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战，泱泱大国败于日本小国，这一结局带来的震撼大大超过了鸦片战争，全国上下的读书人痛心疾首。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变法维新的呼吁才渐成社会的主调。
4月17日，清廷派李鸿章与日本签订又是割地又是赔款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地举子尤其受到强烈的震撼，康有为夜不成寐，文不加点，一气呵成，起草了长达一万四千言的上皇帝书，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上清帝第二书》，提出了"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等政治主张。5月2日，他召集十八省举人在北京松筠庵集会，有1300多人在他起草的万言书上签字。"公车"为入京应试的举人代称，故史称"公车上书"。然而，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传来了《马关条约》已经签字的消息，结果有半数人心灰意冷，撤回了签名，最后只剩下603人，而都察院则以朝廷已在条约上签字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这一上书。所以，康有为所发动的大规模的"公车上书"实际上未成。
不过那段时间的"公车上书"并没有断过，5月2日都察院代呈的原折中就有"公车"。5月3日、5日、9日，"公车上书"仍然不断。天津《直报》以"同深义愤"、"各抒义愤"等为题多次报道了这些消息。这份报纸以发表思想家严复呼吁变法的一系列文章而引人注目，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中西的差别在于"自由不自由异耳"，并响亮地喊出了"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的命题。这些振聋发聩的观点早已载入近代思想史册。相隔一个多世纪，史学家袁伟时还誉之为"石破天惊"的箴言。
康有为起草的"公车上书"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呼声，虽然上书不成，但上海的《申报》等报纸纷纷刊载了其中的内容，一个月后《公车上书记》专书也由上海石印书局刊行于世，未能"上达天听"的"公车上书"的影响因此而遍及全国。
康有为等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和上海的《万国公报》同名并不是一个巧合，而是有意的选择。其时《万国公报》的影响已深入中上层阶级，康有为想借助它的光环，不少文章也是直接从后者转载的。报纸由梁启超、麦孟华编辑，隔日一期，随《京报》、《宫门抄》之类的官报免费赠阅，还要给报贩送酬金，这是梁启超所说的"沿门丐阅时代"，读者对象都是王公大臣、达官贵人，一般发行一两千份，最多时要送出300份。梁启超自称"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称为"论说"，这是他介入的第一份报纸，也是他以言论影响中国的最初尝试。
过了四个月，《万国公报》在出至45期后，经李提摩太建议，为"免两相混淆"，改名为《中外纪闻》继续出版，赠阅也改为订阅，并作为成立不久的维新团体北京强学会的机关报。和以往的报纸不同，《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完全是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喉舌，并不像一般报纸只有报道新闻、传播新知等功能，可以看作是近代政党报纸的先声。
［记事］
1月16日，德国人汉纳根在天津创办《直报》，曾发表严复的《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等文。
8月17日，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12月16日起改名为《中外纪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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