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8年3月6日，晚8点25分，在万圣书园买完书，给妻子打电话，说20分钟左右到家。
8点40分左右，刚把车停下，准备关车门的时候，围过来三四个中年男子，一个突然猛拍我的肩膀问："是滕彪吗？"没等我回答，他们就强行把我往一辆黑色轿车里塞；几秒钟以后我才明白发生了绑架！我开始拼命挣扎，大喊大叫，足足有三分钟。我想这声音足以让周围四栋楼的居民以及小区保安全都听见，但没有一个人出来。我寡不敌众，被他们狠狠地反剪着手腕，动弹不得。被塞到车上之后，我已经喊不出来，喊了也没人听见，就立即冷静下来。
扭斗中，他们把我的眼镜给弄走，车里一片黑暗。他们有四个人，我的左右各有一人，牢牢控制我的四肢。他们给我罩上头套，一路上左边的人死死反剪着我的手，右边的人用后背把我的脑袋紧紧压在后座上，我每一反抗，他们就用污秽不堪的话来辱骂，尤其以左边的人最为恶劣。
我开始想，这一拨人究竟是谁呢？很有可能是国保，与去年10月李和平律师被绑架那次非常相似，这一次，皮肉之苦是免不了了。荒郊野外，脱光衣服，拳脚，电棍，扔到路边，打车回家……不到两年，亲眼见到的政府绑架行为就发生了两次，一次是在山东临沂，陈光诚案开庭前一天，一个重要的证人陈光余被绑架；另一次是在我家楼下，陈光诚的妈妈和孩子被山东警方绑架。其他的就更多：2005年9月6日，陈光诚被绑架，2006年8月17日，高智晟被绑架，2006年2月16日，胡佳被绑架，2006年4月16日，刘正有遭绑架，2007年9月30日，李和平被绑架，2008年1月14日，齐志勇被绑架；我自己介入的一些人权案件中，以绑架的形式来抓当事人、抓证人、抓律师，也常有发生。
挨一顿打算不了什么，我的身子骨还承受得住。但这伙人凶神恶煞，如果不是东厂而是土匪，那麻烦就大了。在办案中得罪过一些官员警察，他们要跟我玩黑的，那就比较惨。卸掉一个胳膊一个腿，或者像付先才那样被打瘫痪，也并非没有可能。人到这个时候，就得认命。
四十多分钟以后，车停了；从附近的狗叫声感觉，像是在郊区农村。几个人从车里出来，押着我到一间屋子里，从始至终我不知道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姑且叫他们四个ABCD。匿名的暴力、匿名的罪恶。
摘下头套，他们命令我在屋子的中间站着。几个人围着我，一张张凶横的脸。一个人说，"把衣服脱了！"心想糟了，要开练。我没动。不料他说："把外套脱了，屋里热。"
一个人开始训话，叫他E吧。E也有可能是ABCD中的一个，但无法证实。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你们是谁？干什么的？"我大声反问。
"我们市局的。不是黑社会，你放心吧。"
"你们有证件吗？"
"现在不是时候，需要的时候会给你看的。"
我的左手腕被他们掰得很痛，就不断地来回活动，像拳击选手上场前的准备动作。
"怎么，要打架啊？"E说。"再这样动，我们的枪走火了怎么办？""哥几个等你一天了，你要是再拱一拱火，能有你好受的吗？"
赤裸裸的暴力威胁。我突然想起，早晨岳母来的时候，说楼下有个可疑车辆，发动机开着。我想无非是昌平国保想在两会期间看一看我，例行公事，没什么好怕的。往下一看，不是那辆熟悉的桑塔纳，应该跟我没关系。原来就是这个作案工具！
我只是盯着他们看，不说话。站着，往上看顶棚，尽量不低头。房间里有两张桌子，几把椅子，窗帘严严地把窗户堵住。此外两盏灯，一个暖气片，别无他物。正前方的那盏灯，正对着我的眼睛，没点亮。我一下子想到上海访民说的"特提室"，我猜那东西很可能是强力灯光兼录像设备。不管怎样，这里不是宾馆也不是民宅，肯定是提讯室了；第二天趁他们开门的时候，我还看到走廊对面也有个几乎同样的审讯室。
"这里有这里的规矩，不如实回答，别怪我们不客气！"
我最担心的是家人。而且看了一下午书，又累又饿。我提出条件："让我回答问题可以，但我有两个条件，第一要给爱人打个电话，第二要吃饭。"
他们说，按照规矩电话不能打，但仍然可以考虑。又来训话。这伙人是洗脑专家，有极强的演说欲，可讲出来的东西都是些陈词滥调，思想贫乏，逻辑混乱。
一个多小时以后，一个人回来说，"电话不能打，但可以发个短信。你准备说什么啊？"
"我只想告诉她让她别担心。"
"你就写：在和朋友谈事儿。"
给我手机，我写道："老婆，别担心，照顾好孩子。在和朋友谈事儿。爱你的老公。"他们审查了一会儿，觉得不是在传达其他的信息，就让我发送了。时间是2月6日晚10：45。
她用不着判断是否是我本人发的，就可以知道，我已经"出事"了。因为我平时出来不会用"照顾好孩子"、"爱你的老公"这类词。这也正是我的用意。
又过了一个小时，他们拿来盒饭，让我吃。油麦菜已经凉了，不新鲜，也不够吃。F说，"吃吧，里边更素。""里边"指的是看守所。下一步是要送看守所。他们多次暗示，那里面日子更难过。
（二）
E说："判你个十年，等你出来成老头儿了，还能干什么呢？"
"别跟政府作对。我们把你饭辄弄没了，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饭辄就是工作、谋生方式。他们可以让你找不到工作、租不到房子。对入狱前和出狱后的一些思想犯，他们一直是这么做的。
E说：你在这儿的时间长着呢。一会让我这位同事给你宣布一下这里的纪律。F体格粗壮，三十多岁，后来知道他是看守人员的头儿。
"第一，早晨六点起床，进行操练。第二，警官进出要起立，喊警官好。第三，如实回答问题，声音要大。"
这个第二项，明摆着是要侵犯人的尊严。给这帮专门以思想自由为敌的秘密警察起立，真是没有天理了。
两个打手虎视眈眈的坐在我的两侧，随时准备动手。我得想办法消极抵抗。
我也知道，那个像探照灯似的东西， 一定同时对我进行全程录象。我尽量要在每一秒钟都保持平静和自信。
之后进来另外两个人：按照出场顺序，应该叫G、H。他们专门负责问话和做笔录，大概是预审处的。他们进来的时候我没有起立，E说，你是不是把规则忘了？我懒洋洋地站起来。但不说"警官好"。（后来我一直坚持不说，在他们出门的时候也不起立；在进门的时候，慢慢地作出要起立的样子，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立即表示可以坐下；有时候我在吃饭或写东西，就装做没看见他们进来，他们也没有表示反对。）
E、F都出去了，屋子里剩下G、H、我以及两个看守I 、J。看守共有I 、J、K、L、M、N六个，三班倒，24小时进行看守，寸步不离。吃饭、睡觉、上厕所、思考问题，总有两双眼睛在近距离逼视。一下子想起《1984》里的电幕。按我的理解，24小时严密看守，大概有三个目的：防止逃跑，防止自杀，另外就是汇报被看守人的一举一动，包括生活习惯、身体状况、心理状态、情绪变化，据说他们有专门的洗脑专家，通过这些细节来发现一个人的弱点，然后展开心理攻势，随时调整洗脑策略。不过大小便的时候旁边有人在不到一米的地方盯着，真的很滑稽，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小的侮辱。
G、H开始正式问话。G主要问，H主要记。问话中也掺杂着大段大段的"思想政治教育"。 6日晚的核心问题是：
你从农村考上北大，又拿到博士学位，现在又是大学教师，又是律师，也有不错的家庭，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呢？为什么专挑政府的毛病，还跑到海外去发表？为什么不通过正常的途径反映问题？政府做好事情的时候怎么不见你出来表扬？你眼中还有没有国家利益？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G说到在海外发表文章和爱国主义的时候，H好象有点激动，插话到："崇洋媚外，臭卖国贼。"我用蔑视的眼神盯着他，不说话。不过这些洗脑工作者也一样是洗脑教育的受害者，应该同情才对。
G还不错，不是毫无人性的那种。他说他自己的经历和我有相似之处：出身贫穷，1992年上大学，也经历了93 年申奥失败的场面，等等。他说，"你首先想到给老婆打电话，说明你还是有责任感的，这不错。但你有没有想过多给国家负些责任？西方人本来就不了解中国，你又专挑黑暗面讲，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成什么了？"（另外一些时候他们的逻辑是刚好相反的。"什么民主，什么维权，你还是多为自己家庭想想，你进了监狱，老婆孩子怎么办？"）
等他们全说完，我开始讲："我从小在贫穷的农村长大，对底层民众的生活很了解。上大学学了法律之后，更加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也理解到政治法律制度的缺陷乃是人民受苦的根源。孙志刚事件之后，我逐渐成为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我觉得更有责任作些具体的事情去推动法治的进步；我是法律学者，是兼职律师，我觉得必须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说真话，做一个真实的人，这是最起码的。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说真话也有风险；而我觉得这种风险应该更多地由有名气、有知识、有资源的人承担，而不是让那些最无助、最悲惨的人去承担。
"我在一些文章和一些场合也肯定了人权方面取得的进步；虽然我认为这种进步主要由民间付出了不少代价争取来的，但我也不否认体制内的人也做出过努力。做为独立知识分子，我绝不会做歌德派，一味歌颂赞美，拍马屁；我觉得，政府只要作一点儿好事，有一点儿成就，就会有大批大批的文人、记者、学者去歌功颂德，绝不缺我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就是要找毛病的，即使在一个制度不错的社会里，也永远有各种弊病。
"作为父亲和丈夫，我同样负有对家庭成员的责任。社会责任、家庭责任，一个都不能放弃；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作着艰难的平衡。我当然不愿意进监狱，但决不害怕进监狱。"
他们拼命地想把我的文章靠上105条第2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我说："我爱国，爱人民，从来如此，也不会改变。我觉得，指出我们国家、政府的缺点错误，积极地帮她改正，这是一种更深沉的热爱。忠言逆耳，隐瞒和欺骗只能害了她。由于专业分工的不同，知识分子最有可能知道制度上的弊端，知而不言才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我对祖国如此热爱，怎么可能去煽动别人推翻国家政权？我专门研究法律，代理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我很清楚我的文章不可能构成犯罪。"
（三）
凌晨两点多，他们才让我睡觉。（2008年1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对我审讯，持续到半夜12点，由于当天早晨不到5点就起床，晚上11点时我已经受不了了，不断地说"我困、我困"，笔录是在那种情况下做的。）他们从外边搬来一张床垫子，我倒头便睡。不允许熄灯，两个看守坐在椅子上看着；他们比我更不自由。
还好，他们没有在早晨六点叫醒我。不知道几点我睡醒了，看到看守困倦的样子，我说，你们辛苦了。完全没有挖苦，只是觉得心疼。他们既是看守，又是打手；但他们在剥夺别人自由的时候自己也失去了自由；他们在殴打别人的时候，自己的人性何尝没有受到摧残？
叠好被子，洗脸，吃早饭，等着他们继续问。
7日上午问话的也是G、H。他们拿着打印好的我的一些文章和采访，共有15篇左右，包括《奥运前的中国真相》、《我们不能坐等美好的社会到来》、《抓捕胡佳意味着什么？》、《关于<奥运前的中国真相>一文的说明》、《后极权时代的公民美德与公民责任》等等。有一些句子下面划了线，显然这些是他们认为"出格"的地方。一页一页地让我签字，逐字逐句地问。
G说了一段话，大意是，在我面前有两条路，可能进入司法程序——刑拘、逮捕、审判、判刑；另一条路是态度好一点，争取宽大处理，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出去了。他对我印象不错，说我人品很好，是高级知识分子，是国家需要的人才。有意味的是，他离开之前，用一种近乎恳求的语调对我说，"滕彪，你就违心地说两句认错的话吧，算我求你了。"他既是为了我好：有个好的态度，可以从轻发落；同时，在笔录上如果反映不出来我的"思想转化"，恐怕他也过不了关。
在里边呆的时间越长，我对这个制度就越憎恨，同时却对这个制度的执行者就越同情。一些人失去自由是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由，同时也是为了那些剥夺他们自由的人的自由。哈维尔讲过这样的话：极权制度下，没有人仅仅是受害者，而不同时是(或多或少的)同谋。换言之，也没有一个施害者不同时是受害者。比如，面前这些只能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没有权利分辨善恶的人。他们一定有各自的难处、尴尬和痛苦。
只剩H一个人做笔录。两个看守。我。参与这样一幅画面我觉得有些尴尬。这是21世纪，一些中国人在真真假假地帮另一个中国人洗脑。想起《窃听风暴》里的那位作家，自己的生活感动甚至改变了那个在暗中的监视者。从这些人的问话中了解到，他们仔细看了我写的所有文字；我觉得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文字还是没有白费心血；为了这一批认真的特殊读者，我也不应该停止写作，还要努力写出更好的东西来。
大约下午两点，H问完了出去，我可以歇一会儿了。
在没有询问人员在场的时候，他们也很可能对我进行全程录象，我得让他们知道我的内心是非常宁静而坦荡的；没有恐惧和慌乱，没有沮丧和懊悔，没有投降作交易的可能性。监狱可以囚禁人的身躯，却无法锁住灵魂的高贵。我闭目养神，轻轻地吟诵我会背的唐诗宋词，从五言到七言，从《将进酒》到《春江花月夜》；静静地回忆着我最心醉的音乐旋律，从贝多芬的《命运》到莫扎特的《G大调第13小夜曲》。
昨天梦见我从北大41号楼偷偷溜出来，给爱人打电话；电话里说自己被看管着，必须设法出去。昼有所思，夜有所梦。我太想打那个电话了。——41号楼是我读本科时住的地方，也许今天的囚禁象征着我上北大以后的必然宿命？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我开始睁眼看世界、开始听见自己内心的召唤以后的必然宿命……
想家。想孩子。巧儿到姥姥家已经两天了，正好我这两天工作忙，没去看她。昨晚给妻子打电话就是要和她一起去接女儿。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一个月，一年，三年？虽然这些家伙威胁可能十年，但我觉得不可能。五年是个杠儿，凭我这几篇东西，过不了五年那个杠儿。不能以李元龙四篇文章判两年那个标准，那是近年来以"煽动罪"入狱的作家中"单价"最高的。何况外界的声援也许会让刑期打个八折……
很多话想和爱人说。用心做了首诗，用脑子把它记住。下午要了一支笔，把它写出来，就叫《狱中致爱人》吧。诗被看守搜走了，但愿他们把它当成文学作品，而不是藏头诗或政治檄文。
现在我面对狱中的墙壁
为你作一首情诗，我的爱人
今夜，星星依旧在寒寂的夜空闪烁
萤火虫仍在低矮的草丛间时现时隐
请告诉我们的孩子，这次来不及
和她告别，爸爸就要出趟远门
请你每天在她入睡之前
和醒来之后，给她暖暖的一吻
请带孩子去摸一摸栅栏下的车前子
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如果她能注意到叶片上的露珠儿
她就会感到我的爱是多么深沉
请在给丁香浇水之后弹一曲渔舟唱晚
相信我能够听到，我的爱人
请照顾那些沉默而快乐的金鱼
那沉默里隐藏着我丰富而动荡的青春
我正行走在一条崎岖颠簸的路上
但我未曾停止过歌唱，我的爱人
路边的柳叶缓缓地变换着颜色
风中隐隐传来远方化雪的声音
一切声音都在安静里面，这里的夜晚简单至极
请你在想起我的时候不要叹息，我的爱人
我的痛苦之河与喜悦之河已经溶汇
它们曾经长久地穿越我的肉身
在一场濛濛细雨结束之前
我会再次回到你的身边，我的爱人
在雨中，在雨中我怎能擦尽你的泪水
——用我已经得救的灵魂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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