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百年中国的又一个转折点，不幸的是，这一年的日历几乎被鲜血所染红。
北伐军席卷江南，多少人曾翘首以待，青年王芸生在上海"曾昕夕计算着北伐军的行程，也曾忧虑焦急过党人的纠纷"，不料"四一二"把上海浸在了血海之中。4月13日，发行10多万份、具有全国影响的上海老牌报纸《申报》如实报道了"四一二"的详情，为历史留下了见证。这一天午后，上海宝山路上再次发生"空前之屠杀惨剧"，国民党军队悍然向徒手的群众开枪，"伤毙至百余人"，其中包括一些妇女、儿童。
第二天，目睹了这一"灭绝人道之暴行"的七位知识分子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胡愈之、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联名写信给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国民党元老，发出愤怒的抗议，并在4月15日的《商报》公开发表。在黑云压城，到处都是杀戮的日子里，七位来自出版界的知识分子（他们当时大部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几乎都不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人（胡愈之当时也尚未加入共产党），但他们说："革命可以不讲，主义可以不问，若并正义人道而不顾，如此次闸北之屠杀惨剧，则凡一切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甚或帝国主义之信徒，皆当为之痛心。"（《文史资料选辑》第70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页2。）因此他们"万难苟安缄默"。郑振铎、胡愈之为此亡命欧洲数年。
众所周知的还有，在蒋介石的"革命"面纱没有完全撕开之前，郭沫若洞悉幽微，在汉口《中央日报》副刊、《革命生活》（月刊）发表举世震惊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为此付出亡命日本十年的代价。7月8日，茅盾坚持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了最后一篇抗议社论才转入"地下"。
抗战初期周恩来曾对夏衍说："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四一二事件之后有两件事我一直不会忘记，一是胡愈之、郑振铎他们写的'抗议信'，二是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早在1月16日，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治下的北京，张慰慈给远在异国的胡适写信就说，"现在北京一般人的口都已封闭了，什么话都不能说，每天的日报、晚报甚而至于周报，都是充满了空白的地位，这期的《现代评论》也被删去两篇论文，这种怪现象是中国报纸的历史上第一次看见。同时一切书信与电报都受严格的检查，听说被截留的甚多。并且无故被捕的人也不少。上海的情形也与北京相同。……近来北京的局面是差不多到了法国革命时代的Reign of terror（恐怖统治）了，健全的舆论是不可能的事。"
到了4月26日，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从上海写信给胡适："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祸，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
北京《妇女之友》半月刊于3月下旬被取缔，张挹兰等被捕；4月7日，李大钊在北京被捕。28日，张作霖下令将李大钊、张挹兰等20多人同时绞死。张友鸾曾在《世界日报》发表《莫谈国事》的文章，以示抗议。
4月，著名共产党人萧楚女在广州狱中被杀。7月，赵世炎、陈延年在上海被杀。12月，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汉俊、辛亥革命时期《大江报》创办人詹大悲在武汉被杀。无名青年被杀的更是不计其数。从"四一二"到"七一五"，蒋介石们以各种神圣而动听的名义大开杀戒，血泊淹没了那个花照开、草照绿的春天和夏天，淹没了无数青年男女如花的面容。整个1927年，从上海到北京，从广州到武汉，整个华夏大地到处都弥漫着血腥气，真可谓"杀人如草不闻声"。孙中山如果地下有知，当会发出"南与北，新军阀与旧军阀不过一丘之貉"的浩叹。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即使在那样黑暗的年头，我们还是听到了郑振铎等出版人来自人性本身的声音，听到了张季鸾、周作人、郁达夫等报人、学者、作家的声音——
4月29日，对共产主义并不信仰、甚至充满怀疑的张季鸾，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党祸》，"大声疾呼，极端抗议"，呼吁停止杀戮"全国有志青年"。7月30日，他发表《党治与人权》社评，从人权角度再次呼吁停止"军治杀人"，抨击国民党滥杀无辜的行径——"所犯罪状，概不宣布，杀者何人，亦秘不宣"。我们更忘不了这一年他著名的"二骂"，11月4日，他在社评《呜呼领袖欲之罪恶》中痛骂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12月2日，他发表《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公开批评炙手可热的蒋介石"不学无术"，"自误而复误青年"。
连在苦雨斋咀嚼苦茶，构建"自己的园地"的周作人也愤怒了，从5月到10月，面对李大钊的被杀，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学生以及许多他不知道的人被杀，他在《语丝》不断地发出抗议的声音，《谈虎集》中触目都是《人力车与斩决》、《"斩决"共党》、《怎么说才好》这样的短文。他说："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却就把杀人当做目的，借了这个时候尽量地满足他的残酷贪淫的本性。"在谴责杀人者的同时，他也谴责了文人帮凶吴稚晖，并对蔡元培、胡适身在上海却"视若无睹"表示强烈不满。
敏感的作家郁达夫早在1月7日就写下《广州事情》，直言"广州的情形复杂，事实离奇，……总之，这一次的革命，仍复是去我们的理想很远"。他的坦诚使他遭到郭沫若、成仿吾等左派朋友的批评。在亲历上海流血一幕后，4月28日，他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中华民族，现今在一种新的压迫之下，其苦闷比前更甚了。现在我们不但集会集社的自由没有，就是言论的自由，也被那些新军阀剥夺去了。"他指名道姓地说"蒋介石头脑昏乱，封建思想未除"，并谴责他的"高压政策、虐杀政策"。此文在日本左翼刊物《文艺战线》上一发表，国民党军警即搜查了创造社出版部，查问郁达夫的下落，他因事先去了杭州才得以幸免。9月11日，风声已过，他回到上海，在《民众》旬刊发刊词中说："我们不想做官，所以不必阿谀权贵，我们不想执政，所以并没有党派，……我们是被压迫，被绞榨的民众的一分子"。两个月后（11月19日），他主编的这本旬刊就被绞杀了。
10月，创办了三个"世界"的成舍我在南京另创《民生报》，"小报大办"，一份以"敢言"著称的报纸出现在新王朝的眼皮底下。
11月，在银行界服务多年、前途一片光明的青年章乃器，独自创办了"一个小规模的言论机关"——《新评论》半月刊，批评时政，激浊扬清。从写稿、编辑、校对到发行，几乎都是他一个人，而且完全利用业余时间。其时与"四一二"相去不远，上海依然是黑云压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章乃器的职业、环境足以让他养尊处优，他之办刊纯粹是激于义愤、出于一种责任感。他竟然独立坚持了一年多，直到被禁止发行。这样的往事听来仿佛如天方夜谭，却确实发生过。
面对同伴淋漓的鲜血，先后参加过国、共两党的青年王芸生，在天津发表了一则不显眼的告别政治的启事，从此选择了"文章报国"之路。
［记事］
1月9日，孙传芳在上海下令关闭了《民国日报》（3月22日复刊）。
3月27日，邹韬奋在《生活》周刊提出"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的文字。"从9月25日起，《生活》几乎每期都要发表他的"小言论"，连同"读者信箱"栏都成为读者最喜欢的栏目。
3月31日，重庆发生"三三一"惨案，军阀王陵基捣毁《四川日报》，杀害《新蜀报》主笔漆南熏，通缉总编辑周钦岳。
4月1日，北京世界通讯社社长孙剑秋被捕。
6月4日，北京《益世报》以"造谣淆惑观听"、"影响治安"等罪名遭查封，编辑朱鉴堂被传讯。
7月6日，陕西《国民日报》社长刘天章、编辑白超然被捕，报社被改组。
7月21日，有七年销售书报历史的长沙文化书社被湖南军阀许克祥查封。
10月10日，上海《中国青年》周刊在出版第8卷第3号之后被国民党查禁停办。
10月24日，张作霖查封北新书局和《语丝》周刊（之后迁到上海）。此前，《语丝》周刊从第141期起，在南方遭禁止发行。
10月，有20年历史的《时事新报》也遭查封、"改组"的命运。
11月，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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