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敦促李长江辞职书

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阁下：

为了党的事业兴旺发达，为了国家经济社会长治久安，为了广大人民群众食物消费安全和身体健康，为了维护政府的良好形象，本人周泽（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六十五、六十七、六十八条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三十八、八十九、一百零五、一百一十、一百二十七、一百二十九、一百三十五条规定，敦促你：立即辞去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和党组书记，以及国务院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并就你在任期间给党和国家的事业，以及人民群众利益造成巨大损失的问题，作出深刻检讨！

一、你直接领导的国家质检总局及其所属单位在"三鹿毒奶粉"这一举世震惊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中，严重失职、渎职，导致劣质食品损害众多婴幼儿健康，祸及全国多少家庭，后果极为严重，影响极其恶劣！

1、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国发[2004]23号）规定："质检部门负责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监管，将现由卫生部门承担的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卫生监管职责划归质检部门"。国务院批准的国家质检总局"三定"方案规定；"承担生产加工环节的食品、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风险监测及市场准入工作"。

以上二份国务院重要文件，已明确赋予国家质检总局对食品生产加工领域的质量、安全、风险负有监管职责和义务，河北石家庄三鹿乳业集团有限公司从事乳制品生产加工业务，属于质检总局和河北省质检局履行监管职责的业务范围，该公司产品因使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直接导致全国各地上万名婴幼儿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国家质检总局和河北省质检局没有认真履行国务院赋予质检机关的职责和义务，这种工作严重失职，行政监管不作为，是直接引发全国大面积严重食品质量安全事故的诱因！

2、从2002年起，国家质检总局正式启动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先后颁布《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审查通则》的一系列文件，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进行行政许可，并从每家申请许可证的企业收取2200元审查费、400元公告费等相关费用，至目前为止，共发放食品生产许可证10万家以上，其中，河北石家庄三鹿乳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均持有国家质检总局核发的生产许可证，你们在发证审查内容中规定了乳品基本生产流程、必需的生产资源、必要的生产设备、产品执行标准、原材辅料的要求、产品的检验设备和检验项目等内容，获取生产许可证，即证明三鹿集团上述规定条件通过了你们的审查。

《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履行监督责任"；《行政许可法》同时规定，"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三鹿毒奶粉"事故中，国家质检总局设立并实施了行政许可，行使了许可权，收取了许可费，却根本没有有效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并造成恶劣后果，实属严重渎职违法！

3、在"三聚氰胺"引发食品安全事故已经呈现苗头的关键时刻，国家质检总局没有充分正确履行《产品质量法》规定的义务。

据新华社2007年５月８日报道，江苏徐州安营生物技术开发公司和山东滨州富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部分出口小麦蛋白粉和大米蛋白粉违规添加了三聚氰胺。国家质检总局紧急要求各地检验检疫机构加强对所有植物源性蛋白等相关出口生产企业的检查，对北京、天津、吉林、山东、河北、浙江、江苏、河南、湖北、福建、宁夏等地的173家出口企业抽取的399个样品进行了检测，未发现其他出口企业生产的类似产品中含有三聚氰胺的情况。国家质检总局还紧急部署了有关食品的专项抽查，抽查包括奶粉、液态奶、婴幼儿米粉、香肠、面包、馒头、面条及方便面等12类的800批次食品，均未检出三聚氰胺。在出口饲料敲响警钟的时候，国家质检总局兴师动众的举国抽查，结果是均没有发现违规添加三聚氰胺，"三鹿毒奶粉"对患者的影响显露后，卫生部高度重视，当即检测判定，立刻高度怀疑三鹿和三聚氰胺，不到一天就出结果，你国家质检总局及其所属检验机构到底技术力量和检测水平不够，还是责任心不强，或是隐瞒包庇，不管哪种原因，你能说质检总局已经尽职尽责，克尽职守？

另据报道，在国务院新闻办13日就三鹿奶粉安全事故情况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蒲长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今年6月份确实有一个食用了三鹿奶粉的消费者投诉，说食用三鹿奶粉造成了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我们负责在网站上答复消费者提问的，及时给了回复，希望他详细提供相关的信息，以便我们进一步详查。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再没有得到较为详细的信息，也没有再得到回复。"蒲长城副局长这样讲话，令人不禁要问：这是否对消费者的敷衍塞责？这是否一个承担国家法律职责履行监管义务的国家机关，对人民群众举报违法犯罪行为应有的重视态度？消费者已经明确质疑三鹿奶粉，你还要人家提供什么样的详细信息，你们的食品生产监管司、产品质量监督司、执法督察司都是干什么事的？你们给三鹿颁发QS许可、中国名牌、国家免检、电子监管码的时候，征求了消费者意见吗？需要消费者提供更详细的信息了吗？

二、你直接领导的国家质检总局长期以来不顾社会各界的质疑和反对，违法违规为企业颁发中国名牌和国家免检，制造不正当竞争，变相为劣质产品撑起保护伞！

对于产品质量的监督，《产品质量法》作了具体规定："国家对产品质量实行以抽查为主要方式的监督检查制度，对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以及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产品进行抽查。" 或者由"县级以上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对涉嫌违反产品质量法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其他国家机关以及产品质量检验机构不得向社会推荐生产者的产品；不得以对产品进行监制、监销等方式参与产品经营活动"。早在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印发《关于严格控制评比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除按法律规定和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外，目前各地区、各部门、社会团体、新闻单位、企事业单位及民间组织正在举办的对企业的各种评比活动一律立即停止，并认真搞好清理整顿。

但是，在既无法律授权，更未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前提下，国家质检总局却印发《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规定，对一部分经过国家质检总局自行认定的某些产品免于国家、省、市、县各级质量监督检查。同时，国家质检总局的《中国名牌产品管理办法》规定，中国名牌产品在有效期内，免于各级政府部门的质量监督检查。对符合出口免检有关规定的，依法优先予以免检。

国家质检总局颁发的这样两份部门规章，明目张胆的对抗法律，对抗党中央、国务院的的文件精神，且肆意横行多年。免检产品和中国名牌产品的认定，是以政府监管部门的信誉为部分企业的产品质量作出担保的违法行为，这些免检和名牌证书被获奖企业广泛应用于广告宣传和营销活动中，不仅成为企业违反《广告法》的直接动因，成为企业进行不正当竞争的挡箭牌，也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品质量安全埋下巨大隐患。早在2005年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张显峰律师及一批著名法学专家、经济学家即对国家免检和中国名牌多次提出批评和质疑，国家质检总局却对此置若罔闻，百般抵赖。直至今日，国家质检总局担保质量的国家免检、中国名牌——三鹿婴幼儿奶粉，成为成千上万无辜婴儿生命健康的杀手，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你们已经成为毒奶粉案的共犯！你们违法乱纪行为，使中国乳业蒙羞、使中国制造蒙羞、使党和政府的崇高威信蒙羞……"千夫所指，无疾而终"，李长江阁下，你此时还不立即辞职，谢罪于国家和人民，更待何时？

三、你直接领导的国家质检总局在强制推行电子监管网过程中，违反党纪国法，藐视社情民意，涉嫌官商勾结，谋取不正当利益！

李长江阁下,你领导下的质检总局玩忽职守,依法应该履行的产品质量监督检查职责,不认真履行,却置国家法律法规于不顾，对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置若罔闻，不遗余力地大抓行政许可，大搞中国名牌、国家免检评比,整出了数以千计的不接受质量监督检查的所谓"中国名牌"和"免检产品"。如此放弃对大量产品的监督检查,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不出问题才怪了!!

稍微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质检总局搞的诸多行政许可及对中国名牌、免检产品的评选，除了能够给一些人提供寻租机会，谋取不正当利益之外，对产品质量监督并无实际意义，但质检总局就是乐此不疲。

质检总局玩得更离谱的是，2005年竟然接受香港上市公司中信21世纪有限公司垫资，以下属的国家质检总局信息中心的名义持30%干股，与这家香港上市公司所属的中信21世纪电讯合资成立中信国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而后发文件、出政策，推广中信国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营的电子监管网，明目张胆地搞权钱交易，赤裸裸地进行官商勾结，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此，质检总局甚至发动全国质检系统十几万行政监督执法队伍参与推行中信国检经营的电子监管网的经营业务。

李长江阁下，你领导的国家质检总局以所属信息中心的名义，接受香港公司垫资，与香港公司"合资"成立中信国检信息有限公司，完全违背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1986年2月印发）关于"党政机关，包括各级党委机关和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隶属这些机关编制序列的事业单位，一律不准经商、办企业"的规定。不但如此，你领导的国家质检总局竟然设立"中国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推进办公室"、"中国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推进领导小组"，将给质检总局垫资参股中信国检的香港公司的老板陈晓颖任命为国家质检总局的"推进办副主任"和"领导小组成员"，你们这可是在出卖国家公职职位啊！！

李长江阁下，陈晓颖作为一个商人，其控制下的中信21世纪电讯有限公司与国家质检总局信息中心合资成立中信国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营电子监管网，你领导下国家质检总局竟然赋予其领导全国质检系统推广其经营的电子监管网的"官"位，由其号令全国质检系统，分享国家质检部门的权威，这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哪个国际惯例，还是质检总局的独创啊？！

2007年12月，国家质检总局印发《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实施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的通知》在9大类69种产品上，违法强制推行电子监管码，遭到食品、化妆品和产品防伪行业众多企业的质疑和抵制，甚至遭致了行政诉讼。但质检总局藐视社情民意，一意孤行，义无反顾，对生产企业威胁利诱，强迫企业缴费入网，截至目前，入网企业共计70000余家，可收取入网费4200万元以上。

对一个根本没有涉及生产过程管理，对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毫无积极意义的电子监管网，国家质检总局一会儿将其定义为"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的产品防伪工具，一会儿又将其描述为问题产品"追朔系统"，眼前，率先实施电子监管码的典型模范企业----河北石家庄三鹿乳业集团有限公司，用制造"毒奶粉"伤害无辜婴儿的血的事实证明，无论在食品安全管理，还是问题产品追朔上，电子监管码毫无任何作用！而三鹿婴幼儿奶粉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也正是你领导的质检系统，将大量的精力和心思都用到了推广电子监管网这样对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没有意义的事上，忽略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结果！

本律师正在起草本这封信时，又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质检总局通报全国婴幼儿奶粉三聚氰胺含量抽检结果，伊利、蒙牛、圣元、雅士利等22个厂家69批次产品中检出三聚氰胺，被要求立即下架。听到这样的消息，本律师禁不住想问：你们早干什么去了啊？！这些被检出三聚氰氨的奶粉产品有几个不是你们评选的中国名牌和免检产品啊？你们质检系统要是早点把评选中国名牌、免检产品，抓各种行政许可，给企业办证收费，推广电子监管网的劲头拿出来搞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对上述检出问题的产品多检查、抽查，而不是以国家的公信力为这些产品的质量和信誉做担保，对其搞免检，何至于出这么大的问题，给人民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呢？！

圣人云"知耻近乎勇"！李长江阁下，你实在不适合在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的位置上了！你应该立即辞职，并向全国人民谢罪！为了不再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灾难，本律师建议你在辞职之前，宣布废止《中国名牌产品管理办法》、《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停止民怨沸腾的"中国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并向党、国家和人民作出深刻检讨！庶几，或可求得党、国家和人民群众的些许宽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北京市问天律师事务所 周泽律师

二00八年九月十六日

出处：http://www.douban.com/event/discussion/1377854/

-完-

《纽约时报》：草泥马，戈壁，河蟹——双关语调侃中国网络审查制度

译者：pestwave 来源

北京报道-仅仅一月份才首次现身于中文网站，现在已经名声大噪，它就是"草泥马"。

一段有关该动物的YouTube童声合唱已经吸引了近140万次浏览量。一幅草泥马漫画的浏览量超过了25万。一份有关该动物习性的介绍文档吸引了18万次浏览量。商店里开始销售草泥马玩具。中国知识分子也撰文讨论草泥马的重大社会意义。草泥马和河蟹大战传遍了整个中国互联网。

这些事情对草泥马这种神秘的动物算不得什么坏事，只不过它的中文名字听上去像是一句非常下流的脏话。这才是画龙点睛之笔。

按照中国官方的标准来看，草泥马属于破坏行为。这匹小马的名字不太雅观，它通过一种顽皮的方式来表达对网络审查制度的不满，让审查制度变得十分荒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然不只这些。

它还引出了真正的问题：中国有能力控制网络信息吗？中国政府已经为此投入了巨额开支，并且编写了无数软件算法，目的就是消除这个全球最大互联网社区的不和谐声音。

政府电脑在不停地扫面中国网络，寻找那些被审查制度认为是煽动和反动的关键词和句子。一经发现，"肇事"博客或对话几分钟就可以"安息"。

肖强（音）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名新闻学副教授，正在负责一个监测中文网站的项目。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称草泥马"已经成为一个对抗审查制度的偶像"。

"这种表达方式以及这些卡通视频，看似是对不合理制度的青春叛逆，但实际上有大量网民加入，既包括严谨的学者，也包括一向不问政治的城市白领，说明这种表达方式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他写道。

王小峰是北京一名记者兼博客作者，他在一次采访中称草泥马形象地说明了审查制度的徒劳无用。他说："当人们有情绪或感情时，人们就想发泄，他们需要一个空间或渠道。这就好比是水，如果你挡住了一个方向，它就会流向别处，或者溢出。总要有个出口。"

中国网民一直处在审查制度之中，但是去年12月份审查制度急剧收紧。在此之前，"零八宪章（一场由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领导的一次亲民主运动）"发表了网络请愿，号召结束执政党共产党的独裁统治。

此后不久，政府审查者开始了一场战役，表面上针对网络色情和其它异常行为。到二月中旬，政府已经关闭了1900多家网站和250个博客，不仅包括公开色情网站，还包括在线论坛，即时通讯小组，甚至还包括含有政治和敏感内容的手机短信。

最引人注目的被关网站要算著名的牛博网：思想开明的博客作者在这个论坛里详细介绍了零八宪章。《中国数字时报 （China Digital Times）》（肖先生负责的加州大学网站监测项目）称其为"近年来最无耻的取缔行为"。

草泥马与其神秘伙伴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于一月初出现在门户网站百度上的。这些动物的中文书面名字没什么不妥。但正如"bear"和"bare"在英语里有不同含义一样，"草泥马"的发音还有另外一个肮脏的含义。

所以，"草泥马"听上去像是骂人的话，但它的书面写法却完全不同，并且其字面含义是褒义的。这样，这种动物不仅躲过了审查电脑，而且还巧妙地避开了政府所禁止的"破坏行为"。

正如网上写的那样，草泥马从一开就是纯洁的。

该动物长似羊驼（实际上视频里出现的就是羊驼），生长在沙漠里，该沙漠的名字和另外一句脏话谐音。这些马儿"顽强克服艰苦环境"，一段YouTube歌曲里提到它们时唱到。

但是马儿们面临一个问题：入侵的"河蟹"正在吞噬它们的草地。在中文里，"河蟹"和"和谐"同音，在中国互联网上是审查制度的同义词。遭到审查的博客作者经常称自己的文章被"和谐"了，该词直接出自胡锦涛主席经常提到的构建和谐社会的训导。

最后，这首歌唱到，马儿赢了："它们打败了河蟹，保护了自己的草地；河蟹从马勒戈壁（Ma Le Ge Bi）沙漠里永远消失了。"

视频里活蹦乱跳的羊驼配上迪斯尼风格的童声合唱，瞬时让人为之一震，接下来，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就是欢呼雀跃，因为显然歌里充斥着不堪入耳的语言。

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这首歌传达的信息显然是具有破坏性的，这让他们明白即便是看似遵守规定，人们还是可以揶揄政府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社会评论家崔卫平在她的博客里写道："这首歌的潜台词是：我知道有些话你不让我说。你看，我完全配合，对吧？我在唱一首动听的儿歌，我是一匹草泥马！尽管全世界都听到了，但你不能说我犯法。"

在《我是一匹草泥马》一文中，崔女士把此次扫黄打非运动比作1983年中国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当时这场运动也是打着扫黄的旗号，实际上更广泛的目的是粉碎西方对执政党的批评言论。

另一位知名博客作者，清华大学社会学家郭玉华称草泥马是"弱者的武器"，《弱者的武器》也是耶鲁政治学家James Scott一本书的名字，书中讲述手无寸铁的农民如何对抗独裁统治的。

当然政府可以删除网络上的所有"草泥马"相关的内容，这对审查软件来说是小菜一碟儿。中国网民或许是弱者，但他们也是天才。

上海博客作者Uln已经提出了一个办法。他在文章中似是而非地（或许他是认真的）建议提倡民主的网民不要再提零八宪章宪章这个名字了，用另外一个绰号来代替。比如：王。"王"这个姓非常普遍，区分破坏分子"王"和无辜分子"王"足以烧毁计算机的电路，即便是最强大的审查计算机。

杨逸云（音）和张静（音）对此文有贡献。

译者注：文中敏感关键词已做处理，见谅。

出处：http://www.bullogger.com/blogs/yeeyan/archives/285125.aspx

-完-

许志永：我有英雄主义情结

经济观察报：你对现在的美国选举怎么看？对奥巴马怎么看？

许志永：2004年7月，我在美国访问，在电视上看了一场奥巴马的演讲，他讲他父亲的梦想，以及他自己的奋斗，我听了很激动。就是那场著名的演讲之后，奥巴马当选参议员，一跃成为政治明星。

奥巴马在候选人提名的竞争中一共筹得2.33亿美元，其中80%以上来自网络捐款，这些网络捐款90%以上都是低于100美元的小额捐款，是130万普普通通的美国人在为奥巴马捐款。另一位总统候选人麦凯恩是富翁，而奥巴马没钱。

奥巴马的故事可以纠正我们的许多偏见，告诉我们一个常识：没钱也可以成为总统，黑人也可以成为总统，政治家就是为公众谋福利，奥巴马这样热心公益的人就可以被推到总统的平台上。政治不是那么肮脏，政治可以是美好的。

经济观察报：你有什么偶像吗？比如孙中山或是华盛顿之类的人物？

许志永：我会倾向于华盛顿、曼德拉这类的人物，还有叶利钦、哈维尔。叶利钦跟其他几个人比要差一些，但他在历史转型中还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可能过几年俄罗斯人就会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也要具有甘地的色彩。我觉得中国面临的改革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改革，也是政治文化的改革。现代文明政治不仅要有一套宪政制度，还要有一批人作为宪政的第一推动者，让宪政制度良好的运转，我觉得我们这代人要扮演这个角色。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需要甘地的色彩？

许志永：因为过去很多从事政治的，就是靠我有多少人马有多少枪，但是我认为那是一种暴力的力量，我们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去，走到极致，用自己的承担、自己的受苦唤醒人性中善良的一面，直到这种善良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让那些暴虐的气息荡然无存，让那些野蛮暴力的传统彻底被压制，它们将成为末流，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这个社会才能真正建立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

经济观察报：你的意思是在推动这种变革中，推动者的人格很重要，不能再像军阀那样用暴力手段？

许志永：那样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现代文明的国家。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提到受苦，推动者必须要受苦吗？

许志永：我们可能要去承受，用自己的承受去唤醒大众，唤醒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我们必须冲在最前面，必须一切都不怕。

经济观察报：能说说你的信仰吗？

许志永：我没有一个固定的宗教信仰，我不会接受具体的宗教，我信仰天命，信仰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宰。我对中国社会的信仰就是建立一个法律健全、社会公平正义的现代文明的国家。我还是相信天命的，相信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有使命的。

经济观察报：你现在做事情会有选择吗？哪些事情你会去干预？

许志永：考虑很多，首先它是非常不正义的事情。其次我们可能遇到很多不正义的事情，我们要挑选那种比较极端的，但是又不是过于敏感的，又有可能做成的。

经济观察报：你说你自己政治倾向偏右，好像特别关注农村问题的人容易偏左一些。

许志永：是容易偏左。我也主张平等，包括社会保障什么的我都主张，但是前提是你要有市场竞争，要有私有财产，有充分的个人自由和创造财富的机会，然后政府再把通过竞争创造的财富分配给穷人，这是两个阶段。

经济观察报：你的时间主要花在上访者身上，这是你关注的重点。

许志永：对，因为这是社会不公正的表现。我们说缺少正义、缺少公正，不光是贫富的公正，更主要的是公民权利上的公正。而上访者问题是不公正的极端体现。

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讲关系的社会，也就是一个特权社会。有人有关系，关系意味着权力私有化；另外的人没有权力没有关系，就可能遭遇不公正。遭遇不公正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我们甚至从上幼儿园开始就遭遇不公正。大部分人就忍了，有少部分人忍不了，就开始抗争，要么抗争一下就沉默了，要么就被这个社会抛弃。那些常年上访的，就是为了追求内心的正义而被社会抛弃的人。他们是非常悲惨的一个群体。

经济观察报：被社会抛弃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上访问题？

许志永：他追求正义，他告状无门，被踢皮球没有结果，在漫长的上访道路上他没有生活来源，甚至妻离子散，他逐渐地被视为异类，他走在王府井的街头就会被抓走，他不是被社会抛弃的吗？那些长期的上访者，他走在北京的街头随时就会被抓走，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这个群体如此的庞大，这是我们整个社会出现的毛病，不是说成立一个机构、给哪个机构增加多大的权力就能解决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是建立权力对下负责的制度。

经济观察报：你在"上访村"里住过两个月，在那儿上访者是什么样的生存状况？

许志永：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生存群体，长期那样的生活让他们变得高度警惕，人与人之间高度的不信任。那是一个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互相告发、出卖，谁都有可能被出卖，然后被逮走。随便哪一天晚上突然来了几辆大客车把他们搜捕一番，这种事情经常出现。

经济观察报：收容遣送制度已经废除，但至今还有一些学者说不应该废，钟南山甚至呼吁要求恢复，理由是废除后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治安恶化。

许志永：当时在收容遣送站里主要是三类人，一类是上访者，一类是街上乞讨的人，还有一类占多数的是随机抓来的农民工，就是非户籍人口。在收容遣送站里面他们被称为病号，我问为什么是病号？回答说这些人头脑有病。

收容遣送制度废了以后，农民工这个群体被解放了，基本上不再抓他们了。对沿街乞讨的人是过节性的抓，偶尔会关到救助站里，收容遣送站改成救助站了嘛。中国公民的人身权确实是改善了，有了很大的进步。

经济观察报：你会被一些人视为敌人吗？

许志永：可能在2004年、2005年的时候有一些保守的力量对我的敌意比较重一些，但是后来可能就会好转一些。我向来主张透明、公开，我的理想、实现理想的道路全部都公开了，没什么阴谋诡计。

经济观察报：你把透明公开看得很重要吗？为什么？

许志永：很重要。我追求的理想社会就是一个简单的、公平正义的、建立在良心道德基础上的自由幸福的社会。在实现这个理想的过程中，我们当然自己也要简单，也要透明。我们要追求一种以公共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明政治，我们自己首先就要做到这一点。

有少部分的保守的力量，他们是用充满着敌意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的，他们觉得任何人做事都有什么阴谋。比如最近又有人找我谈律师协会选举的事，说我是幕后操纵人。我说第一我没操纵，是律师们自愿去推动协会内部的民主自治、民主管理，我怎么能操纵得了他们呢？第二，我从来都没躲在幕后，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公开的。他们以为有人要律协选举就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但他们找到我这儿就再也没有幕后了。我们就是这样一个理想，我们还要怎么做？很清楚啊，我们要动员更多的有公共参与精神的律师去竞选律师代表，当选代表之后希望能修改章程，实现直选，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经济观察报：你对英雄怎么理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算是英雄？

许志永：在我眼里，英雄应该是勇敢、智慧，为人类的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我自己，可能骨子里还是有历史英雄主义情结。我相信我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完成一项使命。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要完成这种使命对个人的要求有哪些？

许志永：有很多要求，智慧，勇敢，牺牲精神以及天分、政治直觉，都是不可少的。还有谦虚。牺牲精神我基本上具备了，但是有的时候我还会恐惧，我觉得这个还是自己修炼得不够，我应该不会恐惧才对。我还是害怕死亡，有点怕，我应该克服这些。

经济观察报：你挨打时怎么能那么平静呢？你是一个对不正义很敏感的人，你怎么能很平静地对待这种不正义的行为？

许志永：这个矛盾我还没解决。如果我看到有人正在打另一人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一个见义勇为者，我可能会冲上去。但是如果他是对我来的，我可能不会有这种气愤。我们需要有一群人，不断地以牺牲的精神去唤醒全体国民的意识，把这些邪恶的暴戾之气压制下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学习甘地。

经济观察报：你理想中的社会是什么样子？

许志永：我希望中国人能够单纯而幸福。权力应该代表着公正，社会没有那么多不公正，没有那么多特权腐败，没有那么多烦恼和愤怒。每一个中国人的脸不应该是那么地麻木、急切、冷漠，而是充满了纯真的、幸福的笑容。我们的经济也会继续发展，我们的国家也会非常的和谐统一。我们是能够实现这样一个社会的。

出处：http://www.eeo.com.cn/eeo/jjgcb/2008/11/10/119598.html

-完-

蔡定剑：民主政治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2008-03-04 09:52:49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编者按］

若要在20世纪里发生的诸多进步当中选择一项最重要的，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指出，那就是民主的兴盛。

——阿玛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近年来，民主一直受到一些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们的质疑和批判。他们认为民主不利于经济发展和效率，更不利于社会稳定，民主也会腐败，民主还会产生多数人的暴政，中国人的素质太低也搞不了民主等等。中国近代以来从百年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的"民主与科学"这两个普遍共识与基本价值，难道错了吗？民主，这个宪法确立的中国人民的核心价值和奋斗目标，难道动摇了吗？在中国经济正在崛起和社会转型之际，我们如何对待民主？中国将向何处去？这关系到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命运。

民主才能真正创造奇迹

经济崛起不算什么奇迹。

30年的改革开放，2007年中国GDP总量34200多美元，居世界第4位。有人说，只有中国人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我的基本观点是，一个社会只要不搞动乱，让民众休养生息，30年就能产生一个经济奇迹。下面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日本高速增长期(1955－1973年)。18年间GDP增加了12.5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0倍多，年均增长9.8％。其中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执行期间(1961－1971年)，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均增率达10％以上，最高达到16％。1955年日本GDP不足美国10％，1995年是4万亿美元，达美国71.3％。

韩国经济高速增长(1962－1991)。国民生产总值(GNP)从1962年的23.6亿美元发展到1991年的2808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87美元上升到1991年的6498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6％。

台湾地区经济高速发展。1963－1973年，工业年均增长率高达18.3％，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台湾GDP已经高达3100亿美元，人均GDP也有14000美元。

支撑经济崛起的是民主制度。

中国古代那么多盛世，5000年创造的财富哪里去了？就是因为古代中国没有一个制度来提供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前两年热播的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讲了11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的崛起。我们看到这些国家的崛起历史，专制和强权、战争和掠夺、奴役殖民、经济贸易、科技和发明，都可以成为国家强盛的手段，但多少专制国家崛起后又倒下，葡萄牙、西班牙、德国、日本、俄罗斯。只有那些民主的国家，在崛起以后通过民主的改革，制度的改革、才持续地站立着。所以说，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什么奇迹，真正的奇迹是民主制度把经济持续发展的社会保持下去。

民主与社会稳定

谬误之一：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这会产生多数人暴政

这种对民主的认识非常肤浅，对民主基本的原理和概念都没有搞清楚。民主是由全体公民支配政府，政府对公民负责的政治体制，它有八项原则：(1)民主国家必须是由公民定期选举产生政府统治，而这种选举是由全体公民平等参加的、自由、平等、公正的、差额竞争的选举。(2)民主还是公众直接广泛参与政府和自己利益相关事务的过程。(3)民主政府避免使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地方有广泛的自治和自主的权利。(4)民主政府知道其首要职能是保护公民的表达自由、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平等权，以法律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5)民主政府遵循法治，权力依法行使，确保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因此，通常实行独立的司法和法官的职业化以保证社会纠纷及时、依法地裁决。(6)民主制度遵循多元化，对各种不同的政治、社会观点和文化生活特点予以充分尊重。(7)民主社会的新闻自由受法律保护。(8)民主制实行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

谬误之二：民主不利于稳定！

事实上，民主是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这本来是被世界历史所证明的真理。哈耶克说，"民主乃是人类有史以来发现的唯一的和平变革的方法。"民主社会之所以稳定，是因为政府的权力转移，通常在有序的程序中进行。作为一种和平、自由与温雅的方式，权力斗争输赢和更迭都是"精神性"，而非"肉体性"的，是暂时的，而非长久的。

反民主论者常常以一些威权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就来说明威权统治的必要和好处，但他们严重忽视了威权统治带来的社会乱象和灾难。无论在拉丁美洲，还是东南亚地区，威权统治时期都不断地爆发社会冲突和流血事件，社会极不稳定。

韩国现代史就是证明。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韩国独立后进入威权统治时期。在这30多年中，韩国发生革命、起义、政变、政治谋杀，街头抗议、暴力冲突及流血事件不断。虽然在朴正熙时代经济有过快速发展，但军人独裁统治造成社会极其动荡，不仅是人民付出巨大的代价，就是统治者本人也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在专制统治的30年中，韩国历任总统中：李承晚被流放海外，客死他乡；朴正熙饮弹身亡，他的政府高级领导人像车智辙、金载圭、郑升和或被谋杀或被绞死，或死因不详。直到1987年，卢泰愚实行政治改革，实行总统直选，韩国才结束靠政变和谋杀取得权力的独裁统治历史，开始走向稳定。1997年金大中被选为总统，在韩国实现了执政党向反对党和平移交政权的政府。事实证明，是民主制真正带来了韩国的社会稳定，也给政治领导人带来了安全。民主社会是宽容的，像全斗焕这样被判处死罪的前独裁者也能被赦免。自1997年韩国民主化以后，韩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危机，1997年的金融危机的打击，2004年卢武铉总统上台不久后立即遭弹劾案和迁都风波等，都没有使韩国社会出现任何动乱。可以说，韩国的民主制已经巩固，暴力和谋杀已经没有市场，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都可以在宪法和法律程序下消解。

印度是民主有利于解决社会稳定的最有力例证。1947年印度独立时，国家处于混乱之中，政治派系林立，社会暴力盛行。半个世纪后，在民主制度的作用下，政治分歧都能在宪法框架内解决，政权更迭也能通过民主程序顺利过渡。正因为民主，印度才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通过民主，印度还成功地解决了语言和宗教问题。印度除了有一些历史根源很深的种族分离主义和教派冲突造成的暴力和不稳定外，政治领导层的暴力冲突和政变没有发生，这与同类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同的国家，像南亚、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等国经常发生政变和社会动乱的情况相比，简直是一个奇迹。印度的议会民主制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了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从而避免了大规模暴力革命、军事政变和社会动乱发生。

如果说发展中国家搞民主不稳定，不是民主制本身不利于稳定，而是从不民主向民主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不稳定。因此，我们不是不要民主，而是应该怎么避免向民主过渡中的不稳定。经验教训是，不要等社会矛盾和危机重重的时候再来进行民主改革，而应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时候及时进行政治改革。被动的、不适当时候的改革会导致动乱！

民主与经济发展

谬误之三：民主影响经济发展和效率；威权体制有利于发展经济

民主制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是一个已被历史证明得很清楚的问题。从国际社会的版图看，民主制国家大多是经济发达国家，非民主国家大多是经济落后国家。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民主"的国家也未必都能把经济搞好，非民主的国家也不是都不能搞好经济。在经济起飞的国家中，威权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威权统治可能把经济推向高速发展，也可能把经济推向崩溃。

在这里，我引用陈志武教授的一些观点，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决定经济增长至少有以下四个变量：(1)制度(也可称之为制度资本)，如产权保护、民主、法治等等；(2)自然资源，如石油、矿产储藏，交通等；(3)劳动力，它的数量、成本、素质等等；(4)土地。这四大要素中间的任何一项越多，该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越快一些。同时，这四大要素互相之间又有替代性，一个经济体只要一个或几个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它要素差一些，其经济照样可以有很大的发展。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已。

那么，民主制为什么有利于经济发展呢？有两个促进经济发展不可否定的因素：一是经济发展一定需要经济自由和市场竞争，民主制比其他制度为此提供了更有利的制度条件。二是民主为资本发展必不可少的财产权利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威权统治又为什么能促进经济发展呢？它通过政府力量，提高劳动力、资源和土地的利用，如降低劳动力成本、不讲代价地使用资源和土地等。但是，在一个缺少廉洁"好政府"和法制不健全的社会中，这种经济发展必然导致严重腐败、贫富不均，并可能因此引起社会动乱和崩溃。民主制度下的经济发展恰恰可以避免此种危险。

谬误之四：民主导致拉美化

实际上，"拉美化"现象并不是出现在民主政府时期，而是在军人独裁统治或威权政府时期。在拉丁美洲，很多最有效和最有前景的改革计划，都是由后权威的民主政府所实施的。比如阿根廷军事统治时经济一团糟，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阿根廷民选总统阿方辛开放民主，90年代第二届民选总统梅内姆在巩固民主和经济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迅速控制通货膨胀，并使经济走向市场化，出现经济增长、政局稳定的局面。巴西也是在实行民主转型前经济处于危机中，经过两届政府民主转型后，经济改革才有效。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开始走上向民主化转型之路，出现了一系列民主政府。正是这些民主政府才使一些国家较好地克服了过去的经济危机，并使经济向健康方向发展。据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的报告，2005年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4.3％，其中委内瑞拉达到9％，阿根廷8.6％，智利和乌拉圭为6％。

应该看到，一些国家的贫困是固有的，不是民主引起的。民主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和平、管理效率、政治和谐。然而，较之专制政权，民主政治最终达到这些目标的希望要大得多。市场经济由于资本利润原则，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资本利润越来越多，而劳动者福利越来越少，而资本利润部分的产品由于没有消费购买则无法实现价值，社会只有通过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来平衡，民主社会选票作用，强制执政者做有利于劳工的事，社会经济才能获得高发展。

民主与反腐败

谬误之五：民主不能解决腐败，也会导致腐败

民主选举需要钱，而且容易导致金钱政治。但是，民主国家的实践证明，金钱政治可以通过法制加以控制的。民主可以从根本上防止政府腐败的普遍化。

我们看一下2005年透明国际清廉指数全球排名，廉政指数前20名国家和地区：冰岛、芬兰、新西兰、丹麦、新加坡、瑞典、瑞士、挪威、澳大利亚、奥地利、荷兰、英国、卢森堡、加拿大、中国香港、德国、美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廉政指数后20名国家和地区：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利比里亚、乌兹别克斯坦、刚果、肯尼亚、巴基斯坦、巴拉圭、索马里、苏丹、塔吉克斯坦、安哥拉、象牙海岸、赤道几内亚、尼日利亚、海地、缅甸、土库曼斯坦、孟加拉国、乍得。可以看到，民主制度对遏制腐败的作用非常明显。

民主国家虽然不能避免腐败，但是，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有很大的不同：民主国家的腐败只限于有限领域的腐败，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无所不在；民主国家的腐败通常能得到及时的揭露，而非民主国家的腐败难以揭露，特别是高官的严重腐败通常被掩盖；许多在非民主时期被掩盖的腐败会因为民主化后被揭露；民主国家的腐败是可以医治的，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是不可救药的。历史上尽管也有专制的国家比较清廉，但是，专制国家一旦腐败，没有不是伴随腐败被葬送，而是被治理好了的。

作者简介

蔡定剑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宪政研究所所长，兼北大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特邀研究员，洪范法律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等。主要出版著作《一个人大研究者的探索》(2007年)、《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2003年第四版，1992年出版)、《宪法精解》(2004年)、《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1999年)、《国家监督制度》(1991年)。

出处：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spqy/200803040046.asp

-完-

布鲁斯——第一任美国驻华大使传奇

摘自《1973—2005美国驻华大使传奇》

1973年中美两国决定在对方首都互建联络处时，迅速确定了各自派往对方首都的第一任代表。中方确定由资深外交家、原驻法大使黄镇为第一任驻美联络处主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为副主任。

美方确定由资深外交家布鲁斯为第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由此开始了一年零四个月短暂而重要的来华外交生涯。

受到中国政府高规格接待

戴维·布鲁斯当时是美国资历和地位最高的外交官，曾先后任驻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大使。在美越举行巴黎会谈期间，布鲁斯又是美方特派代表，这在西方外交界无人可比。

"联络处"顾名思义显然低于大使馆(联络处官员名字甚至列不到各国驻华外交官名录上)，但中美关系又十分重要和极为敏感，在当时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起着关系全局的作用，因此尼克松刻意选拔一位最资深的外交官担当此任，由此可见其用心良苦。在中国方面，毛泽东主席确定黄镇大使的职务后，于1973年4月12日召见黄镇主任和韩叙副主任及外交部几位领导人，曾幽默地问黄镇："你是升了还是降了？"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联络处比大使馆还大使馆。"足见中国领导人对这一职务的重视程度。

1973年5月14日，布鲁斯夫妇抵达北京。他们意外地发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和美大司司长林平已等在机场欢迎他们。姬鹏飞外长很快会见了布鲁斯，乔冠华副部长在风景如画的香山饭店会见和宴请他们夫妇。更令布鲁斯难忘的是，周恩来总理5月18日会见了他。

一向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对所有驻华使节一视同仁的中国政府为什么破例地高规格接待这位美国使节呢？这是有特殊原因的。其一，中国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先期到达华盛顿后，受到了美国政府的破格接待。美国国务院和白宫派出高级官员远道到西海岸的旧金山欢迎韩叙一行。韩叙一到华盛顿，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就多次宴请，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和尼克松总统本人亲自会见。周总理得知后即指示外交部，对美国派来的联络处主任要提高接待规格。国与国之间讲究"对等"，既然美方以高规格接待中国外交使节，中国当然应还之以礼。其二，当时中美领导人之间经常有一些重要口信需要传递。周总理5月18日会见布鲁斯，除了对他表示欢迎，也确实有事情要谈，要他转达给华盛顿。

周总理的两次接见

布鲁斯到北京任职时已73岁高龄，妻子叫伊万杰琳·布鲁斯，在她4岁时(1948年)曾跟随其父亲(美国驻华高级外交官)在北京待过一年，长大后又学过一些中文，总算同中国有一定缘分。布鲁斯没学过中文，但他一生爱好艺术，喜欢收藏古玩和艺术品。

美国任命驻外大使时有个习惯做法，即第一把手可选择第二把手，这样在工作上易于协调合作。至于下面的外交官，则由国务院和有关部门选派。布鲁斯选择了当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霍尔德里奇当副主任，负责政治事务，即两国关系事务。为了不引起国务院的反感，又选择了国务院当时的中国和蒙古处处长艾尔弗雷德·詹金斯为副主任，主管领事、行政等事务。一个驻外机构任命两个副主任，这在美国外交界也是前所未有的。

布鲁斯到达后先在三里屯外交公寓居住和办公，同时加紧装修日坛公园附近的官邸和办公楼。7月1日，新址正式启用，布鲁斯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并开始在官邸接待客人。美国联络处雇用中国工作人员(厨师、会计、翻译等)都通过外交人员服务局申请和安排。

布鲁斯的任务是尽速同中国有关机构建立联系，开展两国间的各种交往，沟通两国间的高层外交信息。他在最初两个月内就在外交部礼宾司的协助下，拜会了外交部有关司、局领导，国家体委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等有关部门的主管官员。对一些重要的美国访华团他都要出面招待，介绍情况，并派联络处官员随同访问。布鲁斯也招待中国访问美国的重要代表团，如中国古代文物展览团等。

布鲁斯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在两国领导人之间传递信息。上面提到的周恩来总理5月18日的会见，主要谈了印支问题，周总理强调解决印支问题对缓和远东局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催促美国在结束印支战争问题上早日采取实际行动。布鲁斯把这一重要口信及时传回了白宫。不久，周总理又在6月25日会见布鲁斯，他以严峻的态度表达了中国政府对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的反对立场，认为该协定限制不了苏联扩充核军备的势头，反而对世界人民造成虚假的安全感。布鲁斯通过这次谈话，清楚看出了中美在战略上的分歧所在。

布鲁斯是一位谨言慎行、彬彬有礼的外交家。他多次讲到：中美经过20多年的隔离，现在两国人民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友谊，在美国已出现"中国热"。两国利益有时不同，但从根本上说，两国的利益是紧密相连的。我们各自设立联络处，也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美国联络处开办小学

由于国情不同，中美外交人员对处理家属问题是各不相同的。当时中国外交人员出国都不带家属，除非配偶也是外交人员，子女都留在国内。美国驻华联络处人员大都带着家属，包括小孩，到了北京以后分散住在公寓内，办公与住处分开，宴请一般都在家内举行。本来法国人和巴基斯坦人已在北京办了学校，但美国人由于种种原因不愿送小孩去入学。中国在外交公寓附近办的学校也收外国小孩，但美国人也不想入。美国联络处决定自己办学校。开始时只有6名小学生，地点就设在美国人住的公寓的门厅和阳台里，教员由联络处人员的家属担任，有时美国外交官也去讲课。课程则选用美国教材。联络处曾向中方提出，希望解决小学的校舍问题，但中方当时也有困难，暂时只能因陋就简办下去。后来也有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家属到美国办的学校入学。这件事，也算是布鲁斯任职期间的"政绩"之一。

海军陆战队惹麻烦

布鲁斯的驻华联络处开始时人数不多，开馆前通知中方将有29人，另外，还将雇用一些中国雇员，担任会计、翻译、打扫卫生等工作。实际上开始只来了26人，以后随着工作量的加大而进一步增加人员。派海军陆战队的做法有些特殊，美方解释，这是美国驻外机构的通用做法，并非专为驻华机构而设。但就是5名海军陆战队成员，却闹出了许多麻烦事。

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平时着便装，不抛头露面。1973年7月1日正式举行新址开馆仪式时，布鲁斯曾请示美国国务院，建议海军陆战队人员不着军装，以免引起不良反响，但美国国务院征求海军陆战队司令意见后，否定了布鲁斯的意见，所有海军陆战队成员都穿正规蓝色军装出席，不少人并佩戴在越战中获得的勋章、绶带。这就引起了中方的反感。

美国军人不能没有夜生活，因此，联络处装修官邸和办公楼时，也在海军陆战队成员居住的建国门外外交人员公寓修建了一个酒吧间，公开打出"海军之家"和"海军陆战队俱乐部"的招牌，并印刷、出售饮酒票券，招来许多驻京外国人员到此跳舞和饮酒作乐，有时相互打打闹闹，搅得四邻不安，影响很坏。由于出席的人多，酒吧主管人就发会员证，一位非洲留学生由于得不到会员证，竟在喝醉后发酒疯捣毁了酒吧附近一位非洲外交家住的公寓套房。中国政府向布鲁斯提出了外交交涉，要美方撤走海军陆战队人员。布鲁斯只得承认美方人员行为不端，须严加管束，但希望该批人员能留下来。

1973年11月13日，基辛格访华时亲自向周总理求情，希望体谅美方的困难，这批人才暂时免遭驱逐。但周总理当面提出三个条件：第一，对外不能以海军陆战队的名义，要尊重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习惯。第二，不要穿军装。本人是否海军陆战队队员，中方不管，反正他们是美国驻华联络处的外交人员，如果在自己卧室内穿军装，我们不管，但不能穿军装到外面。第三，不能带武器到馆外，只能在馆内佩带。基辛格表示同意中方的三个条件。从此这批海军陆战队成员老实了一阵，不再着军装，只在联络处内部活动，还停止了引人注目的集体上操跑步。1974年4月，海军陆战队成员又闹出事端，其中有人竟以"强击手"和"虎鲸"的署名向各驻华使馆乱发通知，提议组织垒球协会等组织。中方再次要求布鲁斯撤走海军陆战队人员。在此情况下，这批海军陆战队成员不得不撤走，其内部保卫工作改由外事安全官员接替。但美方的安全人员实际上还是由海军陆战队选派的，但不再着军装。

布鲁斯离职前的感慨

布鲁斯在华任期很短，只有一年零四个月。前半期比较活跃，后半期默默无闻。可以说他在北京的作用还没得到发挥，就结束了这段外交生涯。

布鲁斯在后半期表现比较沉闷，这与当时的形势有关。开始一段尼克松和基辛格把布鲁斯作为高层传递信息渠道，但后来美方发现通过在华盛顿向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或副主任韩叙传递信件更迅速、方便、可靠，经常是由基辛格向他们口头讲述就可以了，逐渐地不再使用布鲁斯这一渠道。其次是中美关系由于美方热衷于搞"对苏缓和"战略，使中美加深了分歧。尼克松深陷"水门事件"，在中美关系上迈不出任何步子。在这种情况下，布鲁斯在两国关系上也不能有所作为。这时的布鲁斯有了"失业"的感觉。

布鲁斯在华任职期间，虽无大的建树，但对沟通两国政府高层对话，促进双边经贸、文化、科技交流和加强中美人民之间的了解，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临行前乔冠华副外长出面在颐和园为他送行，对他的工作表示肯定，并祝愿他回国一帆风顺。

1974年9月中旬，在布鲁斯即将回国前夕，乔冠华副部长设宴为布鲁斯饯行，美国联络处的主要官员都出席了，活动安排在风景如画的颐和园内，而且是在晚上。

这次令人难忘的活动之后不久，布鲁斯大使在1974年9月16日会见了到北京访问的英国作家韩素音，再次谈了自己临走前的一些感受。他表示：他对离职感到惋惜。谈到对中国看法时，他表示很崇敬毛泽东，认为毛泽东留下的著作具有极大的意义。他预见中国有一个光辉的未来，因为中国资源雄厚，财力也会逐步增加，5年内中国将加速工业化的发展，但中国必须保持纪律，控制浪费和奢侈，合理利用资源，改革才会取得成功。

9月25日，布鲁斯夫妇离开了北京。不久，他被福特总统任命为美国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代表，常驻比利时"北约"总部。1985年布鲁斯因病去世。

-完-

不许联想：这些歌他们从来没有写过

在深圳讲座，由于深圳音乐厅非常重视版权，所以现场不允许录音录像，只能专心听我说话，这很好，我正好很讨厌没事就拿破手机瞎拍的人，你说你好不容易去参加一个什么活动，不专心学习，拍什么呢，你要是拿一个高档相机也就罢了。鉴于没有什么讲座内容流露出去，我很高兴。毕竟现场说话有些词不达意，而且即兴说话可能会有些逻辑上的不严密，流传出去喜欢断章取义的人又有事干了。

在讲座的最后，我举了几首歌做例子，来解释我一开始说为什么要从社会学角度谈音乐。这五首歌可让我绞尽脑汁，我想用这几首歌把每个社会阶段变革最明显的特征表达出来。这些歌的作者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的歌曲会被理解成这个意思，这就对了，因为我听到太多为了某个时代去写的歌都他妈的肤浅至极。

一，《一无所有》，1985年。这首歌是一首经典歌曲，首先它是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摇滚歌曲，崔健在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第一次唱这首歌。当年还有段插曲，崔健要独唱这首歌，当时负责演唱会的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问，崔健是谁？《一无所有》是什么歌曲？演出现场制作人叫黑子，他觉得如果跟王昆说这首歌是摇滚，估计通不过。于是他就说：是西北民歌信天游。就这样，崔健这首《一无所有》跟观众见面了，宣告中国摇滚时代的到来。最主要的是，《一无所有》点中了中国人的要害——文革十年实际上让中国真的一无所有了，开放后，我们看到外面的花花世界，发现我们更是一无所有。精神上、物质上、情感上，在当时都处于一无所有的匮乏状态。80年代改革初期，改革的初期效果让人看到一些希望，人们也开始有些蠢蠢欲动，人们心理上有一些想发泄想表达想要获取的愿望，所以崔健唱出了"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我要抓起你的双手，你这就跟我走。"直接把人们憋在心里的情绪释放出来了。除了地痞恶霸之外，中国人对情感的表达一向很含蓄，还从来没有人像崔健这样如此直接、强势、霸道、不由分说去表达一种情感。

二，《跟着感觉走》，1988年。这首歌在1988年十分流行，这不仅仅是它轻快的节奏和苏芮的名气，这些是它流行的基础。它变得更流行，就一定要有别的原因。什么原因呢？1988年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关键阶段，说得更直接一点，改的有点乱，让民众心里有些不踏实，明天到底什么样，谁也不清楚，新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多。总设计师一直说"要摸着石头过河"，这对一个国家的未来来说，这种说法有点不负责任，万一掉水里咋办？所以《跟着感觉走》恰恰把人们对未来的那种不可知性的心理情绪表现出来了，满大街都在放这首歌。反正希望就在不远处停留，爱谁谁吧。

三、《潇洒走一回》。1992年。这是一首很典型的口水歌，在当时，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唱。为什么它在1992年左右流行？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没有1989年这一年，那个没有的一年是中国当代历史的分水岭，很多东西在这一年都彻底改变了。理想主义、信仰开始破灭。然后人们好像一下从梦中醒来了，开始对现实失望。同时整个社会变得更商业，更现实，这种转变几乎是瞬间发生的，人们心理上需要有个适应过程。这首歌本来写的是对生命、对时间的一种无奈，这种无奈是一种如梦方醒式的，一个想与时间生命对抗的人，突然明白了，感慨还不潇洒走一回呢。那种看破红尘的无奈基本上是当时社会的普遍心态。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是当时人们心态最好的写照。

四、《老鼠爱大米》，2004年。大家都不喜欢这首歌，至少我从来没有听谁说喜欢这首歌，因为它很俗气，你喜欢它就显得你没档次。那就奇怪了，它那么流行，到底谁在喜欢它。在座的谁喜欢？那我来告诉你，它之所以流行，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杨臣刚歌里的那只老鼠，只是我们都没意识到。在过去的10年，中国普通人地位的卑微感前所未有的表现出来了。贫富不均，社会不公，让很多人都感到无力，都有不同程度的失望。但是平常人也有小理想，野百合也有春天，对不对？我们这些小老鼠就有那么一点点美好愿望，希望能变得好一点。就像老鼠想吃到大米改善一下生活一样。这首歌恰恰唱给最无力的群体的，而且写得很纯情，它比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那种纯粹的占有欲境界高出不知道有多少个档次，你没有理由不喜欢它。

五、《爱情买卖》。2010年。这首歌你们也不喜欢，对不对？但它也非常流行。你们干嘛做好事不留名呢？这首歌流行首先是小调占了便宜，你听两遍就会唱了。其实它是一首情歌，典型的怨妇式情歌。现在的爱情是易碎品，关于爱情是易碎品的歌太多了，什么时候都有，为什么它突然流行了？我觉得这首歌传达出的情绪已经远远不止爱情层面，而是把人与人之间那种脆弱的信任关系唱出来了。要知道现在是一个让你感觉没有诚信的社会，到处都是欺骗和谎言，底线越来越低，人们都处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状态中，表面上，一个女孩在抱怨负心汉，实际上这首歌的外延是把现在比爱情更易碎的全社会信任危机唱出来了。

出处：http://www.wangxiaofeng.net/?p=7883

-完-

三联生活周刊：粮猪安天下

2007-08-16 15:19:23

记者◎吴琪

"引子"：疫病

8月3日，湖南省版图中部偏东的湘江流域，距长沙仅40多公里，全国"养猪百强大市"湘潭气氛紧张。

气温近40摄氏度，长沙正遭遇50年一遇的大旱，这场干旱也影响到湘潭。长江今年的最大洪峰此刻正通过武汉，而在湘潭，一场抵抗"猪荒"的战役，也如同对洪水的抗争，紧张忙碌。

午休时分，湘潭市畜牧水产局总畜牧师吴买生靠在沙发椅上，习惯性嚼着槟榔，"你说怪不怪？去年夏天也是这么热的时候，农民的猪一片片死去，猪肉送人都不敢要"。吴买生和同事们四处求人，让农民把病死猪捞上来按科学方法填埋，处理一只还得付给农民20块钱辛苦费。"那时候猪价最贱，受损的农民哭天喊地。谁能料到，一年后的今天，猪肉如此紧俏，我们要跟在农民屁股后边转，求他们赶紧多养猪呢。"

作为全国五大生猪生产的产业基地，湘潭市下辖5个县市区，其中又以湘潭县和湘乡市的生猪养殖最发达。全市农业人口人均出栏生猪2.8头，养猪占农业产值的58.3%。

这样一个养殖大市，行内人都有直观感觉——今年的猪明显少了。去年3、4月份猪肉价格跌到谷底时候，吴买生就隐隐担心，亏损的农民会大量杀母猪，"种田得有田地在，养猪得有母猪在，淘汰母猪说明行业开始不正常了"。而去年8月一场疫病，让原本低迷的养猪业雪上加霜。这种直观感受也反映在数据上，据湘潭市畜牧水产局统计资料，全市今年1～6月出栏肉猪比去年同期减少13.39%，存栏总量和存栏母猪数分别比去年同期减少12.84%和24.1%。

"出现'猪荒'是因猪遭了灾，猪遭灾是因为得了病。"在养猪户的逻辑里，疫病成为多数人谈论这场灾难的起点。虽然从生猪养殖到肉价市场的形成链中，疫病只是难以预料的不稳定外来因素，但对于广大分散着的养殖户而言，意外一击往往构成致命一击。

在湘潭，从去年夏天始，染病的猪先是发高烧、皮肤发红、拉肚子，拉到走路都走不稳，很快变为呼吸困难，从发病到死亡，只一星期。在高温高湿的南方地区，母猪开始流产或生死胎。做了20多年畜牧工作的吴买生说:"这次比以往的疾病更可怕，因为它袭击了不同生长周期的猪，染病的母猪、大猪、仔猪接连死亡，生猪生产的结构被改变了。"湘潭农民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上亿元，最严重的一个猪场损失数百万元。当地农民泄气地说，原本指望养猪得到的利益都"喂到猪屁眼里去了"。

与湖南相邻的广东省是湘潭生猪的主要市场，湘潭地处公路交通枢纽，养殖密度大，流动频繁，防控动物疫病难度大，往往是一户发病，一片遭殃。这场最终被确定为"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的疫病，从去年5月首次在江西爆发，很快蔓延至湖南、广东、湖北、安徽、江浙等地。但它在各个省之间传播的路线，却很难说清。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防疫部门工作人员说，一旦确定某省爆发了疫情，全省养猪卖猪的人就都遭殃了。让行内人印象深刻的是，2005年四川爆发猪链球菌感染，猪肉外调大省四川的养猪业就几乎受到"灭顶之灾"。

在全国猪肉市场大流通的今天，一旦某省或某市疾病信息爆出，等于给自己封锁了所有猪肉出售的路径。

今年5月，去年爆发过的蓝耳病再次侵袭，这次位于湘潭市区边缘的湘潭县响水乡青竹村未能幸免。5月14日，村里的科技副科长莫石奇听说3户村民家里爆发了蓝耳病，马上向村支书卢国良汇报。卢国良带着村干部下去了解，发现病情不止3家，有些农户不愿让人知道自家猪得病，希望还能卖个价钱。5月18日，卢国良将疫情上报到湘潭市畜牧局，第二天市里专家便下村子。经历去年的蓝耳病后，从上至下的应急相当高效，但仍然抵挡不住损失。仅就卢国良所在的月塘组，一共34户农户，29户人家养猪，24户爆发了蓝耳病。全村从5月14日到6月16日，共有2677头猪生病，死亡867头。损失最大的是养猪大户刘福泉和易建辉，刘家死掉了57头猪，易家则病死了116头，"两个大男人在家痛哭"。

记者8月初走访湘潭的好几个村庄，发现养猪户的警惕性极高，他们坚决不让外来人参观猪舍。农民们此时表现的原则性让人有些吃惊，他们对外来细菌的防范也从一个侧面流露了疫病带来的恐慌。"就连自己家的人，也是要消毒后换衣服换鞋子，才能进去的呢！"

猪价模糊的传导链

疫病流行，给了人们一种说得过去的解释，就像天气不好会导致粮食歉收一样，谁能杜绝坏天气呢？连续两年的高致病性猪蓝耳病流行，导致生猪存栏数下降，成为猪肉涨价的一个直观原因。但从更深层的经济分析，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天气、瘟疫等因素虽然也影响粮食和猪肉价格，但这些供给方面的扰动可能是一次性的，对价格趋势的影响更多属于随机的扰动项。猪肉价格的变动是怎样传递的，在持续上扬的价格体系中，谁在推动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呢？

猪肉价格的异动，在基层与"猪"打交道的人有更为敏锐的触觉。湘潭市畜牧站站长周炯光说，按照过去20多年猪肉市场的规律，几乎每4年猪价就有一个高峰与低谷的轮回。大家记忆中比较近的年头里，2002年猪价极低，2004年行情到了一个高峰，瘦肉猪的生猪价格能卖到5.2元一斤，农民卖一头猪可以挣200～300元。2006年又到了低谷，仔猪价格更是跌得凶，不论大小一律15元一只，不到2005年高价时的1/10。中国肉类协会副会长陶一山把它归纳为，"农户养猪基本上赚两年亏一年"。今年猪价开始一路向上狂飙，多数养殖户的第一反应是，"这是对去年低价的一个补偿"。

进入6月，行内人感觉到这轮价格反弹得异常。吴买生记得，猪肉市场价每斤涨到八九元的时候，"长沙、湘潭的媒体天天采访，问我的都是同样三个问题:猪肉价格还会不会涨？什么时候回落？生猪的存栏量是多少？"7月初猪肉突破每斤12元，吴买生开始直接接到市领导电话。于是他改变了习惯，每天出门上班第一件事，先上菜市场问问，今天猪肉什么价？刚问完，市领导的电话就追过来了。8月3日这天，湘潭的猪肉卖到每斤15元，长沙卖到16元。吴买生说，"这是在老百姓减少猪肉消费前提下的现有行情，如果大家还像以前那样吃肉，肉价早就突破20元一斤了"。

在肉价引起广泛关注后，一场场追溯猪肉涨价根源的讨论开始了。湘潭市不少机关的工作人员，最近的重点工作是下农村，劝村民们多养猪。村民养猪的意愿，似乎成为人们能不能吃到低价猪肉的原因。

"猪荒"救急后的期待

经常到农村做防疫的湘潭市畜牧水产局总畜牧师吴买生感受到，多数农户渐渐对价格的波动有了自己的判断，即使今年行情再好，有些农民也只是摇摇头，"万一都开始养猪，过两年岂不是又跌得很惨？"在玉米、大豆都进入全球化、资本化的今天，小户式的生猪生产方式无疑受到严峻的挑战。去年"猪贱伤农"的经历，使吴买生和养猪户对今年的高行情也产生担心，"猪价并不是越高越好，今年是刚好赶上猪价自身的波动和去年疫情影响，高得不正常"。但是城市人口却一向认为，粮食和猪肉这些基本生活品，价格越低越能保障人民生活，这种想法让底层的农民很无奈。吴买生和卢国良在算账后都觉得，猪肉卖到10元一斤的行情，是目前"既能让农民获利，也能让城市人接受的价格，这种价格才能长期稳定"。

王伟筠是大连商品交易所信息部的副部长，自从最近猪肉行情飙升，大商所（大连商品交易所）推出生猪期货的设想就引起广泛关注。王伟筠说，其实大商所从2001年就开始对生猪期货的推出进行调研，在1995年粮油猛涨时候，很多人对刚刚推出的期货有误解，认为期货市场使物价进一步哄抬。"这就好像一个人自己长得难看，却怪罪于照出他面容的镜子。"现在一般人都认识到期货市场稳定价格体系的作用，稻谷、生猪与基本生活最接近的品种这些有可能进入期货市场，"期货市场将各种相关因素都装进了市场里边，市场加工出来的价格更全面，有预期性，它比一个单独养猪户的判断要可靠得多"。

当猪肉价格涨到十五六元一斤的时候，就在湘潭市畜牧水产局的新办公大楼里，任何与"猪"有关的人，都在团团转。8月初，湘潭市下属各区县的畜牧水产局负责人、兽医站的人都聚集起来开会，主管业务的副局长则在省里头接受最新指示。作为全国生猪主产地之一的湘潭，按照市畜牧站站长周炯光的说法，这里人均猪肉产量全国第一，但从未感觉"像今天这样受到重视"。农业部下派的工作组7月23、24、25日连续三天来到湘潭调查，每个县抽查30个典型养殖户，"光是每一户要填的表格，就有30多个"。7月26日，一份"赴湖南生猪生产督导组"的《湘潭市发展生猪生产的调查报告》就出来了。

与湖南类似，农业部7月底下派的20个工作组紧急来到全国各生猪主产区。7月26日，在长沙的湖南宾馆，农业部副部级总经济师和科技司司长带队的湖南工作组将湘潭、长沙、娄底三地的情况聚集在一起汇报。湖南省畜牧局水产局罗局长引用了两句话说明当前的形势，"无肉使人瘦"、"不可三日食无肉"，猪肉一向对多数中国人有着特殊意义。周炯光说，畜牧系统的人都知道一句话——"粮猪安天下"，老百姓吃不到猪肉与吃不到粮食一样难受。但是国家对粮食供应一直有特殊的保护政策，生猪市场在上世纪80年代完全放开后，除了中央储备肉基地等保障措施，基层养猪户的利益并没有纳入过国家的保障体系。

虽然形势紧张，拿着手里的《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吴买生和同事们都相当欣喜，因为文件"实在、特别容易操作"，有些措施正是7月底农业部调查后的结果。新措施让农民兴奋，"国家按每头50元的补贴标准，对饲养能繁殖母猪的养殖户（场）给予补贴"、"国家建立能繁母猪保险制度"、"国庆两节猪肉供应，猪肉主销区省、直辖市及沿海大中城市要将地方储备充实到不低于当地居民7天消费量"。吴买生与同事这几天正忙着到村子里统计母猪数量和人工授精的情况。只是他还有一点担心:"文件非常好，却没有说明这些政策执行到什么时候？"吴买生希望应急措施成为长期措施，"不然过两年猪价又像坐电梯一样往下掉，结果还是会猪贱伤农啊。"

出处：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bf25701000am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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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用一天一根稻草压倒骆驼

发表时间：2007年9月24日 16时35分

任何"多赢"的局面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春风化雨从人心中长出来的。如果人们不能意识到自己有着怎样的权利，或者淡漠了自己的欲望与痛苦，在自己的权利被侵犯时无动于衷，则不可能有多赢的局面出现。

最近，有这样一则新闻：由于对银行的服务不满，北京某客户前不久戏剧性"报复"这家银行。

事情的原委是，据这位客户称，当日9点左右他到这家银行准备办理异地汇款，当时他拿到的是29号，前面排着二十多人。在等候的过程中，他看到一名女客户没等到叫号就坐在了窗口前，对此工作人员"非但没有制止，而且很痛快地为她办理了业务"。这一"加塞儿现象"让他非常不快，并由此认定这家银行的服务有失公平。所以，在等了一个多小时后，他"报复"了银行，先是将汇款分为13笔办理，然后又向账户中存了92次1元面值的现钞，几分钟便可以办完的事情足足花了三个多小时。

从社会成本的角度来考察，这位储户的报复行为导致了"多输"局面的形成。对银行来说，正常的业务受到干扰，增加了不必要的工作量。对这位储户本人来说，他宁可白白浪费掉自己三个小时的时间，也要出这口气，而当他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处罚银行时，也是在"自残"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承认生命是由时间组成的话。同样，这种报复对社会也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害。由于他长时间"霸占"窗口，实际上已经让这个窗口处于一种半瘫痪或者半歇业状态，这或多或少会浪费掉其他在银行大厅里等着办理业务者的时间。

近年来，人们热衷谈"双赢"或者"多赢"，开始注意到人类过往的历史充满了太多损人利己的"零和游戏"。从个人到国家，从政治到经济，似乎都在验证"零和游戏"这一理论。然而，这种你输我赢的赌博游戏并不会从整体上增进人类的福祉。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种"邪恶进化论"，意大利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帕雷托提出了一个相应的解决方案：改进一部分人的福利或者满足程度时，不能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

然而，任何"多赢"的局面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春风化雨从人心中长出来的。如果人们不能意识到自己有着怎样的权利，或者淡漠了自己的欲望与痛苦，在自己的权利被侵犯时无动于衷，则不可能有多赢的局面出现。因为多赢的前提是各方都有利欲并且确定有利可图，它必须立足于人们对利益的公平追逐与保守，而非建立在一方忍辱含垢、唾面自干，或对权利无知无识的基础之上。

如果我们相信和谐是在社会充分博弈后才可能达到的理想状态，就应该承认在利益纠结过程中产生冲突、隔阂与不和谐才是生活的常态。这位储户的报复尽管是一种"不和谐行为"，但是对一个社会的进步来说，这种被正人君子藐视的"日常反抗"并非完全没有积极意义。这位储户对银行工作安排中的瑕疵投了反对票，会促进银行加以纠正或者警醒。事实上，这个小冲突也间接证明银行在"危机管理"方面存在着一定问题。直到三个小时后，这位储户才在银行的值班经理和工作人员不断解释和劝说下，最终停止了"反抗"。

"日常反抗"是政治人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著名学者斯科特(J. Scott)认为，底层民众经常通过日常反抗来发泄他们对社会不公平的不满。此前一个普遍的观点是，权力是属于国家的，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消极顺从，要么暴力反抗。然而，斯科特等学者认为，这些人一样可以通过某些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抵抗"，并将此称为"弱者的武器"。从外表看，这种"日常反抗"时常会给人一种"堕落"的印象，甚至出现如孙立平所说的"穷人堕落得更快"的假象。然而，正是这种"社会的溃疡"的出现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了社会在运转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为什么在中国"长队"最后总是排成"粗队"，直到最后像个吸盘一样压盖在值班窗口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排队者对秩序破坏者逆来顺受。如果在许多公共场合，人们都能像这位储户这样做一个维权或者"维秩序"的钉子户，相信个人权利的保障和秩序文明会有大改观。

必须承认，冲突只是秩序重新整合的开始。没有冲突，社会只会原地踏步而不可能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日常抵抗"同样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举例说在人民公社时期，社员们偷懒磨洋工，不肯尽力于"公田"。然而，它却是最真实的、最合乎人性的反抗。与此相反，当时的制度设计却在相当程度上与人性背道而驰。如高王凌在《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一书中谈到，从集体经济到包产到户的演变，农民瞒产私分、"偷盗"粮食等"抵抗"行为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时至今日，没有谁会相信当年农民只知按部就班、死心踏地地赚取工分，便可以实现个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多赢"。历史已经证明，在农民采取"反行为"的过程中，正是国家、集体遭受损失、社员浪费青春的"多输"格局，使这种做法终于难以为继、改弦更张，从此翻开了历史新篇章。简单说，社员们每天偷着放上一根稻草，就把不合理的制度的骆驼压垮了。

出处：http://622007846.qzone.qq.com/blog/71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