文人的才思泉涌、妙笔生花等素质，成为决定博客点击率高低的关键因素。

三、男色大有超越女色的趋势。

因为追星族以少女为主体，她们对心仪的明星最为执著、沾粘、忠诚，她们的追劲儿最为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死缠烂打，她们也最肯为偶像花钱，所以，就像影坛、荧坛、歌坛的"星商"们热衷订制男星一样，如今博坛的"星商"们也喜爱打造少男博主，例如，新浪博客流量排行榜的前五名中，就有韩寒、Acosta、郭敬明三个20岁出头的小帅哥。

四、千万不要招惹青春偶像博主。

青春型博主往往有一大批铁杆儿粉丝，他们通常不问是非，只讲立场。"80后作家"郭敬明法庭输了官司，被判剽窃，但他坚持不道歉，粉丝们也毫无保留地支持他，点击率不降反升；中年评论家白烨招惹了一回少年作家韩寒，被韩寒及其粉丝骂得难以招架，落荒而逃，白烨甚至学习鸵鸟，关了自己的博客；也在新浪开博并名列前茅的资深传媒人洪晃，曾经鼓起"找死"的勇气，以新学的上海话"凹造型"，形容韩寒、Acosta一类"明星感觉比文人感觉多一点"的"80后博主"，也几乎被对方粉丝的愤怒口水所淹死。

当然，如果说韩寒、郭敬明、Acosta等"80后"仅仅长了一张年轻漂亮的脸蛋儿，显然并不公平，我本人其实就很喜欢他们的文字：或挥洒自如，或空灵飘逸，或优美感伤，不仅抓住了同龄人的想象力，也征服了许多中年人多疑的审美心理。但同样明显的是，他们的年轻和他们的帅气，至少在同龄人的脑海中，与其潇洒的才气和生花的妙笔混合在一起，产生了化学反应，进而幻化出层层如虹如雾般的魅力光环。

也许，这就是郑渊洁等"50后作家"所抱怨的"不公平竞争"？

本报颇受欢迎的专栏《卧底经济学家》的作者蒂姆·哈福德（Tim Harford）最近写过一篇文章《漂亮脸蛋儿处处占便宜》，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漂亮脸蛋儿在各行各业所占的额外"便宜"。文章是西方人写的，谈的也是西方的"美貌溢利"（beauty premium，另译"美丽贴水"），这至少说明，追星现象和造星产业并非中国独有。追本溯源，把人的年轻美貌当作商品来生产和消费，始作俑者其实是市场经济更为发达的西方，如今正在学习市场经济的中国，不过是在"与国际接轨"罢了。

名人为何开博？

但话又说回来，就像我们不能完全以成败论英雄一样，我们也不能完全以点击率来衡量不同博主的贵贱高低，更不能仅凭新浪博客百强排行榜来评判博客落户中国以来的功过是非。

去年我去中国采访中产阶级状况时，曾经顺便就中国博客的发展采访过一些名人博主和博客网站老板，现在不妨把其中的部分对话摘抄于下：

（采访对象之一：洪晃，中国互动媒体集团首席执行官。截至2007年3月4日，她在新浪开设的博客共有3850万个点击，排名第四。）

问：你工作这么繁忙，为什么还要写博客呢？

洪晃：我喜欢啊。

问：你写博客，是纯属个人爱好，还是看上了博客未来的商业价值？

洪晃：我觉得它有没有什么商业价值。如今，几乎每三个中国人中，就有两个人在谈论博客的商业价值。也许博客会给写博客的人带来一些商业价值，但博客本身怎么产生商业价值呢？我能拿我的博客上市吗？我能拿我的博客卖给别人吗？这就等于说，我能把我自个儿卖了吗？那你就去打工不就完了吗？

问：为什么你的博客人气那么高？

洪晃：我觉得，我没有把它完全当做一个博客来写，而是把它当做一个专栏来写。

问：你下的工夫比较大？

洪晃：也不是下的工夫比较大，而是说我比较喜欢写东西，我觉得挺好玩的，此外，我的写作风格可能跟中国现有的写作风格不一样。

问：那你的名气也帮助了你的博客点击率，是吧？

洪晃：也可能，有知名度总比没知名度好，但博客点击率也不能完全归因于知名度。你看，徐静蕾的博客特别火，按道理来讲，她没有巩俐、赵薇、章子怡这些人名气大，但巩俐的博客就不行。

（采访对象之二：张广天，著名话剧《切·格瓦拉》的编剧兼导演。也在新浪开博，截至2007年3月4日，共有超过39万个点击）

问：你在新浪网上开了一个博客，你的博客能为你带来经济利益吗？

张广天：那是不可能的。新浪网感到最头疼的事情，就是它如何把名人博客转化为商业利益。博客目前来说只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是，大家现在用它来联系和沟通；第二个作用是，在一定范围内扩大博客写手的影响。

问：但现在博客好像也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是吗？

张广天：这要分两下说：首先，博客点击率奇高的一个前提是，你要有像徐静蕾那样的名声，但像我们这种从事文化知识产业的人，不可能成为明星；其次，整个博客都要靠着徐静蕾似的人物来获得商机，我想，就是徐静蕾不写博客，找她的人也不会少，因为明星就具有一定的商品性，只不过这种商品在这个行业里转型，在那个行业里转型，这件事情跟博客关系不大，是吧？但是我们这样的人还是借了博客的光，因为毕竟通过网络阅读方便嘛，因此加强了你的沟通性。

（采访对象之三：方兴东，博客网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曾被网民称为"中国博客教父"。）

问：据说"博客"这个译名是你最早使用的，是吗？

方兴东：对。最初基本上是我一个人摇旗呐喊，前两年没人搭理我，后来大家才慢慢沿用我们的译名。从1996年到2002年，我写了六年有关互联网的文章，但我在网络里居然连一个发表权都没有，要发一篇文章，你就是发不出来。但是，有了博客以后，我就从一个被动者转变为主动者了。所以，我在博客中一下子看到了互联网的未来。互联网的未来根本不是什么新技术，而是普通网民从被动者转变为主动者，这一变化才是互联网的未来，这是互联网真正的革命性意义所在。

星空与草地

在中国，洪晃、方兴东肯定都是赫赫有名的明星般人物；虽然张广天不在新浪博客百强名单之内，但毫无疑问，他在中国也是个名人。然而，如果你认为中国博坛就是恒星、流星、人造卫星和月亮争奇斗艳的星空，那你就未免以偏概全了。

根据中国政府的最新统计数字，中国目前共有1.32亿互联网用户，仅次于美国，其中2000万人拥有自己的博客，320万人经常更新自己的博客。

我常去一些真正的草根博客家园溜溜转转，或窥探一下陌生人的心灵秘密，或了解一下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其实，新浪博客百强排行榜之后成千上万的真正草根博主，才是中国博客的主体，他们并不在乎什么点击率，更无意成为什么博星，"我博故我在"，或为自娱自悦而开博，或为少数知己而写博，从未幻想通过博客捞名获益，也从未尝试通过骂战争风吃醋。如果说新浪博客百强排行榜是星光灿烂的天空，那么，成千上万默默无名的草根博主就是繁花似锦、茂草如毯的大地，星空中某颗瑰丽璀璨的恒星、或某粒骤然划过的流星，固然会引来众目仰望（点击率高），但恒星看多了，脖子会疼，流星看过了，眼睛会酸；大地上某个普通的花园、某片无名的草坪，虽然一时难容太多人观赏（点击率不高），但花香养鼻，草色养眼，曲径通幽，健腿益心。

让中国博坛不仅成为明星争奇斗艳的星空，也成为小草润物护地的草坪，这其实也是最初亦为草民的方兴东创办"博客中国"的初衷。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weicheng_ft@yahoo.co.uk

出处：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y.jsp?id=001009844

-完-

新京报评论家

2011-07-08T00:31:00.001-07:00

出处：http://www.thebeijingnews.com/comment/critic/index.html

-完-

傅国涌 1943年：《看重庆，念中原》令蒋介石震怒

2011-07-07T04:46:00.001-07:00

1943年，岁在癸未。2月2日，继张季鸾之后主持重庆《大公报》笔政的王芸生，读了记者张高峰采写的《豫灾实录》通讯之后，心情激荡，挥笔写下《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

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

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页162、163—164。

此文一出，国人争相传阅，蒋介石龙颜大怒，《大公报》被罚停刊三天。2月4日的王世杰日记中说："《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这是《大公报》和王芸生的光荣。《看重庆，念中原》如同一块纪念碑一般屹立在百年言论史上，成为知识分子以言报国的象征。

3月7日，著名女记者子冈在《大公报》桂林版发表通讯《重庆低喟》，其中记下了宋美龄在美国白宫记者招待会上的一句话："中国人民在社会方面素持民主精神，目前中国正依赖报纸协助完成政治上之民主。"

然而，无论这位第一夫人在美国说得如何漂亮都是当不得真的，仅仅一个月前，《大公报》重庆版就曾被停刊三天；2月8日一天之内，国民党中宣部就密令搜查了生活、读书、新知及大陆图书公司4家书店；2月15日，国民党政府公布《新闻记者法》，对新闻记者提出种种限制，几乎受到新闻界一致的反对。

难怪子冈接着宋美龄的话说："这也许真是人民心中的愿望，但是报纸要尽这个伟大的职责，尚有待客观环境的开展。叶楚伧氏要求新闻界多作积极的建议，勿做消极的批评。可是要把这两种工作划分清楚，是不能如水与油那样容易辩明的。而且读者与政府对报纸的期望，往往是相反，或者可以说读者的要求更多些，更愿意接受民主政治的熏陶。"

这些判断也被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实所证明：

5月3日，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密电制止郭沫若、茅盾、胡风等筹划的三种刊物，不准登记出版。同月，薛暮桥主编的《中国农村》月刊在桂林遭查禁。

8月23日，桂林《文学月报》、《西南儿童》、《妇女岗位》、《音乐与艺术》等10种杂志遭查禁。

仅1942年4月到1943年8月，一年多时间被禁演的剧目就有160种，包括田汉、阳翰笙、老舍、陈白尘、曹禺、李健吾、吴祖光等人的作品。

9月27日，桂林《文艺生活》、《文艺杂志》、《创作周刊》等杂志遭查封。

10月23日，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发布《取缔剧本一览表》，共开列了116种不准出版或演出的剧本。

从1938年10月到1943年12月，查禁取缔的1414种书刊，真正经各地查获没收的只有559种（其他835种只虚有取缔之名）。

这是民心转向的一年，代表了蒋介石及国民党道义威信的丧失。在昆明西南联大埋头做学问的闻一多正是在这一年发生了急剧变化，开始踏上争民主、反独裁的不归路。11月，王亚平、于伶、老舍、茅盾、臧克家、夏衍等53人，联名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11条改进文化出版事业的建议，当局置之不理。同月，重庆20家书店联名发表《争取出版自由的紧急呼吁》。

连时为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后来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都感觉到了这一变化的不可逆转。作为局外人，他的观察正是从蒋介石钳制新闻的政策入手的。9月16日，他在重庆和宋美龄见面时，向她提议"废除新闻检查制度"。然而，这位受美国教育、说一口流利英语的"第一夫人"回避了正面的回答，扯到其他方面，说些故弄玄虚的话。费正清说，1943年是天命所归的变动，民心所向的变动。显然，蒋介石并没有意识不到这一点。除了控制舆论之外，他想不到其他的办法。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也是这一年抛出的。12月23日，蒋介石还电令新闻检查局，近来各报对于经过检查、删扣的言论、新闻，常有"遵检"两字代替被删之文字而刊于报上，或留有不完全字句而附以"遵检"等字样登出的。这无异于违抗检查，都应一律严加取缔禁止。如有违背，应照违检例予以处罚。

被权势冲昏了头脑的独裁者，要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简单道理真不容易啊！

［记事］

4月15日，国民党政府公布《非常时期报社、通讯社、杂志社登记管制暂行办法》，加强对新闻出版的控制。

9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国民党摧残新闻事业，去年查禁报章杂志五百余种》的消息。

10月4日，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指令，战时新闻检查局核准公布施行《战时新闻禁载标准》。

12月15日，在沦陷后的上海租界，开明书店的夏丏尊、章锡琛被日本宪兵拘捕。《万象》创办人平襟亚因为发表杂文，对日伪有所讽刺，被日本宪兵拘捕，关押了一个多月。孔令境为世界书局主编《大时代文艺丛书》、《剧本丛刊》等，也因有讥讽日伪处，被日本宪兵队拘捕，关押了40天。读书出版社的关阳里、世界书局的赵侣青等也曾被捕。

12月，张静庐等联合生活、读书、新知、国讯等书店和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杂志公司、光明书局、群益出版社、中外出版社等13家出版机构，发起成立了"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以后成员增加到27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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