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华剧院为谁而建？这个问题是著名演员、北京人艺常务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濮存昕提出来的。他在9月4日的《南方周末》自问自答，大致讲了两个方面。
一是他从职业的角度（演员与观众共同完成戏剧的创造），关心剧院内部的设计，得出的结论是：梅兰芳大戏院、国家大剧院等"这些外观奇特、造型新颖的大剧院，投资巨大，装修豪华，却不是演出的最佳场所"，因为它们不是以"观众为本"，"现在我们的设计是只为中间、正中的观众服务的"。为少数贵人服务，观众休息室窄小、卫生间狭小就无所谓了；国家大剧院"VIP二层居然和舞台没有通道"，演出结束后，固然是让演员"逆着观众去见首长，太费劲了"，但从确保官长安全考虑也算是与时俱进，没办法的事。谁不知道这些大剧院的业主是国家事业单位，只要首长满意，拨款就有保障，否则……因此，剧院内部设计以官意为本太正常了。毕竟，"官本位"在中国是有五千年传统的，国门大开后我们虽然接受了现代民主思想对它反感，但早已"吐呀吐呀就习惯了"。
二是他从根本上质疑，这些豪华的剧院原本就不是为演出而兴建的。"它们能够有那么多的演出吗？显然不可能"，"不管是我们的地方领导，还是负责的文化官员，他们没有心思做重要的内部工作，把精力都花在剧院的外形上，把剧院当做是一个标志性建筑，和那些商用的高楼大厦一样，就是个普通的城市地标。"这一条是点穴之言。澳洲不是有个悉尼歌剧院吗？名满天下，岂止是悉尼的市标，还是澳大利亚的现代化标志。中国有数十上百个市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没豪华的歌剧院能行吗？就是在这种心理作用下，一个个动辄数亿元的大剧院拔地而起了。
濮存昕说的这两条似乎可以归结为一条，即豪华剧院是依官意而建，从小处讲是为了让官员舒适地看演出，从大处讲是官员为了城市形象而不惜巨资。本人接下来要问的是：这为了树立城市新形象而建设豪华剧院之类洋气的地标性建筑，是单纯的官员为了搞政绩，还是也有"民意基础"———为了满足当地民众的自豪感乃至归宿感？我认为，是兼而有之，官民"共谋"，也就是说，兴建豪华剧院是官民皆大欢喜的事。且慢骂我在"强奸民意"。
我相信，中国绝大多数官员与民众不像张五常老板那样否认中国的贫富差距现在太大了。《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雷德曼到中国大陆自然没有张五常的次数多，但他也知道，北京或上海或大连的现代部分，其城市外貌比富裕的美国还要先进，但"从北京往外走，驱车一个小时就会看到中国广阔的第三世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我国）城市赛欧洲，农村似非洲"。这几天，广东各大媒体都报道了省委书记汪洋同志关于代课教师待遇的讲话，他称代课教师的网上留言"血淋淋"。很多人的月工资只有200到500元。这比前些时候报道的贵州某代课教师的日工资是一斤玉米还算高一点！广州市的代课老师待遇可能不会这么低，但广州也不是富到了拿10亿元盖歌剧院不眨眼的地步。比如，9月3日广东省劳动保障厅对记者说，广州人参加医保的还不到三成；又如，广州市的幼儿园也很缺乏。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钱投在更需要的地方，比如改善基础教育条件？请问，十多年来，我国公共教育的财政投入一直没有达到法定的百分比，不是也没有妨碍我们各地大搞城市形象建设吗？毕竟，在人们心底，大剧院、大广场、大马路这些东西，与豪华衙门、豪华官车不同，不是官员独享的，大家都或多或少可沾光，对外说起来脸上也有光呢。不仅"出嫁"海外的华人希望别人夸耀他们的"娘家"，就是国内民众，也喜欢人家夸耀他们所在的城市如何光鲜。我离开了武汉，听人说广州比武汉大就觉得他好笑，也颇瞧不起那浪冠大名的"广州大桥"———其实，武汉长江大桥再宏伟也与我无关。
唐代诗人陈子昂有《感遇诗》第十九谏武则天大肆建寺塑佛云："圣人不利己，忧济在黎元。黄屋非尧意，瑶台安可论。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夸愚适增累，矜智道愈昏。"
他说武则天大兴土木谀佛是"夸（富贵功德于）愚（民）"，其实是他书生一个，不懂统治术。天下的寺院教堂都是不惜破费，它们的建筑美学表达权势的无言威慑，对于老百姓有一种催眠般的效果。我们今天到处造佛拜佛不也是以大为美吗？
有人说，兴建上亿的市政工程，通过市民参与讨论才有合法性。这是讲公共财政，讲民主决策的现代观念。可是秦始皇修长城，就为他万世一系的梦想，要保卫他的江山社稷和作为本钱的人民不被侵掠，何尝管什么民意不民意。虽然长城从来没有成功地阻挡"胡马度阴山"，我们今天不是仍在以长城这中华民族的标志性建筑为荣吗？歌唱长城的诗篇还少吗？你能说秦始皇或歌颂者是强奸民意吗？
"民意"，并不是天然正确的同义词。"强奸"也可能产生斯德哥尔摩依赖症。"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罕见息夫人。"（反用清人邓汉仪的诗，原句为"伤心岂独息夫人"）民众的权利意识没觉醒而权力崇拜依然、自豪感与虚荣心莫辨，官意与民意谁代表谁还真是很难理清。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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